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者w 中医学者w
古稀之龄,自学中医50余年,
关注数: 201 粉丝数: 443 发帖数: 5,079 关注贴吧数: 32
我为附子呼号 我为附子呼号 作者:潘华信 有一味中药叫附子,凡稍稍留心医学的人都知道它,大热大毒,药力峻猛。《尚书》说:“药弗瞑眩,厥疾弗瘳”,意思指轻描淡写而没有什么副作用的药,治不了大病的,颇有道理,与此相反,明清以来讲究王道用药的医家对附子就大抵敬而远之了。  晚近《中药大辞典》指出附子的作用是:“回阳补火,散寒除湿”,恰似一盆火,可温暖身体且烤干被寒雨淋透了的衣服,适宜治疗“一切沉寒痼冷之疾”,这已成为数百年来医界的定论了。其实,这个观点是不全面的,在“补火”之外,它更有攻瘀逐血的功能,宋以前靠它来抢救重急症,金元以后由于历史的原因及大热大毒的副作用,被淡化了,被变异了,时光流逝最是可怕,铁定的事实也往往会被改变得面目全非。我今天重提附子攻瘀,不仅仅由于恋古之癖,更因为它具有其他任何药物所不可替代的实效,我二十年前治冠心病不用附子疗效不显,二十年来加用后大多数病人的心绞痛能被缓解,且用量不必大,疗效可以重复,副反应可以避免,作为一名医生对此能无动于衷吗? 攻瘀之说并非立异标新,千年前古人早已谆谆讲透了,《神农本草经》就说它:“破症坚积聚、血瘕”,《日华子本草》称“消瘀血”,汉代名医张仲景救治各种重急症都以它为主药,包括今天临床的急性心肌梗塞,宋前医方抢救心腹痛急症几乎都依靠它,这里不禁要问,倘使附子只是“补火”,那么古代的重急症清一色都是因为受了“寒”?古代不允许有火旺的人?火旺的人得了重病也无药可救只能等死?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受寒只是始因之一,寒可造成瘀,不通则痛,但其他因素如暑、湿、燥、火也可致瘀,非独于寒,古人持附子着眼通瘀治病,这是基本出发点。耐人寻味的是现代实验室却支持了汉唐古人的观点,认为它能“减少”动物的“急性心肌缺血损伤”,真是中西贯通,古今同心,明眼人一望而知用“补火”、“散寒”来覆盖“消瘀血”是有悖科学的,属以偏概全的误导后学,今天我们应该有勇气把明清后被颠倒了的观念重新颠倒过来,恢复旧观,面对未来,脚跟向后用力,前行方始稳当。 我提附子攻瘀,是师友学术切磋的结果,“诸贤如木工钻眼,已至九分”,我在陈苏生、裘沛然先生、世芸兄启迪帮助下,“透此一分”的,它不止复古,更在创新,为临床治重急症寻辟一条极具前景的辉煌大道。“补火”只是雾里看花,“消瘀”则换盆放到了阳光底下,不够的,更当移置到显微镜下,坐在冷板凳上,细细梳理,作出科学的结论。当务之急则是如何把我们自己从陈陈相因了数百年的“补火”的桎梏中解脱出来,看到山外有山,想到天外有天,这是最难的。 透视附子,正好像打开了重门深闭着的唐宋医学古堡中的一扇窗户,一隙微明,可以窥见蒙尘瑰宝的约略了,寄语后来诸君,努力斯道,“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应该是有希望的,故我为附子呼号。 (作者论文《附桂抗瘀血论》见2006年四期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
