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简留名 秦简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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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开沅先生回忆金陵大学 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1940年代曾就读于金陵大学。该校名师众多,仿照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对新生实行“导师制”,章先生的导师乃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大家陈恭禄先生。在选课方面,他给章先生提出一条要求:选课要尽可能宽一点。学校在这方面也有类似要求,对于文科生,还要求必须选两门文科以外的课程。章先生为此选读了不少历史学之外的课,受益终生。 据章先生回忆,金大的教学,有三点令人印象深刻: 第一点是作业比较多,参考书也列得多。作业当时叫做paper,和现在大学的“小论文”相似。参考书列得多,无法都看完,加上作业也多,开始的时候有压力。但日子久了,熟能生巧,也能应付自如,并且能慢慢领略这种教育的好处。众多参考书对于开阔眼界、增加信息量颇有助益,众多作业对于锻炼写作论文与培养独立思考也有帮助。 另一点是师生互动比较多。历史系系主任贝德士教授是牛津大学和哈佛大学出身,课堂上重视师生互动自不待言,连陈恭禄等中国学者授课,也不是照本宣科,也十分注重师生交流。比如,章先生至今都记得,他曾经在陈先生的课堂上露过一手。大概是讲到鸦片战争的时候,陈先生讲着讲着停下来问:“哪位读过《达衷集》?”恰好那一次大多数人都没有看过这本书,所以答不上来。但章先生倒是从头到尾很有兴味地看过,就说:“我看了。”陈先生说:“那你向大家介绍介绍吧。”于是章先生就随意讲了几句。由于这个缘故,他给陈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更强化了他对中国近代史的兴趣。有时少年人的学问兴致,往往在这种不经意间萌动。 最后一点,则是课堂教学管理极为严格。上课时尽管教师不点名,但座位均按姓名英文字首次序排列,教师往讲台上一站,环视课堂,谁到了,谁没有到,立刻一目了然。根据威妥玛拼音,章开沅先生的姓氏“章”不是拼作“Zhang”,而是拼作“Chang”,因此上课时总坐在前面。金大的教学管理井井有条,但教务部门职员极为精干,绝无冗员与怠工的情形,如学籍管理责任最重的注册组只有两位职员。平常就是这两个人处理日常事务,到了要登录分数的时候,临时找学生当助理。这些细微之处,紧张而严密,对于教学秩序无疑有了充分的保证。 金大校友、著名文史学者程千帆先生也谈到,金大“有秩序,办事有条理,不像国立大学那样随随便便、纪律散漫”。从整个金陵大学的学风看,不仅仅是国学研究,整个对待学问的态度都极为严格。让程先生印象最深的是,时隔三十多年,当时金陵大学留在南京大学教务处的办事人员,素质依然超群。 学生入学之后,金大会有一个摸底考试,以最终确定就读专业,往往根据学生的成绩和意愿,最后确定其就读专业,减少了其遴选专业的盲目性。 不过,金大淘汰率很高。像历史系,一般情况下,能够获得学士学位的,往往只有入学时候学生人数的四分之一,其余四分之三都被淘汰了。因此,历史系在读的学生,四个年级加在一起只有三十多人,规模不大。这其中最为重要的依据就是严格的课堂考试与小论文测试成绩,那些消极怠工者往往最终沦为不合格。 当然,值得一提的是金大的校长陈裕光教育政策的延续性。作为金大学子,他1916年被金大选送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1922年获博士学位。1925年,陈氏叶落归根,受聘金陵大学化学系教授,1927年10月被聘为金陵大学校长,直至1950年,历时二十四年之久。 陈氏掌校期间,教学方针强调学以致用、学用一致,亦即“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适应社会需要”,曾推出“教学、研究、推广”三一制的三结合模式。研究分为调查研究、采集研究、试验研究,或专题论述或一般探讨。研究成果由受过严格训练的人员进行推广,如在推广中发现问题,再进行研究,然后再用于教学与推广。实践证明,这种三位一体模式比较成功,是金陵大学取得成就的重要因素之一,加上教学相长,也使得金大校内学术气氛十分活跃。 陈裕光提倡学生应走入社会,服务民众,金大为此专门成立社会服务处,倡导学生开展社会服务和爱心活动,如为失学儿童、成人办夜校,为人力车夫组合作社,为失业民众募捐等,逐渐培养学生无私奉献和服务社会的精神。“何用持身,仁心是宅;何以涉世,圣哲可迹”,是金陵大学社会系主任柯象峰先生给毕业生的毕业赠言,成为了不少学生的座右铭,激励他们毕业后也经常参与社会公益。 金大的例子,当然不是孤证。民国大学教育除了有所谓的大师之外,其实学风是更为关键的因素,尤其是名校,对于学生的兴趣既有充分的观照,同时对于学业的管理也极为严格,其中宽进严出的机制,更是让学生不得懈怠。
为啥古代演义作者要把苏定方和狄青设定成反派呢? 我觉得苏定方和狄青有个共同特点,就是打仗特别漂亮,后来者对他们打的仗也没啥争议,尤其是打游牧民族,俩人打得都是少见的漂亮仗,要知道卫青霍去病即便有名,打仗死人也多的;想到这儿,我忽然有个恶意的猜测:写演义的文人也是受儒家教育的儒生吧?儒生士大夫最出名的一点,就是满口兵凶战危,决不打仗,例如明朝皇帝要收复安南——就是今天的越南,出名的贤臣刘大夏就使绊子阻止;皇帝要下西洋,刘大夏干脆把郑和下西洋的资料烧了。大家都知道,古今中外,国家强大的条件之一,就是尚武,向外发展抢地盘,而这是儒生士大夫的最大短板——当然,儒生士大夫内政也不会,不过由于周边都是接近原始人的存在,内政没啥参照对比的对象,所以多少还能糊弄,直到糊弄到英法联军敲门的时候,有了对比的对象才糊弄不下去了——你说忽然出来两个证明兵未必凶战未必危的,不是威胁儒生士大夫糊弄人的理据吗?所以就分外狠这俩人,造谣这俩不是好人。 造谣这俩人其实是挑对象的,苏定方本人厉害,但是在唐初诸将不是顶峰人物,造谣不怎么显眼;狄青则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物,必须造谣不可。 演义小说中造谣最厉害的时期,一个是唐初,一个是狄青所处时期,唐初是武力集体强盛的时期,李世民被编造成二世祖,武功代表李靖徐世绩被编造成近乎神仙的人物,而且还是文人形象,唐初的成功被说成是文人神仙指点大老粗和二世祖的功劳,这算是造时代的谣。而狄青则是个人的成功,在儒生士大夫当道的宋朝,硬是要证明兵凶战危不成立,所以人被儒生士大夫害死,身后被造谣成奸臣。 要说秦皇汉武不也出名吗,怎么不造谣他们?一来,兵凶战危就是编排秦皇汉武的,二来,秦皇汉武时期战争死人多,正好给儒生士大夫口实,所以造谣早就成功了。还有后来的岳飞,不也是儒生士大夫硬生生弄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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