伊剑萍 伊剑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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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大炮守城策略和中国火器发展的认识误区 作者: 杜车别  一、大炮守城策略的错误和明朝时期中外火器发展的不同需要   袁崇焕一直挂在嘴边的就是“凭坚城,用大炮”,宁远之战尝到甜头后,对此更是乐此不疲。其战略之错误,正文中已经分析透彻。 这里单说纯技术的问题,就守城本身而言,用红夷大炮真的是有必要么? 中国古代战争史上,守城成功的战例数不胜数,明朝开国时期就有朱元璋的侄子朱文正面对陈友谅六十万大军守城三个月的洪都保卫战。如果面对努尔哈赤冷兵器为主的军队一定要用红衣大炮才能守住的话,那只能说守城者本身的能力是有问题的(更何况守宁远才两天)。 明方把当时威力最大的红衣大炮用于和后金作战,许多人津津乐道,说是如何明智的举措。但事实多半恰恰相反,这本身就是一个方向性的错误。 红衣大炮对攻城的作用远远大于守城。对守城来说,在对方没有重型火炮的情况下,只要布置得当,不用大炮也完全是能够守住的。而对攻城来说,一旦有了威力惊人的大炮,原先看来无法攻克的城池,现在却能攻克了。 这一点金人也很清楚的,天聪七年,祝世昌给皇太极的一份奏疏里说: “自古攻守,全用火器,如鸟枪、三眼枪、百子铳、佛郎机、二将军、三将军、发炮之类,用之城上防守极好。若攻打城池,必须红衣大炮”[1] 明末有名江阴守城八十日,最后清军还是依靠大炮的威力才攻入城内的,若非如此,江阴守的决不仅仅是八十日。 更扩而大之的说,没有大炮,整个南方清军都未必能打下来。清军下南方第一道重要关口,扬州城之所以被轻易攻破,固然和史可法的无能昏聩有关,但和红夷大炮的使用也密不可分。李清的南渡录中说: “扬州城颇坚,督辅可法在焉。北兵从西北隅以大炮击破,遂入城。死者甚众,肇基当破处抗敌,力杀数人,无继者,遂见杀。”[2] 这里关键的一个问题是:火器是应战争的需要而产生,也是因为战争的刺激而发展。明代中国和欧洲不一样,战争环境不一样,面临的对手也不一样。 明朝面对的主要敌人是文明程度远比自己落后的北方游牧狩猎民族,作战的需要也主要是野战和守城,而不是攻城和海战。而且在对方文明程度远远落后于自己的情况下,自己不使用某种火器,对方也根本没有渠道来知晓运用这个火器。 而西方当时的战争是处于同一文明等级的不同国家之间的作战,大家都是农耕定居民族,都要攻克堡垒,打攻坚城,也都需要海上炮战,不同国家你追我赶。 这种情况导致明朝需要着重发展的火器和西方需要着重发展的火器完全是不同类型的。 明朝需要的是那种轻便灵活,容易运输,便于制造,适合防守,利于野战,不过度追求精确度和对坚固目标的摧毁能力,而是杀伤面积大,震慑效果强,对人畜影响大的火器,这样抵消北方骑兵和弓箭的优势。而西方由于攻城和海战的需要,着重发展的火器是对坚固物体摧毁力巨大,射程远,准确度高的大炮。 所以明朝中国在引入红衣大炮之前,火器发展的重点主要是炸弹,地雷,水雷,大面积发射的火箭,火枪,小型火炮,多管火枪,毒气弹,烟雾弹等等。尤其明代在炸弹、地雷、火箭、多管火枪等方面的设计制造,技术之精密复杂,想象力之丰富,种类之繁多,完全可以笑傲当时的西方,有些方面甚至是遥遥领先。 