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江溺水鱼😜 qq609625560
没有签名
关注数: 52 粉丝数: 278 发帖数: 23,270 关注贴吧数: 22
杀7人女逃犯落网前:曾混迹酒吧夜场 提成颇高月1万块 劳荣枝曾经工作过的厦门某酒吧 11月28日,身背7条人命、潜逃20年的女逃犯劳荣枝在厦门一商场落网。到商场工作前,劳荣枝曾藏匿于厦门市某酒吧,以“客服”身份,卖酒获取提成,业绩颇高,酒吧员工11月30日接受警方问讯,并向新京报记者证实这一点。 今日(12日1日)凌晨,新京报记者探访该酒吧。酒吧地处当地有名的“酒吧一条街”,晚上6点开始营业,至凌晨3点左右,有驻唱歌手,生意红火。该酒吧员工小周告诉新京报记者,劳荣枝在2016年中到2017年初在该酒吧工作,约大半年时间,担任酒吧的“客服”职务,“就是向客人卖酒,获取提成”。 小周在该酒吧工作数年,是目前酒吧里唯一和劳荣枝接触比较多的员工,”她在的时候,我是服务生,她是客服“,小周解释,服务生给客人端酒,客服则是陪客人喝酒、获得酒水提成,“客人消费1000元,客服大概能赚80元左右提成。但很多时候不止1000,店里最贵的一瓶酒要2万多”。工商资料显示,该酒吧成立于2003年,注册资本30万人民币。据酒吧员工小周回忆,劳荣枝做的是兼职,每天晚上10点左右到酒吧,大约凌晨2点离开。“她自称Sherry,我们都叫她雪梨,不知道真实名字”,小周称,“别人都是中文名字,只有她是英文名,大家都不知道她真名到底叫什么。她年纪比较大,酒吧员工基本都是95后、00后,彼此交往不多,大家跟她都不太熟。” 劳荣枝会打扮,看起来只有30多岁,这是酒吧员工对她的印象,‘说话温温柔柔的,非常妩媚,会化比较浓的妆,夜场都这样“,小周回忆,“她(指劳荣枝)从不偷懒,到了酒吧就四处看看,有没有客人要点酒的,就坐过去。酒吧的客人主要是30、40岁以上的人,Sherry很受他们欢迎。她的业绩很高,一般一个月能拿1万块钱左右,在我们这里算高的。” 在小周的印象中,劳荣枝温柔、顺从,很会说话,客人们都和她关系处得好。“来之前报是谁的朋友,是雪梨的,提成就算在她头上,有时候一晚上好几桌都是她的。” 酒吧员工记得,劳荣枝还养了一只小狗,晚上来酒吧有时会带上,狗进不来,就拴在酒吧外面。在酒吧工作一段时间后,2017年初,劳荣枝离开酒吧,“也许是找到更好的去处”,小周回忆,后来从朋友圈状态,知道她去卖手表,再后来就是看到她落网的消息,酒吧的员工都不敢相信,“她平时看起来温温柔柔,和我们没什么两样”。
大连杀女童凶手被收容三年 警方称是法律框架内最严措施 新京报讯(记者 王昱倩)10月27日,大连警方相关负责人就10岁女童被害一案回应新京报记者,目前对蔡某某采取的收容教养是法律框架内最严厉的措施。“案发后警方迅速行动,以最快的速度锁定了嫌疑人。在调查方面形成了非常完整的证据链。目前证实,案件由蔡某某一人所为,其父母并未参与,也不知情。” 10月24日,大连警方发布通报称,依据《刑法》规定,加害人蔡某某未满14周岁,未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同时,公安机关依法经上级公安机关批准,于10月24日依法对蔡某某收容教养。 警方负责人告诉新京报记者,案发后,警方高度重视,进行了大量调查取证工作,确保认定的事实精准无误,既不会多也不会漏。“包括我们在拟定通报前曾与法律专家反复沟通,既确保公众的知情权,又注意未成年人案件的隐私性。” 他称,根据法律,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大连并无对收容教养措施的审批权限,须报省公安机关审批并于其指定的场所执行。报审期间,办案人员做了大量的取证工作,认定蔡某某的父母没有管教能力,蔡某某符合收容教养的条件。 上述负责人介绍,蔡某某被警方确认作案嫌疑后,曾一度被放回家,但这是因为警方收集的证据不足,衡量其收容教养必要性的工作还未完成。10月24日,经上级公安机关批准后,警方立即对蔡某某实施了收容教养,期限为三年。 此前,有媒体称其被关押在辽宁省少管所——辽宁省唯一关押改造未成年服刑人员的单位。上述警方负责人否认了这一说法,并称蔡某某未被追究刑事责任,不属于服刑人员。 新京报记者 王昱倩
四川绵阳一拆迁指挥部爆炸,一名73岁男性死亡 新京报讯 今日,新京报记者从四川绵阳相关部门获悉:游仙石马“7·26”案发生后,伤者得到全力救治。截至发稿时,1名伤势较重的73岁男性受害者抢救无效身亡,15名轻微伤者中已有8人出院。公安机关正在全力侦破此案件。当地群众生产生活正常。 早前报道: 绵阳一片区拆迁指挥部爆炸,多名公职人员在场受伤 新京报讯(记者 刘名洋)7月26日,四川绵阳游仙区石马镇一拆迁指挥部发生爆炸,造成20人受伤。今日(7月27日),新京报记者从石马镇政府一名负责人处获悉,事发时有多名拆迁工作相关干部在场,其中有人受伤后被送医。新京报记者从游仙区政府了解到,爆炸的准确地点为拆迁指挥部的会议室内。 新京报此前报道,四川绵阳游仙区一小区发生爆炸,警方称爆炸造成20人受伤,其中5人伤势较重。新京报记者从绵阳市政府和游仙区政府获悉,事发地点在该小区内,是游仙区石马镇七姓坝片区拆迁指挥部。事发后,嫌疑人被警方控制,案件原因正在调查。 今日(7月27日)上午,石马镇政府一名七姓坝片区棚户区改造相关项目负责人向新京报记者介绍,爆炸案发生时,有多名有关拆迁工作的干部在场,其中有人受伤。其表示,事发后受伤干部已送医救治,但他们的身份不便透露。 12时许,新京报记者从游仙区政府了解到,爆炸的准确地点为拆迁指挥部的会议室内,当时有公职人员在场
贪官差点外逃:曾安排情妇出国 数次提离职 决不能把人拦住了,却让钱流出去了!对此,专案组依法加大追逃追赃力度,从境外追回赃款澳元1000万元、美元1200万元。此外,还依法冻结李红云国内涉案资金1.6亿余元,查封、扣押庄园等房地产9套、兼并土地68亩、车辆1台,避免了国有资产遭受重大损失。 在反腐败追逃工作中,追逃追赃捷报频传固然可喜,但如果能防患于未然,筑起防逃的堤坝,切断腐败分子后路,更是上策。 澎湃新闻记者注意到,7月2日出版的《中国纪检监察》杂志刊文《筑坝防逃记》,介绍了各级党委、各级纪委监委在工作中遇到的几个“筑坝防逃”案例。 例如,2018年1月4日,湖北省纪委发布消息: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红云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审查。这条看似普通的消息背后,有着一个惊心动魄的防逃故事。 2017年底,湖北省纪委收到省委巡视组移交的问题线索,对李红云涉嫌违纪问题开展初核。李红云可能感觉到了风吹草动,多次向组织提出辞职请求。 事出反常,专案组敏锐捕捉到这一重大反常异动信息。“他掌管全省2000至5000亿元的国有资产,一旦外逃,后果将不堪设想。”专案组同志介绍,“当李红云再次向省委组织部提出辞职,以患有严重心脏病为由需赴美就诊时,我们告知他组织部、纪委需要按程序审核,这样一方面稳住他,让他耐心等候,另一方面加快初核节奏、加大初核力度。” 专案组很快发现,2017年12月29日,李红云辗转海南,协助情妇郭某从海南窜逃香港,并飞抵美国。而当省联投集团找李红云汇报工作时,他却谎称在武汉家中休息。 有了扎实的初核且预判可能外逃,湖北省纪委当机立断,紧急上报省委批准,于2017年12月30日对李红云及时立案并采取相应措施。同时,专案组通过省委追逃办协调边防部门开辟边控绿色通道,对多名重要行贿人依法紧急采取边控措施。第二天,就有多名涉案人员试图出境出逃而“触网”。 正因为把防的工作做在前,才免去了费九牛二虎之力去追的麻烦。李红云到案后,交代他已于2017年3月以假身份信息办理了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国籍,一旦正常辞职未获批准,将随时以非法途径出逃海外。 事实上,李红云虽然人未成功出逃,但已然资产先行,这也是许多外逃腐败分子惯用的伎俩。案发前,他安排弟弟、妻弟等重要关系人向境外转移了巨额资金。 决不能把人拦住了,却让钱流出去了!对此,专案组依法加大追逃追赃力度,从境外追回赃款澳元1000万元、美元1200万元。此外,还依法冻结李红云国内涉案资金1.6亿余元,查封、扣押房产9套、土地68亩、车辆1台,避免了国有资产遭受重大损失。 “在李红云案中,我们坚持行贿受贿一起查、防逃追逃追赃一起抓,办案、防逃、追逃、追赃‘四维集成、一体推进’,取得显著效果。”湖北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同时也是该案专案组组长的王立山总结说。 湖北省纪委监委2018年8月22日披露,经查,李红云违反政治纪律,串供堵口,伪造证据,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他人邀请打高尔夫球;违反组织纪律,不按规定如实报告个人事项;违反廉洁纪律,利用职权为情妇谋取私利;违反生活纪律,与他人通奸,并有非婚生子女一名。违反国家法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涉嫌受贿犯罪;挪用公款进行营利活动,数额特别巨大,涉嫌挪用公款犯罪;徇私舞弊,滥用职权,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涉嫌滥用职权犯罪。 