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维埃人 苏维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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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39年前的今天,西历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凌晨,我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了对越自卫还击战。 什么叫军人的价值?人们以为军人的价值就体现在是否永远被人们铭记和感激?如果有一天,他们的墓碑前没有了鲜花,他们的价值也就随着消失了吗?要知道,人们可以遗忘你的牺牲,但这遗忘并不改变你的价值。因为军人价值不是存在于人们不可靠的记忆中,而是取决于你的牺牲是否推动了国家和民族的进程。拿三十九年前那场边境战争来说,硝烟散去不到五年,边境上早已是一片和平。烈士陵园里半人高的荒草代替了鲜花,但历史就在那些藉藉无名的士兵倒下的地方开始了最初的启动。我们必须看到,正是那场战争,正是那些士兵的牺牲,打破了这个国家与西方世界几十年对立的僵局,这一打破最终导致了我们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形象的改变,从而使我们搞经济建设最迫切需要的资金源源不断地涌进了华夏。古老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这样开始了。追溯起来,它正是开始于三十九年前的那个大军越过界河的早晨。三十九年后,不管人们是否还记得那些牺牲者,他们都可以问心无愧的对后人说,是他们用自己的血和生命改写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这就是军人的价值。中越战争,从1979年到1989年近十年间的中越边境军事冲突。其中包括1979年中越边境中方自卫还击作战,1981年中国收复扣林山、法卡山之战,1984年中国收复老山、者阴山、八里河东山之战,两山轮战、对越坚守防御作战等。在我们享受着和平生活的今天,有多少人还记得英勇无畏,舍身忘死战死前线的英雄们?在我们在生活中遇到困难,遇到挫折的时候,又有多少人能想到39年前的今天。让我们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感受一种精神,珍惜生命,向已逝去的英雄们致敬! 让我们一起缅怀逝去的英灵们。敬礼!
纪念十月革命一百周年 明天,就是11月7日了。今年的11月7日非比寻常,而是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一百周年的纪念日。 社会主义中国的建立既是十月革命的伟大成果,又使它的世界历史意义得到升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吸收了十月革命的基本经验并结合中国实践,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随着时代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将会更加显现。仅此一点而论,十月革命也功莫大焉。 值得重视的是: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毕竟,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俄国在没有任何可资借鉴经验的情况下,艰难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其无论成功或失败的范式都为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教训,为人类文明进程积累了一笔宝贵财富。 十月革命迄今已一个世纪了。它历经血与火的考验,鲜花与掌声的拥戴,痛苦和眼泪的洗涤……其成功和挫折都曾极大地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启示。几年前,俄罗斯现任总统普京已签署命令:把11月7日作为民族和谐和解日,此举意味着在俄罗斯无论政治观点如何,谁也不能漠视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存在。作为20世纪最重要事件之一的十月革命将永载汗青。
云雾缭绕,巨石嶙峋,林壑幽美,蜿蜒似龙……这就是我家乡徐州的象征、苏北名山——云龙山。每每在梦境中,我又似乎听到了那熟悉的松涛啸声,仿佛看到了绵绵九节的挺拔山姿。 云龙山共长九节,长度大约三千米,为什么叫云龙山呢?据古书上说,是因为“山有云气,蜿蜒如龙”,故名云龙山。在1983年春节时分,徐州人民广播电台曾经播出过一条上联,面向全市征集下联,那上联写的是:“云龙山,山连山,山山连,山清水秀”,云龙山的特色由此可见。记得我小时候,常由家人领着,从北面的山门登山游览。每次一进山门的瞬间,就会见到路旁默默地伫立着一块铭刻“云龙山”三字的巨石,它好象一位久经沧桑的老人,在无言地注视着徐海大地的变迁。后来,我才知道,那块巨石上的字是在明朝万历十四年(西历1586年)的时候,由时任徐州兵备右参政的莫与齐先生手书的,不禁对这位四百多年前的老先生油然而生出一种敬意:你看,莫老先生早已随风飘去,他的墨宝却冲破了时间的阻碍和朝代的变迁,泽被后世百姓。 云龙山不高,才海拔142米,如果从地质学的角度说,它似乎还够不上“山”的标准,不过,这并没有影响我登临此山的乐趣。小时候我往往一阵风似地就跑上了山顶。山顶更好玩,有放鹤亭、有饮鹤泉,还有古色古香的碑廊,更有“三砖殿覆三丈佛”的兴化寺。每次来到放鹤亭的时候,我都不由自主地联想起一位看破红尘、无意仕途而隐居山中、驯养了两只鹤并时常在此吟咏:“归去归来兮,西山不可以久留”的“云龙山人”,他就是张天骥先生。不过,提到张天骥山人,就不得不提到另一位在北宋文坛和中国文学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苏轼在徐州任知州的时候,常常轻车简从,来到放鹤亭中饮酒,和张天骥山人成了朋友。在筹觥交错之中,在吟诗作赋之时,云龙山为11世纪的中国文学增添了几多亮色!您看,苏轼还为张山人写了一篇文情并茂、脍炙人口的《放鹤亭记》。他写并书的“放鹤亭记”碑现在还静静地卧在云龙山中,成为徐州文化乃至中国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说到苏轼,我的感情比较复杂,一方面,我知道他的一生文采飞扬,政绩也很有名。但另一方面,此公在任徐州知州的时候,曾作过一件很不理智的事情,神宗年间徐州地区黄河泛滥,苏轼作为地方官率领民众抗洪抢险,这本来是一件建设北宋版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好事,可谁知在洪水退去之后,他却心血来潮,于元丰元年(西历1078年)8月令人拆毁了当时还保存完好的西楚霸王项羽的“霸王亭”,用那些木料在徐州城东门之上修建了一座“黄楼”,尽管“黄楼赏月”已成为徐州古八景之一,但象“霸王亭”这样的千年文物就如此毁在了苏学士的手中,实在不能不令人扼腕长叹。所以后人咏诗叹道:“三叹虞兮一命终,彭城徒有霸王宫。欲知遗迹今何在?须知糊涂苏长公!” 不过,在读罢余秋雨先生的散文《苏东坡突围》之后,我还是原谅了苏轼:不要太苛求古人了吧。 