青蒿素和中药有多大的关系?   近日,中国科学家屠呦呦获得2011年度拉斯克临床医学奖,理由是“发现青蒿素——一种用于治疗疟疾的药物,挽救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数百万人的生命”。由于拉斯克奖被许多人认为是生物医学领域仅次于诺贝尔奖的大奖,屠呦呦的获奖在国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国内有的媒体在报道这一事件时把青蒿素称为中药,并说它让人们重新燃起中药创新的希望。其实青蒿素不是中药,而是从植物中提取的成分单一、结构明确的化学药。有很多化学药最初都是以植物为原料提取或合成的,例如阿司匹林、达菲,我们不能因此就说它们是中药。   所谓中药,应该是指中医传统上使用的、用来治疗相同疾病的药物。中药虽然传统上也用青蒿治疟疾,但是中医所用的那种青蒿(又名香蒿)并不含青蒿素,已被证明对治疗疟疾无效。青蒿素是从与青蒿同属的黄花蒿(又名臭蒿)提取的。中医几乎不用黄花蒿入药,用的话也只是用来“治小儿风寒惊热”,从不用它治疟疾。青蒿素一开始也称为黄花素或黄花蒿素,后来为了表明其与中药的关系,才统一叫做青蒿素,再后来干脆在药典里把黄花蒿改叫青蒿,定为青蒿的正品,误导人以为青蒿素真的是从青蒿提取的。   中医由于没有植物形态学和分类学知识,不同种、不同属甚至不同科的植物在某方面长得相似,就常常被当作同一种药物使用。也许黄花蒿有时也被用来代替青蒿使用,即便如此,里面的青蒿素也起不了作用,因为中医是把药物煎成汤药来治疟疾的(最著名的是以青蒿、知母、桑叶、鳖甲、丹皮、花粉煎成的青蒿鳖甲汤),而一旦加热到60摄氏度,青蒿素的结构就被破坏,失去了活性,杀不死疟原虫了。   青蒿素的发现是许多人分工合作、相互竞争的结果,究竟谁的功劳大,至今争论不休。不过,大家都公认屠呦呦起到的关键作用就是发现青蒿素受热就失去活性,想到了要用乙醚提取。屠呦呦称,她是在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一书中看到“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说法,才恍然大悟不能加热青蒿。由于这个故事,人们会说青蒿素的发现至少受到了中医的启发,葛洪也因此成了“东晋名医”。其实葛洪是个炼丹的术士,《肘后备急方》则是收集民间的偏方,并没有用到阴阳五行、辨证配伍,与中医中药没有关系。   事实上,葛洪记载的这个偏方是否真的能治疟疾,也是很可疑的。青蒿素几乎不溶于水(所以屠呦呦才用乙醚提取),用两杯水(东晋的“升”很小,当时一升大约相当于现在的200毫升,也即一杯)浸泡一把青蒿,即使用的是黄花蒿,也不太可能泡出能达到药理浓度的青蒿素。如果葛洪只记载了青蒿能治疟疾,我们也许能认为有其合理性。但是葛洪共在书中搜集了43个治疗疟疾的偏方,其中有草药,也有巫术。青蒿一条是其中很不起眼的,只出现了一次(而草药“常山”出现了13次),也没有说其疗效有多灵。反而是那些荒诞不经的巫术,葛洪盛赞其“立愈”、“无不瘥”。例如:“禳一切疟。是日抱雄鸡,一时令作大声,无不瘥。”“破一大豆(去皮),书一片作‘日’字,一片作‘月’字,左手持‘日’,右手持‘月’,吞之立愈。