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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也要写《三国演义》[转] 郭嘉发狠一挣,只是他病入膏肓,又有何力气,反倒在曹操怀里。曹操又是心疼又是气急,沉声道:“奉孝,你又是何苦?”郭嘉眼圈儿已经红了,咳了一阵嗽,喘道:“你瞒我好苦!你心里既有我,又为何拜了荀攸为将!阿瞒,你好、你好……”曹操一时语塞,便不说话了。只闻得房中柴炭劈啪,伴着郭嘉咳嗽不止。 周瑜戳着孔明的额头:给你三天,凑不齐10万只箭,仔细了你的皮! 诸葛走后,周瑜冷笑着对鲁肃说:孔明这狐媚子,仗着有几分伶牙俐齿,作这轻狂样儿给主公看,调唆他联刘抗曹。正好寻事把这小蹄子撵出去。 鲁肃很着急,找诸葛。诸葛让他带着草船上江,笑着打趣:这会子还不急,你且待我吃了这一杯酒再说。 玄德忙忙地与孔明商量,孔明就说:这会子来,定是要行周瑜的计策。主公只不要说话,看我点头,满口应承便是。二人商议了出来,那鲁肃已经到了,只笑着说:我家吴侯说了,也不要你们费力,只供应些钱粮,我们好取西川的。那孔明就谢道:只是难得吴侯的好心。那边玄德也说:要不是你,这会子还不知道如何呢?要我如何谢你?孔明又道:只到时大军来了,我们远远的是要犒劳的。鲁肃心里欢喜,忙忙地便去了。这里玄德就问孔明:军师这是什么意思?孔明只笑,一会子说:那周郎作死!弄的这些小计策来,叫我哪只眼睛看得上? 孔明将跟出去的三军都放了赏,回到成都,到宫里见了后主,奏道:“老臣出了祁山,正打算一路往长安去,陛下忽喇巴的降诏让家来,不知是出了什么大事?” 阿斗讪讪的,好一会子才笑道:“没事,这不是好久不见丞相的面了,怪想的,才特特请丞相家来。” 孔明细细的打量了一番阿斗,因笑道:“这必不是陛下的主意,到底是谁说的?陛下也告诉臣一声才好。” 阿斗见孔明虽笑着,那颜色却都变了,知道丞相这一气非同小可,低了头,讷讷的不敢说话。孔明见他不说话,因一拍案,向着站在阿斗身旁的一个内侍喝道:“好奴才,还不快给我招了!” 那内侍见丞相发怒,普通一声跪下,浑身筛糠一般,抖个不住,哭道:“实在是小的一时吃了屎,拿着外头人的混话当了真,坏了丞相大事!丞相且饶过小的这一回去,以后再不敢了!” 孔明冷笑一声:“都是往常陛下宽待了你们,如今你们越发得了意,在外头听了混账话也说给陛下听,见了混账事业说给陛下听。我早想着出门前就打发了你们,只因事忙,竟未顾得上。这会子趁早都打发了,大家心静!” 说罢,命人将内侍拉下去斩了,又对其余宫女宦官嘱咐:“别打量我不知道你们那点子事,可知我身子虽不常在成都,心耳神意却时时都在这里,难道我通共一个阿斗,就任由你们带坏了不成?” 那魏延先是一怔,复又一悲。虎目已滚下泪珠儿来,真真是痛断柔肠。而姜维早已软倒在丞相身上,只顾哭,并不去管周遭。一时间五丈原上只听麒麟泣血,卧龙命丧。何等凄凉! “糊涂!丞相已经去了,他清清白白的一个人儿,你竟不与他换衣裳妆裹,倒教他着道袍与先帝地下相见么?” 但见杨仪如一阵风般抢了进来,指着魏延便骂:“作死的下流东西!法正缠软了你的腿不是?哪里不好闯,偏生闯到帐里坏了丞相的大事!”魏延只别过头去,不去瞧杨仪泼悍样儿。杨仪只顾骂,一阵也乏了,也倚着柱子哀哀的哭。
被制造的认同与背弃《转》   发现人的目光可以完全被锻造,并且目光被颠倒的人自身丝毫意识不到,是源于一桩小事。那年在巴黎凡尔赛门的一个展会上,我遇到来自德国的一位华商,浙江青田人,生意做得相当大,雇了好几个工,都是大陆过去的年轻人。其中一位金融专业毕业的硕士生与我搭起话来。得悉小伙子的专业和文凭,见他做着高中文凭都不需要的活,我便问他为什么。他说毕业后想留在德国,但找不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只能将就这份活。说着背对老板,脸上露出不屑的表情。以下是他的话:“中国人哪像德国人,德国人要雇我,都是按规定来的,雇了就会给我研究生的工资。”言下之意华裔德商没按金融专业硕士生的工资标准雇佣他,所以给他口饭吃,他也不满。