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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有如渡过一重大海,我们相遇在这同一的狭船里。死时,我们同登彼岸,又向不同的世界各奔前程。——泰戈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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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我在《读者》2012年第18期 作者:张晓风   记得是小学三年级,偶然生病,不能去上学,于是抱膝坐在床上,望着窗外寂寂青山、迟迟春日,心里竟有一份巨大至今犹不能忘的凄凉。当时因为小,无法对自己说清楚那番因由,但那份痛,却是记得的。   为什么痛呢?现在才懂,只因你知道,你的好朋友都在,而你偏不在,于是你痴痴地想,他们此刻在操场上追追打打吗?他们在教室里挨骂吗?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啊?不管是好是歹,我想跟他们在一起啊!一起挨骂挨打都是好的啊!   于是,开始喜欢点名,大清早,大家都坐得好好的,小脸还没有开始脏,小手还没有汗湿,老师说:“XXX”   “在!”   正经而清脆,仿佛不是回答老师,而是回答宇宙乾坤,告诉天地,告诉历史,说,有一个孩子“在”这里。   回答“在”字,对我而言总是一种饱满的幸福。   然后,长大了,不必被点名了,却迷上旅行。每到山水胜处,总想举起手来,像那个老是睁着好奇圆眼的孩子,回一声:“我在。”   “我在”和“某某到此一游”不同,后者张狂跋扈,而说“我在”的仍是个清晨去上学的孩子,高高兴兴地回答长者的问题。   其实人与人之间,或为亲情或为友情或为爱情,哪一种亲密的情谊不能基于我在这里,刚好你也在这里的前提?一切的爱,不就是“同在”的缘分吗?就连神明,其所以神明,也无非由于“昔在、今在、恒在”,以及“无所不在”的特质。而身为一个人,我对自已“只能出现于这个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感到另一种可贵,仿佛我是拼图板上扭曲奇特的一块小形状,单独看,毫无意义,及至恰恰嵌在适当的时空,却也是不可少的一块。天神的存在是无始无终的无限,而我是此时此际此山此水中的有情和有觉。   读书,也是一种“在”。   有一年,到图书馆去,翻一本《春在堂笔记》,那是俞樾先生的集子,红绸精装的封面,打开封底一看,竟然从来也没人借阅过,真是“古来圣贤皆寂寞”啊!心念一动,便把书借回家去。书在,春在,但也要读者在才行啊!我的读书生涯竟像某些人玩“碟仙”,仿佛面对作者的精魄。对我而言,李贺是随召而至的,悲哀悼亡的时刻,我会说:“我在这里,来给我念那首《苦昼短》吧!念‘吾不识青天高,黄地厚,唯见月寒日暖,来煎人寿’。”读那首韦应物的《调笑令》的时候,我会轻轻地念:“胡马胡马,远放燕支山下。跑沙跑雪独嘶,东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觉得自己就是那从唐朝一直狂驰至今不停的战马,不,也许不是马,只是一股激情,被美所迷,被莽莽黄沙和胭脂红的落日所震慑,因而心绪万千,激情不知所止。   看书的时候,书上总有绰绰人影,其中有我,我总在那里。   《旧约·创世纪》里,堕落后的亚当在凉风乍至的伊甸园把自己藏匿起来。上帝说:“亚当,你在哪里?”   他噤而不答。   如果是我,我会走出,说:“上帝,我在,我在这里,请你看着我,我在这里。不比一个凡人好,也不比一个凡人坏,我有我的逊顺祥和,也有我的叛逆凶戾,我在我无限的求真求美的梦里,也在我脆弱不堪一击的人性里。上帝啊,俯察我,我在这里。”   “我在”,意思是说我出席了,在生命的大教室里。   几年前,我在山里说过的一句话容许我再说一遍,作为终响:“树在。山在。大地在。岁月在。