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完淳的个人资料

【07.30申请解封】希望能重建【道家】吧管理员&志愿者，熟悉中国国学都知道中国主流思想形态有道家、儒家、法家、墨家、兵家等诸子百家。现在社会有着国学复兴的态势，也越来越多的人熟悉喜欢国学，更多的人愿意学习探索先哲的智慧。其中，道家作为中华文明的支柱之一，其学问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哲学理论核心“道”一说，开辟了中国对于宇宙本体论的探索，也开始了世界上理性思索世界本源；其政治学说“无为而治”“与民休养生息”“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民不畏死何以死惧之”等深深影响了中国几大盛世的制度设计；其”和光同尘“”道法自然“”上善若水“”万物齐一”的独特人生境界更是洗涤了无数迷茫的国人。可以说，道家学说对中国的哲学、科学、政治与宗教，以及中华民族性格的铸就和国家的统一稳定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我作为一名国学的粉丝，怀着期盼的心态，搜索了“道家”贴吧，不过度娘给出的官方答复是“抱歉，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本吧暂不开放。” 参见链接：http://tieba.baidu.com/f?ie=utf-8&fr=bks0000&kw=%E9%81%93%E5%AE%B6 我猜想的可能原因是：曾经百度的“道家”可能涉及到封建迷信，巫术愚昧的话题。而这绝对是个误解，“道家”的道，与宗教上的“道”绝不是一个意思。道家仅仅是一个古代思想学派，，存在了近2000年，而道教才是宗教意识形态。道家是中国古代主要哲学派别之一，以道为世界最后的本原，故名为道家。创始人老子。其主要代表人物还有关尹、庄子、彭蒙、田骈等，主要著作除了《老子》、《庄子》外，还有《黄帝四经》、《文子》、《列子》、《管子》、《鹖冠子》、《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等。道家以“道”为核心，认为天道无为、主张道法自然，提出无为而治、崇尚贵虚守雌、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是“诸子百家”中一门极为重要的哲学流派，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故学者说：“道家思想可以看为中国民族伟大的产物。是国民思想底中心，大有‘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底气概。” 具体关于道家的介绍请参考百度百科，这些证明了开放道家贴吧的迫切性和道家与巫术无关。道家：http://tieba.baidu.com/mo/q/checkurl?url=http%3A%2F%2Fbaike.baidu.com%2Fview%2F2762.htm&urlrefer=4d62336ecb88a5eef5c8612e4c806b1d 老子：http://tieba.baidu.com/mo/q/checkurl?url=http%3A%2F%2Fbaike.baidu.com%2Fsubview%2F2237%2F5236581.htm&urlrefer=899ebb4cab896c2a703b901a870cebf3 庄子：http://tieba.baidu.com/mo/q/checkurl?url=http%3A%2F%2Fbaike.baidu.com%2Fsubview%2F2760%2F5744094.htm&urlrefer=364cbfe8b7fb83fd644d0c3b5fe61e30 《道德经》：http://tieba.baidu.com/mo/q/checkurl?url=http%3A%2F%2Fbaike.baidu.com%2Fview%2F16516.htm&urlrefer=e926ffe37bc957a3d55fecbb6203c5f3 请百度开放道家贴吧。如果有必要重建，请百度重建道家贴吧。拜谢。拜托了，诸子百家先贤的思想当再次复兴

大家最喜欢哪个时期？

求此文原作者《记得吗？你的祖先名叫炎黄》当我登上那古老的城墙，当我抚摸着腐朽的柱梁，当我兴奋的倚栏远望，总会有一丝酸涩冲上喉头，总听到有一个声音大声的说：记得吗？你的祖先名叫炎黄。有人跟我说，曾经有一条大鱼，生活在北冥那个地方，它化作一只巨鸟，在天地之间翱翔。巨鸟有如垂天之云般的翅膀，虽九万里亦可扶摇直上。圣贤赋予我们可以囊括天宇的胸襟，为我们塑造一个博大恢弘的殿堂。那时候，有个怪异的青年名叫嵇康，他临刑前，弹奏了一曲绝响，那宽袍博带在风中飞扬，他用了最优雅的姿态面对死亡。几千年过去，依旧有余音绕梁，只是他不知道，真正断绝的不是曲谱，而是他的傲骨，乃至他身上的衣裳。我也曾梦回大唐，和一个叫李白的诗人云游四方，他用来下酒的是剑锋上的寒光，他的情人是空中的月亮。我曾见他在月下徘徊、高歌吟唱，长风吹开他的发带，长袍飘逸宛如仙人模样。可是后来换了帝王，他用一杯酒捧起了文人，摒弃了武将。他的子孙最终躲进了人间天堂，把大片的土地拱手相让。然而在寒冷的北方，正有一支军队征战沙场，敌人都说，有岳家军在，我们打不了胜仗。可叹英雄遭忌，谗士高张，一缕忠魂终于消散在西湖之傍，一个民族的精神就这么无可逆转的消亡。然而血色夕阳中，我依稀见到，有人把它插进土壤，那是将军用过的，一支宁折不弯的缨枪。