斩护卫 斩护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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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又一瓜:《加尔文思想研究》闹出的笑话 但凡一位学者出版这个方向上的学术著作,总是要讲究使用原始文献的。就像我要研究李白杜甫柳宗元苏东坡柳如是,我就要看他们用中文 文言文写成的原作那样。 然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刘林海院长的这本《加尔文思想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居然可以完全不参考原始文献。他既没有在自己本来应该引用的文献里面引用加尔文著作的原始文献,更不必说解释、研讨这些原始文献了。 这可能是因为原始文献以及一部分重要的研究作品属于拉丁语、法语以及一部分其他语言的著作,然而这本书的作者,至少是在攒这本书的时候,并无使用这些语言的能力。 这就尴尬了。 其尴尬之处或许在于,这类研究方向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语言能力是开始这类研究的前提条件。 如果一个拉丁语上“不识字”的人,却在声称自己是在研究加尔文思想,是不是相当于一个在中文上大字不识一个的人,声称自己在研究李白杜甫柳宗元苏东坡柳如是的思想? 一个人如果看不懂李白杜甫柳宗元苏东坡柳如是用古代文言文写出来的原作,只能看懂翻译成白话文的译作,那么,这种所谓的“研究”是否存在质量上的疑问?是否还属于学术研究的范畴? 进言之,如果他大字不识一个,连白话文都看不懂,只能看懂索马里文的译本,那么,这种所谓的“研究”是不是仍旧存在上面这些疑问呢? 这或许是因为但凡是翻译的东西,不论是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还是拉丁文翻译成现代英文,很难不出现错误,如果不懂原文,只懂译文,如何知道翻译本哪里有错误? 另外,这本书所属的这种 “思想研究” 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对语境的认识和体会。只有体会语境,才能推测蕴含在文字背后的思想。不懂原始文献,如何把握语境?翻译的作品,有时候恰恰会导致这种语境的被扭曲,被误读,甚至丧失。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您能在完全不懂文言文的情况下,仅仅通过现代白话文翻译,来精确还原它原本的语境吗?同样地,您能在完全不懂中文的情况下,仅仅通过英译或法译,来精确还原它在中文里面的原本的语境吗? 如果原本的语境无法还原,那您这思想研究还有什么可以依凭的基础? 更不必说还有一些原始文献和很多研究文献---特别是在这书出版的时候---还根本没有来得及翻译成中英文。 当然,对于原本的语境的理解这种问题,对于这本书的作者来说或许更是过于高深,以至鸡同鸭讲。作者能做的,只有死揪住翻译成中文和英文的那一点可怜巴巴的如同救命稻草的 二手资料/翻译资料,愣是能够东拼西凑攒出这样一本书来。这就好比一个研究李白杜甫柳宗元苏东坡柳如是的人,因为不识字,不仅不懂中文文言文,甚至连白话文的中文翻译也看不懂,所以只能依靠现有的翻译成索马里文、埃塞俄比亚文的那一点文献做研究。 那么,这件事或许就会让读者疑惑:一个不识字,连相应的语言能力都不具备的人,却一本正经地“研究”这个以语言能力作为基本条件的领域的,他是否是属于“学术研究“的范畴,还是说,只能算作是“民科”或”业余爱好者“的作品呢? 但,这并不是问题关键…… 问题的关键,是作者其实根本就不知道这本书存在上述问题。 是的,您没有看错,作者其实根本不能意识到这本书存在上述问题! 作者后记为证,本书(《加尔文思想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后记 第294页: 不久,我在网上看到美国时代软件公司出版加尔文文集光盘版的消息,便打算购买。2002年,我的朋友芦咏莉博士从美国为我带回这张光盘,进一步解决了论文所需的资料问题。 这一小段引文的厉害之处,就是这个“进一步解决了论文所需的资料问题”! 第一,此处的“资料问题”,是指作者的“研究”行为所依据的文献。“资料问题” 要么被解决了,要么没有被解决。 这个“进一步解决了”应当如何理解? 当然,这个表述也反映了作者逻辑思维的水准。 第二,这里的“资料问题”,当然绝对不可能是要求他上穷碧落下黄泉地穷尽全部资料,刘林海的这本书所面对的资料问题,只能是连最基本的原始文献都因为“不识字”而看不懂原始资料,就只能是依赖中文和英文文献的那些 二手资料/翻译资料 的问题。 但是,刘林海不仅完全没没有意识到上面这个问题的存在,还要大言不惭地宣称自己“解决了” “论文所需的资料问题”。 难道是之前连加尔文英文版的文集都没有看到,研究所需要的资料问题就被作者 “解决了” ? 现在又请别人代买了一张碟,也就是一本加尔文文集的现代英语译本而已,就十分自信地,更上一层楼地 “进一步解决了” 资料问题? 这说明作者之前妥妥地不觉得自己完全不看,或完全看不懂原始文献资料的“研究”行为存在任何问题,托人买来了一张碟以后,所谓的资料问题就更是 “进一步” 地不存在了? 这只能说明,刘林海根本不知道他所从事的“研究”,是需要了解原始文献的。或许,他甚至连世界上还有“原始文献”这回事都不知道。 俗语说,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从北师大博士生毕业直到今天,数十年如一日地”研究“世界史的大院长,竟然懵懵懂懂地,不知道自己做的那种研究,需要具备的最初级的条件,就是要知道原来世上还有原始文献这回事。 这件事最让人有疑问的地方,就是出现这种学术水准存在疑问的人充当教育工作者的状况,是否会伤害了广大读者对当下高等教育的信任?水准的教育工作者,孜孜不倦 地“指导”着一批又一批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这对于那些为了考研寒窗苦读,拿着父母血汗钱去北京师范大学求学的广大学子来说,这真的是公平的吗? 这种水准的教育工作者能够被聘任,北京师范大学还有资格被称为一个大学吗?