向日服之,勿令人知也。”   即使葛洪记载的青蒿偏方真的对治疗疟疾有效,它并没有被葛洪特别关照,在随后的一千多年间,也差不多被淹没了。虽然在某些中医典籍中也会抄录它,但是并不看重它,只是作为文献备考。中医和民间仍然不停地在寻找治疗疟疾的方法,屠呦呦课题组搜集了808个可能抗疟的中药,而同时的云南小组搜集的中草药单方、验方竟多达4300余个。这么多的偏方正说明没有哪个有突出的效果,否则就都用它了。而当时的实验也证明它们无一有效。   的确,虽然偏方如此之多,在历史上中国古人从来就没能抗击疟疾,每次疟疾流行都死人无数。直到1950年,全中国还有疟疾病人3000万,每年病死数十万人。马未都以青蒿素的发现来说明“西医西药没进入中国时,中国人也活得好好的”,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事实是,没有一种中药能够有效地治疗疟疾,这个史实很能证明这一点:1693年,康熙皇帝患疟疾,所有宫廷御医和民间中医都束手无策,最后是靠吃法国传教士提供的金鸡纳树皮粉末治好的。从金鸡纳提取的西药奎宁进入中国后,成了最受热捧的、最著名的药物之一。在京剧《沙家浜》里,新四军赖以治疗疟疾的药物是奎宁,而不是青蒿或别的中草药。   青蒿素是文革期间集中全国力量用人海战术研发出来的。动用了数十个单位的500多名科研人员,用5年的时间筛选了4万多种化合物和草药,最后才很偶然地发现了青蒿素。中医和中医典籍提供的众多药方没有派上用场,和拿着一本《中国植物志》一个一个往下筛选的效率差不多。有人从青蒿素的发现认识到“中药是尚未充分开发的宝库”,中药中当然完全可能含有某些还未被挖掘出来的化学药,但是青蒿素的发现过程恰恰说明想从中医典籍无数以讹传讹的记载中找到真正有用的药物极为困难,效率非常低下,而且要靠运气。青蒿素发现之后的40年间,虽然有无数的科研人员试图从草药中再创奇迹,却再也没能找到第二种能被国际公认的新药,也就并不奇怪了。
南京中医药大学黄煌 南京中医药大学黄煌 学经方,是需要经验共享的。所以,我一直主张大家有经验要毫无保留地贡献出来,这样我们才能不断地共同提高。今天呢,我也来介绍一些临床应用的经验,还有一些我收集到的资料,主题是讲一讲麻黄类方的临床应用。在座都有不少临床高手,在麻黄的应用方面你们都有独到的经验,我只是抛砖引玉,希望引起大家对麻黄方的重视。 关于麻黄 麻黄是我们中国一种传统的发汗药、平喘药、利水消肿药,同时也是一种兴奋剂。大家知道,冰毒主要来源于麻黄,是从麻黄素里面提取的。在经方中间,麻黄方占着非常重要的位置,《伤寒论》里面麻黄方有14张,《金匮》里有13张,像其中的麻黄汤、大青龙汤、麻黄附子细辛汤等,都是经方中的重要方剂。麻黄这味药,大家确实都很害怕用,尤其我们江苏苏州这一带,用麻黄非常小心,不敢多用。记得我学医的时候,老师也反复强调,麻黄不能过量,用五分、八分,用一钱。还有人不敢用麻黄,只是用麻黄水来煎煮浸泡大豆黄卷来代替麻黄使用。因为确实有用麻黄以后导致虚脱的病例。清人许仲元《三异笔谈》记载了这么一件事:说一个五岁的孩子,生肺风,一开始先用麻黄三分没有效果,然后加量加到五分,五分又不行,到第三诊他用七分,好,这个七分麻黄下去以后,这个小孩额汗如珠,脉已脱矣,结果赶快用人参、五味子、牡蛎、龙骨来救脱。后来一查原来用的药,哦!