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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七子 建安七子 建安年间(196~220)七位文学家的合称。最早提出 “七子”之说的是曹丕。他在《典论·论文》中说:“今 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 北海徐□伟长、陈留阮□元瑜、汝南应□德琏、东平刘 桢公□。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 骋骥□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这七人大体上代表了 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而外的优秀作者,所以“七子”之 说,得到后世的普遍承认。   “七子”的生活,基本上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 期他们在汉末的社会大战乱中,尽管社会地位和生活经 历都有所不同,但一般都不能逃脱颠沛困顿的命运。后 期他们都先后依附于曹操,孔融任过少府、王粲任过侍 中这样的高级官职,其余也都是曹氏父子的近臣。不过, 孔融后来与曹操发生冲突,被杀。由于七人归附曹操时 间先后不同,所以各人的前后期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界限。 孔融在建安元年(196),徐□、阮□在建安初,陈琳在建 安五年,王粲在建安十三年,刘桢、应□在建安十三年后。 与他们的生活道路相对应,“七子”的创作大体上也可 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作品多反映社会动乱的现实, 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主要作品有王粲《七哀诗》、《登 楼赋》,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阮□《驾出北郭门行》、 刘桢《赠从弟》等,都具有现实意义和一定的思想深度; 但有些作品情调过于低沉感伤,如阮□《七哀诗》、刘 桢《失题》“天地无期竟”等。后期作品则大多反映他 们对曹氏政权的拥护和自己建立功业的抱负,内容多为 游宴、赠答等;但有些对曹氏父子的颂扬,带有清客陪 臣口吻,显露出庸俗的态度。然而,无论前、后期,“七 子”的创作都是积极、健康的内容占着主导地位。   “七子”的创作各有个性,各有独特的风貌。孔融 长于奏议散文,作品体气高妙。王粲诗、赋、散文,号 称“兼善”,其作品抒情性强。刘桢擅长诗歌,所作气 势高峻,格调苍凉。陈琳、阮□,以章表书记闻名当时, 在诗歌方面也都有一定成就,其风格的差异在于陈琳比 较刚劲有力,阮□比较自然畅达。徐□诗、赋皆能,文 笔细腻、体气舒缓。应□亦能诗、赋,其作品和谐而多 文采。“七子”的创作风格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这 也就是建安文学的时代风格。这种时代风格的具体内容 及其形成原因,便是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所说 的:“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 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七子”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 们与“三曹”一起,构成建安作家的主力军。他们对于 诗、赋、散文的发展,都曾作出过贡献。   在诗歌方面,“七子”以写五言诗为主。五言诗是直 到东汉后期才兴盛起来的新诗体,桓、灵之世“古诗” 的出现,标志着五言诗已经初步成熟。