我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一一树木生长,风说了算《读者》2012年第17期 作者:海生   一棵树长到一定高度就开始分叉,长出几根枝丫来,每根枝丫又继续分叉成几条小枝丫,小枝丫上又长出小树枝,最后直到每根小树枝上都挂满了一片片叶子……树木的这种倒锥形生长方式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不陌生,但恐怕很少有人注意到:一棵树在任何一个高度,其所有树枝的截面积之和是不变的。这一现象是15世纪意大利画家达·芬奇首先观察到的,但一直没有人解释为什么树木要这样生长,直到最近科学家才给出一个解答。   几乎所有种类的树木都遵从这一生长规律,后来一些计算机图形学家甚至利用这一点来绘制通过计算机自动生成的树。这条规律也相当于告诉我们,一棵树不论其上部枝丫如何多、如何复杂,但其在任何一个高度,它实际的粗细总保持不变。这就带来一个便利,当估算一棵树实际占有的体积时,我们只要在树的根部量出它的截面积,再乘以它的高度就可以了。   倘若用数学的语言来表达,这条规律可以这样来表述:在某个分叉点,假设一根主干分叉出n条枝来,主干的直径是D,各枝的直径是di(i=1,2,……n),那么,D2等于所有di2之和。不过,对于现实中的树来说,指数并不始终都是2,根据不同树种的几何形状,一般在1.8到2.3之间浮动。经过这样的修正,这个达·芬奇公式对几乎所有的树种都适用。   植物学家原先猜测达·芬奇所观察到的这一现象可能跟植物把水分从根部抽吸到高处的树叶这一过程有关,也许从下到上,只有运输水分的纤维管截面积相等,才能保证水分能浇灌到每一片叶子。   但最近一位法国流体力学专家对这一解释起了怀疑,他认为这跟水分的运输没关系,而是跟风力对树叶的作用有关。   他的这一解释理解起来可没有那么直观,因为他是通过计算机模拟得到的。让我们来看看他是如何得出这一结论的。   他先遵循分形的原则通过计算机生成一棵虚拟的树,所谓“分形原则”就是:始终让树的每一个细节与整体保持相似,比如说在第一个分叉点上有三个分枝,三个分枝相对主干有三个伸展角度,那么以后在任何分叉点上都只有三个分枝,而且相对主干的伸展角度与原先的保持一致。   然后他在计算机上模拟风吹树叶,看看这些树枝在何种条件下最不容易被风刮断。他发现,当把树的主干和分枝之间的关系调整到符合达·芬奇公式时,这些树枝是最不容易被刮断的。   所以,尽管世界上的树木有成千上万,但它们为了抵御风的摧折,却遵循着同样一条简洁的规律,即达·芬奇公式。
一一站着常思王国维《读者》2012年第17期 作者:王波   第一次知道王国维这个名字,是因为他在考场上绊了我一下。语文考卷里一道填空题,要求填《人间词话》的作者。   对于小县城的高三理科生我来说,无论是《人间词话》还是王国维,都属于知识的盲点。“国学大师”、“清华四大导师”等名号,更是闻所未闻,远不如我眼前的江边流水和天上浮云真切。在这怪僻的考题面前,我跌倒了,心里总抱怨出题的老师真是莫名其妙,把题出得这么偏。   很快,我就发现抱怨无济于事。这个叫王国维的人变本加厉,屡屡出现在语文考卷的阅读理解题里,大谈古今成大事者的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我一介乡野小青年,当时实在无法理解,这些我眼里潦倒文人的愁词怨调,怎么一转眼到他嘴里,就成了为人处世的大道理。看着试卷上的大红叉叉,我的内心一次又一次鄙夷地浮起四个字——“故弄玄虚”。   话虽如此,我还是硬着头皮啃下了老师指明要死记硬背的知识——“王国维,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因为老师一再强调,考场如战场。而我,只想考个高分。我第一次牢牢记住考卷上那个难缠的王国维,更像是一个遭遇过小挫折的高中生的功利性投机。   随着成为大学校园里的一名工科学生,不再有语文考试,我以为此生与王国维尘缘已尽。现实却再次戏弄了我。   