其实,在徐州留下足迹的何止是苏轼!在数千年的历史风云中,在淮海大地上涌现出了众多颇具影响的历史人物。譬如汉高祖刘邦、南朝宋帝刘裕;南宋志士文天祥、明代文人方孝孺;唐朝史家刘知几、国画大师李可染……他们或立业,或建功,或为文,他们的作为早已溶为徐州厚重的文化积淀的一部分了。 云龙山所在的徐州大地,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说到发生在徐州的战争,人们总会提到解放战争中的淮海战役(国民党方面称之为徐蚌会战),我在徐州大坝头小学和徐州七中读书时,也曾多次以此为题材来作文。但事实是,在这块热土上,还有另一场同样决定着中华民族前途与命运的,值得人们去研究、去关注的战役! 那就是民国二十七年(西历1938年)春天,我国第五战区的数十万健儿同侵华日军在此展开的徐州会战!是年春季,日寇先后纠集了8个师团和5个混成旅团,疯狂向徐州窜犯。中国军队从容应战,于3 月底在徐州外围台儿庄重创日寇,以优势兵力围歼日寇精锐部队矶谷、板垣主力二万余人。面对中国士兵捍卫祖国领土的英勇,就连日寇也不得不称赞:台儿庄中国守军“决死奋战之状历历在目……士兵依靠堑壕顽强抵抗直到最后……睹其壮烈者亦为之感叹”。虽然最后中国军队不得已于5月19日放弃徐州,向豫东、皖北方向实施战略撤退。但是,我认为,徐州会战不应该算作失败,因为第五战区主力并未遭到日寇合围,相反,保存实力更有利于长远抗战;而且台儿庄一战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日寇的凶焰,使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必胜信心为之一振! 就在徐州陷落的当天,中国空军的两架美制“马丁式”轰炸机在徐焕升上校的率领下,悄然飞入夜空,秘密远征日本本土的长崎、福冈、久留米和佐贺等城市,总共投下一百万份传单——我个人认为,如果是凝固汽油弹就更好了——对日寇实施“人道轰炸”。雪花般漫天飞舞的传单,无言地警告日寇:中华民族是不可战胜的,云龙山和徐州人民是不会在侵略者面前低头的! 我是淮海大地的儿子,出生于徐州,工作在镍都。如果说祁连山凛冽的朔风雕凿了我的性格,那么可以说,云龙山和徐州大地则塑造了我的风骨。虽然我离开徐州已逾二十载春秋,然而,在梦中,我仍然飞回了云雾缭绕,巨石嶙峋,林壑幽美,蜿蜒似龙的云龙山。 我在想:“云龙山,山连山,山山连,山清水秀”的下联,应该对什么好呢?经过二十年改革开放,我国的综合国力已大为提高,中华民族这条巨龙早已腾飞。不妨对之以:“中国龙,龙飞龙,龙龙飞,龙飞凤舞”吧。
二十一年献血路 我是1996年5月在镍都金昌参加无偿献血这一公益活动的,至今已经整整21年了。在此之前的1993年5月,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进修时,生平第一次参加了由学校组织的义务献血活动(当时还只是义务献血而非无偿献血),而且只参加了这一次,以后三年再未献过血,所以我个人计算无偿献血开始时间时,都是从1996年5月算起的。 那是1996年5月8日,那一天是世界红十字日,金昌市中心血站的工作人员在市第二人民医院门前搞宣传活动,由于我此前在学校献过血,所以直接过去做了采样,当时的条件还不允许直接采血。两天后,血站通知我,化验结果合格,我可以过去献血了。于是,我骑着自行车,轻快地来到位于市中医院内一侧平房的中心血站,开始了我在金昌的第一次无偿献血。 第一次无偿献血的时候,金昌市中心血站排出了豪华阵容:包括窦泉英站长在内的医师们全部出动,由苗涛、赵肃民两名医师亲自为我采血!窦站长还不时关切地问我:“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哪儿不舒服?”我告诉她们:“很好!”可是她们还是很担心,一直不停地询问我的状况。最后我只好苦笑着告诉她们:“本来我的感觉很好,可是你们这样着急,却让我有些紧张了。”献血完成了我要离开时,窦站长要派车送我回家,我婉言谢绝,骑着自行车扬长而去。 当时我并不知道,正是这一次,我和其他两名志愿者的行动,开创了镍都无偿献血的先河!看着自己的鲜血汨汨地流入储血袋中,想到自己的血液可以使那些因伤急需帮助的人们重获生命和健康的时候,我的内心就产生了一种无比的自豪。 常言说,人生不如意事,往往十之八九。就在我全身心地投入无偿献血的时候,一些不和谐的音符也出现在我平静的生活中。有人说我太傻,献血是一件有害身体的事,我这样的人不是有病就是神经有问题;也有人说,我那样做是为了作秀,给自己捞名誉和资本;还有人说我献血是三分钟热度,能献个一两次就不错了……对此,我的处理比较豪放:别人说什么是别人的事情,我不能封住别人的嘴不是?我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 几年的时光一晃而过,当时国家在无偿献血表彰这一块实施的还是“旧制度”,与现在的表彰办法不同,旧制度只要够800毫升就可以获得铜质奖章、满1600毫升可以得银质奖章、满2400毫升可获金质奖章。如果满3400毫升呢?就可以获得一项“无偿献血金杯奖”。在我献血几年之后,金昌市中心血站见我已经达到献血1800毫升,超过了银质奖章的标准,就直接为我申请了银质奖章。在经历省里审核、卫生部批复,最后在1999年5月,由中国红十字会向我颁发了“无偿献血银质奖章”和中国红十字会荣誉会员证书。所以,我没有获得无偿献血铜质奖章,而是直接获得银质奖章。 进入新千年,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2000年夏天,甘肃省准备对全省的无偿献血者进行一次表彰。但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国家已经实施了新的无偿献血表彰办法,旧制度已经不再执行了。新办法的标准想必大家都知道了:无偿献血4000毫升获得奉献奖铜奖、6000毫升获得奉献奖银奖、满8000毫升获得奉献奖金奖。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整个甘肃省没有一人能获得铜奖,因为当时甘肃省献血量最多的是兰州的赵国忠先生,而老赵的献血量也不到4000毫升。献血量在2400毫升以上的,全甘肃省那时候只有三个人:兰州赵国忠、平凉袁文强和金昌的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如果按照新标准来执行,只有老赵能摸到奉献奖铜奖的边,老袁和我连铜奖的边都摸不到。 其实,省卫生厅和省红会有一个最好的解决办法:设一个甘肃省无偿献血敦煌奖或金城奖,用有机玻璃雕刻成奖牌发给献血者,既省钱又有意义。君不见上海市就单独设立了一项“无偿献血白玉兰奖”吗?当然,甘肃省比不得上海市,但我们可以将标准定的低一些嘛。上海白玉兰奖的标准是无偿献血10000毫升,甘肃可以降为譬如3000毫升,是不是?可惜省里只是向中央申请,由甘肃再按旧制度表彰一次。中央倒是同意了省里的要求,只是下拨的奖品差强人意了。 当时,省里向中央申报一个无偿献血金杯奖,两枚无偿献血金质奖章。可中央只下发了一个景泰蓝奖杯和一枚金质奖章。景泰蓝奖杯毫无悬念地为老赵收入囊中,可奖章出了麻烦:省里报了我和袁文强,但奖章却只有一枚! 怎么办?大家想,当然是谁献血量多就给谁呗。 如果论献血量,我比老袁多。当时相差也不是太悬殊,我只比他多200-400毫升。 但当那一年夏天在兰州举行的全省无偿献血表彰大会上,那枚金质奖章却鬼使神差地发给了……老袁,省卫生厅只发给我一份荣誉证书。这里面有什么说道就不清楚了,省里只提出了一条勉强拿到桌面上的理由:我没到兰州开会,而袁文强来开会了。