纪检部门点评,李红云身为党员领导干部,丧失理想信念和党性观念,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做“两面人”,利欲熏心,道德败坏,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并涉嫌职务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恶劣,情节严重,应予严肃处理。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暂行规定》等有关规定,经湖北省纪委监委研究并报省委批准,决定给予李红云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对其涉嫌职务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提起公诉。 2018年10月,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李红云(正厅级)涉嫌受贿罪、挪用公款罪、滥用职权罪一案,经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由襄阳市人民检察院向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2018年11月20日,李红云受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案在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庭审过程持续了将近3个小时,被告人李红云当庭表示认罪伏法。
教师举报黑社会学校工程偷工减料:黑社会将其杀害埋尸操场 红网新晃站6月20日讯2019年4月中旬,新晃侗族自治县公安局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查获杜某涉黑涉恶团伙。在案件侦查过程中,对杜某相关案件线索进行梳理,杜某交代其于2003年1月将邓某杀害,埋尸于新晃某中学操场内。获此案件线索后,市县纪委监委、政法委、公安局分别成立专案组,迅速开展工作。6月20日0时许,在新晃某中学操场内挖出一具尸骸。目前,该尸骸已送上级公安机关作司法鉴定,以确认死者身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中共新晃侗族自治县委宣传部) 警方通报称,杜少平,男,1962年4月7日出生,户籍地为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晃州镇太阳坪路35号。 “正是因为杜少平的到案,才牵出了新晃一中操场有遗骸一事。该遗骸极有可能是邓世平的,但需要做DNA鉴定。”6月20日,可靠信源对上游新闻记者说。当地警方曾发布通告称,杜少平被列为犯罪团伙主犯。据传正是他供认出遗体被埋在操场内。 此前报道: 湖南教师举报操场偷工减料后失踪16年遗体现操场下方 6月20日,上游新闻记者从湖南怀化新晃警方证实,19日,邓世平的遗骸已在新晃一中操场处挖出,目前民警还在现场勘验。2003年,邓世平举报操场偷工减料后便失踪。▲现场照片。受访者供图 据邓世平的弟弟邓先生介绍,邓世平出生于1950年,失踪前在新晃一中工作,负责后勤。2003年,该校新修了一个操场。“是校长亲戚修的,哥哥认为操场质量有问题,先是拒绝签字然后又向县里举报,没过多久便失踪了。” 邓先生称,哥哥失踪后,他们四处寻找无果,便怀疑哥哥遇害了。“哥哥遇害可能与举报一事有关,我们一直在反映情况。不久前,校长亲戚因为涉黑被抓,然后才供认出遗体被埋在了操场内。”▲工作人员在操场挖掘遗体。受访者供图 邓世平被害一案办案民警向上游新闻记者介绍,目前,市县两级公安机关已成立专班调查此事,已抓获10余名相关嫌疑人。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陕西一涉黑恶团伙两主犯获死刑 吕鹏飞、李琦等12人恶势力团伙犯罪案一审公开宣判 6月14日上午,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延长县对吕鹏飞、李琦等12人恶势力团伙犯罪案一审公开宣判。对被告人吕鹏飞犯强奸罪、强制猥亵罪、敲诈勒索罪、抢劫罪、盗窃罪(未遂),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30000元;对被告人李琦犯强奸罪、强制猥亵罪,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其余10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二十年至二年不等有期徒刑。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下半年以来,吕鹏飞、李琦等4名被告人经常纠集在一起,在延长县城区逐步形成了以被告人吕鹏飞、李琦为首,被告人李某某、拓某某为骨干成员,以暴力、威胁或其他手段,对在校未成年女学生和辍学未成年少女实施性侵犯罪的恶势力团伙。该团伙将被害人哄骗、挟持至城区宾馆房间或住所,以暴力殴打、恐吓、拍摄裸照等手段进行胁迫,多次对多名未成年人(含幼女1名)实施强奸、强制猥亵等犯罪,并实施了敲诈勒索、抢劫、盗窃等犯罪,给当地群众、在校学生造成严重恐慌,给社会生活环境造成严重混乱。吕鹏飞、李琦还控制、教唆同案5名未成年被告人犯罪。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吕鹏飞、李琦无视国法,道德沦丧,多次对多名未成年人实施强奸、轮奸、聚众强制猥亵犯罪,组织未成年人实施抢劫、盗窃,敲诈勒索等犯罪,主观恶性极深、人身危险性极大,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罪行极其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查明的犯罪事实,结合各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危害后果及认罪态度,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延长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媒体记者、社会各界群众及被告人家属等100余人在现场旁听了宣判。
400亿美元的世界第一城市新区 何以沦为智能鬼城 在距离韩国首尔40公里的地方,韩国开发了一个被称为世界上第一个智能城市的“松岛”。   该城市的建设借助高科技,从头设计建造了一座崭新的智能化城市。这座城市之所以能够从零开始,既源于该地是建造在600多公顷的填海陆地上,也源于该城诞生于通过新技术建造一个智能化城市的野心勃勃计划之中。   在松岛项目上,城市通过在街道内置的计算机和先进的数字化公寓,帮助实现对交通流量的控制,同时也能让邻居们借助视频进行聊天。此外,城市并没有垃圾车,所有的垃圾通过气动垃圾槽(pneumatic rubbish chutes),将垃圾从家里“吸”走,实现垃圾的再回收利用。此外,居民们还能在家远程工作、上学等。   虽然这样的智能城市价值400亿美元,并且被誉为世界第一座智能城市,但在外界眼中,该城目前已经变成“切尔诺贝利式的鬼城”。   智能的废弃监狱,高昂的生活成本   该项目启动于2002年,原本计划于2015年开始全面运营,但随后又推迟到2018年,现在再度推迟到2022年。目前,在该地的居民只有7万人,不足原来设计容纳30万人的1/4。当地居民甚至自嘲生活在“一座废弃的监狱”里。   为何以高科技建设的智能城市,却最终沦为“一座智能的废弃监狱”?   从成本上来说,该城过于昂贵的生活成本是导致它无法吸引公众到来的原因。即使该地有诸多的高科技手段实现便利的生活、工作方式,拥有106栋建筑和2200万平方英尺的LEED(绿色建筑评价工具)认证空间,但还是有很多当地居民宁愿选择回到人口密集、拥挤不堪的首尔生活。   因此,智慧城市建设的投入与城市居民的承受能力之间需要得到谨慎的计算,而非简单地唯高科技论,推高城市建设成本。   另一方面,松岛式的“智慧鬼城”,也是所有在建设智慧城市的地方,需要予以警惕的,即智慧城市不仅仅只需要智能化的基础设施,同时需要智慧公民和智慧社会。换句话说,智慧城市需要纳入城市居民的情感与体验,城市需要具备人文精神,让诸如创新、包容等成为城市智能标签之外,同样重要的特征。   虽然一直以来,不少专家学者明确表示,智慧城市不是一堆新技术的堆砌,它是一套整体的框架和系统,同时需要融入人文精神、与传统文化结合,但显然,在松岛这座全球第一的智慧新城里,缺少的恰恰是人文方面的内容。   如何运营好一座智慧城市,将人文精神、传统文化内容与之结合,而不仅仅局限于借助高新技术实现对城市的改造或建设,是对城市运营者的最大挑战。   从韩国松岛的例子上看,用金钱可以很容易堆砌出一座新型的智慧城市,拥有无可比拟的智能化“生活”,但这样的城市却难以真正吸引到公众。