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来袭 扫来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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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996’的讨论和薛兆丰市场竞争论忽视的问题。 在总结中,薛兆丰把资方当作劳动力的买方,劳方当作劳动力的卖方。而在现在环境下,是买方市场,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换句话说,我们社会最不缺的就是人,从而导致出售劳动力的一方没有议价能力。换句话说,卖方在劳动力报酬上缺少话语权,而买方的话语权大。 在完全市场的条件下,薛兆丰的说法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资方是有先天性优势的,我们都知道由于生产资料和生产者的分离。资本在资方手里具有更大积累性,也就是说,资方的财富成长速度和比例会远远高于劳方。这种资本积累的不平衡性会导致社会的不平衡,也就演变为畸形市场,导致劳方的议价能力越来越低。这可能导致为这个市场的崩塌和解体。而这个市场的崩塌和解体结果是很残酷的。 1:类工会组织的形成和发展,也就是说劳方内部通过劳动时间和强度达成同盟,从而提高劳方的总体议价能力,提高劳方的总体待遇。当然形式有罢工等。或尚有其他更激烈的手段,可能会导致这个市场的崩塌。 2:资方用人的联盟形成,其实在有些商业生态圈里。资方为了进一步压低劳方的选择权力,也是有同盟的,即一个跳槽的劳方,我们资方内部协议好,大家都不要他,这个现象不是那么绝对,但是确实存在。 所以996是为了更好的发展和效率,这个是没问题的。而反对996,并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也是没问题的,因为反对996是为了发展的平衡和协调,从而使得薛兆丰说的那个市场不会发展积累过快,从而崩塌掉。一个完全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市场环境是有问题的,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 所以长远和大环境看,我反对996。近期和目前条件下,我选择996。
借DLC之际,炒下冷饭,关于匈奴和欧洲匈人关系的正反总结 最近由于CA宣布将发布DLC‘八王之乱’,关于匈奴的话题再此被提及。 关于匈奴,司马迁老先生说是大夏后裔,这个事吧,信则有,不信则无,毕竟太史公有时候像个小说家。汉朝时期,匈奴最终分裂为两部。南部附汉,随着众多匈奴部落的南下归附,南部愈强,北部愈弱。在鲜卑、丁零、南匈奴和中原政权的打击下,北单于庭被迫西迁,漠北大被鲜卑占领,匈奴漠北余部皆号鲜卑。可以看出,不管是匈奴,还是后来称雄中原的鲜卑,都是个大杂烩,很难称之为单一民族。鲜卑诸部更杂,而且鲜有统一的时期。漠北的鲜卑取代北匈奴,倒是有点像草原王朝的改朝换代。西晋末年,南匈奴作为最靠近中原腹地的强盛民族,假名汉室的外甥(其实大概率是刘渊胡诌的,并无南单于是和亲公主或宗室女的确切记载)率先突入中原,建立汉国(汉赵)。汉赵强盛之时,名义上占拥几乎整个北方,但像两晋时期的很多胡汉政权一样,昙花一现,随着消亡。十六国后期,铁弗匈奴首领赫连勃勃(刘勃勃)叛后秦自立,再次称王,建立大夏(赫连同志比较牛,匡扶的直接是大夏,谢谢太史公)。北魏灭胡夏后,南匈奴作为一个政/////治主题已经不复存在,铁弗骑兵成了匈奴铁骑在东亚的绝唱。
东晋南北朝皇室屠戮,不见的是怪圈,而是皇权不成熟的表现 南朝皇帝刘子业说:愿来世不复生于帝王之家! 北朝皇室杀的很惨,包括之前的前赵,后赵,前燕,前秦,成汉,后秦等大国,之所以改朝换代快,并且皇室杀的很惨,而且不仅仅是北方的问题,南方也是这个问题,杀的一点不比北方含糊。有吧友说是因为皇权和法家的怪圈。我认为不见得。不见得是皇权和法家的怪圈,而恰恰是那个年代皇权不成熟的体现。 1:对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缺乏管理中原的经验,并没有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体系和国家机器,五胡一直摸着石头过河,从氏族制度到中央制度管理诺大的国家,并不那么简单。直接照搬秦汉制度不现实,也不可能。导致国家骤起而逝。 2:统一局面多靠君王权威维持,一直没有形成制度上的中央集权。在后代培养上,多采用诸王分封,各据一方,手握雄兵,少主权威低,诸王权大。即使在确定接班人后,也没做到压制诸王,打压诸王的合理手段。导致老王一走,国家就乱。 3:一直没有解决胡化和汉化的矛盾冲突,高层在胡汉问题之间来回转,并操控利用达到政治目的。胡汉不是单纯的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就能解决的,孝文帝的改革一定程度上还加剧了这种矛盾,最终导致北魏的灭亡。北魏和北齐的灭亡均与此有关,更不论之前的前赵,后赵了。 4:其实南朝也是如此,东晋本就是南方士族互相牵制的产物,南朝中央权威和皇位存在先天性不足,而且东晋南朝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四川,荆湘,健康几个大的军阀势力割据的局面,这与东晋朝的建国有关,也与南方的地形有关,南方的地形很明显的把南方分为三大块,这导致南朝地方势力离心倾向严重,并倾向于割据早饭。别说东晋了,就是重文抑武力,极大限制武力的南宋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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