老板其实人相当不错,白手起家,不似拿父母钱或公款留学不归的人,一钉一铆都是自己打拚。   也许是不靠人家施舍活得也不错,我时常能在这些游历世界的浙商身上看到中国人已日益缺失的不卑不亢。依我看,这位留学生应该抱怨的是德国人,他们收了他自费留学的钱(这可能是中国一对中产阶层的父母一生的积蓄),给了他一份文凭却是在德国找不到对等工作的,致使他没法讨回留学的成本,连活着都没着落。不给他工作机会极有可能因为他是中国人,同等资质人家宁愿要本国人。既然德国人连工作机会都不给他,他们会按规定给工钱,不就是空头支票于他何益呢?回头再看收留他的华商,卖工艺珠宝的小商人需要金融专业硕士生吗?显然不需要,但为什么招了他,因为他是中国人,因为他在异国他乡找不到工作。做小本生意的人怎么可能按银行职员的标准给一个他并不用其专业的金融硕士开规定中的工资?他只能按一个售货员的资质水平开工资,那么他即使雇一个德国人,也是最低工资。 从雇不雇他和怎么雇他的角度,不带偏见地推理一番,华商何错之有?德国人又何德之有?为什么这么简单的逻辑推理,我们这位天之娇子却得出反向结论呢?吃着碗里的骂着锅里的、以怨报德还理直气壮?他是坏人吗?不像。他是蠢货吗?也不像。那么为什么丧失了起码的逻辑推理能力,甚至可以说丧失了良心?   推演到这里,我们已把两个字挤到了墙角:偏见。他脑袋里被事先安置了一杆标尺,在这杆标尺的两边,有着固定概念的中国人和固定概念的西方人,两边互成正负,一边早已成为正角,一边死定是反角。正是这个思维杠杆决定了他判断事物的能力和判断是非的标准。一个民族对他民族怀有偏见是常有的事,为什么中国人偏偏是反过来,对自己民族怀有偏见对他民族却怀有普遍的好感?为什么很多中国人看不出谁对自己好谁对自己不好,甚至做出截然相反的推断?我就是从这一天开始看到了被锻造的目光,以及它在中华民族体内炸弹般的毁灭作用。   标尺的预置非一日之功,它可能在很久以前就大致决定了这个男孩的一生,可能早已部分决定了他父母的人生。据我观察,这类能自费留学的孩子大多出生于小商人、小知识分子(私营企业职员和公务员)阶层,多数是沾了社会好处的人。然而脑袋里被预置了标尺的父母极有可能把对自己事业的不满意或不知足,当作标尺存在的依据,早早地往小孩头脑里植入同样的标尺。这杆标尺时间久了就变成了迷信,而一但持有这种信仰,你就不用指望他看到现实。这个信仰促使很多国人在内吃里扒外、生在福中不知福;在外卑躬屈膝、落入苦中不觉苦。是这根植的信仰让不少国人贱内媚外,在内赚便宜却怨声载道,在外吃亏还甘之若饴。看来精神的力量足以颠倒黑白。   我就近观察过一家子,父亲跳过几次槽,最后又拉出去单干,也许运气不佳,也许野心与能力不符,五十余岁发财梦破碎,失业在家,靠曾作国家干部的老人扶持一家生活,才维持在中产水平。这位父亲的口头禅,就是中国人素质差,好像不这么把自己的失败推给其他人,活下去都难。女儿在这样的教导下长大,脑袋里早早也植了一杆标尺。大学毕业前去了一趟上海世博会,回来人问怎么样,只得一句“中国人素质差”。就算人多、天热有不文明举动,若大一个园子,光中国馆就有看不尽的好东西,她却只有这句总结。大学毕业本可靠苦读成果免试读本校研究生,对一个以二本成绩入校的人,换个正常思维的会赶紧抓住,一为学校培养器重,二为父母省钱,三为日后可能谋得执教的工作。可人家不屑一顾,说中国教育制度不好。她也不想想再不好对她这种并不聪颖只死记硬背能力强的孩子,也远远功大于过,要没有那帮赶着鸭子上架的老师,她可能连二本都考不上。放弃了读研机会和可能的教书职业,大手一挥把招聘的公司全施以白眼,人家要奔远大前程。一家老小一天洋没出过,却已决定移民,女儿为让父母慷慨解囊,已经夸下海口:跟我到外国享福去。让父母享福?这梦水份大了。只怕福没享到,养老积蓄已经先缩了一半水。这不父亲把老子留下的公房卖掉一套(有两套,一套住,一套租),筹了几十万将女儿送往澳大利亚。去了一年,人问那里如何,还是那句话:中国人多的地方素质就差。然而这一年中凡是澳人提供的服务都是她用钱买的,一分钱没要她的帮助都是同胞给的,从落地接机到过年的饺子。再说她还是不想想,想往地大人少的澳洲移民的有色人种大有人在,怎么澳人对“素质不佳”的中国人情有独钟?