以计算机精确控制的城市,产生了很多精妙的地方,使城市的运转更为高效,但却被当地居民视为毫无灵魂的监狱。这显然与智慧城市的本质与初衷背道而驰。   智慧城市不是技术堆砌,人文要素不可忽略   如果说智慧城市始终是要基于数据采集、算法运营,那么仅采集城市基础设施的数据,仅计算城市基础设施的算法,将会使城市的发展产生偏差。就像人工智能算法在应用于招聘、客服或社交媒体互动上,由于采集的数据存在偏差、噪音、杂音等,导致其存在诸如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等问题。   这种数据导致的算法偏差,映射到上述韩国松岛智慧城市的例子中,就是它只具有了智能化的基础设施,但缺乏能够与城市居民互动的接口。现在诸如人脸识别等技术,可以很高效地对每个个体进行身份的识别与认证,但缺乏对人脸所传递的情绪进行情感上的计算与分析,也就无法更进一步地纳入城市居民的体验与感受。这是当前算法驱动的智能技术的欠缺与不足,也是城市运营者的失职。   城市不仅需要采集物理世界的客观数据,同时也需要采集城市居民主观上的体验。在当前算法不足以弥补这种缺失的情况下,城市的运营者需要考虑借助更多的工具和方法,比如APP软件或是可视化数字屏幕,增加与城市居民的互动,进而增强城市居民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作用,形成城市与居民之间双向的互动。   智慧城市的建设,既包括了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也涵盖了自下而上的交互过程。   在这层意义上,智慧城市将是智慧基础设施与智慧公民、智慧社会的交互集合。这是当前韩国松岛智慧项目所缺乏的,它仅仅完成了智慧基础设施的建造,但在人文精神与运营、治理建设上仍欠缺很多的功课。   韩国松岛的例子,也给拥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城市予以启发,比如中国的西安、杭州等城市。通过智慧化城市基础设施是建设智慧城市的一种路径,同样,基于城市人文精神的智慧化建设也是智慧城市建设的另一重要路径。   城市智慧化的路径需要从自身的特点出发,而非千城一面,认为技术是唯一的实现路径。以智慧服务为载体,搭建城市人文智慧化建设,同样重要。   郑伟彬(新京报智慧城市研究院研究员)
2019年5月,6名汉中人被执行枪决 以介绍工作为名,将他人骗至矿点干活,趁机在井下杀害,然后伪造矿难假象,冒充死者家属身份与矿主谈判私了,诈骗钱财……找人、骗人、踩点、杀人、伪造矿难、诈骗赔偿金——现实比电影《盲井》更残酷。 山西现实版盲井案7年11条人命 6名罪犯4月被枪决(判决布告) 6人骗杀矿工领赔偿被判死刑 5月3日,一张“山西省临汾中级人民法院布告”悄然显现在网络,经过20多天的风吹雨打之后,张贴在法院门口公布栏里的三大张纸,已经布满灰尘四角起边。 这份发布于2019年4月12日的布告称:山西省临汾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的现定,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彭万军、郭德靖、王洪林、张元美、白元贵、刘学军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该六名罪犯不服提出上诉。经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上报最高人民法院复核,裁定核准判处该六名罪犯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遵照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签发的执行死刑命令,已于2019年4月12日将罪犯彭万军(南郑籍)、郭德靖(宁强籍)、王洪林(宁强籍)、张元美(宁强籍)、白元贵(宁强籍)、刘学军(略阳籍)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山西现实版盲井案7年11条人命 6名罪犯4月被枪决(判决布告) 2014年上半年,彭万军、郭德靖、王洪林、张元美共谋商定,由彭万军提供弟弟付万利的户籍资料,由王洪林、张元美将张元美选定的作案对象陈某某(殁年34岁)带至矿山,冒用付万利的身份务工。二人杀害陈某某后伪造矿难。彭万军、郭德靖冒充家属向矿场骗取赔偿金。 同年11月上旬,王洪林、张元美带领陈某某至山西省浮山县东张乡一铁矿务工,并让陈某某冒用付万利的身份登记工作。 11月12日1时许,王洪林、张元美与陈某某在井下作业时,王洪林、张元美用矿石猛击陈某某头部数下,张元美用井内的铁扒击打陈某某头部,致陈某某颅脑内损伤死亡,后二人向矿方慌报安全事故,并电话通知郭德靖、彭万军。郭德靖冒充陈某某的家属向矿方索要赔偿金时,被警方发现并抓获归案。 彭万军,生于1979年12月25日;郭德靖,生于1980年1月23日;王洪林,生于1979年7月5日;张元贵,生于1972年4月15日;上述5人都是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人;刘学军,生于1975年4月10日,也是5名汉中人的略阳县老乡。 这六位农民从2007年初开始,到2014年11月,分别结伙共谋,骗人用亲人身份进矿工作,再以杀人方式伪造矿难事故,之后冒用亲人身份向矿方骗取赔偿金,连续作案12起,致11人死亡,1人轻伤,骗得赔偿金310余万元。 2016年4月5日,新津检察发布消息称:日前,临汾市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故意杀人罪对被告人彭万军、郭德靖、王洪林、张元美、白元贵、刘学军、侯建峰提起公诉,依法以诈骗罪对被告人付彩选、郭久军、郭春芳提起公诉 ,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7年12起案件11条人命 2007年4月上旬,郭德靖、王洪林、张元美将35岁的肖某某带到山西省汾西县团柏乡李家坡村郭金虎经营的煤矿务工,三人在井下作业时,郭德靖引爆炸药欲炸死肖某某未果。 同月12日零时许,郭德靖,张元美与肖某某再次在井下作业时,郭德靖持镐把猛击肖某某头部数下,又与张元美用石块击打肖某某头部致其受伤昏迷,后向矿方称发生事故。 山西现实版盲井案7年11条人命 6名罪犯4月被枪决(判决布告) 郭德靖、王洪林、张元美在矿方安排下,坐三轮车将肖某某送往医院途中,三人见其仍有呼吸,即用棉被捂闷肖某某口鼻致其死亡,随后,张元美冒充肖某某的弟弟与郭德靖、王洪林一起骗取矿方赔偿金17万元。 2007年9月上旬,彭万军、王洪林、张元美将王某甲骗至山西省交口县石口乡张家川村铁矿,让王某甲冒用白元贵哥哥白元强的身份干活。 9月14日晚,彭万军、王洪林与40岁的王某甲在井下作业时,用铁锤将王某甲砸昏后,用井下采矿的炸药将王某甲炸死,随后向矿方谎称发生事故。白元贵的妻子郭春芳(同案犯,已判刑)将白元强的身份证明传真给白元贵,郭德靖、白元贵冒充王某甲的亲属,骗取矿方赔偿9.2万元,四人私分。 2007年10月,彭万军、郭德靖、王洪林选定31岁的殷某某为作案目标,同年11月中旬,将其骗至山西省汾阳市杨家庄镇高家庄村龙和接替井副井,让殷某某冒用彭万军弟弟付万利的身份登记务工。 11月29日4时许,彭万军、王洪林与殷某某在井下作业时,用斧头、石块猛击殷某某头部致其死亡。两人冒充殷某亲属骗取矿方赔偿金22万元。 2009年9月初,白元贵、刘学军将33岁的宋某某骗至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王石凹办事处李家塔社区宏业煤矿,让宋冒用彭万军弟弟付万利的身份务工。9月8日晚,白元贵,刘学军用铁锤、石块将宋某某杀死在井下。 彭万军让其父亲付彩选(同案犯,已判刑)冒充死者亲属参与骗钱,从矿方拿到了32万元赔偿金。 2009年上半年,王洪林、张元美、侯建峰(同案犯,已判刑)带领35岁的目标人白某某寻找务工矿点,侯建峰因不同意让白某某冒用其哥哥的身份而退出。 同年11月初,王洪林、张元美将白某某带到陕西省渭南市澄城县尧头镇陶瓷厂矿,让白某某冒用彭万军弟弟付万利的身份干活。 11月初的一天3时许,王洪林、张元美利用与白某某一起在井下作业的机会,持斧头、木棒、煤块猛击白某某头部致其死亡。彭万军、郭德靖、付彩选冒充白某某的亲属骗取矿方赔偿金22万元,分给王洪林、张元美4万余元。 2010年10月初,彭万军、郭德靖在王洪林、张元美先后退出的情况下,将22岁的王某乙带到陕西省韩城市桑树坪镇杨家岭兴盛煤矿,让王某乙冒用彭万军弟弟付万利的身份干活。10月9日16时许,两人将王某乙杀死在井下作业区,向矿上成功索赔30万元。 2011年5月上旬,郭德靖、王洪林将22岁的姚某某带到陕西省白水县城关镇上河村上河煤矿,让姚某某冒用郭德靖弟弟郭勇的身份干活。5月19日4时许,郭德靖、王洪林用同样手法杀死姚某某。郭德靖与父亲郭久军(同案犯已判刑)出面冒充姚某某亲属,骗取矿方赔偿金37万元,并分给王洪林8万元。 2011年6月,白元贵、刘学军将38岁的魏某某骗至陕西省白水县杜康镇冯家河村烽源煤业公司副井,让魏某某冒用彭万军弟弟付万利的身份干活。6月底的一天2时许,白元贵、刘学军将魏某某在井下杀死。