2001年12月24日下午,我们师生十余人以考察的名义,在清华大学与十余名清华师生座谈后,集体参观清华校园。行至大礼堂和清华学堂,我不禁开始艳羡清华学生能有如此别致的校园。   当众人在“行胜于言”的日晷处轮番合影时,我去上厕所,不知不觉竟走到一座斑驳的石碑前。定睛一看,“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高三时痛苦背下的知识,这时派上了用场。怀着“不是冤家不聚首”的心情,我转到背面看碑文。   看至“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内心的好奇渐渐被沉重所代替;再至“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则差点儿让我陷入沉思。同伴的呼唤声,让我回过神来。但在抬脚离开石碑那一刻,我已经作出决定——进入这个校园求学。   当晚在饭店里欢度平安夜,嬉笑着与圣诞老人合影时,我始终因为下午临时作出的决定而心神不宁。人生的轨迹,也从此开始与以往的规划不同。   回校之后,我在清华招生网站上疯狂寻找喜欢的导师和专业,并选定目标。为一改自己不学无术的叛逆形象,甚至剪去齐肩长发,以示从良的决心。   更重要的是,那短短的碑文似乎唤醒了一颗浑浑噩噩的心,让我懵懵懂懂意识到,一味依赖并依附于所受的教育而缺乏独立思考的自由,外表上无论怎样叛逆,都是一种浅薄。   或许正是因为这种浅薄,我进入清华的初次努力失败了。师友劝我另走他路,但我内心执着地认为,我注定与清华有缘,不然不会无缘无故径直走到王国维纪念碑面前。我只是一再告诉他们,我要在跌倒的地方重新站起来。他们无不摇头叹息。   后来回顾当年的历程,自己才恍然明白,那所谓的“缘分”,不过是困境中所需要的一种心理暗示。对于一个固执的人,想要做成某件事情,哪怕再牵强,也会找到一个借口,苦苦坚持到底。年少无知的我,其实想登上的是清华这个舞台,却把与自己几乎毫无关系的王国维搭成了一级高高的台阶,一脚迈上去,便再也下不来。   不管怎样,这种牵强得近乎自欺欺人的想法,让我在筋疲力尽之际,在一次又一次跌倒之后,最终站了起来。   对那个从高中起折磨我多年的王国维,我至今心存感激。如果没有与他的“邂逅”,我可能永远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永远不会去思考“独立”和“自由”对于一个人意味着什么。于我而言,进清华前,王国维只是一个失落困顿之人寻求绝地逢生的隐秘而牵强的借口;从清华毕业离开时,他已经在我身上留下隐约而微妙的印记。几经权衡后,我决定做记者,因为内心深处想要一份有“独立精神”、可“自由思想”的工作。   至于能有怎样的工作和生活状态,自己并没有思考太多。直至2010年,电影《让子弹飞》中麻匪头子张麻子的一句话,戳中了我心窝,他说:“站着,把钱挣了!”在我眼里,这不过是对80多年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最具世俗气息的现实解释。不少人做记者,想要的可能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尽量独立而有尊严地活着。   然而,遗憾的是,人们往往无奈地发现,现实本身就是一个麻匪,悄然劫持了我们的人生,然后静待我们用青春的激情和余生的努力去积攒赎金,当我们步履维艰甚至匍匐着接近交易地点,结果,他撕票了。只剩下目瞪口呆的我们,站在那里喃喃自语:“说好的幸福呢?”   我们唯一可以安慰自己的,是虽然没有王国维那种勇气,投湖有尊严地死;但我们终归在挣扎和努力,尽力不曾苟且地活。   一晃10余年过去,我再也没有独自在他纪念碑前伫立,并反思自己在何种程度做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又是否有尊严地活着。倒是国家一再提出,“要让老百姓活得更有尊严”。   我想,若再去纪念碑前,我会告诉曾被我擅自用来做信念支撑的这位无辜先贤,我这些年,“钱,没怎么挣着,人,还勉强站着”。而只要站着,我便常会想起他。