时间的车轮悠悠荡荡，终于在甲申那里失了方向。于是瘦西湖畔，梅花岭上，为纪念这个悲剧建起一座祠堂。那个叫史可法的文弱书生，他不愿散开高束的发髻，更不能脱去祖先留给他的衣裳，于是他决定与城共存共亡，丢了性命，护了信仰。残酷的杀戮，如山的尸骨，并不能把民族的精神埋葬，有人相信，千百年后，它依然会在中华大地上熠熠发光。就在千百年后的今天，我坐进麦当劳的厅堂，我穿起古奇牌的时装，我随口唱着myheartwillgoon，却莫名其妙的心伤，因为我听到一个声音大声的说：忘了吗？你的祖先名叫炎黄。我记得了，一群褐发篮眼的豺狼，带着尖船利炮，拆了我们的庙宇，毁了我们的殿堂。于是百年之后的今天—— 我们懂得民主自由，却忘了伦理纲常，我们拥有音乐神童，却不识角徵宫商，我们能建起高楼大厦，却容不下一块公德牌坊，我们穿着西服革履，却没了自己的衣裳。在哪里，那个礼仪之邦？在哪里，我的汉家儿郎为什么我穿起最美丽的衣衫，你却说我行为异常？为什么我倍加珍惜的汉装，你竟说它属于扶桑！

崇祯库银之迷【转】《甲申纪事》：“予监督节慎库时，为甲申三月十五日，与主事缪沅交盘，库中止银二千三百余两，又钱作八百，国家之贫至此，可发一笑，.自正月至三月，日以坐饷为令，或论省坐派，或官坐派，无虚日。至三月十八日始发帑金二万，赏守城军士，银未及发而城破矣。” 《恸余杂记》：“闯贼西奔，括宫中得金银七千余万两，驼载而去，天下闻而惑之。以为先帝宫中有藏金如许，足支数十年，而顾以二百四十万练饷之加，失天下心，致成瓦解。即甚昏愚，亦不至此。吴喧山曰，吾尝司计，请发内帑，上令近前密谕曰，内库无有矣，遂堕泪。” “廷臣动请内帑，夫内帑惟承运库耳，钱粮解承运库者有，一曰金花，二曰轻赍。金花银所以供后妃金花，宫人宦官赏赍。轻赍银所以为勋戚及武臣俸禄随发，非唐德宗之私库，聚而不散者，安有余资？野史谓城破时尚有大内积金十余库，不知十余库何名？承运库外有甲字等十库存方物也。城破时惟车裕库珍宝存耳，乌有所谓十余库基金者？而纷纷谓上好聚敛，内帑不轻发，其不冤哉？！”《崇祯遗录》锦衣卫佥事王世德如李清《三垣笔记》中记载“上忧国用不足，发万历中所储辽参出外贸易，予时市其中者，上有征也，色坚而味永，与他参迥异。……闻此番贸参，获可数万金” 库藏止有二千三百余金。外有加纳校尉银六百两、易钱银三百两，贮吴书办处；同年缪君沅云：“此项应存外，为军兴之用。”予如是言。万历年时，老库满，另置新库。新库复满，库厅及两廊俱贮足。今不及四千金。 --《北归记》十五日，予以缮部员外郎管节慎库。主事缪沅、工科高翔汉、御史熊世懿同交盘。……新库中止二千三百余金。老库中止贮籍没史家资，金带犀杯衣服之类，只千余金；沅为予言，此项已准作巩驸马家公主造坟之用，待他具领状来，即应发去。外只有锦衣卫解来加纳校尉银六百两，宝元局易钱银三百两，贮书办处，为守城之用。 --《甲申纪事》予谓果有如此多金（即所传三千七百万两），须骡马一千八百五十万方可载之，即循环交负，亦非计月可毕，则知斯言未可信也。 --《明季北略》予里居日，闻闯贼入宫后，搜获累朝内帑，得金银数百万，后京师人贾汝寿为上虞令，过予一同年，因言闯贼入宫时，怅然曰：[贵为天子，所蓄不过二十万，何以不亡？]渠得之耳闻，乃知前言诬也。 --《三垣笔记》一个那么爱面子的皇帝都要叫大臣捐钱，可想而知他有多穷，他自己藏那么多多银两干嘛，又不能那这些钱砸死那个李自成，有钱不用，崇祯的IQ不至于那么低此外“史淳在其所著《痛余杂记》中也反驳此说，并引曾任户部官的吴履中的话以证实他的意见：吴喧山曰，‘吾尝司计，请发内帑，上令近前密谕曰，内库无有矣，遂堕泪。这两则记载很清楚表明，崇祯末期内帑里早就没有什么银子，已经是穷的一干二净。崇祯以皇帝之尊而至于在臣下面前堕泪，其中情形可想而知！还可以补充一条刘尚友《定思小计》中的记载，是崇祯十七年二月时候的情况“二月中，贼势愈急，而昌平兵忽变，京城戒丄严，亟遣官以重饷抚之，始戢，然居庸已不可守矣。??然国计实窘极，户部合算海内应解京银两岁二千万，现在到部者仅二百万，朝廷至括内库金帛悉准俸银给发武士，其困乏可知。故援师之征，望其即赴，又若畏其即赴，诚虑夫饷之不足供也。上抚髀无策，欲以空名感动天下，故唐、黄、吴、左诸镇，封四伯爵以劳之，又封刘镇继之这条记载把崇祯皇帝因为缺钱面临的窘境叙述的相当透彻。一方面是李自成眼看要进逼京师，而另一方面是国家甚至穷到拿不出钱来给守卫京师附近地区的军队发军饷，甚至直接导致昌平兵变。户部收到的银子只有区区两百万，而皇帝内帑的银子也早就搜刮一空，“括内库金帛悉准俸银给发武士”还不够。一方面是希望各地军队到北京勤王，另一方面却又害怕他们来，因为根本就没钱发军饷。没有军饷，本是前来抵挡造反者的军队，恐怕自己就先造反，这并非没有先例。事实上还有另外一则史料也能验证上面的记载，在崇祯十七年二月十二日也就是李自成进占北京前的一个多月的时候。崇祯皇帝在中左门召见吴襄询问调动吴三桂军队进京保卫京师的可能性问题。《晚明史》的正文以及一个注释中有当时两人的对话记录（从上下文的注释来看应该是直接从《绥寇纪略.补遗上》中的文言文翻译过来的）“思宗严厉地责问吴襄：‘三千人何以抵挡百万之众？’吴襄则说‘这三千人并非一般士兵，??，因而能得死力。’思宗问：‘需饷多少’吴襄回答：‘百万’。思宗说‘内库只存银七万两，搜集一切金银杂物补凑，也不过二三十万两’”“调吴三桂勤王之议，终于因为经费没有着落而暂时作罢”[2]p1120 这则记录很重要，和刘尚友《定思小计》中的记载结合起来看是相当能说明问题的，不知道为什么以往论及崇祯内帑问题的文章中都没有提到？当时的情况已经是如果崇祯不调吴三桂进京守卫，则京师沦陷的危险是任何一个人都能看出来的。吴三桂率军入京，不一定确保安全，但抵挡住李自成的进攻并非没有根据。