彭万军及父亲付彩选和白元贵冒充魏某某亲属,骗取矿方赔偿金42万元,并分给刘学军10余万元 2011年7月,郭德靖提议继续如法炮制搞钱,王洪林因害怕退出。11月底,张元美、侯建峰将38岁的蒲某某带到山西浮山县东张乡柳曲村北沟内一铁矿,让蒲某某冒用彭万军弟弟付万利的身份干活。11月30日1时许,蒲某某稀里糊涂地死在“工友”手下,用生命给这个诈骗团伙换来了45万元。 2013年1月2日2时许,张元美、侯建峰与23岁的目标人韩某某在山西省襄汾县一井下作业时,用矿石猛击韩某某头部致其轻伤。幸运的是韩某某经医院抢救,成为这个诈骗团伙制造的人为惨案中的唯一生还者。 2013年经过大半年的精心准备,张元美、王洪林将41岁呂某某带到山西省襄汾县陶寺乡一铁矿,让吕某某用彭万军弟弟付万利的身份干活。 10月20日3时许,王洪林、张元美用矿石将吕某某杀死。彭万军叫来自己父亲付彩选和刘学军一起,冒充吕某某亲属骗取矿方赔偿62万元,分给王洪林、张元美各14万元。 矿难骗赔案参与者多来自贫穷地区 2013年3月3日,在昆明神学院读书的四川会理县人鲁亮从学校出走,15天后,他的尸体出现在陕西省白水县宝珍沟煤矿井下。在这期间,他经历了诱骗、控制,下井首日即被谋杀,遇害时还不满16岁。诈骗团伙以“罗青”之名从矿方拿到了鲁亮的68万“人命钱”。在招待所“说事”分完赃款后,鲁亮的骨灰被倒进马桶里冲走了,骨灰盒则被扔进汉江。 在鲁亮父亲眼中,"孩子平时比较老实,不爱说话"。正是这样的“好人”性格,被诈骗团伙列为“点子”人选,成为被“围猎”的原因。 据山西《政府法制》杂志报道,1996年,在江苏徐州某煤矿工作的潘申宝(陕西省汉阳县人)发现,死于事故的矿工往往由其亲属领取抚恤金,矿主怕事情闹大,多半愿意赔钱了事。 潘申宝返回陕西老家,找到兄弟潘申军、叔伯兄弟潘申权,又拉上同村的好友王从兵“上船”。此后,这个团伙规模不断扩大,分工愈加精细,物色“点子”、冒充“点子”亲属或村干部,成员各司其职。他们所干的“打点子”,就是杀人后伪造矿难骗赔。 1998年,潘申宝团伙、余贵银团伙两起杀人伪造矿难诈赔案件侦破后,舆论哗然。此系列案件也成为小说《神木》的原型,该书后来又被导演李杨搬上荧幕,取名《盲井》。 自上世纪末开始,全国已发生多起类似“盲井”大案,犯罪团伙多则可达数十人,在全国范围内流窜作案,横跨近十个省区市,更有嫌犯在逃亡10年后杀心又起,为拿骗赔钱甚至连亲叔叔都不放过。 除智障人士外,同乡、工友、独身男青年都是案犯的重要目标。在利诱、套近乎的同时,色诱也成犯案利器。两名矿工死于非命前,一直念叨着“打工挣钱,回家结婚”。 北京元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平如谈及嫌犯作案动机时认为:“穷、偏远,(杀人者)没有获取财富的途径。” 矿难骗赔案参与者几乎都来自贫苦的偏远地区,以陕西、山西、云南、四川等省份的偏远地区居多,而被害人同样深陷贫困的泥潭,急于赚钱脱贫,置生死与度外。 “现实版‘盲井’案件频发,其中最为关键的原因是目前矿山安全生产管理方面还存在较大漏洞。”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江国华表示:我国在此领域虽已有《矿产资源法》、《矿产安全法》和《环境保护法》等法律以及诸多法规规章,但各地显然在贯彻落实上还有不少问题,政府在矿山安全生产领域的监管力度依然有待加强。 江国华认为这也暴露出了部分矿山企业在劳动用工规范方面问题严重,工人招录和日常管理都没有遵照国家相关劳动用工法律的规定,“在多重监管漏洞和经济利益的诱惑之下,不法分子便借助矿主‘借财消灾’息事宁人的态度,犯下此类严重恶行。” “‘预防’和‘追责’必须双拳发力。”江国华认为,为防此类案件再次发生,矿难事故上报制度亟待完善,“发生一起上报一起, 每一起都必须在检察机关监督下,通过侦查确定其原因,形成安监、检察、纪委同时介入监督的机制。”
汉中市汉台区人民政府明确汉台区城镇土地使用税征收12元/ m2 汉中市汉台区人民政府关于明确汉台区城镇土地使用税征收范围及等级标准的通知发布时间:2019-02-26 09:26 来源:区政府办公室 作者: 发布人:信息中心-侯晓斐 阅读次数:307次 A+ A- 汉区政发〔2019〕7号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工作部门,各分局,各直属机构:   根椐《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城镇土地使用税实施办法和房产税实施细则的通知》(陕政发〔2017〕25号)、《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城镇土地使用税单位税额标准的批复》(陕政函〔2008〕33号)和《汉中市人民政府关于城镇土地使用税单位税额标准的批复》(汉政函〔2008〕66号)规定,结合我市经济繁荣程度和市政建设状况,对汉台区城镇土地使用税征收范围及等级标准进行调整,具体内容如下:   一、城市   (一)一等区:暂不设置。   (二)二等区:东至东一环路(朝阳路),南至南一环路(风景路——西段为现规划路段),西至西一环路——青龙路,北至青龙路——北一环路(西段为现规划路段);该范围内执行汉台区二等地标准,单位税额标准为每年12元/ m2。   (三)三等区:东至龙亭路(规划中)——新站路(规划中)——惠府路(规划中),南至金华路(规划中)——滨江路(含汉江桥北广场),西至滨江路——西新街——兴元路(规划中),北至石马路;该范围内未列入汉台区二等地的区域执行汉台区三等地标准,单位税额标准为每年8元/ m2。   (四)四等区:辖区各街道办事处、滨江新区全部范围;该范围内未列入前述二、三等地区域的,全部执行城区四等地标准,单位税额标准为每年4元/ m2。   二、建制镇   建制镇行政区域范围内全部执行建制镇二等地标准。单位税额标准为每年3元/ m2。   调整后的城镇土地使用税征收范围及等级标准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原城镇土地使用税有关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   汉中市汉台区人民政府   2019年2月26
衡阳新政一日游:限价松绑令被紧急撤销 27日晚上八点,衡阳市政府官网发布《衡阳市撤销〈关于暂停执行“关于规范市城区新建商品房销售价格行为的通知”的通知〉》。 衡阳市政府表示,昨日衡阳市发改委和住建局联合发布的取消“限价令”的通知,对稳控房价的复杂性判断不精准,对稳定预期的持续性认识不充分,引发了市场的误解和网上的炒作,其影响有悖于部门出台文件的初衷,衡阳市人民政府决定撤销该文件。此外,衡阳将坚决贯彻“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原则,科学调控,坚定维护衡阳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 昨日晚间,一则由衡阳市发改委和住建局联合发布的《关于暂停执行〈关于规范市城区新建商品房销售价格行为的通知〉的通知》流露出来。据悉,该文件由衡阳市发改委和住建局下发,并被由衡阳市住建局主管的衡阳房地产协会披露,衡阳市发改委和住建局并未主动对外公布。 26日晚间,衡阳市房地产协会确认了文件的真实性。27日早上九点,衡阳市住建局对外回应,文件属实,但并非取消“限价”,而是暂停执行预售价格的监制手续。 随后,时代周报记者致电衡阳市住建局办公室,办公室工作人员未对文件作出说明,并提出转接至开发科。开发科工作人员回应科室负责人不在,建议下午三点之后致电。下午三点至五点期间,时代周报记者多次致电衡阳市住建局开发科,但电话一直处在无人接听状态。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分析指出,此次衡阳出台的撤销令,说明当前部分政策松绑是面临很大的压力的。 “住建部最近刚提出稳地价、稳房价和稳预期的总体要求,虽然目前强调因城施策,并合理微调,但事实上各类松绑动作,无论是大还是小,其实都容易引起市场预期的变动。所以若是没有足够信心做到‘房住不炒’,部分政策的松绑会被认为是轻率的,也容易面临问责的压力。”严跃进说,“预计衡阳此类动作会对全国其他城市有一定的影响,部分城市即便是有松绑的意愿,预计也会相对放缓。” 而这也让人想到2011年广东佛山松绑36分钟就被叫停的最短“房产新政”。 2011年10月11日上午11时49分,佛山市住建局在其官方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市房地产市场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其中表示要“放宽限购政策”。但是在短短12个小时之后,佛山市住建局就撤销了这一政策,并对外作出了解释,称社会反响太大,所以赶在正式执行之前把政策“拦了下来”。