《世界火器史》一书中说: “从14世纪80年代到17世纪初,世界上出现了两个军事变革中心:一个是以中国明朝为中心的东方军事变革中心;另一个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西方军事变革中心”[3] 虽然其后文又重弹中国军事变革是巩固封建统治,西方就是推翻封建统治的滥调,但就技术上而论,中国明朝本身是在以火器为核心的军事变革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明代中国在火器研发上的创造力、想象力和整个社会对此的空前高涨的热情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另外在《中国古代火药火器史研究》中说 “(到了明代)已经创始的各类火器在战争中不断改进,品种增多,质量提高,尤其是金属管形设计火器,获得突出发展,各种形制的枪、炮进步扩大生产和装备部队,形成了中国古代火器发展的高潮”[4] 明朝时期,中西方的火器在面临不同的战争环境,根据各自不同的需要,沿着不同的道路向前发展,各擅胜场。 本来历史的轨道就应该是,在双方火器满足了各自的需要之后,中西方再碰撞在一起,逐渐合流,互通有无,取长补短,最后殊途同归。 但合流的同时,也需要理性审慎的选择,否则就会产生不利的后果。如果说在嘉靖时期,对佛郎机的引入仿制,产生了积极有益的结果。那么在明末,对红夷大炮的引入和改进研制,就产生了消极的后果了。 明人在技术上开放自由的心态虽然令人称赞,但在政府财政紧缺的情况下,在并不是最贴合自己需要的火器上投入了过多的人力物力,忽略了本土火器传统优势的发挥,只能是帮敌人的忙,这不得不说是历史的吊诡了。   二、明代中国火器发展的一些基本情况   为了把问题说得更清楚,我们有必要对明代火器发展的基本情况介绍一下。 对火器发展最大刺激就是战争,明代开国之后到嘉靖以前,除了少数时间,大部分时期都处于和平状态,这使得火器发展相对缓慢。 而在欧洲,从14世纪到17世纪,战争没有间断过,宗教战争,玫瑰战争,英法百年战争,欧洲三十年战争,英国西班牙争夺海上霸权的战争、战争最能刺激军事技术的发展,而且西方的当时的战争是同等级文明形态的国家之间的战争,破坏小而对军事技术发展的刺激大。 这种军事技术的进步并不是建立在社会本身发展程度比明朝先进的基础上,更不是建立在经济文化比明朝的领先的基础上。所以只要一和明朝接触,明朝就能立刻吸收引进其技术,并独立研制开发,直至反超。 明代不象清朝一样保守自大、封闭僵化,始终抱着开放的和积极进取的精神。战争对武器发展的刺激小,并不意味着明代的君臣就放松了这方面的警惕心理和前瞻意识。 当时中国和西方殖民强盗多次小规模交锋,屡屡击败对手,但没有因此对之不屑一顾、麻痹大意。这才有了嘉靖时期汪鋐缴获葡萄牙人使用佛郎机,上疏建议大规模仿制和改进并装备部队。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清朝的乾隆皇帝,英国人主动把当时最先进的火器当成礼物送来,结果仅仅被其当成自己的个人玩物,封锁在深宫之内。, 有些人因为明代积极引进西方火器,就说看呀,明代的科技发展也停滞落后,否则为什么要引进呢? 这些人其实和清朝统治者的愚昧心态如出一辙,以狭隘封闭自大为荣,认为什么东西都是自己的最好,一旦要引进其他国家的先进事物,那就是落后的标志,就是一种耻辱不光彩的行径。幸好明代的知识分子和君臣没有这种愚昧狭隘的心态。 还有些人则是嗤之以鼻的说,明代引进西方火器有什么了不起,清末不是照样有洋务运动? 可惜这些人忘了,清末的洋务运动是清朝统治者被洋人打的屁滚尿流、哭爹喊娘,被洋人骑在头上拉屎撒尿、任意欺凌,在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之后才进行的。