前面两诊用的麻黄都是假麻黄,第三回才是真麻黄,真麻黄七分就已经过重了。这个医话提示真麻黄发汗确实非常厉害。清代陆定圃著的《冷庐医话》也说当时有个医生,看宋代许叔微的《伤寒九十论》,非常喜欢,奉为秘本。他见许叔微擅用麻黄汤,他也学着用。一个女子热病无汗,他就用麻黄汤,结果病人汗出不止,最后人死了。 在美国,麻黄是禁用的。为什么呢?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美国,麻黄是作为减肥药被广泛使用的。美国的胖子非常多,减肥在美国是一大行业,他们用麻黄减肥,但是没有按照我们中医使用麻黄的指征来使用,结果出了问题。九四年美国的一次网球赛上有一个妇女死亡,后来一查,发现与服用一种含有麻黄的减肥药有关。美国FDA通报后,一律禁止使用麻黄。不仅美国禁止,在澳大利亚,在英国,麻黄都是禁用的。但是很多医生搞到麻黄以后照用,因为麻黄确实是好药,不会用麻黄的医生不是好医生。附子是可爱的,麻黄也是很有魅力的。
扶阳消阴火治偏瘫足心热案   李荣,女,46岁,山西省尧都区土门村人,2011年7月10日来诊。   右侧上下肢体偏瘫一年余,双足心热两年多,右侧上肢不能举,右侧下肢行动跌跛。不仅如此,更痛苦的是因为双足心烧热如冒火,日夜发烧,而在晚上烧热难忍,要拿凉水毛巾包住双足才稍安。即便是冬天也要把双足放在被子外边,平日经常喜欢双足放在铁板上凉一凉。患者自述口干纳呆少食,喜凉怕热,喜食凉物,腹胀吐酸,求医甚多,多数医者以滋阴补肾、滋阴降火、以阴虚骨蒸劳热治之。以六味地黄丸为多,药多施大熟地、生地、菟丝子等。但均罔效,甚至有些药服后更为加重。   此病案,属于偏瘫足心热顽疾,中风因寒而患,而病人以足热而突出表现,用滋阴清热方法偏瘫越治效果越差,可见药不对证。足心热口干,小便多,纳食差,是命门火衰,火不生土所为。命门之火为生命之根,由命门为一身之真火,阳化气之源,命门火衰,火不生土,水谷不化而纳呆,人之津液全凭命门之真火温煦,化气蒸腾于上,一旦化气缺少,就出现口干,下焦火衰,不能摄统肾阴,引发阴火沸腾。足心热虽为火焚,但并非实火,乃污浊之火,为阴火,一旦遇到阳火即灭。其治法,宜温热扶阳,扶其真火,阴火自然消除。滋阴活血只能使病情越重。   处方:附子30克,干姜15克,细辛10克,党参30克,黄芪30克,白术30克,一日一剂,连用七日。   患者服后自感足心热减,右侧下肢有热感,有力,而后改为麻黄附子细辛汤加补阳还五汤十五剂后,足心热消,偏瘫状况也大为改观。
大陷胸汤 一验一误   验案   患者,女,35岁,1990年春就诊。素有胃痛病史多年,由于农忙,饮食不调,旧病复发,疼痛难忍,波及整个上腹部,拒按,摇动有振水声,哗哗响,形亏体弱,舌淡苔薄白,脉细。予大陷胸汤:大黄30克,加水600毫升,煎取400毫升,将芒硝20克溶化,入甘遂末4.5克,温服200毫升,大泻数次,病若失,余药未服。5年后随访,胃痛未再发,多年宿疾,一泻尽除。   讨论虽有大陷胸汤证为急性腹膜炎的说法,但幷不是说大陷胸汤只能用于腹膜炎。曾与一兽医交谈,他说:“牛马多结槽,但分食结、水结,食结又分前结、后结,前结将消导药用大注射器直接注入胃中,后结将胳膊由肛门伸入肠中去掏”,但对水结未说治法。我心想:前结,保和丸、四磨汤证;后结,大承气汤证;水结轻者,五苓散;重者,大陷胸汤。