边芹:自由传媒夜话   法国媒体对中国就像个时刻提着打狗棍的人,打是一种习惯。虽然不必对中国人出示打的理由,但向自己他们倒有个交代,哪能平白无故打人。而且找理由,历来是为被打的人着想,这也是难以丢掉的传统。堂而皇之的理由是:中国在“不自由”的那一边。先不说把世界分成“自由的”和“不自由的”占了什么天理,以及“自由的”攻打“不自由的”是得了什么天授神权,只说自由不自由谁来界定,是以结果测量还是嘴大就行?   一位法国朋友的儿子近年在中国生活,最近回法住了一段,很快发觉不对味。他说:“在中国时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我都知道,回来没多久我就完全不知道世界究竟发生什么事了。”我一点不夸张,这是他的原话,若是没有两地的比较,他也不会有此发现。而没有海外生活经历的本地民众,则上百年来接受了一条死定律:“自由的”媒体说假话也是真的;“不自由的 ”媒体说真话也是假的。至于自由与不自由谁说了算,对有两千年信教传统的民族则是问都不必问的,既然上帝在他们一边,真理也就在他们一边。这条定律像永远不会松的螺丝一样拧在他们的头脑里,这就让统治者和传媒做什么都比较省心,只要将攻打的国度放进“不自由的”布袋里,一如两百年以前绑上“异教徒”的火刑架,则来自对方的辩解自动无效,对方的真实也自动成为不可能存在的事物,因为异教世界的一切都属于“异端邪说”。精英利用基督教民族千百年形成的思维方式,精心设计了这道新的“分水岭”。有了“分水岭”,精英便可根据统治需要设各种思想“闸门”,由他们定义的“闸门”再以隐形宗教的形式,锁定在绝大多数人的脑袋里。我们那位旅华法侨继续道:“我发觉新闻24小时滚动,但信息量很小,国外新闻更少,还有一多半是变相说谎或直接说谎。不想让你知道的严密封锁,而要灌输给你的则铺天盖地,逃都逃不掉。”
边芹:被偷窃的自我意识   2012年6月22日,巴黎时间约晚八、九点的光景,我偶然换到北京电视台国际频道,正好一个题名《青年榜样》的节目刚开始。起动的音乐停下,年轻女主持人走到录影台中央,开场第一句话大略是:作为演员最高荣誉莫过于荣获奥斯卡奖……我祥细地写出时间、地点和节目名,是为了有心人去查找核实,以做出自己的判断。   我在此无法确定女主持人是惯性的脱口而出还是事先准备了台词,或者台词根本不是出自她的大脑,而是后台节目制作人手下的文字编辑写的,她只是因形象和标准普通话这两个条件被放到这个位置上。这也是举世罕见的音像传媒的用人现象:无比重要的位置却是播音系培养的,说标准普通话是门槛。在欧美,任何标榜平等、自由的国家都不会把进入统治集团的门槛放得如此之低,这样的位置都是非最高统治集团的心腹莫属的,只有外貌和发音而不在统治集团小圈子内(血统)的人,谋个气象播音员或插科打诨的位子,也得把自己全卖了才有可能。   女主持人意识到自己在说什么吗?我以为她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意识不到说这样一句话意味着什么。脑袋被拧掉的人的悲剧是看不到自己已经没有头颅!“奥斯卡奖是每个作演员的人的最高荣誉……”这话,由中国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说出,意识清醒一点的人就该问了:一我们跟美国合二为一变成合众国了吗?否则一个中国人为什么要用美国的电影最高奖取代自己国家的电影最高奖?或者认宗前者自动认为美国的奖高于中国的奖?二我们被美国军事占领成了傀儡国吗?如果刀没架在脖子上,为什么要认人为主,把别国一个连“国际奖”都算不上的“电影奖”当成自己的最高荣誉?何况即便有一个公认、公平的“国际奖”,文化也不是体育,而是历史和文明的综合产物,谁又能完全替代我们自己的眼睛?有什么必要自认国内的就比国际的低人一等?三我们的文明被人家抢走或偷走了吗?如果我们还是一个有自己文明的国度,我们为什么要把审美的最高权力拱手让人?    这不是谦虚和自大的问题,更不是开放或排外的问题,而是有没有自我意识的问题。失去自我意识的民族,是一个正在消亡的民族;失去自我意识的文明,是一个正在自掘坟墓的文明;失去自我意识的知识精英,只是为他人做嫁衣裳的传声筒。当上层精英张口闭口将道义和审美的最高权拱手让人的时候,你怎么让平民百姓心向自己的国家?就算这个《青年榜样》节目后面三十分钟都谈如何爱国,第一句难道不是对那三十分钟的最大讽刺?单从人的心理推断,这一句话要比后面一百句话都有效用,因为它劫取了优越感和最高荣誉。当电视经常将嫁洋人的女人邀为嘉宾,而这些女人并没有除了出嫁之外的任何其他成就,就不要惊讶巴黎大街小巷一厢情愿的中国女孩被人玩弄和蔑视。上游一个小小的闸门,下游即可洪水滔天!音像传媒这一隐形权力机构的主持人短短几句看似不经意的话,向社会传递的却是能量巨大的信号:我们已经另有新主。    那么自我意识是怎么消失的?为什么灵魂被掏走的人却洋洋得意地去亲吻那只正在偷窃的手?如果人家是真刀实枪的来抢,想必是不愿放手的。然而自我意识歼灭战有很多种战术,本文先谈谈名词覆盖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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