为了对我表示安抚,省卫生厅通过市中心血站转告我,欠我的奖章今后会给我补上。 后来市中心血站向我解释的时候,我心里却不以为然:不给就不给吧,找什么借口呢?我没去但金昌市中心血站有人参加,让她们给我带回来不就得了?这里面有猫腻呀。 不过,心中的不快只是一闪而过。毕竟,我献血的目的是为了治病救人,而不是为了那枚金质奖章。只要那些急需输血的病人得到及时救治、重获健康,那就是对我最好的回报了。 到了2004年,我献血量已达8200毫升,达到了新办法中的奉献奖金奖的奖励标准,金昌市中心血站再次将我申报。有意思的是,卫生部的同志居然来电核实,不仅找了市中心血站,而且还直接找到我本人。大意是:上次2000年表彰的时候不是给了你金质奖章吗?怎么这一次又申报奉献奖金奖了呢?当时的规定是,一个人一生只能得一次金质奖章。 我据实做了说明。当年那枚奖章,你们发给了老袁,没有给我。当时声明欠了我一枚奖章,要给我补上,然而这一欠就是四年! 卫生部的同志明白了。 于是,那一年的秋天,卫生部来函通知,各省派遣无偿献血奉献奖获奖代表和促进奖获奖代表各一名,来京参加2001-2003年度全国无偿献血表彰大会。我作为甘肃省代表和甘肃省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惟一获奖者,前往首都与会。老袁也作为促进奖代表前往,我们在中国职工之家饭店相聚了。 按说,老袁也亏,这时候,他的献血量是6600毫升,虽然与我相差比较大,却也符合银奖获奖条件呀。可惜,他在2000年已经得到一枚金质奖章了,按当时的规定,他只能获得无偿献血促进奖。 2004年10月21日下午,作为甘肃省惟一奉献奖金奖得主,作为甘肃省代表,我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了2001-2003年度全国无偿献血表彰大会,拿到了国家实行新的无偿献血表彰办法以来甘肃省第一枚金质奖章。 如果说,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那么,他也会为你打开一扇窗。站在人民大会堂的我,心中块垒顿消。往日的委屈与不快如同炎炎阳光下的祁连山雪水,消融的无影无踪。 我详细阅读了表彰文件:卫医发(2004)335号《关于对2001—2003年度无偿献血奉献奖、无偿献血促进奖、无偿献血先进省市奖和无偿献血先进部队奖获奖者予以表彰的决定》,发现其中有一段话很有意思:“卫生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决定对在2001-2003年度无偿献血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伊青春、周欣、王洪斌等4964名获得无偿献血奉献奖的个人……予以表彰。” 我的名字居然出现在卫生部的文件正文之中! 开始我以为是同名同姓,好在获得奉献奖金奖的人不多,只有1053人,文件中4964人的提法是包括金银铜奖所有人的。仔细查阅之下我发现,没有与我同名同姓的人。 我有些困惑:如果说文件后的附件中有我的名字是很正常的,但在正文中却出现我的名字难免有些……毕竟我的献血量只有8200毫升(事实上我去北京时已经达到9000毫升了,但卫生部那儿还是半年前的数字),也就是刚过金奖标准线呀。接受表彰的人中献血三四万毫升的都大有人在,我的献血量根本排不上,怎么会将我的名字排在文件正文中呢? 后来,我仔细阅读分析后,明白了:伊青春是新疆代表,也是新疆惟一金奖得主,王洪斌是宁夏惟一金奖得主,我是甘肃省的惟一金奖得主。我们三人分别是三个省、自治区的代表与奉献奖金奖惟一获奖者,所以,我们的名字上了卫生部表彰文件的正文。 我们三人都来自大西北,西北还有两个省:青海和陕西。青海省没有金奖获奖者,陕西省比甘肃省好一点,但也就稍好一点:有两名金奖获得者。 走笔至此,顺便提一句:甘肃省在2004-2005年度全国无偿献血表彰中没有金奖得主,所以,直到2008年底卫生部将“2006-2007年度全国无偿献血表彰名单”公布之前的四年时间中,我不仅是甘肃省第一个金奖得主,而且还是甘肃省惟一一名金奖得主。 当我回到单位后,局长杨惠国看到我的金质奖章与证书后很高兴:“全国有1053个金奖获得者,甘肃省只有1个,这一个还出在我们龙首分局!”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不过,让人苦恼的传言又四处传播:现在没有人说我献血是三分钟热度了,但又认为我献血有瘾,不献血血管就涨得难受;有人传言我在中央得了不少物质奖励;就连金昌市中心血站的护士们都传说:金川集团公司给我长了一级工资。以至于我们建设路派出所经济民警中队的张队都专门打来电话问我:是不是国家给了你两万元奖金?我给他详细说明之后,他才半信半疑地放下电话。 很少有人相信,我从北京带回来的,只有一枚金质奖章、一纸获奖证书和一本光荣册。 不管别人怎么想、怎么说,我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还是一如既往地工作,一如既往地利用业余时间在电脑上写作,一如既往地做家务,协助妻子做饭,帮助女儿学习功课。 高调做事,低调做人,是我这些年来的生活准则。除了在执勤时认真查验之外,一般情况下我都保持低调。要知道我并不富裕!我虽然名义在龙首分局建设路派出所工作,但工种开始是经济民警后来叫护卫队员,我不占公务员编制,只是金川集团公司的一名普通员工,标准的工薪阶层。我手腕上戴的是50元一只的手表,小巧的表盘上镌着一枚闪亮的警徽,一戴就是十多年;我使用的手机是400元的仿诺基亚,只能接打电话和接发短信,什么彩信、微信、手机上网、QQ等功能都没有,而且我一用就是将近十年!然而,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我通过邮局向中国红十字总会捐款600元,向金昌市红十字会捐款500元。 不过,在单位组织捐款时,我只按照普通民警捐款50元的标准进行了募捐。内勤有些不理解,问我为什么在单位内捐款很少?我回答她:如果我在所里捐款几百上千元,你让徐所和关教怎么办? 这么多年来我惟一一次享受处级干部待遇的,就是汶川地震后,我捐款的数额相当于金川集团公司两个处级干部的捐款额。 除了在金昌献血,我还利用回乡探亲的时候,在江苏省徐州市无偿献血两次。2009年7月第一次在淮海西路的爱心献血屋里,第二次是2011年7月,在徐州市东站广场的采血车上。当金昌市中心血站的一名护士问我为什么要在徐州献血时,我告诉她:我出生在徐州,人是不能忘记乡梓的。其实何止在徐州献血,当我抵达苏南名城常州时,如果不是距我上次献血的间隔时间才5天,我都想在常州市南大街步行街边的采血车上献血呢。 一份份献血证被我储蓄着,2012年秋天,一个朋友找到我寻求帮助。说其兄在兰州做手术,急需输血,医院却需要家属出具献血证,可他们夫妇俩的献血量太少,我毫不犹豫拿出了载有10000毫升血量的献血证借给他用。几个月后,其兄术后康复,他找我归还献血证,不好意思地说明用了我600毫升的血量,我笑了:这本来就是让人用的,我自己又不用,只要病人能脱离危险就好。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2008年,金昌人民将我推入了全市评选的“金昌市首届道德模范”的行列;同年8月,我与兰州老赵、平凉老袁一起,又获得了中国红十字总会颁发的“生命奖牌”;2009年2月,甘肃省卫生厅和省红十字会又向我颁发了《甘肃省无偿献血先进个人》荣誉证书;2015年1月,甘肃省文明办授予我“甘肃好人”称号;同年12月,《兰州晚报》社与阿里公益天天正能量联合举办了点赞中国人之“寻找最美甘肃人”活动,向我授予了“最美甘肃人”二等奖;2016年3月2日,中央文明办又将我列入2月份“中国好人”的行列…… 2013年元月,我获得了“工行杯”感动甘肃•2012十大陇人骄子提名奖。