不料,当初的想法,在这位患者身上得到了验证。   误案   患者,女,30岁。1998年10月11日来诊,满腹疼痛,以脐周为甚,拒按,时有隆起如拳,上下移动,舌质正常,苔白,脉沉紧。曾经他医口服、肌注止痛药,数日不能缓解,延我诊治。辨为大陷胸汤证,方药同上。分2次温服,于1日内服完。次日再诊,不吐不泻,疼痛加剧,建议转诊检查,在县医院住院1周,未能确诊,后腹痛缓解而出院。   讨论事后思考,这本是大建中汤证,《金匮要略》曰:“心胸中大寒痛,呕不能食,腹中寒,上冲皮起,出见有头足,上下痛而不可触近,大建中汤主之。”此患者除无呕吐,乃典型的大建中汤证,以脉紧、拒按误认为是实证,幸而迷途知返,未造成严重后果。可知,临床实际,不似初学八纲辨证时,寒、热、虚、实清晰易辨。唐代孙真人说“医者应胆大心细”,诚经验之谈。(沙丘沙)   黄煌按   入细求实,好案!中医的方证其实是辨病与辨体的结合体。如果仅仅将方证的证作为症状看,方证相应变成对症状用方,那就大错了!有些方证就是一种病,比如大陷胸汤证就是“水结”,有时不管其体质如何,不管其脉舌如何,只要是这个病,这个方证,就可以用大陷胸汤。   案一虽体弱舌淡,却可用甘遂、大黄、芒硝;而案二舌苔正常,脉象沉紧,却不可用下剂,反而该用大建中汤,就是这个道理。近来,有些网友总认为方证相应层次低,是不讲辨证论治,其实都是没有看出其中的奥秘。
川东亚掘山人遗著 川东亚掘山人遗著 看病歌诀(王锡鑫) 有病先从气色看,面色光泽病易痊,赤红如潮血虚极。实火唇红并口干,口唇白者阳分弱。鼻孔红燥肺火炎,耳疼肾热或君火。心热舌红又燥烦。肝肺有热现于面,左肝右肺见两颧。面色青黑肝肾损,白主气虚宜培元,色若黄滞脾有积。眼下青色定主痰,鼻青腹痛病主死,目赤面青命难全。阳虚腹痛按即止,按之转甚食火痰。脐腹疼痛少阴证,小腹疼痛厥阴寒。再看舌胎分表里 红黄有火清即安,白滑里寒温中急,白涩里热黄滑寒。火之深者黄多燥,胭脂舌向阴虚探。若是白胎小便赤,疫热在里饮达原。舌黑原来分数种,仔细观察要心虔。火极似水生芒刺,误服热药丧黄泉。水极似火气息冷,回阳救急妙如仙。肾气虚极舌胎黑,滋阴润燥莫迟延。精液枯极舌燥黑,回阳八味妙通玄。瘟疫舌黑皮自脱,先下后清自然安。惟有伤寒不易治,分辨阴阳要的端。 阳证心烦身恶热,阴证声低体畏寒。阳证气粗兼口臭,阴证蜷卧并懒言。阳证面红思饮水,阴证面青闭目眠。七日以前若误下,转成漏底病难痊。伤风发热身有汗,壮热无汗是伤寒。不思饮食定伤食,脾虚健脾自安然。喜饮冷水知有火,好饮热汤是有寒。阳虚自汗气不足,阴虚盗汗不归元。血虚五心多内热,气虚时常体畏寒。阴气冲阳耳鸣闭,阳气限阴腹鸣弦。口苦胆虚并心热,肝经有热口常酸,脾热口甘胃热淡,肺热口辛肾热咸。腰痛宜分寒与湿,腰酸房劳不待言,色欲头昏腰膝软,气虚头晕神不全。风肿皮肤多淋闭,气肿时消又时旋,食积肿来肚腹痛,血肿皮肤赤脉缠。阳水肿兮小便涩,阴水脾肾两虚看。上肿下消宜发汗,下肿上消贵培元。手陷起迟知水肿,手陷随起气使然。朝宽暮肿血亏损,暮宽朝肿气虚传。脱肛不痛气血弱,脱肛肿痛风火连。昼疟表邪兼补气,夜疟补血并疏肝。化痰消积更利水,虚者补之始能痊。痰热流走疮疡见,痰寒凝结在胸前。寒胜则痛火胜肿,风麻湿木气滞■。气郁结者胸胁痛,湿郁周身痛不安。痰郁气喘多胁痛,血郁四肢无力焉。肝气痞塞胸胁胀,脾气不升头昏眩。中风脉浮手足暖,中气脉沉手足寒。腹满时痛为不足,腹满有余痛缠绵。痛在泻前为实积,痛在泻后是虚元。咽痛红肿三阳热,咽痛不渴三阴寒。病系假寒清内热,病系假热温真元。胎前宜凉疏兼补,产后温补逐瘀先。真阴将亡小便绝,真阳将脱面红鲜。阴证脱兮眸子暗,阳证脱者见鬼牵。初病实热苦寒用,病后虚热宜甘寒。实而误补犹堪解,虚而误攻命难延。如此望闻问的当,方才切脉细心研。