以三万人的部队（其中三千人是精锐），要想在野战中战胜闯王十万大军，那自然不可能。但是用这三万人的军队守卫住北京城，可能性相当大。北京城池的坚固在当时整个中国也是首屈一指的。一般情况下，根本就打不下来，以土木堡之变后的瓦剌骑兵以及满清铁骑的威力数次打倒北京城下，也只能望城而止。想攻克北京城，要么内应，要么守城部队实在衰弱，事实上李自成最后之所以能轻松攻克也正是因为，在崇祯十六年的瘟疫之后，城中都是病弱，已无可用之兵。如吴三桂的三万生力军提前进入北京，参与守城，那李自成想要打下北京，并不容易。可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离甲申之变只有一个月了），调吴三桂关宁部队守卫京师，几乎是唯一的能够解救危局的选择。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唯一的选择，当时却也没有能马上决定下来。为什么呢？吴襄说调动吴三桂入京需要军饷百万，而思宗说“内库只存银七万两，搜集一切金银杂物补凑，也不过二三十万两”，相差数额达到百分之七八十之多，再加上一些大臣的暧昧反对态度，这样的情况下自然难下决心了（事实上直到3月6日，崇祯才最后决定调吴三桂率军入卫，这个时候大概也就不顾得什么军饷不军饷了，但为时已晚）。按照有些论者的逻辑，大概在这里，又是崇祯吝啬故意装穷，所以放着内帑中成千万甚至上亿的白银不用，硬说只有七万两来欺骗吴襄！只不过我请这些东西也动动自己的脑子，在当时的危急关头，崇祯究竟有什么必要在这个问题上撒谎？莫非他真的是要钱不要命的怪人，命没有了，钱再多又有什么用？这些道理某些自以为聪明的论者知道，就崇祯是不知道这些道理的白痴？把历史人物都想象成白痴，就是你们这些东西研究历史的金科玉律么？用这样低劣的手段对待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还自以为清楚了解历史真相，省力固然是省力，但这种研究历史的行径，最终愚弄的究竟是谁？事实上崇祯当时说“内库只存银七万两”，恐怕还是说多了，对照他堕泪对吴履中私下里说内帑的记载“上令近前密谕曰，内库无有矣，遂堕泪”。崇祯在吴襄面前多半还不敢彻底交代内帑的底细，这七万两只怕还是充门面的话，实际上可能是一万两都不满。当然也不排除这已经是向官僚太监们募捐后的内帑存银了（关于募捐我们后面再说）。总而言之，根据上面这些史料的记载，崇祯内帑中确实已经没有银子了。那国库中有没有银子呢？也没有！《甲申纪事》中说：“予监督节慎库时，为甲申三月十五日，与主事缪沅交盘，库中止银二千三百余两，又钱作八百，国家之贫至此，可发一笑，.自正月至三月，日以坐饷为令，或论省坐派，或官坐派，无虚日。至三月十八日始发帑金二万，赏守城军士，银未及发而城破矣。”[136] 而李自成在进占北京之后，确实掠得大量金银，七千万两也好，三千七百万两也好，那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从现有各种史料记载来看，很清楚！是从大量富商、勋戚、官僚、宦官那里严刑逼勒而来。彭孙贻在《平寇志》[137]中说 “（大顺军）其所得金，大约侯门十之三，宦寺十之三，百官十之二，商贾十之二，共七千万两。宫中久已如洗，怀宗减膳、布衣，酒扈器具之金银者尽充军饷，内帑无数万之藏。贼淫刑所得，扬言获之大内，识者恨之。”[137]p237 “贼入都止掠金贝，布店独存，至是贼兵数千，挽车数百两，突入各肆，一时席卷。??贼初入城，悬令秋毫无犯，及布散列肆，先收兵器火丄药，次责供餐。??外解至京，尤有钱粮未纳，酷刑追索，大失民望。牛金星、顾君恩以民情将变告。宗敏曰：‘此时但畏军变，不畏民变??且军兴日费万金，若不强取，安从给办’金星不能难”[137]p238 “（李）自成聚刘宗敏李过于宫中拘银铁诸工各数千，盘敛库金及拷讯所得，并金银诸器熔之，千两为一饼，中凿一窍，贯大铁棒，凡数万饼，（搜）括骡车数千辆，马骡橐驼数千，装载归陕”[137]p239 谈迁《国榷》说：“所掠输共七千万。大约勋戚、宦寺十之三，百官、商贾十之二。先帝减膳撤悬，布衣蔬食，铜锡器具尽归军输，城破之日，内帑无数万金。贼淫掠既富，扬言皆得之大内，识者恨之。”[138]p6070 、[139] 毛奇龄在《后鉴录》中也说：“（大顺军）进拷索银七千万两，侯家什三，阉人什四，宫眷什二，估商什一，余宫中内帑金银器具以及鼎耳门环钿丝装嵌，剔剥殆遍，不及十万。贼声言得自内帑，恶拷索名也。”[140] 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李自成确实从北京城内掠得7千多万两的白银，但这些白银全部是出于拷掠富商、勋戚、官僚、宦官而来，大概比例是侯门贵族30%，宦官太监30%，所有的官员大臣20%，商人20%，加起来正好是百分之百，没有一点是出于皇宫内帑的，或者至少可以说内帑在其中占据的比例少到可以忽略不计！那皇宫内帑中金银的绝对数量有多少呢，一致的说法是内帑无数万之藏！毛奇岭说的更具体，就是李自成把皇宫里的所有值钱的器具，甚至“鼎耳门环钿丝装嵌，剔剥殆遍”，全部加起来，也“不及十万”，在他们拷掠得到的财富中千分之一的比例都可能占不到。那么如何来看待当时的另外一些记载呢？比如上面引用过的《甲申纪事》作者赵士锦说：“闯破诚后，日以内库银骡车运至西安。见其锭上有凿万历八年字者，闻内库银用至万历七年止，八年以后俱未用也。陈陈相积，扃面不发，卒至以国与敌，可为后世有国者之戒。”“贼载往陕西银锭上有历年字号，闻自万历八年以后，解内库银尚未动也。银尚存三千余万两，金一百五十万两。”[136] 同时被俘的翰林院谕杨士聪亦说道：“内有镇库锭，五百两为一锭，铸有永乐年字，每驮二锭，无物包裹，黄白溢目。