一一鸟《读者》2012年第17期 作者:[挪威]阿澜·卢 宁 蒙译   另一个故事。   还是美好世界的故事。   发生在我出生之前。   我哥哥和我的父母当时在丹麦度假。他们在海边租了一套房子。   我不知道那年夏天我哥哥几岁。   但我想他应该很小。大概七岁。   他跑来跑去、在海里游泳还朝水里扔木棍和其他东西。   他一定很开心。   一天他发现一只受伤的小鸟。我相信是只小海鸥。它躺在那儿。飞不起来。   哥哥没有经历过病痛和死亡。   他很怜悯小鸟。他觉得它这样躺着又难受又孤单很可怜。他希望它能健康起来,它应该飞回亲友身边,开开心心地做海鸥们应该做的事情。   哥哥把小鸟捧在手里。他小心地把它带回别墅,放在一个垫了羊毛的纸盒子里。他喂它水和食物,还和它聊天。   小鸟是我哥哥早晨醒来时想到的第一件事,也是他睡觉前想着的最后一件。早晨他会跑出去看看小鸟怎么样,晚上他会和它道晚安并小心地抚摸它的翅膀。   哥哥喜欢上了小鸟。   小鸟的健康对哥哥来说变得非常重要。   我们的父母也希望小鸟能恢复健康。他们能看出哥哥对小鸟投入了多少感情。他们担心要是它死了他会伤心。   哥哥深信小鸟在一天一天好起来。他觉得能看出来。他一直以为它随时都会恢复,然后它就会飞回自由的怀抱。   但故事并不是这样发展的。   一天早晨,哥哥还在熟睡,爸爸发现小鸟死了。   他把它埋在屋外的空地里。   哥哥醒来后爸爸告诉他小鸟恢复了健康,已经飞走了。他说哥哥把它照顾得很好,对它很体贴,所以它就又好起来了。   无论是妈妈还是爸爸都不忍心说出小鸟以死的真相。   也许他们觉得哥哥早晚都会经历悲伤的事。他们要力所能及地保护他。   哥哥为了救小鸟已经尽了全力。   现在他知道它飞走了。   他很高兴。这种感觉真好,想着小鸟在别处,健健康康的。他曾经救助过它。   唯一让他遗憾的是,他没有说再见。   哥哥当时一定觉得世界特别美好。一切不全是徒劳的,有时候事情也不总是变坏,也会变好。   哥哥至今仍然以为海鸥恢复了健康。   从来没有人把真相告诉他。
一一妈妈老师《读者》2012年第15期 作者:侯拥华   “感动中国”2011年度颁奖盛典上,有一幕深深打动了我的心。   成都支教教师胡忠、谢晓君夫妇抛弃城市的优越生活,举家扎根高原支教,当选为“感动中国”人物。主持人介绍完他们的感人事迹后,请他们上台领奖。夫妇二人牵着女儿的手,挥舞着手臂从幕后走出来,步行至舞台中央,全场的掌声经久不息。   后来,主持人请他们坐下来。坐在夫妇二人中间的小女孩很快引起了主持人的注意,主持人笑着说:“和你们一家人见面的时候,其实我最想跟小姑娘说话。”   小女孩听了,羞涩的笑容浮现在脸上。   “听说你还有一个藏族名字,叫什么?”主持人一副好奇的样子,问她。   “田桑拉。”小女孩回答得很爽利。   “什么意思?”主持人皱了一下眉头,一副不解的样子。   “时光。”小女孩回答得很有力,看得出她对这个名字很满意。   “这个名字是谁给起的呢?”   “是一位藏族叔叔!”说完,小女孩就笑了,笑得很灿烂,仿佛那里面有一个传奇又美丽的故事。   原以为主持人要就此问下去,恰在这时,孩子的母亲谢晓君突然接过话头:“她是3岁半进的学校,进去后就一直跟藏族孩子们一块儿上课,一块儿玩耍,而且都住在集体宿舍里面。”母亲说这些的时候略有些激动,脸上也泛起几分自豪。   “她看见你的时候怎么称呼你?”主持人好奇地问。是呀,怎么会不好奇呢,是母女又是师生的关系,处理起来有些麻烦。叫妈妈吧,同学们会取笑你不懂学校的规矩,学校里哪有叫妈妈的呀;叫老师吧,连自己都会觉得口生,仿佛一下子就拉开了彼此间的距离。   “放假以后呢,她叫我妈妈;开学以后呢,她就叫我谢老师。”谢老师的这个回答很另类,让人意外。   “是你妈妈要求你这样的吗?”主持人转过脸,面向小女孩,进一步探寻。   “没有。”小女孩如实回答。   “那你为什么要这样称呼?”主持人更加不解。   “因为如果我叫妈妈,那些孤儿就会伤心——他们身边都没有父母。”   听到此,许多人都被小女孩善解人意的想法深深打动了,禁不住泪水盈眶。多好的孩子啊,多美的童心,怎么会不令人动容?