明代引进西方技术则是在国势强盛,自己打败对方之后,还要去主动积极的学习引进。区别就在这里! 随着明朝中晚期,战争开始频繁化,战争对火器的发展刺激也随之加大,火器发展已经明显呈现出有自己特色的一条道路,也是更适合自己需要的一条道路,和西方相比只能说各有所长,而不能说谁更先进。但不幸的是这条道路却被过于盲目的追求类似西洋大炮的威力所打断了。 下面内容主要是摘录自王兆春著的《中国火器史》(其中水雷部分,引用了其他一些杂志上的文章介绍),内容简略缩写了一下,为避免繁琐,凡是《中国火器史》的部分,不再逐句给出参考文献注释了 1、炸弹类火器世界领先   (1)、地雷   采用机械自动发火装置的真正意义上的地雷是明代中国人发明的(早期的原始地雷或可追溯到宋代中国),并且地雷的种类和发达程度领先西方不少。 毛文龙在对后金作战中,就非常强调地雷的巨大作用。他的塘报中屡屡可见用地雷对后金军队重大杀伤的记载,而且他在给朝廷的上疏中也反复建议一定要重视地雷的应用。 王兆春著的《中国火器史》中介绍,地雷是明代嘉靖时期的著名官员曾铣发明的(有些地方包括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里说,在明代初期1413年焦玉的《火龙经》里有机械发火装置的地雷,但实则《火龙经》当系嘉靖以后的明人之伪作,假托明初而成)
哪些宣称命运之神眷恋满清的得注意了明虽较背运但还未被完全抛弃 只是民潮思变的明人在走运时不懂得珍惜在倒霉时的那些逼利而已: 1.大家可知“自成吉思汗以来最杰出的军事家-奴尔哈赤”有个克星,叫熊廷弼,他还能深受皇帝信用;在这之前,被明神宗所重用的李如松也丝毫不比奴尔哈赤差。 2.继熊廷弼后还有毛文龙,他虽被天启、崇祯所信任,但依旧被朝廷所攻击,那局面令奴尔哈赤都替他深感不值,劝他的放弃“主幼臣暗”的大明投靠自己;最后拒绝做汉奸的他,被颂作“民族英雄”的袁崇焕给谋杀了,皇太极闻讯后摆酒兴祝!虽在己巳之变这立竿见影的结果中,他才为明人所认识到,但直到今天还被袁的拥趸所污蔑。 3.或者你会骂说清帝个顶个的强、但明君则比不了了……我在苦笑中无奈地想起了有关皇太极的作品,那些颂文抛开媚词后,我一点也看不出他有什么本事“不比唐太宗差”;还有,率领新生政权的他终生也斗不过统治早已内忧外患了的大明的朱由检而只能在辽东折腾,评价怎么就能高出崇祯那么多?要以成败论英雄,崇祯帝也能胜过清太宗——所以辫子戏才会美化成:为了汉人着想才到死也不愿入关 4..无论弘光帝还是鲁王、唐王、桂王,他们统统不比少年天子顺治差(所以才有话称:假如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取代康王的位置也能让大宋再度收复河山);如果你要说他有多尔衮的话,恐怕史可法+马士英合起来也不比他次,只不过是因党争原因而没法合作而已;至于所谓的名将问题,想一想李定国的“明末第一名将”的地位吧,还有海上蛟龙郑成功 ……5……
千古奇冤:熊廷弼 阮景东   辽东问题一直是帝国一个很棘手问题,辽东自古以来控制不易,也就是从宋代棉花技术引进后,有了穿棉衣的士兵才使得控制这一地区成为可能。明王朝控制辽东达200多年,已实属不易,但这是建立在东北少数民族虚弱的基础上,一旦有人统一了他们的各个部落,那么对方就会迅速强大起来,这时候要想继续控制辽东已不可能,最实际的办法是退到关内来,减少人力、物力的消耗。   事实证明,万历最大的优点是识人能力,他知道熊廷弼是解决辽东问题最适当的人选,如果再给万历十年的时间,他是能够解决辽东问题。