其其寻常元宝则搭包囗囗。按贼入大内，括各库银共三千七百万、金若干万。其在户部者外解不及四十万，捐助二十万而已。??呜呼，三千七百万，捐其奇零，即可代二年加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掠使海内骚然??策安在也，先帝圣明，岂真见不及此。徒以年来之征解艰难，将留罗雀掘鼠之备，而孰知其事势之不相及也。吁其亦可悲也矣”[134]p34 顾诚还引用过另外两条记载来说明崇祯内帑确实很多。一条是“大顺军破城时任明朝兵部职方司郎中的张正声说：‘李自成括内库银九千几百万，金半之’”。[142] 另一条是满清头目康熙的话。“关于明末内帑，爱新觉罗.玄烨有这样一段话：康熙五十二年闰五月丁末朔乙卯日‘上谕大学士等??明代万历年间于养心殿后窖金二百万金。我朝大兵至京，流寇契金而逃。因追兵甚迫，弃之黄河。大抵明代帑金，流寇之难三分已失其一。又于达丄赖喇嘛处费用无算，凡制造器皿等物亦繁费不资。朕自御极以来，酌量撙节，不敢滥费。从古无如朕之节用者’”[143] 抛开最后一个康熙，前面这三个人，按照顾诚的说法“作者都是明朝廷的现任官员，当时又都在北京”，所以他们的记载应该够权威够可靠了吧！但是且慢，事情并非这么简单。只要稍微分析一下这三个人的说法，就可以发现他们的记载本身就漏洞百出，荒诞不经，有些地方甚至是互相矛盾。他们当时在城内或许不假，但是他们的记载本身也都不过是听信传闻，添油加醋而来，根本谈不上什么认真核实。其实从康熙的谎言也能推断一些真实情形。各家记载比较一致的地方是，李自成在北京拷掠搜刮所得大约有7000万两白银，而他撤离北京的时候，大约只来得及带走3700万两白银，剩下将近三千万两白银被满清所得。而康熙的谎言里就是把这部分白银说成了明代政府的内帑了。还有一则很有名的记载是《明季北略》中的一段话“贼拘银匠数百人，凡所掠金银，俱倾成大砖，以骡马骆驼驮往陕西。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两，镌有永乐字，每驮二锭，不用包裹。”[144]p488 这段记载之所以有名拜郭沫若所赐，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言辞凿凿的根据这段记载说“李自成攻陷北京后，‘发现’崇祯的皇库里藏有三千七百万锭银子，每锭重五百（十？）两，后来都被李自成运往陕西去了”。这种记载的荒谬性是一目了然的。如果真是“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两”，那就是180亿两，不知道现在全世界的白银加起来有没有这么多？陈椿年讽刺郭沫若说“这样的嘲骂固然痛快，固然容易使人联想到‘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财富，只可惜所据的史料却根本经不起推敲。上述数字即使以每锭五十两计算，也已高达十八亿五千万两，而据万历年间张居正在奏折中计算，当时大明王朝全国‘计每岁所入??不过二百五十余万（两），而一岁支放之数，乃至四百余万（两）’〔１〕。大明王朝从朱元璋开国到崇祯亡国，不过二百七十年光景，即使每年赋税收入以四百万两计算，也须四百五十几年才会积累到十八亿五千万两，全部藏入皇库，”[145] 更可笑的是郭沫若引用《明季北略》的话，都没有引全。实际上这条记载本身就被《明季北略》的作者所否定，郭沫若却似乎对此置之不顾！陈椿年说“更可奇怪的是，郭氏注明他的这一资料来自《明季北略》，然而就在该资料的同一条目中，《明季北略》作者明确指出：‘果有如此多金（指三千七百万锭），（则）须骡马一千八百五十万（头）方可载之，即循环交负，亦非计月可毕，则知斯言未可信也。’明明是被原作者否定了的假材料，郭氏却以假作真并据此立论，还要注明出处让原作者对它的真实性负责，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史料，这就很难说是在做学问了。其实姚雪垠早在1981年的时候，就针对这个问题批评过郭沫若，现引原话“郭沫若同志在追赃问题上的错误有二：??对此重大问题，不多看一点儿史料，误信宫中藏银传说而轻易大发议论。最不应该的是，郭沫若统治引用《明季北略》所记的这个传说，作者计六奇跟着就说明他自己也认为不可信，仅隔两行，而郭沫若同志竟未看见！??更可奇怪的是，郭沫若同志在《甲申三百年祭》初版中将《载金入秦》这一条误为《明季北略》卷五，一九七二年修订本改正为《北略》卷二十，可是计六奇这几句至关重要的话竟然未看见，而他初写《甲申三百年祭》时看见‘两’字误为‘十’字，亦未用他本校对，删去‘十’字。象这样读书粗心、即兴命笔的情况，可以说在郭老一生的学术著作中并不是偶然现象”[ 还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明李自成供入北京城后所得银两绝大部分都是来于拷掠大臣勋戚太监以及抢劫商人。《明末农民战争史》中顾诚说了这么一段话“追赃助饷，在本质上是农民阶级实行的一项**政策，它不仅在一个时期里把国家财政负担，从贫苦农民身上转加给官僚地主，而且在政治上也有力地打击了这伙衣冠禽兽，大长了**人民的威风。然而，就策略而言，大顺军在进入北京以后，大规模对明朝官僚实行追赃助饷是很不妥当的，甚至可以说这是大顺军领导人犯下的一个严重错误。因为当时仅没收的明廷内帑，就足够大顺政权两年以上的全部支出，并不存在财政上的紧迫性。如果把当时打击的对象，明确宣布限制在皇亲国戚、勋臣、太监以及为数不多的持敌对态度的官绅范围内，必然可以大大减少地主阶级的疑惧，有利于大顺政权的稳定。