当我坐在省广播电视总台的演播大厅内,欣赏着配乐诗朗诵《与你同行》彩排的时候,内心充满了激动与兴奋,仿佛心灵在这一瞬间得到了升华。 2013年7月,省血液中心将卫生部、中国红十字总会和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颁发的“2010-2011年度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荣誉证书快递到我手中。如此算来,我不仅是国家实行无偿献血新的表彰办法以来甘肃省第一个金奖得主,也是甘肃省第一个两次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的得主。 这一次与上次不同,只有证书没有了奖章。我已经没有了九年前第一次获奖时的激动与兴奋,心境很平和。无论有没有金质奖章,该做的事情我总归要做的。也许有人会说,现在是一个国民道德水准整体滑坡的时代,你这么做太傻,光在金昌市就捐献了将近两万毫升的全血,却一点实惠都没得到。 但我认为,我参加无偿献血,不是为了出名,也不是为了奖章与荣誉证书,更不是为了所谓的“实惠”,而是为了那些在危急中急需帮助的病人,是为了那份“镍都血缘”。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我总归要为这个社会做些事情。无偿献血,利国利民,而且“血液连接你我”,分享生命,捐献热血,我认为这样做值得,于是就这么做了。前路漫漫,我还会一直坚持做下去的。
别忘了,汨罗江畔的那个身影 屈原生于战国时期的楚国,他的一生是为国为民努力付出的一生,用诗歌表达了他的志向和愿望,他敢于直谏的秉性和设身处地为国家为百姓着想的无私品格,成为他高尚人生的里程碑,他在为国家为人民作贡献的同时,蒙受不白之冤而投江表明自己的清白。他生前所作的诗歌代表作成为当时乃至后代经久传唱的启迪人生奋进的经典。每年的端午节,是我们中华民族纪念他的日子,目的是让我们的子孙后代都要记住他高尚的人生追求和无私奉献的品格。 我们不会忘记,“路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高远人生目标,并用这句话来激励我们及子孙后代来求索国家、社会、人类的文明之路。人类的文明是人类生存和追求的目标,现代的科技文明引导人类不断实现了丰富的物质文明,在物流横欲的时代,人类对精神文明的追求仍然不足,很多人只停留在物质文明的追求上,缺乏学习真理和实践真理的实际行动,对精神文明的要求不是很高,这样的社会发展就如缺少了一只腿,走起路来很不平衡,因此,我们依然要高度重视精神文明的建设,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并朝着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奋斗。屈原用他短暂的一生给我们作出了杰出的表率,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真切地祭奠他,并不断追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新高度。 人生的旅途很艰辛,从牙牙学语到暮年白头,要不断地修正自己的言行,以达到文明道德规范的要求,这正是严格要求自己和不断战胜自己的人生目标。人要做到品格高尚,就要不断修行修为修德,从而陶冶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提高自己的修养素养,真正成为有利于国家有利于社会有利于人民的人。只有个人的思想素质和技能素质达到社会要求的标准,我们每一个人才会真正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有用之才。 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有一段经典的名言:“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对人来说只有一次。因此,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一个人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能够说,我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人生最宝贵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屈原的一生正是这样度过的,他的精神是不朽的。我们也要像屈原和保尔一样,不虚度年华,不耗费生命,在新时代的征途中谱写感动时代和感动历史的新篇章。 屈原,我们永远怀念你!
胜利日的由来 今天——5月9日——是苏联反法西斯卫国战争胜利日,俄罗斯政府又在红场隆重举行了庆祝卫国战争胜利的阅兵式。1945年5月9日是苏联及其国际法理上的后继俄罗斯的重要节日,也就是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纪念日。 不过,细心的人们会发现,按照西方的说法,德国是1945年5月7日投降的,美、英、法等国把5月8日定为战胜德国纪念日。为什么苏联要把5月9日定为胜利日呢?难道是因为战后的“冷战”使苏联与西方国家在胜利日上产生了矛盾吗?哪一天才是真正的胜利日? 人们有这样的疑问是不奇怪的。因为“冷战”的原因,美、苏在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中经常对着干。试举一例:战后,轻武器口径的小型化已经是一种潮流,美国开发出5·56毫米北约制式小口径步枪和弹药,苏联偏偏开发出一款使用5·45毫米弹药的AK—74型突击步枪,都是小口径突击步枪,但就是不和你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类似的例子太多了。 其实,真正的原因很简单:两个日子都正确,这与冷战无关。 1945年5月2日,苏军攻克柏林,德国的抵抗已经瓦解。当时在德国西北部,邓尼茨海军元帅急忙向西方提出投降。西方同意接受他的代表到盟军总部,不过要求投降必须是全面的,包括东线的德军应向苏军投降。5月7日凌晨2点,德国代表在法国兰斯艾森豪威尔将军大本营向盟国四方,包括美、英、法、苏递交了投降书。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兰斯仪式”。 可是,斯大林对此非常不满,他认为,苏军是战胜德国法西斯的主力,柏林又是苏军攻克的,所以兰斯仪式无论从地点到方式都有损于苏联的尊严,他坚持投降一事应该在柏林再搞一次,5月7日在尼斯投降仪式只能算预演。 不能不承认,斯大林的理由是成立的。于是,5月8日晚间,苏、美、英、法等国在柏林附近的卡尔斯霍尔斯特小镇又一次举行了德国无条件投降仪式,德国虽不情愿,但作为战败国也无资格提出抗议,只能老老实实就范。 5月8日23时50分许,以凯特尔元帅为首的德军最高统帅部代表,在苏军占领的柏林近郊卡尔斯霍斯特签署了纳粹德国武装力量无条件投降书。包括苏联元帅朱可夫在内的苏、美、英、法代表一起接受了无条件投降。德国无条件投降书上明确书写:“我们,这些代表德国最高统帅部的签字者,同意德国一切陆,海,空及目前仍在德国控制下的一切部队,向红军最高统帅部,同时向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无条件投降。” 德国人签字投降后,美、英、法等西方盟国开始受降,西方各国签字完毕,已经是5月8日的最后几分钟了,因此西方将5月8日作为胜利日自然无可厚非;等到主持投降仪式的朱可夫元帅代表苏联签字完毕,已经是5月9日的凌晨,1945年5月9日0时16分,德国无条件投降书正式生效。所以苏联方面将5月9日作为卫国战争胜利日也是正确的,苏联当局一直宣传卫国战争进行了1418个昼夜,也是这么来的。