而“七子”的优 秀五言之作,写得情采飞扬,变化多致,使五言诗在艺术 上更臻于精美。如徐□的《室思》就比同一题材的《青 青河畔草》或《冉冉孤生竹》写得细腻深厚。而陈琳《饮 马长城窟行》、阮□《驾出北郭门行》等都作于汉末战 乱发生之前,其写作时间不一定比“古诗”晚,它们在 五言诗发展史上的重要性就更加值得重视。   在辞赋方面,“七子”写了大量的小赋,他们在张 衡、蔡邕等已经取得的成就基础上,为小赋的进一步繁 荣作出了贡献。“七子”的小赋有三点值得注意:①取 材范围更加扩大,题材的普通化、日常化进一步冲淡了 过去大赋的贵族性质;②反映社会现实的功能更趋加强, 直接描写政治事件的作品有所增多;③抒情色彩愈益浓
阮籍 阮籍 阮籍(210~263),三国魏诗人。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儿子。阮籍在政治上本有济世之志,曾登广武城,观楚、汉古战场,慨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当时明帝曹睿已亡,由曹爽、司马懿夹辅曹芳,二人明争暗斗,政局十分险恶。曹爽曾召阮籍为参军,他托病辞官归里。正始十年(249),曹爽被司马懿所杀,司马氏独专朝政。司马氏杀戮异己,被株连者很多。阮籍本来在政治上倾向于曹魏皇室,对司马氏集团怀有不满,但同时又感到世事已不可为,于是他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态度,或者闭门读书,或者登山临水,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缄口不言。不过在有些情况下,阮籍迫于司马氏的淫威,也不  得不应酬敷衍。他接受司马氏授予的官职,先后做过司马氏父子三人的从事中郎,当过散骑常侍、步兵校尉等,因此后人称之为“阮步兵”。他还被迫为司马昭自封晋公、备九锡写过“劝进文”。因此,司马氏对他采取容忍态度,对他放浪佯狂、违背礼法的各种行为不加追究,最后得以终其天年。阮籍作品今存赋 6篇、散文较完整的9篇、诗90余首。阮籍的诗歌代表了他的主要文学成就。其主要作品就是五言《咏怀诗》82首。阮籍著作,《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集13卷。原集已佚。不过他的作品散失的并不多,以诗歌为例,《晋书·阮籍传》说他“作《咏怀诗》八十余篇”,看来全部流传了下来。明代曾出现多种辑本,张溥辑《阮步兵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整理出版了《阮籍集》。注本有近人黄节的《阮步兵咏怀诗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
魏晋书法 魏晋书法 从汉字书法的发展上看,魏晋是完成书体演变的承上启下的重要历史阶段。是篆隶真行草诸体咸备俱臻完善的一代。汉隶定型化了迄今为止的方块汉字的基本形态。隶书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就孕育着真书(楷书),而行草书几乎是在隶书产生的同时就已经萌芽了。真书、行书、草书的定型是在魏晋二百年间。它们的定型,美化无疑是汉字书法史上的又一巨大变革。这一书法史上了不起的时代,造就了两个承前启后,巍然绰立的大书法革新家-钟繇,王羲之。他们揭开了中国书法发展史的新的一页。树立了真书、行书、草书美的典范,此后历朝历代,乃至东邻日本,学书者莫不宗?quot;钟王"。盛称"二王"(王羲之及其子王献之),甚至尊王羲之为"书圣"。又有王洵(羲之侄)善行书,有《伯远帖》传世。著名代表书家及作品介绍1、钟繇(151-230) 字元常,三国魏颍川(今河南许昌)人。因为做过太傅,世称"钟太傅"。他的书法,以曹喜、蔡邕、刘德升为师,博采众长,兼善各体,尤精小楷。结构朴实严谨,笔势自然,开创了由隶书到楷书的新貌。和晋代王羲之并称"钟王"。他的书法历代为人所重视。