可是，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人，却没有考虑到进入北京后客观形势的变化，在政策上未能作出相应的调整。在北京和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地区内普遍地推行追赃助饷，使各地官绅如罹汤火，人人自危，造成了树敌过多的局面”[101]p253-p254 《南明史》中他又表达了相同的遗憾“从当时形势分析，大顺政权的领导人如果能够高瞻远瞩，对全国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完全可以采取正确的对策。首先，李自成必须放弃对官绅地主实行的追赃助饷政策，代之以轻徭薄赋、整顿吏治。就财政而言，李自成1643年以前，为维护贫苦农民利益实行三年免赋，以没收明朝藩王家产和对官绅追赃助饷来解决数量日增的军队和政权经费的需要，有其历史的必要性。占领北京以后，接收了明朝皇帝的内帑，没收同朱明王朝关系密切的宗室、国戚、勋贵（指明朝开国、靖难以来所封世袭公、侯、伯爵）、太监的全部家产，可以解决军队和政权的经费，即便需要向官绅士民征派部分赋役，为数也相当有限。只要采取这一措施，就足以赢得绝大多数汉族官绅的支持，结成共同对付满洲贵族的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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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坚持反清复明的明朝人，却阴差阳错的改变了日本历史【转】李自成进京，崇祯皇帝自缢，清军入关，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文中主人公便是其中之一。随着崇祯十七年北京沦陷，崇祯皇帝殉难，清军入关。大明王朝二百七十六年的历史，也就正式划上句号。但对这件事，南明是不答应的。大批仁人志士投身其中，毁家纾难抗战到底。但铁骨铮铮的抗争，也难挽大厦于将倾。随着永历十二年，南明皇帝朱由榔败退缅甸，延平郡王郑成功逆袭南京功败垂成。中国全境已尽数落入清王朝手中。抗清复明的大业，已悲情落幕。而郑成功麾下的一位幕僚，也长叹一声，踏上离乡背井的路途。他以后的足迹，在鲁迅笔下《藤野先生》里轻描淡写一句：“其次却只记得水户了，这是明的遗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这篇一代人中学生涯必学的课文里，名叫朱舜水的游子，只是个不起眼的存在。然而对他轻描淡写的鲁迅，乃至那年月狂热崇拜日本，组团跑去学习的进步青年们，却很少有人想到：正是这位朱舜水，把晚明的思想文化，在这个贫瘠的东洋小岛上开花结果，成了近代日本崛起的先声。朱舜水者，便是号称明末清初五大学者的思想家——舜水先生朱之瑜。 1朱之瑜何许人朱之瑜，字鲁屿，号舜水，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出生于浙江余姚一个名门望族。朱之瑜画像明朝万历年间，是中国古代史上一段自由时代，名流出的多，但败类也多：有些人正气凛然出了名，可大难临头后变节比翻书快，后来叛变投敌的钱谦益，便是典型代表。还有一类人：道德品质堪称君子，可水平却不接地气，好心办出的坏事一箩筐，直到把明王朝办完。著名的东林党里，这类人更不少。而朱之瑜却是第三类：既有风骨品质，更有接地气的本事。这类稀罕人物，以清末学问家梁启超的观点，满打满算只有五人，即“晚明五大思想家。”朱之瑜，便是其中之一。朱之瑜家是余姚名门，祖父朱孔孟多次谢绝朝廷征召，父亲朱正多次谢绝不过，才当了漕运总督。世代相传的一个信条，便是道不同不相为谋。清高的直接后果，便是朱之瑜艰难的童年：父亲英年早。母亲拉扯着三个孩子贫寒度日。小朱之瑜也早当家。小小年纪就养家糊口。不但干种地屠宰之类的农活，连城里的帮佣杂役也曾做过。学业也没落下，一面打工一面自学。学业日益精进。到朱之瑜二十五岁那年，哥哥朱启明考取武进士。家境不但大好，在兄长关照下朱之瑜求学也得到新机会，先后拜了三位名流为师：朱永佑，张肯堂，吴钟峦。这三个人有多厉害：朱永佑，崇祯年间的吏部侍郎，张肯堂。崇祯年间的福建巡抚，最厉害的是吴钟峦，虽说官职不高，但教育成果显赫，好多朝野名流，都曾是他的学生。这三位老师先后传授给朱之瑜的，除了传统儒家学问外，还有明末一门新兴学科：实学。实学，源起于宋代的“事功学派”，强调经世致用。隆庆万历年间的杰出政治家高拱和张居正，都是实学的忠实信徒。这就好比武侠小说里，一个天赋秉异的苦小子，机缘巧合遇到了江湖顶级高手，获传独门武功秘笈。朱之瑜的实学本事，也顺利层层升级。很快声名鹊起，成了知名俊才。而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便是吴钟峦。此人多才多艺，从财政税收到种地砍柴，样样本事都尽数传授。除了这些独家绝技，他教朱之瑜最多的，就是坚定的信念。经常用各种方法，磨练考验朱之瑜的意志，反复灌输给朱之瑜的，便是一个强大的信仰：不能忠孝，虽有经济之才，何益哉。正是这个强大信仰，支撑了朱之瑜一生的选择。在几位名师的悉心教育下，朱之瑜的能力突飞猛进，照当时苏松学政亓炜的话说，就是“文武全才第一”。而真正见证朱之瑜这时期实力的，就是他已修炼得如火眼金睛的判断力：朝廷的橄榄枝抛来，邀他入朝做官。但朱之瑜的回答却是冷冷俩字——不去。因为他早看透了那位正玩命励精图治的崇祯帝。照着他给妻子的话说，我要是出来做官，肯定会官运亨通，然后就会建言国事。说的话皇帝肯定不会听，轻了就会把我问罪，遇到祸事还会拿我顶缸。