九曲十八弯的黄河缓缓地淌过宁夏平原,在她有力的臂弯里,在巍巍贺兰山的山麓,座落着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西夏古都——银川市(旧称兴庆府)。而我曾经在其中就读了两年历史学的宁夏大学,就位于这座被誉为“塞上明珠”的古城西端的新市区。 1988年的夏天,出于对历史学的挚爱,我放弃了原本已拿到手的兰州大学成人教育处新闻学专业的录取通知书,兴奋同时又带着些许紧张地迈进了宁夏大学历史学系文史专业大专班的课堂。从此,我就和宁夏大学、和新市区的朔方路、和贺兰山下的这片沃土就结下了深切地不解之缘。 至今我仍清楚地记得:宁夏大学正门(西门)的外面就是宽敞笔直的、延伸数公里、另一端连接着西北第二民族学院的朔方路,夏日的傍晚,我常在朔方路上漫步,此举既为强身健体,同时又可对当天所学的知识加以思考、消化和整理;不经意间,还可以举目四望,欣赏朔方路两侧的街景及塞上江南的美丽风光。每天散步归来,远远就望见了宁大主楼,以及主楼两侧所镌刻的校训:“求实、创新、尚德、勤奋”!每次看到主楼和校训的时候,我的心里就仿佛滚过一阵阵热流,心潮激荡不已。我们入校的时候,恰值宁夏大学三十周年校庆,在校庆活动的热浪氛围的簇拥下,我们这些新生开始产生并加深了对宁夏大学——特别是历史学系——的了解和认识,我们对宁大的信任感和归属感也油然而生。以至于离校多年以后,我依然珍藏着当年那枚曾佩戴在我胸襟前的镌有“宁夏大学”字样的红色校徽。 虽然当年历史学系的教师里还没有人拥有“教授”的职称,老师中的最高职称也只是“副教授”,也许有人会对此感到不以为然。但是,我通过切身体会认识到,我们历史学系里的一些极富理论教学水平和丰富教育经验的老教师(如刘彤和张天老师)和中青年教师(如先后担任我们班主任的朱筱新和赵汝清老师;世界现代史任课教师王林聪等老师)的严谨教学和言传身教,对我们这些新生关于学识的积累、分析问题的方式和学习方法的养成等方面影响至深,恐怕并不亚于一些专家、教授。 就拿刘彤老师来说吧,这位饱经沧桑的学者在课堂上并不单纯地传授他主讲的世界当代史和中东问题所涉及的知识,而是在授课的同时也将研究、探讨问题的方式、方法也教给了我们。说起我和刘彤老师在课堂上的相识也很有趣:那是在他主讲的世界当代史第一堂课上,刘彤老师向同学们讲解几个名词术语:“大时代”等等,我当时年少自负,仗着自己有些小聪明居然只用脑子强记而不做课堂笔记,刘老师发觉这一异常情况之后,立即询问我:怎么不做笔记?我竟然回答说:您讲的所有东西我都记在大脑里了,因此我不需要做笔记,言外之意是我比其它同学聪明。现在回想起这一幕,我觉得自己当时实在自负、浅薄的可以。可让我惊奇的是:刘老师竟然没有生气,为了不影响课堂进度,他只是简单扼要地给我讲了一下做笔记的重要,建议我做课堂笔记。我也就听了老师的话,提笔写了起来。后来我才发现,刘彤老师的建议是何等高明、何等睿智!想作学问哪有不做笔记之理?“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啊,以至于多年以后,我甚至在图书馆翻阅资料时都不自觉地做起了笔记。 虽然刚开始我给刘彤老师留的印象并不好,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了解的增多,当刘老师发现我是一名酷爱历史学、并对世界现当代史和中东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的学生时,他总是全力地支持我。每一次我拿着写完的文章初稿去向他请教时,他总是详细地阅读,然后再将他的意见告诉我:哪些地方写得还不错;哪些地方观点欠妥,应该这样或那样去修改;哪些地方史料存在不足,应该从哪几个方面去补充和完善……尤为难得的是,刘彤老师不仅仅教我做学问,还教导我一些做人的道理。在发现我性格上的缺点后,刘老师立即提醒我:“你有些狂”,然后向我提出改进的意见,他真正做到了“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然而遗憾的是,至今我在这方面做得仍然不够理想,仍然“有些狂”。 在离校前夕,我去请刘彤老师在我的毕业纪念册上留言,他深思片刻,然后刚劲有力地题词:“启迪思考、勇于探讨、培养兴趣、受益终身”!这十六个字,我一直牢牢地记得,二十多年来,当我在世界当代史及苏联问题、中东问题等方面写就并发表了几篇涂鸦之作,如《浅论雅尔塔协定对抗战胜利和中国主权的影响》、《浅论海湾危机的解决方式》、《30~50年代苏联大清洗经过及教训之浅析》、《也谈抗战时期的中苏关系》和时事评论《试析“沙漠之狐”行动的影响》、论文《浅谈苏联卫国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等文以后,更是比以往更深切地感受到这十六字题词的内涵和深邃。 每一次文章写好之后,我总是第一个就想起刘彤老师,第一个就把拙作寄往贺兰山麓、寄往宁夏大学、寄到刘彤老师的案头,请他审核、把关。尽管我已离校多年,刘彤老师对我早已没有这种义务,但令人敬佩的是:这位饱经沧桑的学者却从未推辞过我的请求,即使是在退休之后,他还是象我在校时那样,先是详细地阅读拙作,然后再将他对拙作的印象和修改意见告诉我…… 人生如白驹过隙,转瞬间,我离开宁夏大学已经二十七年了。然而,即使是在梦中,我也常常回到朔方路,在我身后的宁大主楼上,在我的心中,永远闪烁着校训:“求实、创新、尚德、勤奋”!
“多么熟悉的声音, 陪我多少年风和雨。 从来不需要想起, 永远也不会忘记。 …… 假如你不曾养育我, 给我温暖的生活; 假如你不曾保护我, 我的命运将会是什么? 是你给我一个家, 让我与你共同拥有它……” “酒干倘卖无”,在闽南语中是“有酒瓶子卖吗”的意思,是收酒瓶人的叫卖语。歌曲《酒干倘卖无》是电影《搭错车》的主题曲,它曾经在祖国大陆的大街小巷中传唱,时至今日,这首歌仍备受当代青年喜爱而成为许多人日不离口的小曲。 我第一次接触这首《酒干倘卖无》,是1984年的秋天,在武进县夏溪镇外婆家读书的时候,在常州人民广播电台的“每周一歌”节目中听到的。 其实,我在夏溪生活期间,“每周一歌”节目播出的歌曲何止几十首!但是,这一首《酒干倘卖无》却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在将近三十年后的今天,别的歌曲早已淡忘,但我的脑海中却仍然不时回荡着它的旋律。 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歌词太符合我当时的情形与心境了。我当时在外婆家里,跟着外婆和小舅一起生活。外婆家在武进县夏溪镇后墙门,素有“江苏苗木之乡”美誉的夏溪是一个不大的江南小镇,虽然没有同里、周庄那样出名,但也颇具江南特色。在我的记忆中,小小的夏溪镇有一条狭长的、用青石板铺成的小街,尽管没有市内青果巷那样悠久的人文历史与深刻的文化底蕴,然而,那细长的小街也铺满了数百年来夏溪人的勤奋、努力和对生活的渴望;小街向南一个街区,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小河,尽管它没有白云溪那样清澈,但对于经常去河边一家老虎灶提水的我来说,河畔的清香是那么醇厚,那是夏溪的味道,那是外婆家的味道。 我的外公早在1979年夏天辞世,我对他的记忆已经很模糊了,在我脑海中,最后一次见到外公是1976年5月,妈妈带我和妹妹回家探亲的时候,外公个头不是很高,但人很精神。