为了面子工程,玩烂土地市场,这个贫困县把自己害惨了 湖南省汝城县举债修建的爱莲广场,仅6棵银杏树就花了285万元,8根图腾石柱花了120万元。与广场相对的是县委县政府的办公大楼。图/《中国纪检监察报》 本刊记者/胥大伟 汝城县地处湖南与广东、江西三省交界处,隐匿在山岭陡峻、烟雾缭绕的群山中。 “图腾石、银杏古树、煤油灯、黄泥巴水……”。湖南省委巡视组的一则报告,戳破了这个小县城的“阔面子”。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8月5日的报道,湖南省汝城县这个国家级贫困县,大规模举债修建大批“形象工程”,花4800万元修广场,6株银杏树就花了285万元,8根图腾石柱花了120万元。 与之相对的,则是对民生的罔顾。该县自来水管网年久失修,居民爆管停水、喝“黄泥巴水”是常态;该县卢阳镇还有两个村没有通电,25户67人仅靠山泉水发电和点煤油灯照明。 《中国新闻周刊》调查发现,汝城县以土地开发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且“寅吃卯粮”,透支了土地市场,使得政府债务急剧恶化。 大建 汝城县所处的罗霄山片区,是全国11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长期以来,汝城县以农业为主,工业产业基础薄弱。 2012年3月,国家级贫困县调整名单出炉,汝城县被列为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 在扶贫力度空前的当下,“国贫县”这顶帽子含金量极大。它不仅意味着可以享受中央及地方各级财政拨付的扶贫补助资金,还可以享受很多的政策倾斜。 汝城县委常委、宣传部长郭昕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近几年,中央及地方各级财政拨付给汝城县的扶贫补助资金,每年都在20亿元左右。2013—2015年,该县上级补助收入分别为13.6亿、18.29亿、20.52亿,占该县综合财力比重分别为53.26%、55.55%和57.1%。2017年,汝城县上级补助收入为18.87亿元,占该县当年财力的60%,而其地方财政收入仅为4.07亿元,不及上级补助的四分之一。 巨额的补助资金,让当地的可用财力颇为厚实。与此同时,GDP仍是上级政府考核地方官员的重要指标,而搞基础设施建设,成为汝城县实现GDP增长最速效的手段,于是很多重磅基建项目在这个贫困县遍地开花。 2008年,汝城县启动行政中心南移建设工程。与此同时,汝城县新城建设也拉开帷幕。 根据汝城县《2009-2030年城市总体规划》,该县新城定位于新行政中心,规划行政办公用地44.7公顷。随着新城的开发建设,相应的行政办公、住宅、交通、广场等配套设施工程尽皆上马。 2009年,建筑面积21280平方米、总投资5000万的汝城县“四大家”机关办公楼及附属设施开工建设;2010年,占地11.5万平方米、总投资近5000万的爱莲广场开工建设;同年10月,位于爱莲广场旁的汝城法院新审判大楼开工,占地面积13341.11平方米,总投资3500万元。 2012年,汝城启动三栋综合办公楼建设,其中1号综合办公大楼项目占地25亩,建筑形态以莲花为造型,共27层,总投资约8000万元,后因“政策原因”未能建成;2号大楼规划总用地25亩,共22层,总投资约7200万元;3号大楼规划用地面积25亩,共27层,总投资约9500万元。 作为新城配套的汝城大道、神农路及环城西路等工程也陆续开工建设。 2014年至2017年,汝城县将全县的发展重点聚焦于“全域旅游开发”,提出打造 “一环一心五水十园”,构建“会呼吸的城市”,并在全县范围内遍地开花建旅游景点,试图给每个乡镇都确定一项旅游特色。 总投资50多亿元的理学古镇、总投资30亿元的汝城特色小镇、总投资15亿元的热水国际温泉度假中心等一大批旅游产业项目,短期内扎堆开建。 据湖南省委第四巡视组的通报,2008年以来,汝城县修建广场公园11个,市政道路项目26个,违规修建办公楼10栋,“几乎一半的钱都用在大搞城市开发和城市建设”。 负债 “以前汝城搞建设,别的县都开现场会来学。”郭昕回忆,前几年,汝城的基建是被上级作为典型推介的。 这在一则报道中得到印证。据当地媒体报道,2009年4月,时任郴州市委书记戴道晋带队视察了汝城的新行政中心、爱莲广场等项目建设时,说“小县也可以大作为,穷县也可以快发展”。 “我们的规划有些超前,政绩观有偏差,但城市面貌越落后,越没有人投资。”郭昕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汝城重大基建项目都经过上级审批,主要以融资代建的模式建设,“没有动用一分钱的扶贫资金”。 融资代建,指的是政府缺少启动或者建设资金时,由施工单位或者社会资本金提供支持,政府在规定的时间归还本金和利息。融资模式一般为项目公司直投、银行贷款和融资公司融资。汝城多采用后两种模式,“这导致了我们县负债的增加。”郭昕说。 据汝城县财政局反馈的数据,目前汝城债务总额约为95亿。据此测算,汝城债务总额为汝城县2017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12.9倍、地方财政收入的23倍,负债率为151%,综合债务率为336%,债务率高居湖南各县之首。 根据《湖南省政府性债务管理实施细则》相关规定,湖南将综合债务率作为政府性债务的预警指标,对综合债务率超出150%的地区,给予红色警告。2018年1月29日,湖南省政府认定汝城县的政府债务余额为77.18亿元,并将汝城县政府性债务风险预警为红色警告地区,进行重点监控。 2018年,汝城县政府需还本付息2.4975亿元,这给该县财政收支平衡带来很大的压力。 基建投资的居高不下,使得汝城县经济性项目投入不足,工业增长乏力,民生投资亦长期不足。 据相关数据显示,汝城县政府的固定资产投资,从2007年的15.7亿增长到了2017年的91.64亿,年均增长19.3%。近5年来,汝城的基建投资占固投的比重,一直维持在35.7%至54%的高位。 与此相对的是,民生投资严重不足。2016年,汝城民生投资为6.1亿元,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量的7.5%。同年,郴州市和湖南省民生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为8.2%和9.7%。 到了2017年,汝城的民生投资大幅降至2.6亿元,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不足2.8%。而同年基建投资占固投的比重,则由前一年的35.7%升至50.3%。 自2014年以后,汝城债务率急剧增长, 2015-2017年综合债务率分别为274%、285.74%、336%。 卖地 从公共收入的来源来看,汝城县政府非税收收入,主要来自土地出让收入。这些负债资金,主要依靠汝城县成立的各种融资平台通过抵押土地筹集。 为了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力争3年内债务风险降到橙色预警一下,汝城县停建了项目20个、暂缓建设项目9个、调减投资规模项目48个,撤销项目2个,压减投资金额共21.15亿元。 汝城县财政局副局长何动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汝城县制定了一个5年计划,希望在5年内将隐形债务化解50%,债务率降至150%以内。 为此,汝城县将连续5年,每年出让价值4.5亿元的土地,其中70%用于填补债务;利用土地增减挂钩,用3年时间,每年将2000亩地推向市场,总计产生3亿-4亿元总收入,其中2亿用于还债;盘活国有资产资源,每年2个亿,累计5年,共10个亿;拆借资金收回,清收不良贷款,利用政策节支和财政结余,总共每年可获得1.7个亿用于还债。 由于工业用地的出让价格远低于商住用地的出让价格,商住用地是当地土地出让的主要收入来源。 据国信房地产信息网的数据,在2012年至2018年,汝城县共成交79宗商住用地。其中,汝城县政府在2013-2014年出让了72.9万平方米土地,占7年出让总面积的56.5%,土地出让收入占7年出让总收入的65.7%。这两年间的土地出让收入占汝城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分别达到了46.4%和53.5%,低价均价都超过了每平方米1100元。 此后,汝城的土地出让价量齐跌,每年的土地成交量只有2013-2014年间的30%左右,土地出让价格只有2013-2014年的70%左右。 进入2018年,汝城县政府试图大量出让土地,以偿还政府债务。截至2018年10月,汝城县政府共招拍挂22宗土地,成交7宗,其中商住用地6宗,总面积202291平米,出让总价1.3亿元,平均地价仅为650元。 而与土地市场密切关联的房地产市场,却出现反常一幕。地价下降,而房价则不断攀升。《中国新闻周刊》走访了解到,当地的房价已经涨至每平方米5000多元,接近于郴州市区的房价。 相关数据表明,汝城县的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增长强劲,从2007年的0.44亿增长到了2017年的10.53亿,年均增长达37.4%。商品房销售额则从2007年的0.36亿,暴涨到2017年的11.17亿,年均增长41.0%。2013年后,汝城的房价开始暴涨,到2017年,汝城房价涨至4000多元每平方米,是当年商住用地价格的5倍。随着今年房价的继续上涨和商住用地价格的下跌,这一比值将继续扩大。 