王好古评议通圣散   金元医家传承和发扬“易水学派”学说的王好古,对刘河间有公允而较高的评价:“刘氏用药,务在推陈致新,不使少有怫郁,正造化新新不停之义。医而不知此,是无术也。”(见《此事难知》)按理说,王好古是熟悉河间学说的,也应当熟悉防风通圣散方。但在王好古所著书籍中,并未引用防风通圣散方,只是在《医垒元戎》中有“海藏通圣散评议”一文。尽管文中似乎并非专指防风通圣散一方,但对于防风通圣散一方的认识,颇有助益,今录之于下:   “通圣散治杂病最佳,治伤寒、伤风有失,其故何也?防风、麻黄、葱、豉,汗也;大黄、芒硝,下也;栀子、滑石,利小便也。经云:发表攻里,本自不同,故发表不远热,攻里不远寒。仲景云:当汗而反下者逆也,当下而反汗者亦逆也。又云:桂枝下咽,阳盛则毙;承气入胃,阴盛乃亡。既有汗药而复有下药,发表攻里合而并进,有失古人用药之本意……在太定间,此药盛行于世而多效,何哉?当时虽市井之徒,口腹备,衣著全,心志乐,而形不苦,虽然用凉亦多效而少失。如今之时,乃变乱之余,齑盐糟糠有所不充,加以天地肃杀之运五十余年,敢用凉药如平康之世耶?故多失而少效。”   “有如仲景用桂枝当汉之末也,韩袛和解桂枝当宋之隆也,其时世之异,不可不知也。兼药犯三禁:伤风不宜汗而汗之,一也;伤寒不宜下而下之,二也;小便不宜重利而利之,三也……”   把治杂病与治伤寒、伤风区别对待,这是王好古的过人之处。治伤寒、伤风需分表里先后,需要汗、下适宜。防风通圣散发表攻里,先后不别,主次不分,故不足取。而防风通圣散治疗杂病,重在畅通表里气血,无需分表里先后,故“治杂病最佳”。   也许王好古如此评议并非完全恰当,防风通圣散用于外感病表里同病者,确有良效。但,临床必须面对的事实是:医者只有分清表里先后,才有可能恰到好处地使用类似于防风通圣散这样的复方治疗外感病,并且必须做到依据表里先后进行对证加减。倘执复方不明加减,往往成事少而败事多。   事实上,王好古应该是非常不欣赏防风通圣散、双解散这类处方的。因为易水学派特别注重对临床药物学的研究、对脏腑经络的研究,处方用药特别讲究,处方中对药物的取舍、剂量的增减是极其审慎的。这一点,河间学派实在是望尘莫及。   至于文中提到天地之运气、社会环境之变更,这对医者用方的影响确实很大。但具体到临床中,据证用方是始终不变的总则。   读易水学派另一大家罗天益的《卫生宝鉴》,见罗天益也有类似论述,录之供参考:   “近世用双解散,治风寒暑湿,饥饱劳逸,殆无此理。且如风邪伤卫,必自汗而恶风;寒邪伤荣,必无汗而恶寒。又云:伤寒伤风,其证不同。中暑自汗,必身热而气虚;中湿自汗,必体疼而沉重。且四时之气,更伤五脏,一往一来,未有齐至者也。饥则损气,饱则伤胃,劳则气耗,逸则气滞。其证不同,治法亦异。盖劳者温之,损者补之,逸者行之,内伤者消导之。今内外八邪,一方治之,有此理乎?《内经》云:调气之方,必别阴阳,内者内治,外者外治。故仲景云:且除其表,又攻其里,言仍似是,其理实违。其是之谓欤!”