钟的真迹,早已失传,宋代以来法帖中所刻的小楷《宣示表》,《荐季直表》等都是晋唐人临摹本。其主要作品有:(1)宣示表:小楷,梁武帝萧衍誉道"势巧形密,胜于自运"。笔法质朴浑厚,雍容自然。(2)荐季直表:小楷,写于黄初二年(二二一)。其布局空灵,结体疏朗、宽博,体势横扁,尚有隶意。虽有许多不成熟的地方,结体法度均不如晋唐工整,但天趣盎然,妙不可言。2、王羲之 (303-361) 字逸少,琅邪临沂人(今属山东)。晋怀帝永嘉年(公元三零七年)生,死于晋哀帝兴宁三年(公元三六七年)。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故后世称为"王右军"。他出身于两晋的名门望族。王羲之十二岁时经父亲传授笔法论,"语以大纲",即有所悟。他小时后就从当时著名的女书法家卫夫人学习书法。以后他渡江北游名山,博采众长,观摩学?quot;兼撮众法,备成一家",达到了"贵越群品,古今莫二"的高度。王羲之的楷书如《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等"在南朝即脍炙人口",对后世影响很大他的正体世称"书之圣"。王羲之在书法上是个革新家,他的主要成就还是表现在行书和草书上。他的行草书又被世人尊为"草之圣"。他把散见于前代、当代的书法作品中的一些用笔、结字优点,融合统一在一种崭新的书法作品中。其主要作品有:(1)乐毅论 :王羲之书,小揩字体。笔势流丽,神采焕发,肥瘦相称,极合楷书的法则。隋智永称它为"正书第一",唐代褚遂良也极为称赞。 (2)黄庭经:小楷,关于黄庭经,有一段传说:山阴有一道士,欲得王羲之书法,因知其爱鹅成癖,所以特地准备了一笼又肥又大的白鹅,作为写经的报酬。王羲之见鹅欣然为道士写了半天的经文,高兴地"笼鹅而归"。原文载于南朝《论书表》,文中叙说王羲之所书为《道》、《德》之经,后因传之再三,就变成了《黄庭经》了。因此,《黄庭经》又俗称《换鹅帖》,无款,末署"永和十二年(356)五月",现在留传的只是后世的摹刻本了。(3)兰亭序 :这篇文字,是王羲之于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和一些文人举行"修契"宴会上,为他们的诗写的序文手稿。共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章法、结构、笔法都很完美,是他三十三岁时的得意之作。后人评道"右军字体,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故古今以为师法"。因此,历代书家都推《兰亭》为"行书第一"。(4)快雪时晴帖:王羲之书。行书四行,字体流利秀美。元赵孟頫曾称此帖为"天下第一法书"。《石渠宝笈》收晋人三帖,号称"三希",此帖列于首位。其为人所重视,由此可见。(5)孔侍中帖:《孔侍中帖》和《频有哀祸》,王羲之行书,二帖连为一纸。纸本现藏日本前田育德会,与《丧乱·二谢·得示帖》同为唐代流入日本的王羲之名迹摹本。《频有哀祸·孔侍中帖》在活泼的行书笔意中带有凝重之感。在章法结体上又显示出欹侧取妍的艺术效果。
魏晋风骨 魏晋风骨风骨最早用于品评人物,有人认为风骨即风格,也有人认为风骨即形式、文辞与内容、思想的关系。《解说》中的“风清骨骏”即“文情并茂的、结构严密的、刚健朗畅的美”,这才是后世人所乐道的魏晋风骨。 自古来,诗便有“言志”之说。所谓的“志”从《尚书》的实际讲应“是指作者的志向抱负”(朱自清《诗言志辩》),也就是一种个性的主张。而在后世的社会实践中,“志”的内涵逐渐开始包含有儒家的道德内涵,而个性化的含义越来越少。 魏晋之前的诗歌特点。从诗的起源上讲我比较倾向于“诗起于乐”。这一点从诗的节律特点就可以看出来。而歌、乐府诗则从实物的角度提供了明证。正因为如此诗歌的音乐性就成了诗的先天特点。而中国诗的发展也一直在遵循着这条暗线。看一看诗、词、曲的发展过程,哪一个不与音乐有关呢? 西汉初,五言不盛,止于民间,士大夫多视作民间俚曲,不甚重视。后进于乐府,这才渐为吸纳。也正因为如此,乐府诗中包含了许多民歌的气息。其诗,天真率洁,不尚雕琢。