对比明末好些名臣的遭遇，朱之瑜的预言，确实准的离谱。看懂这一切的朱之瑜，从崇祯年间起，先后十六次拒绝朝廷的邀请，一边把大明风景看透，一边在休闲的日子里细水长流。而比起先祖的清贫来，一身实学本事的朱之瑜，却把闲居的生活，都打理得丰富多彩：除了种地劈柴，就是外出讲学。捎带还常做点生意，动动脑子就赚不少钱，从江南到日本越南，都交了不少三教九流的朋友。小日子过得十分滋润。但生活滋润的朱之瑜，最后还是把明朝惹毛了：南明弘光政权成立后，权臣马士英也盛情邀请他，朱之瑜依旧淡然拒绝，谁知却惹恼了小心眼的马士英，打算罗织罪名把他逮捕。但朱之瑜人脉太熟，更狡兔三窟，早早就收到消息，立刻脚底抹油，躲进了舟山群岛。本来他以为，这不过是暂避风头。但万万没想到，他刚跑了没一个月，清军就大举南下，南明弘光政权迅速灭亡。南明弘光皇帝朱由崧被俘，曾想整治朱之瑜的权臣马士英，带兵坚持在太湖流域打游击，最终被俘英勇就义。朱之瑜的家乡，也沦入了清军的铁蹄下，只有舟山群岛靠着地理优势，暂时未被战火波及。那个曾经温暖的家，再也回不去了。 2挺身赴国难朱之瑜有家难归的时候，南明王朝，也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口。舟山群岛上，集结了大批败退来的军队与官员，鲁王朱以海也很快到了，就任为“监国”，这是南明抗清的又一个堡垒。初到舟山的朱之瑜，一边打理他在舟山的生意，一边打听外面的风声。而随着鲁王政权的建立，一直悠闲的朱之瑜，却突然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投身抗清，全力救国。他做出这个抉择，一个原因，就是三位授业恩师，张肯堂，吴钟峦，朱永佑，都投身在鲁王身边。但更重要的原因是，这个一直悠闲的俊才，心中其实一直埋藏着沸腾的热血。国难面前，终于唤醒。热血沸腾的朱之瑜，从此正式成为南明的谋士。一边卖力干活，一边拒绝南明的官位：以一个平民百姓的身份，抛弃舒适的生活，为抗清复明，甘愿历经艰难。而他干的最重要的活，就是为鲁王政权筹钱。不但自己多年攒的家产都捐出来，更乘风踏浪，远赴海外筹款。从此开始，朱之瑜便踏上了一条艰难的道路，多次往返在海洋上，从朝鲜日本到东南亚。期间也曾作为鲁王的特使，联络各地抗清力量。十几年的人生，基本都在海上动荡。期间生命危险更好几次。一次半路遇到清军战船，一干人等惨遭俘虏，清兵钢刀架在脖子上，逼朱之瑜投降，结果朱之瑜面不改色，反而谈笑生风，甚至给面前清兵讲忠孝之道。这一番风采，就连敌人也大为叹服。清军主将刘文高敬佩不已，当场将朱之瑜释放。而比起这些淡定的表现外，便是朱之瑜优良的工作成果：先后把多支零散的抗清力量，团结在南明政权旗下，更为海外筹款，找到了一个重要落脚点：安南会安。会安，即今天越南会安市，明末的时候，这里是华商云集之地。通过艰难的奔走，朱之瑜多次成功筹措饷银，源源不断送回国内。同时也以会安为基地，发展抗清力量。这个小小的港口，一度成为海外明朝遗民的大本营。朱之瑜在这里的十二年，工作十分成功。但沉重的打击，却是接踵而至。先是永历五年，清军悍然发动了对舟山群岛的大规模进攻。鲁王政权兵败如山倒，朱之瑜的三位授业恩师：张肯堂，吴钟峦，朱永佑，都先后死节殉难。闻听噩耗的朱之瑜悲愤不已，从此不再过中秋节，以示对老师故友的纪念。而在经过五年近乎绝望的等待后，朱之瑜终于等来了一封迟到三年的书信：这是舟山群岛沦陷后，鲁王给他的信。信中告诉他，鲁王一行已寄身于永历政权大将郑成功处，读到这里的朱之瑜，仿佛看到云开月明，以他自己文集里的话说，当时喜得泪流满面。但继续读下去，便是巨大的委屈填满心头：对孤守海外的朱之瑜，鲁王破口大骂，说朱之瑜只顾自己过小日子。这无理的指责，令这位历经苦难的忠臣，再也无法忍耐，当场挥毫泼墨，为鲁王写下一封披肝沥胆的回信——上监国鲁王谢恩疏。在这封书信中，朱之瑜叙述了自己海外十二年的生活，更写尽了自己拳拳之心。为此把自己一直恪守的规矩也破了：接受了永历王朝的官职，正式成为明朝官员。不为荣华富贵，只为向所有人证明：从此之后，我的命运便与大明紧紧捆绑。得到消息的朱之瑜，便准备动身回国。万没想到，意外又发生了：安南国王阮福濒打起小聪明，想收揽朱之瑜为自己所用。他一小聪明，朱之瑜的祸事就到了：先把朱之瑜强行带入安南官府，而且每天都去杀朱之瑜的邻居。谁知朱之瑜不就范。阮福濒又来软的，说你只要做官，就给你造豪华府邸，把你妻妾全接来。朱之瑜朗声大笑：我离开家乡十三年了，哪有什么小妾。阮福濒最后又试探了下：派大臣写了一个“确”字，这下朱之瑜更豪情大发，挥笔写下一幅《坚确赋》，表达了自己摈弃荣华富贵的信念。阮福濒终于服了：你真是高人，走吧。五十多天的囚徒遭遇，史称“供役之难。”朱之瑜以其高贵的品质，令凶残的敌人心悦诚服。期间的朱之瑜每天都坚持写日记。取名为《安南供役记事》。梁启超说：这好比一场突然的飓风，却折射了朱之瑜至诚爱国的高尚人格。永历十二年秋，历经坎坷的朱之瑜，成为郑成功军中一位文士。他奔走十多年的抗清大业，这时已呈现出最灿烂的曙光：郑成功以麾下十余万大军，发动了对清朝东南地区的大规模讨伐。目标攻克南京，光复大明东南半壁。作战计划启动，朱之瑜热情高涨，他再度出使日本，寻求日本幕府的支持。虽然碰了一鼻子灰，却有个小插曲：日本学者安东守约，主动给朱之瑜写信，恭恭敬敬求教各类学问。阅信的朱之瑜欣喜不已，立刻欣然回信，收下了这位日本学生。或许连他自己都没想到，这件不起眼的小事，竟深深影响了后半生。但老本行抗清大业，很快急剧逆转：眼光一向准的朱之瑜，再次发现此郑成功不靠谱：以朱之瑜的评价，虽然他英勇过人，但他有俩大毛病，一是刚愎自用，二是优柔寡断。于是战局迅速恶化，七月份清军反扑，郑成功兵败如山倒。