熊廷弼也意识到此刻的明军根本不是后金军的对手,那么现实的办法就是固守,实行坚壁清野策略,并派小股部队出边骚扰,以此削弱后金的力量。   所以当熊廷弼来到辽东后,努尔哈赤两次进攻沈阳都被击退,此后再也不敢动了。但熊廷弼脾气暴躁,好骂人,为此得罪了不少同僚,再加上举朝皆想迅速扑灭努尔哈赤,对熊廷弼一意固守的策略不理解,眼看熊廷弼几个月没动静,一些按奈不住的御史开始弹劾熊廷弼“一意坐守,空耗银饷”,而刚上台的天启虽然于军事上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但是对于前线并不了解,尤其是对熊廷弼不了解。就这样,朱由校将熊廷弼罢免,换上袁应泰任辽东经略。   袁应泰主政辽东后开始放弃熊廷弼主守的战略,开始主攻,而且袁应泰治军不严,导致纪律涣散。天启元年,沈阳、辽阳相继陷落,袁应泰自杀,此刻,帝国在辽东只剩广宁可守。   事实上,在这种局面下,直接将辽东放弃即可,因为山海关的防守效率高,可以节约防守成本,但根本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天启大概也意识到辽东的陷落跟罢免熊廷弼有关,于是重新启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与此同时,又任命王化贞为辽东巡抚。   熊廷弼抵京后便提出三方布置策略:以广宁作为一路;山海关作为一路;登莱、天津的海路作为一路。天启同意了熊廷弼的三方布置策略,便让熊廷弼挂兵部尚书、左副都御史衔,驻山海关,经略辽东。由于王化贞在朝中有东林党支持,加上此时朝廷政策仍然是主攻,所以虽任命熊廷弼为经略,但实际上熊廷弼已被架空,辽东的局势完全由王化贞掌控,兵部尚书张鹤鸣和王化贞之间的奏疏来往完全绕过熊廷弼。   王化贞犯了跟袁应泰一样的毛病,那就是轻敌冒进,将兵力分散化布置,当金军进攻的时候不是凭城固守,而是把主力拉到外线去。天启二年正月,广宁失陷,王化贞随着逃亡的军士逃出了广宁城,此刻,整个辽东再也无险可守。逃到后方的王化贞见到熊廷弼,他请求和熊廷弼一起守宁远和前屯,但此时的熊廷弼却显得十分开心,因为经过近一年的争论,事实证明他的主张是正确的,但熊廷弼也明白此时大局已经不可挽回,目前要做的就是将士兵和辽民尽皆迁入关内,将辽西变成一片焦土。   熊廷弼虽然有自己的想法,但朝廷上下还是奉行“保有疆土”的原则,熊廷弼如此主动将辽西放弃,自然和王化贞一起被下狱。本来朱由校对王化贞打算重判,对熊廷弼轻判,但随后发生的一些事情完全改变了这种情况。   东林党是支持王化贞的,但当他们看到广宁失陷完全是王化贞的责任的时候,他们便丢弃了王化贞,转而来保熊廷弼。而熊廷弼也让自己的家人给东林党人汪文言送钱,作为营救他出狱的活动经费,东林党的人收了这笔钱,这件事情在京城传的沸沸扬扬,人所尽知。也就是因为这个事,魏忠贤劝皇帝丢弃熊廷弼作为将来打击东林党的一颗棋子,只有将熊廷弼判死,才能将东林党往接受死囚贿赂上靠,此时的熊廷弼已经完全沦为党争的棋子。辽东局势已经无可挽回,熊廷弼冤屈与否已经不重要,为了获取更大的目的,这些政治家们什么都可以舍去。   天启二年四月,熊廷弼和王化贞一起被判死,但一直到天启五年,朱由校杀了杨涟等六人后,才将熊廷弼处死,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位年轻的皇帝和他的爪牙们从天启二年就已经开始了布局。