2011年夏天我回夏溪家探亲时,表弟与我谈到外公,他说外公人品正直,在当地很有威望,镇上的人们都尊称外公为“朱大先生”。 我小舅文化水平不高,只有小学毕业,但却做得一手木匠活,整天外出干活挣钱,所以我见到他的时候不是很多。 我外婆姓储,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没有我当小学教师的奶奶那样的文化与社会地位,虽然不干“酒干倘卖无”的生计,但她也只能从事最普通最简单的活计。当时的我很顽皮,经常惹得表弟哭,让舅妈很生气。外婆总是先劝解舅妈,然后再说服我。外婆不讲什么大道理,总是用很朴实的语言教育我,譬如她经常告诫我:“做事体要做好哉”,以至于许多年之后,每当我干活疲倦想偷懒时,总会想到外婆的劝说:“做事体要做好哉”。 刚到夏溪的那段时光,由于我长时期在大西北生活,习惯吃面食,对稀饭反而不习惯了,外婆就会从街上买回“馒头”,说是馒头,但与北方的馒头不同,里面是有肉馅的。我吃的狼吞虎咽,外婆看在眼里,什么都没说,舅妈怪她偏心,她也不为自己辩护,直到我习惯吃稀饭才做罢。后来我才知道,买“馒头”的钱,用的都是外婆平时积蓄。当时的我,真是太不懂事了。 我在课余时间,也尽自己所能帮着家里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不过,在外婆与舅妈的悉心打理下,家里也没有什么大的事情要我来做。这样一来,去河边老虎灶提开水就成了我每天的“必修课”。走在夏溪的小街上,听着《酒干倘卖无》的旋律,让我很有感触:的确,如果没有外婆对我的关怀与照顾,我怎么会如此开心?就像歌词里所说“假如你不曾养育我,给我温暖的生活;假如你不曾保护我,我的命运将会是什么?” 1996年春天,我与妻子喜结连理。新婚时,我为妻子买了一辆常州生产的“金狮”牌自行车,骄傲地向她宣称:“这是我们常州生产的!”可惜这一切,外婆再也看不到了。在我结婚的三年前,她去了另一个世界。据说,外婆走的很平静。 2011年夏天,我带着猫女儿回夏溪探亲。由表弟带着,我们一路前行,来到了外公与外婆的坟前。外婆的坟很简单、很朴素,我顿时感到,仿佛世界上所有的鲜花与美丽,都汇聚在这里了。 我的耳畔,似乎又响起了《酒干倘卖无》的歌声。
变动中的边界 以色列是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国家。说它古老,是因为三千年前犹太民族就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说它年轻,是因为当代以色列国诞生于二次大战后的1948年,迄今只有69年的时间。以色列也是一个在当代世界知名度很高的国家,这不仅因为几十年来它曾多次在战争中打败人口数十倍于它的阿拉伯邻国,而且还因为它能在恶劣的环境中迅速发展,成为中东地区经济、军事实力和社会发展水平等方面都首屈一指的国家。另外,以色列地处亚、非、欧三大洲交汇之处的中东地区的中心,虎视着连通地中海和印度洋的苏伊士运河,靠近盛产石油的阿拉伯半岛,地缘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以色列不产石油,但它却是中东非产油国中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这里还是古代文明发源地之一,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宗教的圣地。这一切,都使以色列在国际社会中格外引人注目,也使学术界和普通的人们对它充满了研究、探讨的兴趣。 更有趣的是,以色列与一般国家不同,它有一条变动中的边界。 现代以色列国地形狭长,呈一楔形,从最北端的迈图拉,到最南端的埃拉特,全长为450公里;从东边的死海到西边的地中海,最宽处约有135公里。它的北方邻国是黎巴嫩,东北面与叙利亚接壤,东面的邻国是约旦,西南方邻国是埃及。以色列西临地中海,南端的埃拉特港濒临红海亚喀巴湾,可通向印度洋。 以色列虽然面积不大,但地形地貌、气候环境却复杂多变。在它的北部可看到常年积雪的赫尔蒙山麓,而南部却是干旱荒凉的内格夫沙漠;它的西部是肥沃的沿海平原,中部是蜿蜒起伏的加利利、撒马利亚和犹地亚山地,而东部却又是低陷的约旦河谷和死海。 一般国家的边界都是固定的,除非通过战争、条约和购买,基本不会发生边界变动。为何以色列的边界处于经常变动的状态?这与以色列建国的背景和经历有关。 根据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巴勒斯坦未来治理问题的决议”(即181号决议),巴勒斯坦被分成一个“犹太国家”、一个“阿拉伯国家”和耶路撒冷国际共管区。犹太国面积为1.45万平方公里,占巴勒斯坦总面积的55%,阿拉伯国面积为1.16平方公里,占巴勒斯坦面积的44%,由联合国管辖的耶路撒冷及其附近地区约为187平方公里。 但是,随之爆发的第一次中东战争(史称“巴勒斯坦战争”,以色列人称之为“独立战争”)很快便改变了联合国决议所规定的边界。决议中规定的巴勒斯坦阿拉伯国家未能建立,其土地被约旦、埃及和以色列三国瓜分。约旦获得了5,260多平方公里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埃及获得了350多公里的加沙地带,其余的6,200多平方公里被以色列占有。耶路撒冷城被一分为二,约旦占领了东城(即旧城),以色列占领了西城(新城)。1949年7月的停战线被称为“绿线”。“绿线”内以色列控制的面积为20,697平方公里,占巴勒斯坦总面积的78%左右。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国际社会所承认的以色列领土即是“绿线”内的区域。连阿拉伯世界也都默认了这一点,阿拉伯国家动辄在联大中要求以色列退出“阿拉伯被占领土”,就是要以色列退回到“绿线”之内,所以,无论今后以阿双方谈成什么样,以色列是不会再回到联合国划定的边界之内去的。 在1967年6月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除了夺取原巴勒斯坦境内的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和东耶路撒冷外,又占领了埃及的西奈半岛和叙利亚的戈兰高地,使其控制的地域一下子膨胀了四倍多,总面积达到了87,019平方公里。1982年4月,以色列按以—埃和平协议全部撤出了西奈半岛,但仍继续占领着叙利亚的戈兰高地(约700平方公里)。迄今为止,以色列的实际控制区域为巴勒斯坦全境和戈兰高地,总面积为27,800平方公里。 根据以色列近年出版的地图,它与埃及、黎巴嫩、约旦的边界线都被标注为“国际承认的边界线”,而在戈兰高地与叙利亚之间的边界线仍标注为“停火线”。到1997年为止,以色列已根据“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平协议”先后撤出了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以色列人称这一块领土为“犹地亚和撒马利亚”——的杰里科、杰宁、拉马拉、纳布卢斯、图勒凯尔姆、卡尔斯利耶、伯利恒和希布伦等城市。至于整个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的最终地位问题,以及戈兰高地的归属问题,还有待于以色列同巴勒斯坦阿拉伯自治机构和同叙利亚通过谈判来最后确定。 我希望以色列能和其它国家一样,有一条固定下来的边界;也希望以色列人民能够拥有和平的、没有恐怖袭击的生活!