损失惨重后败退厦门，而后永历政权失陷，郑成功困守厦门，抗清的大业，在划过这抹最灿烂光辉后，终于还是无情的熄灭了。看得通透的朱之瑜，也终于心灰意冷。永历十四年春，六十一岁的朱之瑜，做出了一个新的人生抉择：乃次蹈海全节之志。再度漂泊海外，不仕清朝。而漂泊的目的地，就是之前他已经去过六次的日本。由于多次造访日本，虽然没办成事，但朱之瑜的名号，在日本早就传开。这次抵达日本后，不但受到热情接待，还破了日本的老规矩：德川幕府严禁外国人在日本定居。但先前已拜朱之瑜为师的安东守约，是柳川藩主立花忠茂的近侍。有他上下奔走，终于创造奇迹：朱之瑜获准在长崎租屋定居。日本锁国令以来，他是唯一获得破例的外国人。 3传道在东洋初到日本的朱之瑜，受到了极多的关照。特别是新学生安东守约，除了常登门求教，还把自己一半的俸禄都慷慨赠送。靠这些帮助，朱之瑜的生活，总算安顿下来。但朱之瑜的内心，却极度痛苦：永历皇帝朱由榔在昆明殉难。郑成功虽然光复台湾，再造抗清根据地。但旋即也英年早逝。抗清的大局，越发也不可为。坏消息一个个传来，朱之瑜的心头，也接连伤悲，客居日本后，每当想起故国沦丧，他常常夜深人静的时候切齿流泣。儿子写信给他，告知生活困顿，他回信谆谆教诲：说就算哪行也过不下去，饿死也不能做清朝的官。他自己也打算这么做。客居日本几年里，基本都是深居简出。到了永历十九年，手头有了点积蓄，他打算买几亩地，从此躬耕度日，不问世事。但这时候的日本，却恰好是个重大演变期：日本主流佛学思想日益衰退。明朝百花齐放的儒学思想广泛传播，涌现学派无数，先前为朱之瑜定居奔走的安东守约，就是其中的杰出人物。但这时的日本儒学，也有大困扰：学派多思想杂。有官方的朱子学，还有追奉春秋战国时期孔孟思想的古学派。更有悄然崛起的阳明学派，都标榜自己是正统，互相更争个没完。而且这帮人水平也都有限，更盼着有正宗大师来解惑。盼星星盼月亮，盼来了朱之瑜。日本幕府集团也有自己的算盘：儒学虽然好，但没个主流思想，肯定不利于统治，更得有公认的大师级人物主持大局。朱之瑜，就是最好的人选。所以朱之瑜能够破例定居，安东守约等人的殷勤接待与奔走，上述情景，才是根由。也正是这样的背景，注定了朱之瑜的晚年绝不会平静。他会卷入这场日本文化变革洪流，更将成为其中定海神针般的宗师人物。甚至，决定日本的历史走向。因此正当这年，朱之瑜正一心一意选购地皮的时候，一位重量级人物的邀约，改变了他隐居的决定：德川光国。他是日本统治者德川家纲的叔父，也是水户藩主。此人在当时也有一个大追求：推广儒学。他自己的地盘水户，更是儒学成风。但学校易建，老师难寻，对朱之瑜这样一个至宝，自然也不放过。不但盛情邀请，更送他一个响亮名誉：国师。对这隆重邀请，朱之瑜一开始没什么兴趣，但德川光国十分诚恳，反复派人恭恭敬敬邀约，特别是使者小宅生顺，也是日本儒学名流，和朱之瑜聊的很投缘，也终于勾起了朱之瑜的兴趣：瞧瞧去？朱之瑜这一瞧，就缔造了日本文化史上经典一幕：德川光国以弟子礼节，恭恭敬敬侍奉朱之瑜讲学。甚至为了表示尊敬，建议朱之瑜能再取个名号。这一建议，就勾起了朱之瑜的思乡之情，他长叹一声，为自己取了这个光耀日本史的称呼：舜水先生。舜水者，朱之瑜故乡的河流名称，一声舜水，背后正是这位海外遗民，有家难归的酸楚。这事传开，全日本沸腾。各路名流蜂拥而至，纷纷一睹名师的风采。此后几年，朱之瑜游走在江户和水户俩地，讲学传道。后来就连各色诸侯，政界要人，都纷纷登门拜访。特别是水户地区，听讲的学生里，竟还有白发苍苍的老者。场面极其热烈。而朱之瑜也用自己的表现证明，他的宗师名号，着实名不虚传。工作态度极其认真。虽说日本人水平资质比明朝学生差太远，但他毫不歧视，教学的每个环节，更是督导严格。最令日本学生们感慨的，就是朱之瑜的因材施教。比如学生安积觉耐心差，朱之瑜就对症下药，特意给他一个作业本，让他把每天的学业，学完后原原本本写下来。学生服部其衷常耍小聪明，经常装病旷课，但朱之瑜每次都谆谆善诱，一劝就是一整晚。这位顽劣的学生，从此态度大变，终生勤恳治学。如上美谈，在日本各色史料中，一直津津乐道。而且教书的朱之瑜，真拿学生们当亲人，谁家里出事，经济有困难，他都慷慨帮助。还很会做心理辅导，所谓“抚之如慈母，督之如严父。”正是他一直以来的光辉形象。工作认真的朱之瑜，把他一生最光辉的学问：实学。毫无保留的传授出来。这时的他，自身学问早已成熟，更大胆创新，自成一家。开创的独特思想体系，甚至超越了他所生活的时代。朱之瑜的实学思想，归结下来有五条。而对当时日本影响最直接的，正是其代表哲学思想：践履论。践履论，就是强调实践。细解起来：一是认为儒家的“道”，存在于实际生活之中。求“道”的要靠实践中的学习领悟。而且任何一种“道”，更有实际的应用性。二是人的品格形成，也来自于实际生活行动，获得崇高的道德，需要人后天勤奋的努力。对当时日本来说，这思想的一大作用，就是包容性。日本几大学派，各执一端不说，多年的学术争论，斗成一团混沌。朱之瑜一讲学，这下混沌全开：朱之瑜既对几大儒学流派的成就客观认可，更逐一点出不足，提出全新思路。从此几大学派求同存异，相互交流，变得十分团结。而比起思想来，朱之瑜的政治观点，更深远影响了日本政治演进：革新论。朱之瑜不但倡导仁政，而且对于仁政的内容，也做了大胆定义：不止要求皇帝勤政爱民，更讲究“利民”，也就是要把国家的经济搞上去，从而富国强民。更把商品经济提到极高位置。即使与同时代西方“重商主义”思潮比，朱之瑜的观念，也毫不逊色。特别进步的是，在实现“利民”的问题上，朱之瑜更有创造，提出了“礼教”和“法治”并重：一个成熟的国家，道德教育和法制约束，是俩条腿走路，法律的进步与执行，更要以保护道德为根本目标。如此主张，即使放在现代社会，也是振聋发聩。也正是这种革新思想的传播，在未来的二百年里，仿佛一股汹涌的暗流，默默推动了日本社会的演进，甚至对于十九世纪日本的明治维新，也是影响深远。