由此导致的后果是,大量的土地掌握在开发商手中,政府对土地的议价能力下降,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下降,而居民的购房成本则不断上升。 急于在短时间内缓解压力的汝城县,“寅吃卯粮”,进行“大甩卖”式的土地出让,使得当地土地市场进一步崩坏。 整改 巡视报告经媒体报道后,汝城深陷舆论漩涡。郭昕说,他在此期间的工作量涨了好几倍。 这场巡视风暴过后,汝城县委原书记方南玲因涉嫌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并在政治生态、政府债务、脱贫攻坚等问题上负有责任,被免职。汝城县3名党政主要负责人、17名科级干部被查处。 原任桂阳县长的黄四平前来“救火”,出任汝城县委书记。上任伊始,黄四平表示对巡视发现的问题“主动认领、照单全收”。 汝城官场刮起一场“立行立改”的整改风暴。据汝城县委宣传部提供的资料显示,该县开展脱贫攻坚专项督查,共查出涉及贫困户收入、住房、基础设施建设、群众满意度等四类问题4091个,清退识别不准对象4553人,新纳入贫困人口667人。 全面清理、节约配置办公用房,调整搬迁单位21个、700余人,清理出为民服务中心2号楼、3号楼建筑面积79449平方米,老城区商业繁华地带办公院落18处、房产27900余平方米。 改造部分已建成的广场、游园以及合适的办公院落,对办公用房进行合理利用,用于化解城区“停车难”“出行难”“大班额”。今年全县将新增停车位820个。行政中心前广场、原检察院和原中医院院落改建成停车场,原水利局、进修学校办公楼分别转为思源学校、二完小和特殊教育学校用房。 同时实施城乡供水一体化和安全饮水工程,解决17990户56132人安全饮水;实施城乡公交一体化项目,建成城乡公交线路23条,实现城乡公交全覆盖;实施农网改造49个村,涉及农户8052户26650人;实施农村公路项目491个814.476公里;实施危房改造14909户。扩建一水厂、新建二水厂、改造老城区管网、联网新老供水体系,年底将全面完成各项改扩建工程。 文:《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胥大伟 值班编辑:李阳煜
新京报:五线贫困县大搞政绩工程负债336%,考虑过贫困户感受吗 原标题:贫困县大搞政绩工程负债336%,考虑过贫困户感受吗? 不把钱用在扶贫上,反倒举债搞形象功成、政绩工程?文| 陈家沛 据人民日报报道,近日,国务院扶贫办就违反约束机制、搞形象工程等几方面问题,约谈8个县(市)主要负责人,提出严肃批评,责令认真整改。其中,湖南省汝城县存在的主要问题广受关注:违反贫困县约束机制,长期大规模举债搞政绩工程,2017年底负债率达到336%。 “贫困县”、“政绩工程”、“负债率336%”,这几个关键词叠合,颇具舆论冲击力。 对地方来说,负债本身不是什么问题: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为谋求发展,利用杠杆实现“没钱也能办事”也是常规做法。但举债并非吃“免费的午餐”,必须被严格控制在合理范围。近年来,国家层面对地方无序举债问题十分重视。国务院于2016年推出了《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强调“除必要的基本民生政策支出和政府有效运转支出外,视债务风险等级,本级政府其他财政支出应保持‘零增长’或者大力压减。”据财政部透露,截至2017年底,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负债率为36.2%,远低于国际警戒线的60%。 可汝城县负债比例如此之高,实在是让人瞠目。而从国务院扶贫办披露的情况看,当地举债的很多资金,是用来搞政绩工程,这更令人遗憾。▲政绩工程被明令禁止。 对贫困县而言,资金瓶颈往往是普遍难题,这对资金使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地方政府举债,具有地方资本性公共品的融资特点,通常是应初始投资规模大的地方公共工程建设之需。作为贫困县,囿于资金紧张,更要把钱用在刀刃上,最好能带动当地脱贫。 可汝城县的举债非但“超速”,还大量用于被中央三令五申坚决杜绝的政绩工程上,在很多地方出台违法违规举债终身责任追究和责任倒查办法、政绩工程被明令禁止的背景下,可谓错上加错。不只当地政府,那些为其任性举债大开方便之门的金融机构风控意识阙如,也值得寻思。 大量举债用在政绩工程上,汝城有关方面挨批不冤。也希望更多地方汲取教训、引以为鉴。
“死命令”来了!地方政府听好:房价控不住,你们要负责! 2018-08-07 20:50 每日经济新闻 T大 原标题:“死命令”来了!地方政府听好:房价控不住,你们要负责!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7月31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用“坚决遏制房价上涨”八个字,为未来的房地产市场定下基调。目标明确了,谁来负责呢?今天,住建部下达了命令:对未能实现调控目标的地方坚决问责。其实,地方政府正是依靠“土地财政”,从上涨的房价中受益。 据央视新闻客户端报道,今天(8月7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辽宁沈阳召开部分城市房地产工作座谈会,在会上,住建部对参会各城市未来房地产调控工作提出了进一步要求: 一、加快制定住房发展规划 各地要加快制定实施住房发展规划,抓紧调整住房和用地供应结构,大力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完善和落实差别化住房信贷、税收政策,支持合理住房消费,坚决遏制投机炒房,加强舆论引导和预期管理,持续开展房地产市场乱象治理专项行动,严厉打击违法违规开发企业、中介机构,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二、对楼市调控不力的城市坚决问责 各地切实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系统分析当地房地产市场存在的突出问题和主要风险点,因地制宜,精准施策、综合施策,把地方政府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主体责任落到实处,确保市场稳定。住建部将建立房地产市场监测体系,完善对地方房地产调控工作的评价考核机制。要严格督查,对工作不力、市场波动大、未能实现调控目标的地方坚决问责。 短短的两段话,信息量巨大。主要包括两点,第一,目标;第二,责任。 在提到目标时,住建部用了“加快”“抓紧”等词,可见制定长效机制的紧迫。而对于责任,住建部说得更是清清楚楚,地方政府要承担主体责任。住建部还要完善对地方房地产调控工作的评价考核机制,没实现目标的地方政府,坚决问责。 7月31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提出:坚决遏制房价上涨。加快建立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 7天之后,住建部就给地方下达了命令,可见,时间紧,任务重。 楼市调控继续加码 最近,央行的货币政策有所宽松,有分析师拿出数据说,每次宽松都伴随着房价的上涨,这一次,“房价还要涨”的声音又开始出现。 但实际的结果让很多乐观看待房价的人十分失望。 图片来源:摄图网 8月6日,沈阳发布通知,商品住房限购区域扩大为全市行政区域(不含辽中区、新民市、法库县、康平县)。沈阳还表示要进一步加大住房用地供应量,多渠道增加各地区住房用地供应量,加快供地进度和时序;严格查处开发企业和中介机构捂盘惜售、炒买炒卖等违法违规行为,情节严重的,依法撤销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通知还明确,实施商品住房价格指导。一是对在售商品住房项目,严格执行我市现行相关政策。分期销售的商品住房项目,本期销售均价不得高于前一期指导价格;首次入市的商品住房项目,销售均价不得高于周边同质可比项目销售均价,周边无同质可比项目的,按成本法核定。 值得注意的是,今天住建部的座谈会,正是在沈阳召开。 放眼全国,沈阳的调控只能称得上是“常规操作”。 苏州四大行“不是调控胜似调控”的操作,才要了“炒房团”的命。 从8月1日开始,苏州中行、农行、工行和建行的客户若在5年内提前偿还住房贷款,将被收取违约金。 提前还款违约金=提前还款金额×贷款执行月利率×6个月,部分提前还款的,每次还款金额不少于壹万元,且须为壹万元的整数倍。根据苏州目前的房贷利率大致计算:如果提前还10万元,违约金2940元;提前还100万元,违约金29400元。 这一政策影响巨大,尤其是部分改善置业的换房人群,因为他们名下大多有未结清贷款,需通过提前还贷来结清,以尽快将房产卖出后再买新房。 虽然不是调控政策,但客观上,抑制了购房(换房)需求。 深圳的做法更具代表性。此前,深圳新建商品住房均价已经连续21个月下降。