一一拯救世人的行为《读者》2012年第17期 作者:[阿根廷]博尔赫斯 陈 实译   有一个秋天,时间里的某一个秋天,神道的神仙在出云**,也不是第一次了。据说他们共有八百万之众。像我这样胆怯的人,在那样庞大的人群里会觉得失落的。而且,数目大到这么难以想象,实在也不方便。不如就说是八位吧,因为在这岛国里,八是吉祥的数目。   他们郁郁不乐,但不显露出来:神仙的面容是不可解的汉字。他们在翠绿的山坡上围成圆圈坐下。他们一直在天上、石上、雪花上观察人类。一位神仙说:“许多天之前,或者说,许多世纪之前,我们在这里聚集起来创造日本和世界。鱼啦、海啦、彩虹的七色啦,还有动植物的世世代代,都表现得很好。为了减轻世人的负担,我们让他们传宗接代、生育,给他们双数的白昼和单数的黑夜。我们还赐给他们试验改变的能力。蜜蜂反复造一样的蜂巢,可是人却想出种种设计:像犁、钥匙、万花筒。他还想出了剑和战争的技术。他刚刚又想出一种无形的武器,足以使历史完结。在他们干出这种无意识的行为之前,让我们消灭人类吧。”   他们想了好一会儿。另一位神仙不慌不忙地说:“不错。他们想出残暴的念头,可是也想出这样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它刚好装满十七个音节所包容的空间。”   神仙朗诵起来。那是一种不认得的语言,我听不懂。   最高的神仙最后宣判:“让世人活下去。”   就这样,一首俳句拯救了人类。
一一母亲的信笺《读者》2012年第15期 作者:[美]莱斯丽·塞佛 阿丽西娅   在我的父母去世后,姐姐和我在整理母亲的遗物时,看到了这些信笺。这些信笺被放在我父母卧室壁橱靠里面的一个箱子里,用一条丝带小心地捆扎着。我和姐姐从未被允许看这些信,因为母亲告诉我们,这些信是当年父亲在他们恋爱期间写给她的,属于他们的隐私。   父亲和母亲的通信是在二战的最后阶段,当时父亲在亚洲的缅甸服役。战争结束后,父亲来到母亲居住的伊利诺伊州首府斯普林菲尔德,然后他们开始恋爱。9个月后,他们结婚了,开始了长达55年的幸福婚姻。   我隐约记得,曾经有几次瞥见过这些用丝带捆扎着的信笺,当时箱子并没有锁上。可能母亲有时会解开丝带,拿出信来自己静静地阅读,重温一下她和父亲热恋时的美好时光。   让我和姐姐感到奇怪的是,小时候充满好奇心的我们,竟然从来没有解开丝带偷看过这些在母亲心中格外珍贵的信笺,就像我们曾经多次在家里四处寻找被父母藏起来的圣诞礼物一样——解开丝带,打开礼物。我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姐姐也一样。   正因为如此,我们到现在才发现,这些被母亲珍藏了半个多世纪的信笺中,有一半竟然不是来自父亲,而是来自一个叫查尔斯· 雷本的小伙子。   我们从查尔斯· 雷本的信中透露出来的信息得知,他和母亲在火车上相识,之后开始约会。那时正值二战期间,查尔斯?雷本正在国内受训。在几个月的受训时间里,他们在一起度过了4个周末。有一个周末,他带母亲去了他在芝加哥的家,见了他的父母和妹妹。   之后,查尔斯·雷本被派往英格兰服役,军衔是中士。这些信件并没有透露出什么像时下年轻恋人之间常有的过于亲密的事,但能看出查尔斯和母亲之间的确互相喜欢,而且感情与日俱增。他在信头的称呼从“亲爱的”渐渐变为“我最亲爱的”;信的结尾从“你真诚的朋友”渐渐变成“爱你的人”。在后期的一封信里,他写道:   “仅仅在一年前的今天,命运老人递给了我一张车票,这使我们有了相遇的可能,我要尽自己所能来回报他的仁慈。还记得吗?绿钻石号列车,5车厢,36号座和37号座。莱斯丽,你知道,有些事虽然过去很久了,但我觉得仿佛就发生在昨天。我真的认为,尽管我们不能像我所希望的那样经常在一起,但我们已经互相了解了很多,你不这样认为吗?”   3天后,他阵亡了。   查尔斯?雷本这个名字对我和姐姐来说,并不是从未听过。那是我们成年以后了,有一天,母亲和我们闲谈时提到,年轻时她曾和一个叫查尔斯· 雷本的小伙子约会过,后来查尔斯被派往欧洲战场作战,在一次空袭中,他的飞机被德军击落,他英勇牺牲了。   母亲起初不知道他阵亡的消息,她继续给他写信,并持续写了好几个星期。母亲写给查尔斯· 雷本的大部分信件我们都没有,但是我们在里面发现了5封退给她的信,信封上印着“退还给发信人——收信人已去世。美国陆军航空队第413轰炸机中队,G.L.林特奇尼斯上尉。1944年10月2日”。   