而与“革新论”相辅相成的，便是朱之瑜独特的经济思想：致用论。这个理论最重要的，就是对于明朝的灭亡，做了痛苦的反思：这是经济的破产。水深火热的局面下，只知道添丁加税，好些官员空谈道德，却没有实际利民的本事，终于把这个王朝彻底败掉。在反思之后，朱之瑜对怎样繁荣经济，总结出三条办法：一是执政者要懂经济，二是要鼓励民营经济。第三条是技术革新，农业和手工业技术的进步，是经济发展的源头。这条对日本的直接影响是：朱之瑜到了日本后不但教书，更教生产。朱之瑜教生产这事，在日本极其有名，还经常带学生实习，不是跑到农村教种地，就是到城里店铺里教手工技术，有次在油漆店里演示刷油漆，把围观群众看得叹服。包括种地酿酒屠宰，只要他会的，全都热情传授。以德川光国的深情回忆：先生为一经济家，假今日旷野无人之地，士农工商各业，先生皆可兼之。而这事对日本的冲击更是深远，明朝先进的生产技术从此大范围传播。还有就是观念颠覆：日本传统的儒学鄙薄生产，但朱之瑜把生产的位置抬得极高。以至于后来日本的诸多儒学门生，更有相当多的实干家。十九世纪日本维新时代的诸多精英，正是在这样的土壤里孕育。朱之瑜在日本时的画像而朱之瑜也知道，推广生产，传播实学，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办教育。在这事上，他同样有独特创造：社会论。与经济思想的“致用论”相同，朱之瑜教育思想的“社会论”，同样来自对明朝灭亡的沉重回忆。在朱之瑜眼里，明朝的灭亡，首先是经济问题，然后就是教育问题。以他自己的话说，明朝一直重视教育，但最后培养出来的，要么是道伪君子，要么是书呆子，明末为什么这种人多？说到底还是教育出问题。怎么解决这问题？这就是朱之瑜的“社会论”，学习目的要变，要为了造福社会而学习。学习内容要变，不但要学道德，更要学为人的智慧与生产的知识，学到了就要用得着，学习方法要变，不能闭门学，学生更要充分的接地气。教学方法也要变，再复杂的学问，都应该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普及。四书五经的学问，甚至被朱之瑜变成朗朗上口的日本儿歌，三岁小孩都能传颂。而对日本教育甚至当代教育影响最大的，更有朱之瑜“社会论”中特殊一条：教育普及。永历二十四年，德川光国在水户设立学宫，朱之瑜亲自设计了学宫的样式营造，在学宫落成后，又制定了一套以中国儒家传统为基础的礼仪。从头到尾，他都是这件大事的缔造者。而对德川幕府时代的文化，影响尤其大的，就是朱之瑜的史学思想：尊史论。早在青年读书时代起，朱之瑜就以史学见长，在客居日本之后，他也把自己卓越的史学思想，带给了日本人。朱之瑜的“尊史论”，核心有俩条，一是尊重历史的事实，这条也解决了日本人修史的一个头疼问题：日本之前常年战乱，史料驳杂，德川幕府统治时期，想编修一部日本历史，却常年办不成。朱之瑜的“尊史论”出来，问题就解决了：朱之瑜认为，修史首先要有明确的历史观念，即强调国家统一，尊奉正朔。而在目的上，“尊史论”的目标更现实：致用。也就是他一直说的“经以史佐”。朱之瑜的几位日本弟子们，启动了著名的修史运动，以朱之瑜弟子安积觉担任主编的《大日本史》修撰完成。这部史书倡导的五大思想：尊王，抑藩，忠君，爱国，大一统。更成为后来倒幕运动和明治维新的思想源头。特别值得一说的是，对朱之瑜的史学思想，日本人也是有选择性继承。朱之瑜“尊史论”中另一思想，反而在日本重视不多。但这个思想即使对于今天，也有极大意义：百姓者，分而听之则愚，合而听之则神。其心既变，川决天崩。这换按照白话说，就是人民群众，才是历史前进的动力。就这样，朱之瑜人生最后二十年时光，仿佛一抹浓重的晚霞，在日本的国土上，招摇出片片动人的华彩。他门下弟子遍布，最亲近的五大弟子，即安积觉，今井弘济，五十川刚伯，服部其忠，下川三省。都成为日本历史上影响深远的精英名流。特别是安积觉，他开辟了日本近代儒学的重大流派：水户学派。永历三十七年四月，八十三岁的朱之瑜，溘然长逝于日本大阪。留遗嘱要求：自己的墓碑之上，一定要写上“故明人朱之瑜墓”。享誉日本的朱之瑜，一生过得十分清苦。但临终的时候，家产却积攒了三千多黄金。这是他省吃俭用二十年，筹措的反清复明经费。故国的沦丧，他一生念念不忘。他的离世，更成了日本举国的痛事。送葬当日，许多弟子当场失声痛哭。最早的学生安东守约，在朱之瑜周年祭奠的时候，依然泣不成声：老师您这样离开了，以后我的学问有了疑惑，还能向谁求教呢？朱之瑜日本墓葬朱之瑜死后，他的弟子们做得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整理朱之瑜文集。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舜水先生文集》，这部共28卷的巨著，一直到日本近代，诸多日本倒幕和维新时代的精英人物，依然对此敬慕不已，诚如安东守约的感慨：对于朱之瑜这位杰出的哲人，几百年间，日本人一直求教不息。朱之瑜过世八个月后，清王朝发动了征台战争，南明王朝最后一个政权：台湾明郑政权，终于降旗投降。朱之瑜临终前念念不忘的复国大业，就此彻底如梦。大明王朝三十九年沉重的余波：南明王朝时代，彻底划上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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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汉匈长安城宫殿终于让我提取出来了

16th1.6贴图问题，求大婶不吝赐教，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