即便如此,7月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当天),深圳出台新政:新购住宅限售3年、商务公寓限售5年、离婚2年内申请贷款首付比例不低于70%…… 相关人士向新华每日电讯表示,“这是一次调控政策的全面打补丁”,新政用“靶向治疗”的修复策略,在2016年“限购”“限贷”政策的基础上增加“限售”“限离”“企业限购”等内容,封杀投机炒作的空间。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统计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楼市调控密集程度刷新历史纪录,合计超过60城市发布了超过70次各类型房地产调控政策。而今年1-7月,累计调控次数260次,相比2017年1-7月同期上涨了80%,平均大概1天1.2次。 作为改革开放的先驱,在建立长效机制方面,深圳也走在前面。8月3日,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正式发布《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供应与保障体系的意见》(深府规〔2018〕13号),这意味着深圳版“房改”方案正式落地。 房价不准涨,土地财政怎么办? 按照今天住建部的说法,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主体责任在地方政府。但众所周知,长期以来,地方政府也是房地产的参与者,“土地财政”给地方政府带来源源不断的收入。 即便到了今年,地方政府“卖地”收入还在大涨。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26941亿元,同比增长43%。 但今年的情况有所不同,三四线城市卖地行情向好,支撑全国土地出让收入大涨。 据21世纪经济报道统计,今年上半年,卖地收入与去年全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相当(占比超过90%)的城市数量多达14个,他们分布在浙江、四川、安徽、山东、河南、江西、湖南、河北等诸多省份,绝大部分为非省会的三四线城市。 大量长三角地区城市包括湖州、常州、嘉兴、南通、温州、无锡、徐州、台州、金华等,上半年卖地收入规模在200亿-400亿元之间,收入规模仅次于一二线城市。山东、四川、安徽、河北、湖南、江西等省,也贡献了部分卖地收入规模超过100亿元的地级市。 一方面,“卖地”收入大涨,但另一方面,今年土地流标也很多。中原地产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7月,一线城市土地流标13宗(甚至连上海内环的学区地块也没人要了);二线城市合计流标经营性土地154宗;三四线城市经营性土地合计流标达到了629宗。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造成这一局面,买方卖方都有原因。在新城控股高级副总裁欧阳捷看来,地方政府太“贪心”是土地市场流拍增多的最根本原因。市场正在改变,但政府依旧老模式卖地,宁可流拍,也要不断提高拍卖底价。 安居客首席分析师张波告诉记者,过去半年,开发商大部分融资难是个不争的事实,资金层面偏紧让房企在地块的选择上不会再“头脑发热”。 7月底,新华社报道称,有些地方用一线城市或某些地域更高房价进行比对,认为本地房价属于价值洼地,比价心理助长调控“松口气、歇歇脚”“让房价再飞一会儿”的心态;有些地方出台“人才政策”,由于门槛过低,客观上存在绕开限购政策的漏洞;还有些地方出台购房摇号政策本意体现公平,但一二手房房价倒挂的现实刺激潜在需求提前透支。 新华社报道指出,地方政府要从根本上调整经济发展思路,放弃对土地财政的“饮鸩止渴”。 编辑|王嘉琦 每日经济新闻综合央视新闻客户端、新华社、每经APP21世纪经济报道等
楼市神话破灭!中国房价已“阶段性见顶 连日来,楼市调控的信息引发关注,与此同时,素有中国“最难买房城市”之称的厦门楼市出现的“量价齐跌”局面,也被广泛聚焦。 有“厦门楼市神话破灭:地价腰斩,房价下跌上万元!”的消息称,相比2017年3月高峰期,目前“(厦门)岛内房价普遍跌了1万元至1.5万元/平米,岛外跌了6000元至1万元/平米左右。”从确凿信息看,厦门房价谈不上“大跌”,但其二手房降价明显,地价回到两三年前。 在调控一再升级的背景下,厦门房价只涨不跌的神话破灭,并非偶然。由于多重原因,厦门的房价上涨和回调都有其独特性,尤其是飙升速度和回调幅度都有特殊一面,但背后支撑的主要逻辑线都是预期收益率,这与全国房价涨跌逻辑基本一致,所以也具有同性价值。 可以预见,在国家层面释放出“坚决遏制房价上涨”的清晰信号后,类似厦门这样房价出现明显下降或不再单向上涨的现象,不会只是个案。 拿厦门房价下跌而言,地价下跌无疑是直接原因。地价是房价的基础。与国家相关政策步伐一致,目前厦门出台政策持续加大土地的供应力度,落实房住不炒稳定预期,导致供给超出预期继而土地流拍,成本下降房价自然而然地下降。 供多了,需也有变。长期以来,厦门房价比肩部分一线城市,与需求过剩分不开。而支撑超额需求的,既有看好其居住环境的真正需求者,也有看好投资机会的逐利套利者。 这也导致,厦门当地居民一年收入还买不起一平方米房子——据统计资料显示,2017年厦门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6630元,平均房价高峰时则为每平方米5万到6万,这难言正常。正因如此,有研究机构发布的数据也显示,在国内城市中,房价收入比偏离度最高的就是厦门。 而如今,严厉调控措施和租售并举举措,将投机需求剔除,将正常居住需求向租房分流,看涨预期也为之降温。 而无论是调控升级,还是市场价格到了某个高点后正常回调,核心都是预期收益率,因为预期收益率往往走在实际影响因素前面,造成价格波动。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释放“坚决遏制房价上涨”信号对整个房地产市场影响巨大,原因亦在于此。而未来,明确的预期仍是房地产调控的重要选项。 接下来,房价阶段性见顶也会是普遍趋势,国内二三线城市乃至主要热点城市,会更多地出现类似厦门这样的房价“回调”而不再是大幅上涨的情形。 从政策层面看,高压调控短期内不可能出现松动的可能。从日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金稳委会议等都可看出,虽说宏观环境宽松,但却不是大水漫灌,对实体经济定向防水意图依旧明显,意在防止货币政策助推房价上涨。住房需求向购房的溢出,也必定会随着调控的加紧转向低落。 从行业发展周期看,我国房地产行业已进入行业发展的下半场。不论是从需求、供给,还是从竞争力、利润空间看,出现阶段性“回调”应是大概率事件。目前房价水平远远超出居民可承受范围,房地产市场的投资风险越来越大,也已逐渐成为共识。 就此看,厦门房价回调有着不容小觑的启示意义:这既给“炒房客拉升房价,刚需族接盘”的模式带来了震慑,也给了社会难得的窗口期,通过短期调控模式向长效机制的转换以稳定预期,也让国内楼市进入健康发展的“循环”。
检修水库泄洪闸门 洋县一灌溉管理局年轻站长被冲走遇难 7月11日中午,洋县引酉工程灌溉管理局白石管理站站长、47岁的张建新在检修辖区双龙寺水库泄洪闸门时,被突然涌出的洪水卷走,不幸遇难。 “我本来要和他一起下去检查,可是他硬拉住我说,闸门前太湿滑,又长满了绿苔,他先下去探探路。”26日,洋县引酉工程灌溉管理局白石管理站党支部书记刘宏哽咽地说,当日上午,由于连日降雨上游来水激增,位于洋县北部浅山丘陵区的双龙寺水库库容快速超过汛险水位。 刘宏说,双龙寺水库一旦超警戒水位运行,将直接威胁下游寨坡和张家咀两个水库,很有可能导致两个水库溃坝,给周边5个村组1000多户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而当天中午,在接到汛情报告后,张建新亲自带领站上7名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到水库泄洪口提闸排水。刘宏说,当时闸门正常提起10厘米时却仍不见有洪水排出,考虑到可能出现故障,因此他就准备下去检修。 “你别去了!我是站长,让我去。”刘宏说,当时张建新硬是拦住了他并亲自到闸门下面检查。没想到,正在这时洪水瞬间喷涌而出,将张建新冲下了30多米的泄洪陡坡,卷进了泥沙俱下的消力池中。 事发后,同行的7名工作人员跳入水中奋力搜救,终于在离事发地150米处的河道中将他救捞上岸。经过紧急抢救,张建新还是没能起来,永远离开了他守卫了27年的岗位。 而华商报记者从洋县相关部门了解到,目前张建新遗体已被安葬。华商记者 周金柱 通讯员 杨国涛