辞风上自然古朴,保留了大量的民间语言。这对后世的诗歌影响颇大。 魏晋诗歌承接乐府余脉,但又独有新意。首先是乐府风格的文人化,使五言由民歌向文人诗转变。另一方面,文人诗由于吸收了民歌的精华,也开始摆脱汉赋的浮华气,形成了一种自然天成,个性飞张的风格。这方面成就较高,具有代表性,众耳能详的莫过于“三曹”父子。关于“三曹”其它文章说的很多,这里不再多说。我只有一点想说明一下。曹氏父子不同于其它建安文。“三曹”是诗人,但更是社会政治生活的主角。这种显而易见的主角意识是旁人所不能比的。也正是这种主角意识使他们可以说旁人所不能说,想旁人所不能想。曹操的率直从里到外都透着大气。他的“悲凉”、“古直”(锺嵘语)不是一般文人的感叹人生短促,而是包含了深刻的政治眼光(如《蒿里行》、《短歌行》等)。再有,曹植的《白马篇》中的游侠与一般文士的游侠也大不相同,没有忠君的包袱,“思想感情高迈不凡”(见《汉魏六朝诗鉴赏大辞典》)。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主角意识的深刻表现。在他们看来他们不只是在评说历史,创造历史的主体就是他们自己。 至于正始文学,则明显具有文人气的特征,但在表现个性上却与建安一脉相承。至若入晋之后,则渐少爽朗刚健的风骨。 魏晋风骨对后世影响,特别是唐代诸公大声疾呼提倡“汉魏风骨”。李白的诗个性之强,近于魏晋,思想上也近于玄老。后人说李白有清谈迹象,是有一定道理的。杜甫被称为“诗史”,在内容上更近于魏晋。而白居易文辞浅白、直率更是与魏晋有不解之缘。 再者,魏晋在形式上的发展也不容忽视。五言诗的形式扩大了诗的容量,使得诗的发展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同时,五言诗也为诗的音乐化找到了一种新的方法。尽管这在当时还并不成熟,但却给后世提供了思路。五言诗的形式,使平仄音韵的变化更为丰富,也更具规律性。从更深层意义讲可以说是直接导致了后世七言、律诗的产生,进而影响到词、曲。
魏晋玄学 汉末随着儒家经学的衰微,党锢诸名士遭到政治暴力的摧残与压迫,一变其具体评议朝廷人物任用的当否,即所谓清议,而为抽象玄理的讨论;另一个原因就是魏初正始年间的改制运动,倡自何晏,夏侯玄.作为一种新思潮的魏晋玄学,它吸收道家精神形态,所讨论的问题,是从《周易》,《老子》,《庄子》三本经典而来.以老庄思想为骨架,究极宇宙人生的哲理,即『本末有无』的问题,以讲究修辞与技巧的谈说论辩方式而进行的一种学术社交活动.其发展并非要取代儒家,而是要调和儒道,使儒道兼容.魏晋玄学可分前后两期.魏末西晋时代为清谈的前期,是承袭东汉清议的风气,就一些实际问题和哲理的的反复辩论,亦与当时士大夫的出处进退关系至为密切,可概括地分为正始,竹林和元康三时期,在理论上有老或庄之偏重,但主要的仍是对於儒家名教的态度,即政治倾向的不同.正始时期玄学家中,以何晏,王弼为代表,从研究名理而发展到无名.而竹林时期玄学家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皆标榜老庄之学,以自然为宗,不愿与司马氏政权合作.元康时期玄学家以向秀,郭象为代表.东晋一朝为清谈后期,清谈只为口中或纸上的玄言,已失去政治上的实际性质,仅止作为名士身份的装饰品,并且与佛教结合,发展为儒,道,佛三位一体的趋势.甲,『魏晋玄学代表人物』「魏末西晋时期」一,「正始时期」代表人物 :「何晏」重要著作 :《道德论》,《论语集解》核心思想 :1,本末有无 :「贵无论」宇宙本体是超言绝象的,是无名无誉的,是天地万物形成以前就存在著.「无」具有主宰天地万物的作用,是阴阳万物赖以化生成形的始基.2,自然名教 :「名教本於自然」名教的衰败是由於只注重形式的缘故,崇仁义,愈致斯伪.故必须抓住根本来维护纲常名教,这个根本就是「无」,「无名」或「道」.3,圣人有情无情 :圣人「无情而有性」圣人「无喜怒哀乐」,其因在于圣人无情而有性.「凡人任情,喜怒违理,颜回任道,怒不过分」重要成就与影响 :正始时期清谈的领袖人物,是魏晋以下玄学风气的开创者.是贵无论的首倡者,突破了两汉以来宇宙本原论的框架.