满清对程朱理学的阉割与歪曲 ——作者(杜车别) 所谓的程朱理学在宋朝一直处于被打压的状态,声势再浩大也在朝廷上专断不了,只能与其他学派齐驱并驾,并没有成为统治者所谓愚民的工具,宋神宗年间一直是王氏新学占主导,到了元佑倒是提拔了一些程氏洛学的门生,但主将司马光却是保守派的朔学人物,他死后朝廷上是三足鼎立,朔学、洛学、蜀学互争机辩,但宋哲宗掌握大权以后程氏理学就远没有新学地位之重了。 再到南宋高宗,秦桧擅政,与理学人物若即若离,孝宗时期百家争鸣,朝堂之上新学理学并存,而孝宗却有意宣扬没落的苏氏蜀学。接下来的韩侂胄专政为了打击异己分子更是在朝堂之上公然取笑朱熹,大行庆元党禁,把信奉道统理学的士大夫驱逐外放,反理学成了他树立个人威望的途径,郁郁不得志的朱熹只能在民间著书立说、招致门生,即使如此往往有诸如陈亮的功利学派、陆九渊的心学与之争锋相对,而唐仲友、吕祖谦等人也只是兼收并蓄,吸纳理学而从不照搬,以后的史弥远时期虽然反韩复理,把一些理学大师真德秀、魏了翁等引荐入朝,不过是为了笼络士大夫,完全没有让权的意思,史弥远只是一心弄权营私,一旦理学人士反对他,他仍会毫不留情地革饬罢官,直到宋理宗当政以后无力救国,而重整从祀孔庙之事,黜安石,入朱熹,至此朝廷为理学确立官方正统地位,但朝堂之上贾似道擅权,理学人士依然抬不起头,只能继续在民间发展,不久之后南宋灭亡,所谓宋统治者利用程朱理学愚民箍道,限制人民思想解放只是一派胡言。
请问什么叫文笔?但在武侠内——文笔好坏真的需要解释么!(挠头) 其实文笔这种说法,因《文心雕龙》而滥觞,便用来泛指各种文体,用于文评的需要。也有文和笔分开说的,以有韵无韵区分,没有太大意义。 现代的文笔评价,应该是来源于西方文学理论,但是武侠比较奇葩,是以古典文学自居的,好像也与西方文学理论推崇的现代文学联系不在一起。 文笔好坏,对于读者来说,就是感于心,根据自己的阅读习惯,能够感觉到作品与众不同的地方,但是前提在于作品能够被看懂,否则就是坏文笔。从这个角度说,取决于读者群的阅读修养,必须看到,随着白话文的推广和现代文学占领了主要的教材内容,读者向白的倾向是不可逆转的,这是大陆武侠的困境之一。 从作者来说,就是一个固化表达能力的问题。 首先在于言之有心,就是表达的东西一定要围绕中心思想,让读者始终都在为作品脉动,感受到作者想要转导的正能量(当然一定要写黑暗面也是一种文体,但不要思绪偏离,影响到读者的感动)所有文学要素,都要发动起来,为这个灵魂服务 其次是言之有理,故事情节要经得起推敲,不要露出破绽。 再次是言之有疑,有一定的伏笔,让读者往下看,这要与第二点配合。 再次是言之有趣,如果是长篇,一下要适当地应用幽默,不要把读者的神经绷死了。 最后是言之有物,采用什么样的表达方式,能够具体地向读者解释自己描述的内容,为以上四点服务,这被人当成文笑,其实是最次要,但也是最难的,因为大多数作者都会有一个表达方式固化的问题,像古龙写五百万字后才形成自己文学风格,之前写的,很多被认为仿金庸,而之后写的,想再仿都难了。对于一个真的作者,必须要把前面四个方面打下足够的基础,包括世界观、方法论、生活态度、文学理论打结实了,然后再静下心来,专门打磨最后一项。 办法很简单,就是修改,从前四项出发,寻找最合适的表达方式,不断修改,到无法再修改为止,多修改几次,就能形成自己稳定的文笔,只要认真,有三四十万字的成品应该就能做到了。 当然有些人自诩文笔无二,改不过来了。那就必须想想怎么用这么好的文笔写出合适的作品,那就需要反推前四项,让他们配合自己的文笔,比如朴素的表达方式,会适合写农村提材,社会底层黑社会。傲娇的,适合写女侠,大气的,写历史军事,干巴的,写杀手,狠辣的,就是古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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