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达8956.4万名,平均每三户就有一名党员 原标题:党员8956.4万名 基层党组织457.2万个 中国共产党党员队伍结构更加优化 基层党组织覆盖面进一步扩大 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记者林晖)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8956.4万名,比上年净增11.7万名。党的基层组织457.2万个,比上年增加5.3万个。数据表明,中央关于新形势下党员队伍建设和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部署要求得到有效贯彻落实,党的生机与活力不断增强。 党员总量稳中有升,发展党员质量进一步提高。自2013年实施发展党员总量调控以来,党员总量年均净增幅控制在1.5%以内。2017年,全国发展党员198.2万名,比上年增加7.1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0.6万名,占50.8%;大专及以上学历的86.0万名,占43.4%;35岁及以下的161.3万名,占81.4%。 党员队伍结构进一步优化,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不断加强。党员队伍中,大专及以上学历党员4328.6万名,占48.3%;女党员2388.8万名,占26.7%;少数民族党员651.4万名,占7.3%。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素质进一步提升,54.4万名村党组织书记中,大专及以上学历占17.4%。其中,致富带头人占46.1%,外出务工返乡人员占6.8%,农村专业合作组织负责人占9.9%,大学生村官占0.5%。9.9万名社区党组织书记中,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占59.9%。 基层党组织覆盖率不断提升,组织生活制度进一步落实。全国机关、事业单位党组织覆盖率为99.7%和95.2%,国有企业党组织覆盖率为92.8%。187.7万个非公有制企业已建立党组织,覆盖率为73.1%;30.3万个社会组织已建立党组织,覆盖率为61.7%。各地选派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指导员56.7万名、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指导员10.9万名。385.3万个党支部开展民主评议党员,参加民主评议党员人数由上年的7996.2万名增至8359.7万名。“三会一课”等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得到较好落实,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全面推行支部主题党日活动。(完)
少年为要回求职押金 在KTV抢劫人事经理被起诉 眼下刚开学不久,针对未成年人在学习、生活中存在法律知识缺乏、法治观念淡薄、自我保护意识不够等问题,碑林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以一起涉未成年人的刑事犯罪案件为例,倡导社会、家庭、学校共建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法治环境。 1999年5月出生的小亮来自陕西某市农村,小学毕业后便不想再上学了。孩子大了,听不得父母的劝,一心想到大城市闯一闯。2017年4月初,还未满十八周岁的他来到西安,在南郊雁塔区一家娱乐KTV求职应聘调酒师,认识了KTV人事部门经理雷某。公诉机关指控,小亮怀疑人事经理以招聘为名,骗了他500元的求职押金。为了要回求职押金,2017年4月19日,小亮纠集他的朋友小孙(2000年12月出生)、小周(2002年9月出生)、小伍(女,2002年10月出生)及小张(另案处理)一起预谋向雷某索要钱财,并购买了作案工具折叠刀4把。 2017年4月22日晚,小亮伙同小孙、小周、小伍、小张,约上人事经理雷某及雷某的两个朋友贺某、刘某一起唱歌。20时许,小亮带领大家至碑林区一家KTV33号包间唱歌娱乐。至21时许,小亮突然拿起事先准备的折叠刀,架在被害人雷某的脖子上,并向雷某索要现金及随身财物。小张堵在包间门口,小孙、小周先后持刀和碎酒瓶在被害人刘某的脖子上,向其索取财物。唯一的女孩小伍在小亮的指使下搜取财物,从被害人刘某身上搜得OPPO牌R7型手机一部(经评估价值1730元)、从被害人贺某身上搜得白色VIVO牌Xplay5A型手机一部(经评估价值2470元),从被害人雷某身上搜得一张公交卡、225元现金、VIVO牌手机一部(破案后未追回、无法进行价格鉴定)。 随后,小亮、小孙、小周、小伍、小张乘出租车逃离现场,被害人随即报警。破案后,被害人刘某、贺某被抢的OPPO牌R7型手机、VIVO牌Xplay5A型手机已追回,并发还被害人;被害人雷某被抢的VIVO牌手机未追回;抢劫所得225元均已被挥霍。 作案时,小亮、小孙、小周、小伍四名被告人均未满十八周岁。此案由碑林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公诉机关认为,四名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采取暴力、胁迫方式抢走他人财物,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抢劫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唯其作案时系未成年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七条之规定,应当从轻处罚。案件开庭时,四个孩子的父母均到场旁听,有的爷爷、奶奶、姑姑、姨姨也都来了,孩子在被告席上悔恨落泪,家长在旁听席上心痛煎熬。 无论是未成年人犯罪,还是犯罪的受害人系未成年人,这都不是人们愿意看到的。碑林区人民检察院公诉科检察官阮莉蓉表示,近年来,全社会越来越重视青少年法治教育,青少年对法律的认知水平也有了不小的提高,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数量呈现下降趋势。但与此同时也应注意到涉罪未成年人的作案手段,不再只是过去那种“小偷小摸”的单一犯罪形式,也开始涉及抢劫、暴力伤害、非法拘禁等犯罪形式。 “没有哪个父母不爱自己的孩子,可有些父母却不懂得如何表达爱。从案例来看,孩子在外出了事,家长还不知情的情况不在少数,显然是亲子沟通有了问题。”检察官提醒,新学期伊始,重新回到校园的青少年应当自觉抵制不良风气,学会时刻用法律保护自己,遇事不可冲动,多与家长、老师商量沟通。学校在对学生展开法治、心理辅导的同时,可选择合适的时机对家长进行法治、心理方面的培训。此外,家长应给予孩子充分的尊重,既不能紧逼严管,也不能放任不管,争取与孩子的心理同步发展,在家庭中与孩子平等沟通对话,才可有效避免未成年人误入犯罪歧途。(文中未成年当事人均系化名) 记者 高雅
母女出售的一大捧气球不小心飞走 网友争相认购 长沙晚报讯(记者 朱炎皇)小年夜,一位年轻的妈妈带着女儿在长沙市解放西路卖气球,一不留神一大捧气球脱手飞走了,挂在电线杆上。好心的袁女士发动朋友爱心认购,“买下”了这些气球。昨日,袁女士说:“一下就卖空了,今天还有朋友发红包来,我都拒收了。”一大捧气球挂在电线杆的横梁上,取不下来了。 2月9日是小年,袁女士和好友相约晚上去解放西路的酒吧聚会。当晚10时许,袁女士来到酒吧门口,看到一群人围在一起。她好奇地凑过去,大伙望着挂在电线杆上的一大捧五颜六色的气球议论纷纷,“可惜了”“这气球取不下来”…… 其中,一位年轻的女士紧紧搂着个小女孩,眼巴巴望着丢失的气球,十分沮丧。袁女士打听,原来这对母女小年夜出来卖气球,结果一不小心,气球脱手飞走了,挂在电线杆的横梁上。袁女士也有一个3岁的女儿,她对母女俩的遭遇十分同情。眼巴巴望着丢失的气球,母女俩十分沮丧。 “大过节的,母女俩出来卖气球,家境应该不宽裕。”袁女士想,“可能这些微薄的收入,是女儿的寒假补习费,是女儿新年的衣服,是家里需要的开销,就这样血本无归了。”母女俩急得团团转,向周边的店铺老板求助,想找个长杆把气球钩下来,但这样做很难成功,也非常危险。 那些气球是双层气球,透明的大气球里包裹着一个卡通动物小气球,单个售价20元,一共37个,总价700多元。袁女士向年轻妈妈提出,由她来出这笔钱。“那怎么行呢?我们的失误,不能让你承担。”年轻妈妈婉拒了袁女士的好意。钱凑齐后,还不断有朋友发来红包爱心认购气球,袁女士都谢绝了。均为受访者 供图 “人都有尊严,施舍并不是她想要的。”思考了一会儿,善良的袁女士灵机一动,“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发动朋友爱心认购你的气球,每人买下一个就当放飞许愿。”征得年轻妈妈同意后,袁女士在朋友圈发了一条微信。一石激起千层浪,“我儿子买一个”“来三个”“认购一个”……袁女士的手机微信闪个不停,下起了“红包雨”。 不到三分钟,袁女士就收到500多元红包,后续红包还在不断发来,她赶紧谢绝道:“已秒满!谢谢,有心了,感恩加祝福!”然后,自己掏了720元现金交到年轻妈妈手里,“这些都是我和朋友们买许愿气球的钱,请收下。”母女俩感动得连声道谢。 互祝“小年快乐”后,母女俩消失在人海,袁女士匆匆赶去聚会。短短的一段时光,帮助者和被帮助者都不认识对方,但她们都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温暖的城市。
1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