在退给母亲的第一封信里,母亲感谢查尔斯寄给她的鲜花:“在我的日历中,昨天真是个美好的日子——这么多美丽的鲜花!玫瑰、鸢尾花、菖蒲,还有我迄今为止见过的最为绚丽的香豌豆花!此刻,我坐在这里,看着这些花儿,却总是看不够——这些花儿是这样美丽,查尔斯· 雷本中士,我心爱的家伙,真希望他此刻就在我身旁,这样我就可以好好谢谢他了。”被最后退回的信的日期是1944年2月28日,我们猜想她在不久之后就得到了他阵亡的通知,很可能是他的父母告诉她的,因为她去芝加哥参加了他的悼念仪式。在这些信中,有一首诗就是在那次的悼念仪式上写给查尔斯· 雷本的。   信笺里还夹着一些照片,有几张是查尔斯· 雷本独自一人身穿军装的照片,有一张是他和他的飞行机组的合影,有一张是他身穿便装,躺在草地上读书的照片,还有一张是母亲和他以及两个朋友在餐馆里的合影;此外,里面还有一张剪报,来自伦敦的报纸,描述的是他参加的那场空袭德军的战役。   关于查尔斯· 雷本,我记得有一次母亲和我讲起过一些细节,当时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母亲似乎有些不经意地说,在查尔斯阵亡后,他的母亲曾询问过她是否怀孕了。我以为这个问题对当时的母亲来说是一种冒犯,但母亲说她不那样认为,母亲觉得他母亲之所以这样询问,是出于爱。   看着这些信,姐姐对我说,她隐约记得当时她问过母亲关于查尔斯· 雷本中士的更多细节,母亲只是微笑,并不断重复着他的名字……   母亲和父亲的通信始于查尔斯阵亡之后。在通信前他们从没有见过面。在一封信中,父亲提到,他从母亲的上司那里得知她失去了心爱的人,他能理解她的悲伤,就决定写信给她。父亲写道:   “听说了你的朋友不幸的消息,我十分难过,我想借这个机会表达我的哀悼之情。我相信他一定是一个非常称职的军人,在他离去之前,他已经尽到了他应尽的义务。我被查尔斯· 雷本中士深深感动。我想,如果通过写信能够排遣你心中的忧伤,只要你愿意,你可以随时写信给我。”   母亲和父亲来来往往通信,持续了两年时间。我想,同样身在前线服役的父亲的信对当时刚刚失去心爱之人的母亲来说,该是怎样的慰藉啊!   母亲将查尔斯的信笺与照片珍藏了55年,在这半个多世纪里,她的心里似乎还珍藏着对年轻的查尔斯· 雷本中士的情感。此外,我和姐姐都感到惊讶的是,查尔斯?雷本的信笺和父亲的信笺是用同一条丝带捆扎在一起的!那么父亲也一定知道这些信笺的存在,但我和姐姐亲眼目睹了他们在过去55年里的恩爱。   我们在想,查尔斯· 雷本中士年轻的、逝去的生命似乎在冥冥之中塑造了我们的父母——那用爱养育我们,对战争和生命、荣耀和失去、爱和珍惜有着最深沉理解的父亲和母亲!
一一有意思的事《读者》2012年第15期 作者:[日]清少纳言 于雷   三月三日,这一天要阳光和煦、天色晴朗才有意思。这时桃花初开,更不要说杨柳柔媚。柳芽初生有如作茧似的,很有趣味。但是后来叶长大了,就觉得讨厌。不单是柳叶,凡是花在散了之后,也都是不好看的。   五月时节,在山村里走路,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只见洼地里的水是青青的一片,表面上似乎没有什么,光是长着青草,可是马车如果一直驶过去,却见下面是无可比拟的清澈的水,虽然并不深。   路旁两侧编结成篱笆的树枝,有的碰到车上面,有的还伸进车里边来,急忙把它抓住,想折一枝下来,却滑出去了,车子空自走过,觉得很是懊恨。有艾蒿被轮子压过了,随着车轮的回转,便闻到一股香气,这也是有意思的。   五六月的傍晚,青草被细致、整齐地割去了,有穿了红衣的男孩,戴着小小的笠帽,在左右两胁夹了许多草走去,说不出的让人觉得有意思。在月光很亮的晚上,渡过河去,牛行走着,每一举步,像敲碎了水晶似的,水飞散开去,实在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八九月夹着雨吹来的风,也是很有趣的。刚刚黎明,把木门、侧窗打开了,就有一阵强风吹了进来,脸上凉飕飕的,这是很有趣的事。   从九月末到十月初,天空很是阴沉,风猛烈地吹着,黄色的树叶飘飘地散落下来,非常有意思。樱树的叶子也容易散落。   十月时节,在树木很多的人家的庭院里,实在是很有乐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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