渝东北吧 _南宫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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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文化∶ 关于古代巴蜀历史的研究,这方面的材料较少,而且零星,主要是根据传说材料整理而成,这就不免带有神话色彩和后来整理者的观点,特别是汉、晋时期的大一统思想。这样无论在史料方面和我们的认识方面,都受到一定的局限,给研究巴蜀历史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近代考古学的兴起,为历史科学的研究开辟了另一条途径。为四川的考古学家们取得了丰富的巴蜀文化考古材料,做了许多研究。这些成果为研究古代巴蜀历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根据考古学研究的结果,巴文化和蜀文化是两支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它们有各自的分布地区。蜀文化分布的中心是以成都平原(原川西坝子)为中心的川西地区;巴文化分布的中心是湖北西部的长江沿岸,后来向西迁徙到川东地区。蜀文化渊源于四川盆地西部的新石器晚期文化;巴文化渊源于长江三峡地区新石器晚期的季家湖文化(类型)。这两支考古学文化之间是有来往、互有影响的。 考古学文化是一个特定的社会集团的物质遗存,根据巴文化和蜀文化研究的结果,它们是各自有发展、有继承的考古学文化,其发展谱系是清楚的,这些就是古代巴蜀给我们留下的实物史料。由于所处地理环境、自然条件相同,所以在生活习俗、传统方面,他们和巴、蜀近似,这就形成了在物质文化遗存方面的近似,现今的巴文化、蜀文化大约可以涵盖他们。以后考古材料的积累和认识的逐步深化,或许会有新的体会。 巴蜀文化一开始即和外界,主要是指中原的夏、商、周文化有交往、有影响;在他们更早之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这种交往和影响就已经存在。所以《尚书-牧誓》所记参加周武王伐纣的蜀,就是四川盆地西部的蜀,这从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器、玉器和彭县竹瓦街窖藏青铜器上可以得到证明。蜀人已经参加了中原地区的重大政治活动,《尚书·牧誓》的记载是可信的。正因为蜀人很早就和中原地区发生交往,在中原文化强烈地影响下,相当于商、周时期的蜀文化已经进入文明。
“巴”是巨蟒的意思,古代巴地多蟒蛇,所以称这一地区为巴。象形字里面“巴”就是一条蛇。《山海经》里面有记载 巴蛇吞象,是白色巨蟒。这个故事影响后世,有很多蛇相关的神话故事里蛇精、蛇神都来自巴地。之后巴、蜀合并成四川,到了明代冯梦龙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再到清代京剧《白蛇传》,白蛇就成了四川青城山下修炼去杭州报恩了。古代巴国国王姓姬,和当时中原周朝天子同姓,史学家一直认为巴国国王和周天子是亲戚。周武王伐纣,巴国也出了一份力。巴国的西边是蜀国,两国常年打仗。巴国的地形是山地丘陵为主,易守难攻,蜀国一直打不进来。巴国的东北边是庸国,其实庸国可以通过水路进攻巴国,庸国的国力比巴、蜀都强,因为它更靠近中原,人口更多。但是庸国夹在楚国和秦国两个大国之间,最大的敌人是楚国和秦国。我国著名的老一辈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民族学家邓少琴先生曾经在研治西南民族史地的过程中,对四川地东部地区的古老民族做了缜密的考证。他说:“四川川东地区在巴人未迁入以前,其古老居民当为濮人。”叫唐家坝和沙梁子遗址商周文化层出土的、具有明显土著新石器时代文化特征的早期陶器,印证了邓先生的上述观点。况且,常璩在《华阳国志巴志》中,将巴国之属的八种族类中的“濮”列在首位,并与整个西南地区的百濮系统相对举,说明此巴之“濮”是专称,而不是泛指的濮,也就是说,巴国之属的濮有别于其他地区的濮,濮是巴国境内人数最多的族团。合川曾是巴国腹地,但生活在三江两岸的濮人当是原来的土著民族。 可以说,唐家坝和沙梁子遗址出土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以及新石器时代晚期具有明显土著文化特征的人类遗物,已经给我们揭示了合川远古时期的先民向土著民族濮人进化的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合川的土著文化是居住在三江流域的土著民族文明进步的集中表现,是他们不断地在相对封闭的社会与自然条件下,创造出的一支独具一格的地域文化。也正是由于土著民族所面临的种种困境,从而锤炼出他们坚韧不拔的意志、勇于开拓的精神、勤劳朴实的品格。而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确保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加速定居社会进步的需要。 唐家坝、沙梁子出土的大批新石器时代晚期、商周时期遗物,显示了合川土著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早期磨制石器和陶器上限在公元前的21世纪到公元前16世纪的夏朝时期或更早一些,是属于早期的“土著新石器时代文化”。在约公元前16世纪到公元前771年的商周时期的遗物中,陶器所占比例增加,制作方法已采用轮制,并经手工修整。陶器质地有火候低、质地较疏松的夹粗沙、夹细沙,已有火候较高、质地细腻的泥质陶。陶色有风格粗犷、朴实的灰陶、灰褐陶、黄褐陶、红褐陶、黑褐陶等。 从后期陶器纹饰看,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装饰艺术有了明显进步,纹饰有粗绳纹、细绳纹、网格纹、菱格纹、波折纹、蓝纹、弦断交错绳纹、弦断竖线纹、麦絮纹、凹弦纹、戳印纹等。绳纹、网格纹多饰于陶罐的肩、腹部,弦纹一般饰于器物的口沿外。其中的1件泥质黑褐陶陶钵,折沿,薄圆唇,肩微鼓,斜收腹,尖圜底,器外壁至底部饰斜向绳纹,器内露红褐胎,口径20.6厘米,高9.2厘米。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件陶钵亦堪称工艺美术品。它们清楚地展示了土著文化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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