【转帖】为“借荆州”一说正名 黑白鲸 “借荆州”是三国时代的历史事件,也是《三国演义》中的一个重要情节,但一些史家和网友主张:三国历史上并无所谓“借荆州”一事,其基本观点主要有: 一是从蜀汉正统立场出发,认为荆州是刘表的,所以是刘琮的、刘琦的,进而是刘备的。既然荆州本来是刘备的,孙吴集团在赤壁之战后对荆州的短暂占领则名不正言不顺,虽然“(孙)权以土地业备”(《吴书·鲁肃传》),但刘备不欠孙权什么人情、什么债务。孙权为了抢夺荆州地盘,与刘备失和,于是孙吴集团单方面编造出“借荆州”的故事,“掩饰孙权背弃同盟,袭击关羽的丑行。”(黎东方《细说三国》) 二是从地域角度,认为孙权割让给刘备的土地,只是南郡或者南郡中的江陵一座城池,所以只能说是“借南郡”或“借江陵”。不仅如此,孙权“借”出南郡,却夺走原属于刘琦的江夏郡,并将原属刘备的长沙郡划出一部分设汉昌郡,所以是互换地盘,双方“扯平”,孙权对刘备连资助都谈不上。 以上两种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 事实上,关于荆州归属问题的历史资料中,完整的“借荆州”三个字,不是出现在《吴书》中,却是在《蜀书·先主传》中,“备以瑜所给地少,不足以安民,(后)从权借荆州数郡。” 而《吴书》中,关于让地刘备,有两次“借”的说法,都出现的《鲁肃传》里,“初临荆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备”(鲁肃对孙权说)。“国家区区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军败远来,无以为资故也。”(鲁肃对关羽说)两次都出现在对话中,比诸《蜀书》中“借荆州”一说,有欠明确与正式。 裴松之引注《先主传》时,引用了《江表传》“借荆州数郡”的说法,不仅表明刘备是以“借”的姿态得到孙权土地资助,“借”是双方的君子约定。同时,“数郡”之说,也从地理也为“借荆州”提供了历史证据。对比两传,很有可能是刘备先打通鲁肃这一关节,鲁肃到孙权面前提“借”,有借就有还,孙权这才答应借。所以“借荆州”这个说法显然是刘备一方运筹。 故下文也从“荆州归属”与“孙权让地范围”这两个角度分析: 一、荆州归属问题 在这里不存在任何刘备对刘表的继承权。虽然刘表与刘备同为宗室之胄,刘备也曾寄寓荆州,但在中国封建时代,帝位以及王侯爵位可以由宗室嗣承,地方行政官职并不能由同姓亲属继任,虽然在军阀混战时期这已成为普通现象,但并不意味着这种行为合法。 另外,且从正史记载里,也找不到可信的有关刘表、刘琦对刘备授权继承荆州的证明。《英雄记》里所记载的“表病,上备领荆州刺史。魏书曰:表病笃,讬国於备。”已被裴松之否定:“臣松之以为表夫妻素爱琮,舍适立庶,情计久定,无缘临终举荆州以授备,此亦不然之言。” 不仅如此,《魏书·刘表传》中记载:“刘备奔表,表厚待之,然不能用。”这说明,刘表生前不仅不希望刘备承袭,而且因其对刘备的雄心、能力的了解,对刘备是有所防犯的。刘琮当政时,诸葛亮等人曾劝说刘备“攻琮,荆州可有”,被刘备拒绝。这时刘表如果“继承”刘表,就属于发动政变。由此可见刘氏父子对刘备的态度。 而做为亲刘备一派的刘琦,生前也没委托刘备管理荆州的表示。刘备领荆州,史载是刘琦死后“群下推先主为荆州牧”。“群下推”确实体现了刘备的政治才能,但不能代表刘备对刘表父子的继承关系。 三国是一个群雄割据的时代,不论刘备还是孙权,对荆州的争夺、占有都毫无正义可言。诚然,刘备在荆州经营多年,有自己的人脉根基,得到刘表旧部的拥护。而孙权集团长年与荆州做战,特别在刘表去世前不久,消灭了刘表的“老战友”江夏守将黄祖,造成荆扬不睦的关系。但这只能说明孙权集团在荆州的政治根基不如刘备集团,而绝非道义上该刘备得荆州。实事上,于法于理都没有刘备继承荆州的道理,只能说刘备在荆州有一定基础和“士心”。 二、孙权让地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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