学界又一瓜:这是不是刘林海院长一场掩耳盗铃式的学术造假?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刘林海院长,在十几年前的2006年隆重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加尔文思想研究》,刘院长写出了一部完全不能涉及原始材料的大著,却大言不惭地向世人夸口说自己”解决了“ 这本书的“资料问题” (《加尔文思想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后记 第294页)。 刘在这本书中表现了他对他所研究的领域的令人错愕的无知,因为他竟然根本不知道从事这种研究工作还需要涉及原始材料,甚至原来还有原始资料这回事。[详情参见:学界又一瓜:《加尔文思想研究》闹出的笑话] 十几年以后的2021年,刘林海院长出版了这本叫做《宗教改革时期的新教与罗马公教研究》的新著作,还是熟悉的配方,还是熟悉的味道。刘院长再一次在无能力阅读、参考拉丁文等原始文献的情况下,完成了一部有关西方某某教“研究”的皇皇巨著。 这本巨著的出版,已经是2021年了。可仍旧还是有人不信邪,在拉丁文上处于不识字的状态,却硬要研究西方某某教史。 这就好像一个人完全看不懂古代汉语,却要从事出土文献研究,或者苏东坡研究,或者柳如是研究,只好通过现代人翻译的白话译文搞“研究”,甚至白话文也不认识,只能通过翻译成索马里语的译文搞“研究”,所产生的效果。 当然, 如果如实说明自己没有使用原始材料,使用的是中文材料与翻译成英语的材料,这当然无法减轻读者们对于上述 “一个在拉丁语上不识字的人,是如何在最基本的层次上开始主要是以拉丁语文献为基础的研究” 的疑惑,但仅仅这种有一说一段诚实态度,也算是对最起码的学术规范的遵守服从了。 但是刘林海院长或许无法接受这个最基本的学术规范,以及这个无比惨淡的现实。他所采取的对策,是把这本建立在研读中文材料与翻译材料的基础上写出来的巨著,硬是说成: 在认真研读相关原始材料的基础上”,(引自刘林海《宗教改革时期的新教与罗马公教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内容简介页) 假如饭店把新鲜食物做成饭菜卖给顾客,把人类消化过一遍后排出的食物残渣交给专门回收这种东西的机构去沤肥、生产沼气或做专门处理,人们通常会觉得他们的做法是合适的。但是,假如有一个饭店把人类消化过一遍后排出体外的食物残渣,也就是屎,是当作新鲜食物售卖给消费者,那么这个饭店将会面临何种评价呢? 同样地,现在的学术伦理要求研究者如实表示自己使用的是原始资料还是二手资料,但是,如果一个在拉丁语上不识字的人,把研读二手材料愣是说成研读原始材料,那么这本大著将会面临何种评价呢? 这种行为是不是已经构成了如教科书般典型的学术造假了呢? 出现这种状况,一种可能性是他自己真的连原始材料和翻译材料的区别都不能分清楚。当然,一座正规大学的正规学院的院长大人,一名终其一生都在从事世界史/宗教史研究的在编职工,这种连什么是原始材料、什么是翻译材料都完全不知道的状况,当然是滑天下之大稽的。打个粗糙的比方,这就好像一个活到五十多岁的人,连自己是一直在吃饭还是在吃屎都分不清楚。北京师范大学也将因为刘林海这个令人无语的冷笑话而成为笑柄。当然,这种状况虽然令人有些惊诧,但可能性仍旧是存在的:前面提到过,刘林海院长在十几年前的2006年出版《加尔文思想研究》的时候,不也是似乎就根本不知道从事这种研究工作还需要涉及原始材料这回事,甚至世界上还有一种叫做“原始资料”的东西吗?[详情参见:学界又一瓜:《加尔文思想研究》闹出的笑话] 另一种可能,是刘林海院长无法接受这个惨淡的现实,于是就只好揣着明白装糊涂,掩耳盗铃般地以为读者们无法分清楚这两种材料的差别,终究老脸一横,直接开骗了。这就好像一个人明明知道摆在自己面前的是人类消化过一遍后排出体外的食物残渣,却硬要说成是新鲜的饭,还要亲自吃给别人看。 任何其他人都无法削弱一个人的科研水平和学术诚信。 但是,如果是他自己把自己的水平和诚信度暴露出来,那么任何其他人都救不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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