云雾缭绕,巨石嶙峋,林壑幽美,蜿蜒似龙……这就是我家乡徐州的象征、苏北名山——云龙山。每每在梦境中,我又似乎听到了那熟悉的松涛啸声,仿佛看到了绵绵九节的挺拔山姿。 云龙山共长九节,长度大约三千米,为什么叫云龙山呢?据古书上说,是因为“山有云气,蜿蜒如龙”,故名云龙山。在1983年春节时分,徐州人民广播电台曾经播出过一条上联,面向全市征集下联,那上联写的是:“云龙山,山连山,山山连,山清水秀”,云龙山的特色由此可见。记得我小时候,常由家人领着,从北面的山门登山游览。每次一进山门的瞬间,就会见到路旁默默地伫立着一块铭刻“云龙山”三字的巨石,它好象一位久经沧桑的老人,在无言地注视着徐海大地的变迁。后来,我才知道,那块巨石上的字是在明朝万历十四年(西历1586年)的时候,由时任徐州兵备右参政的莫与齐先生手书的,不禁对这位四百多年前的老先生油然而生出一种敬意:你看,莫老先生早已随风飘去,他的墨宝却冲破了时间的阻碍和朝代的变迁,泽被后世百姓。 云龙山不高,才海拔142米,如果从地质学的角度说,它似乎还够不上“山”的标准,不过,这并没有影响我登临此山的乐趣。小时候我往往一阵风似地就跑上了山顶。山顶更好玩,有放鹤亭、有饮鹤泉,还有古色古香的碑廊,更有“三砖殿覆三丈佛”的兴化寺。每次来到放鹤亭的时候,我都不由自主地联想起一位看破红尘、无意仕途而隐居山中、驯养了两只鹤并时常在此吟咏:“归去归来兮,西山不可以久留”的“云龙山人”,他就是张天骥先生。不过,提到张天骥山人,就不得不提到另一位在北宋文坛和中国文学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苏轼在徐州任知州的时候,常常轻车简从,来到放鹤亭中饮酒,和张天骥山人成了朋友。在筹觥交错之中,在吟诗作赋之时,云龙山为11世纪的中国文学增添了几多亮色!您看,苏轼还为张山人写了一篇文情并茂、脍炙人口的《放鹤亭记》。他写并书的“放鹤亭记”碑现在还静静地卧在云龙山中,成为徐州文化乃至中国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说到苏轼,我的感情比较复杂,一方面,我知道他的一生文采飞扬,政绩也很有名。但另一方面,此公在任徐州知州的时候,曾作过一件很不理智的事情,神宗年间徐州地区黄河泛滥,苏轼作为地方官率领民众抗洪抢险,这本来是一件建设北宋版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好事,可谁知在洪水退去之后,他却心血来潮,于元丰元年(西历1078年)8月令人拆毁了当时还保存完好的西楚霸王项羽的“霸王亭”,用那些木料在徐州城东门之上修建了一座“黄楼”,尽管“黄楼赏月”已成为徐州古八景之一,但象“霸王亭”这样的千年文物就如此毁在了苏学士的手中,实在不能不令人扼腕长叹。所以后人咏诗叹道:“三叹虞兮一命终,彭城徒有霸王宫。欲知遗迹今何在?须知糊涂苏长公!”不过,在读罢余秋雨先生的散文《苏东坡突围》之后,我还是原谅了苏轼:不要太苛求古人了吧。 其实,在徐州留下足迹的何止是苏轼!在数千年的历史风云中,在淮海大地上涌现出了众多颇具影响的历史人物。譬如汉高祖刘邦、南朝宋帝刘裕;南宋志士文天祥、明代文人方孝孺;唐朝史家刘知几、国画大师李可染……他们或立业,或建功,或为文,他们的作为早已溶为徐州厚重的文化积淀的一部分了。 云龙山所在的徐州大地,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说到发生在徐州的战争,人们总会提到解放战争中的淮海战役(国民党方面称之为徐蚌会战),我在徐州大坝头小学和徐州七中读书时,也曾多次以此为题材来作文。但事实是,在这块热土上,还有另一场同样决定着中华民族前途与命运的,值得人们去研究、去关注的战役! 那就是民国二十七年(西历1938年)春天,我国第五战区的数十万健儿同侵华日军在此展开的徐州会战!是年春季,日寇先后纠集了8个师团和5个混成旅团,疯狂向徐州窜犯。中国军队从容应战,于3 月底在徐州外围台儿庄重创日寇,以优势兵力围歼日寇精锐部队矶谷、板垣主力二万余人。面对中国士兵捍卫祖国领土的英勇,就连日寇也不得不称赞:台儿庄中国守军“决死奋战之状历历在目……士兵依靠堑壕顽强抵抗直到最后……睹其壮烈者亦为之感叹”。虽然最后中国军队不得已于5月19日放弃徐州,向豫东、皖北方向实施战略撤退。但是,我认为,徐州会战不应该算作失败,因为第五战区主力并未遭到日寇合围,相反,保存实力更有利于长远抗战;而且台儿庄一战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日寇的凶焰,使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必胜信心为之一振!就在徐州陷落的当天,中国空军的两架美制“马丁式”轰炸机在徐焕升上校的率领下,悄然飞入夜空,秘密远征日本本土的长崎、福冈、久留米和佐贺等城市,总共投下一百万份传单——我个人认为,如果是凝固汽油弹就更好了——对日寇实施“人道轰炸”。雪花般漫天飞舞的传单,无言地警告日寇:中华民族是不可战胜的,云龙山和徐州人民是不会在侵略者面前低头的! 我是淮海大地的儿子,出生于徐州,工作在镍都。如果说祁连山凛冽的朔风雕凿了我的性格,那么可以说,云龙山和徐州大地则塑造了我的风骨。虽然我离开徐州已经二十载春秋,然而,在梦中,我还是飞回了云雾缭绕,巨石嶙峋,林壑幽美,蜿蜒似龙的云龙山。 我在想:“云龙山,山连山,山山连,山清水秀”的下联,应该对什么好呢?经过二十年改革开放,我国的综合国力已大为提高,中华民族这条巨龙早已腾飞。不妨对之以:“中国龙,龙飞龙,龙龙飞,龙飞凤舞”吧。
对《热血》一文的更正 昨日,《金昌日报》第二版上发表了某记者的一篇文章,题目叫《热血浇灌生命之花——记“中国好人榜”上榜好人周欣》,换句话说,这是一篇写我多年来无偿献血的文章。我仔细地看了一下,发现其中的表述有一些不正确的地方,很有必要加以更正和澄清。 其实,《金昌日报》报道我无偿献血早已不是一日。早在1996年5月,我在市中心血站第一次无偿献血的时候,报社就做了报道,并且配发了照片。在后来二十年的时间里,该报先后派出了两拨记者对我进行了采访并做了报道。 但这一次,由于该作者事先并未对我进行采访,也没有通过电话等方式就有关事项进行核实,而是根据以往平面媒体和网络上的报道而写成了本文,所以,错讹之处就在所难免了。 我一向认为,事实是新闻的生命,尤其是报道无偿献血这一活动的时候,更要注重事实。一个不起眼的疏忽和数据上的失实,都会在广大市民和无偿献血者心中造成献血者“吹牛”、“搞浮夸”的负面印象,从而对无偿献血工作造成损失。 譬如,该报道声称:“从1993年至2015年12月,他仅在金昌市,就无偿献血19800多毫升,相当于一个成人血量的4倍。”(详见《金昌日报》2017年2月13日第二版)这个说法就不准确。甚至在后面还说:“他还在徐州、兰州和武汉等不同城市献血21800多毫升”,就更夸张的没个边了。 首先,无偿献血开始的时间不对。虽然我于1993年5月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进修时,的确在学校的组织下,到位于北太平庄的北京市血液中心献过血,但那时是公民义务献血而非无偿献血,当时,不仅血液中心发给我们每个献血者60元的营养费,而且学校方面也向我们提供了一顿免费午餐。1993年5月,是我第一次献血,但那是义务献血,不是无偿献血;我第一次无偿献血,是1996年5月在金昌市中心血站进行的。所以,我本人在统计无偿献血时,一直将开始无偿献血的时间定为“1996年5月”,而不是该文所称的“1993年”。 其次,献血量也不对。从1996年直到上个月,即2017年1月,我在金昌市捐献全血18600毫升、机采血小板3个治疗单位。而我本人这些年来曾经先后在徐州、兰州和武汉等城市捐献全血2800毫升,而不是报道中所称的“21800多毫升”,这个数字显然太离谱了。试想,我基本上在金昌生活与工作,难得到外地一次,怎么可能在外地献血量比金昌本地还多呢? 如果将我在金昌本地与在外地的献血量合并统计,那么,从1996年至今,我总共捐献全血21400毫升、机采血小板3个治疗单位。 而且,“相当于一个成人血量的4倍”之类的说法也不合适。 虽然我不是学新闻的,但也知道,写新闻报道不能只“炒冷饭”,应该把新的材料写进去,而本文作者除了时间和献血量上的失误之外,她把小标题标为:《记“中国好人榜”上榜好人周欣》,但在文中对我何时上榜却只字不提。这也说明,她对我何时上榜一无所知,如果在动笔之前她对我进行采访或者进行核实,也就不会这样了。 事实上,2016年3月2日,中央文明办在江苏淮安举办了全国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场交流活动,并隆重发布2月“中国好人榜”,推出了108名“中国好人”。甘肃省只有两人上榜,一人是兰州的张荣庭先生,另一人就是我了。 发现这些错讹之处之后,我立即与《金昌日报》取得了联系,找到了写这篇文章的记者,进行了沟通。尽管该记者对事先未进行采访就仓促发文表示了歉意。但我认为,还是有必要做一下更正与澄清的。您认为呢?