治脾胃重在调养   家父施治妇人病,善于调理脾胃。认为妇人病脾胃病多,尤以脾胃虚弱为主。故善于应用补养药物,治疗脾胃虚弱之症。   对脾胃虚弱者,善于重用补养药。如重用山药、白术、黄芪等,常用量在30克左右。其中山药不仅味甘归脾,且色白入肺,液浓入肾,能滋胃阴,又能利湿,能滑润又能收涩,性味平和,非重用不能建功。多服常服无流弊。家父治妇人带下,山药常为重用首选之品。   白术善健脾胃,可消痰利湿止泻泄,因其质重,需重用方显良效。如治妇人脾虚,带下乏力不欲食,产后腹泻,证属脾胃寒湿不能健运者,或脾虚气化不升者,白术均以重用。曾记得家父治一妇人月经量多,下血不止,属脾虚不统,立方四君子汤加减。方中重用白术50克,服2剂血即止。家父云此皆白术之功也。   黄芪,前人谓其补脾、肺两脏。家父认为,黄芪可补肝、脾、肺三脏,可升补脾之气。临床中凡遇肝虚脾弱、伤于饮食、不耐风寒劳累之气虚证,每于健补脾胃方中,重用黄芪升肝脾之气,每获良效。升达中焦阳气,非黄芪不可。   在调补脾胃过程中,又当以胃气为重。因为阳明胃气,以息息下行为顺,若胃气一旦壅塞,必转而上逆。上则为胀满,下多便结。治当投入理气疏导之品。临床妇人病又多脾虚,一旦胃气不顺,则选用理气之品。若用药不当,恐难以取效,甚至越理越滞。故家父在理气药中,每合健脾之参、芪、山药等品。可健脾开胃,补而不滞,通而不伤正,相得益彰。   总结家父论治脾胃之法,多健脾和胃同用,脾阳胃阴并重。升肝脾之气与降胃肠之浊相应。补养与疏理同行。
小柴胡汤  小柴胡汤出自《伤寒论》,主治“寒热往来、胸胁苦满、默默不欲饮食,心烦、喜呕,口苦、咽干、目眩;脉弦”,是中医和法的代表方剂,历代中医从本方中得到启发,变化出以柴胡为君药的柴胡流派,以通治各种疾病,是为柴胡派。其中原因有很多,但最重要的是抓住了治病的枢机所在。我们仔细分析该方会发现,本方是由4组药物构成的:1.疏肝:柴胡;2.清胆:黄芩;3.和胃:半夏、生姜;4.健脾:人参、大枣、炙甘草。相应的主治症状也分为四类:1.肝气郁滞:寒热往来、胸胁苦满、神情默默、脉弦;2.胆腑郁热:口苦、咽干、目眩、心烦;3.胃气不和:喜呕;4.脾气虚弱:不欲饮食。根据“理-法-方-药”的学习思路,我们由“药”的层面退到“方”的层面,再到“法”的层面,“理”的层面,会发现,小柴胡汤之所以在临床上有那么多的应用机会,是因为“肝郁、胆热、胃滞、脾虚”的病机存在于很多疾病之中,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   进一步思考,柴胡桂枝汤是小柴胡汤合桂枝汤的结构,这是在调整枢机的同时又兼顾了太阳不开,医圣其实是在向我们示范大法,我们师其法而不泥其方其药,针对太阳不开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选用羌活、防风或者麻黄汤等;大柴胡汤是小柴胡汤合小承气汤,是在调整枢机的同时兼顾了阳明的不合,也就是从胃腑延伸到了肠腑。这样,三阳的“开合枢”我们就可以具体把握,而三阳病可以覆盖的病种非常之多。   中医认为,中焦是人体最大的枢机,气的升降出入流转就落实在这个层面,枢机是什么?就是“肝胆胃(肠)脾”,这就是医圣通过小柴胡汤向我们透露出的重要信息。现在临床的疾病寒热虚实幷存,非常复杂,而我们用小柴胡法就可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思路清晰不乱,恐怕就是抓住了中焦枢机的关键。
首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