我的第一次无偿献血 我是1996年5月在镍都金昌参加无偿献血这一公益活动的,至今已经整整20年了。截止2016年7月,我已累计捐献全血21000毫升、机采血小板3个单位。 1993年5月,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进修时,生平第一次参加了由学校组织的义务献血活动(当时还只是义务献血而非无偿献血),而且只参加了这一次,以后三年再未献过血,所以我个人计算无偿献血开始时间时,都是从1996年5月算起的。 那是1996年5月8日,那一天是世界红十字日,金昌市中心血站的工作人员在市第二人民医院门前搞宣传活动,由于我此前在学校献过血,所以直接过去做了采样,当时金昌血站的技术条件还不允许直接采血。两天后,血站通知我,化验结果合格,我可以过去献血了。于是,我骑着自行车,轻快地来到位于市中医院内一侧平房的中心血站,开始了我在金昌的第一次无偿献血。 第一次无偿献血的时候,金昌市中心血站排出了豪华阵容:包括窦泉英站长在内的医师们全部出动,由苗涛、赵肃民两名医师亲自为我采血!窦站长还不时关切地问我:“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哪儿不舒服?”我告诉她们:“很好!”可是她们还是很担心,一直不停地询问我的状况。不仅如此,她们还请来了市卫生局办公室的小崔主任,为我拍摄献血时的照片,说要存档。我开始也以为是这样,几天后才在《金昌日报》上看到自己当时的模样。最后我只好苦笑着告诉她们:“本来我的感觉很好,可是你们这样着急,却让我有些紧张了。”献血完成了我要离开时,窦站长要派车送我回家,我婉言谢绝,骑着自行车扬长而去。 当时我并不知道,正是这一次,我和其他两名志愿者的行动,开创了镍都无偿献血的先河!看着自己的鲜血汨汨地流入储血袋中,想到自己的血液可以使那些因伤急需帮助的人们重获生命和健康的时候,我的内心就产生了一种无比的自豪。
龙首山麓话未来 “龙首高昂,问亚洲镍钴宝藏,谁与伦比?”魏明伦先生的《金川赋》开笔不凡,掷地有声。 作为祖国镍都的建设者之一,作为金川集团公司这个光荣的集体的一员,我们自然有理由感到骄傲与自豪。尽管目前由于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许多单位不同程度地减员增效,使不少人导致下岗或者等待重新安置,在岗员工的收入也出现下滑,我们护卫二大队也面临这个严峻的问题。 但着眼长远,我们还是对金川的未来充满信心与希望。 作为保安部护卫二大队的一员,工作的性质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到生产一线,去出产“品质优良,佼佼电解镍;身材魁梧,巍巍闪速炉”,去直接创造利润与经济效益。我们的任务,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保证企业的正常生产、维护企业治安环境、监督企业员工行为规范”。而具体来说,则是负责集团公司及各所属单位重要目标的守卫,重要物资、产品的押运,防破坏、防盗窃、防火灾、防爆炸等保障安全。就拿我所工作的氯气库岗位而言,最后一条显得尤其重要。 面对下滑的经济态势,大家有些担心自己的岗位与收入,也很正常,毕竟民以食为天嘛,收入减少了,直接影响到大家的生活质量,这是人之常情。但我以为:越是在这种时候,我们护卫队员越是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在岗一分钟,尽职60秒”,真正做到与公司同呼吸、共命运,“我与公司同进步”。 现在的生活困难吗?人们常说,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伍。可能由于长征已经过去八十个春秋,人们觉得有些遥远,想象起来似乎有点抽象。我建议,不妨把这句话改成:苦不苦,想想金川前辈。想当年,“峥嵘岁月,匮乏年头。敲冰化有浊之水,拾柴作无米之炊。何物充饥?离离原上骆驼草;何处栖身?飕飕风中帆布篷。吃苦如勾践尝胆,耐寒似苏武牧羊。头年酷暑,手工打眼汗如雨;二度骄阳,电动凿岩声若雷。朗朗露天开采,深深巷道施工。钻机唱响进行曲,罐笼托出凯旋歌。蛰龙抬头,甩掉贫镍帽子;井塔摩天,挺直争气脊梁。”金川前辈用辛勤与汗水创下了祖国镍都的精神与底蕴。 如今经济再下滑,收入再减少,总比金川前辈当年爬冰卧雪好太多了吧?我们应该振作起来,不要再纠结于囊中的困顿与羞涩,埋头努力工作,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做出自己的贡献,彰显我们的青春!困难再大,总会有克服的时候;效益再差,终会有好转的未来!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从来不像长安大街那样平坦笔直。金川集团公司的生产形势,如同月圆月缺,有高潮也有低谷。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努力奋斗,“张开想象翅膀,飞绘形象画图;驾驭镍都金驼,远销雾都伦敦”,困难会很快过去的,明天的金川会更加美好。 站在龙首山麓,河西走廊的东端,我相信:“驼铃开路,涉足环球商海;飞天伴舞,跃登世界舞台”的那一天就在不远处了。我希望,届时,我们可以自豪地说:金娃欢唱,数当代英模功绩,我列其中。
秋天,道一声珍重 一夕之间,季节转换了冷暖。 眼前已然是一派清秋的清寒。 伸手触摸一瓣落花飘飞的思念, 耳畔萦绕着词人半世的沧桑和遗憾: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 秋天,追逐一抹金黄, 邂逅一捧温暖,珍藏一份遇见。 这一季,秋,清浅,安静。 清了纸笺上的墨印,浅了岁月留下的痕迹, 安静的倚在时光深处,看花开叶落,流年转换。 也许,明天,花落,一地的零乱。 记忆,却是一片璀璨。 如果有来生,我愿为树,一叶之灵,窥尽全秋。 秋雨,凄寒。 秋花,绚烂。 秋的脚步,在风中蹁跹。 撑一把透明伞,流连花前,定格最美的瞬间。 当秋风萧瑟,当爱已成歌, 谁在落叶纷飞的季节里,等一场红尘的烟火? 从星光微现,等到西山日落, 将喧闹的日子等成一杯晶莹的葡萄酒。 喜欢心境如此的简单清澈, 依窗而坐,一杯素酒,一曲清歌, 任所有的繁华,在目光里辗转而过。 待风干墨色,素白的笺纸上,泛黄的记忆早已斑驳。 素心向秋,清浅入眸。 庭前花开花落,年年依旧。 天边云卷云舒,去意无留。 红尘的冷暖,已渐看透, 任性的脚步,亦不再游走。 于是,择一隅清幽,修篱,种菊,安度一世的春秋。 暂且把手机关闭,把琐事忘记。 踏一路的轻盈,置身于这片层林尽染的秋境。 什么都不去想, 听,风的声音, 看,叶的飘零。 心头,也无欢喜也无伤情, 只静静的享受这片刻时光的清宁。 一夜风起,空气里添了几分寒意。 缓步,走入深秋的微雨。 眼前,是一帘幽梦,半卷的闲愁。 耳畔,是山间的一脉溪, 绕过苔痕滋生的石壁,缓缓流淌出空灵的音律。 时光,就这样晕开在眼底, 思绪,又攀爬上心墙,想起初识的美丽。 天凉了,我在落叶堆积的秋风里, 道一声:朋友,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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