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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东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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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援助中国的“156项”项目 一、新中国建立前夕确立从苏联引进资金和技术的方针 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经济如何发展，于1944年在同美军观察组成员谢韦思的多次谈话中，曾经设想中美两国经济合作。他认为：在中国，工业化只能通过自由企业和在外国资本帮助之下才能做到；中国可以为美国提供“投资场所”和重工业产品的“出口市场”，并以工业原料和农产品作为美国投资和贸易的“补偿”。但是战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使得中国于1949年确立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方针，相应形成了从苏联引进资金和技术的经济建设方针。 这一方针的实施是从新中国建立前夕，1949年1月苏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来华与领导人会谈协商开始的。1949年1月30日，米高扬同来华帮助修复东北地区铁路桥梁的苏联铁道部长科瓦廖夫应中央邀请，一同来到当时中央所在的河北阜平县西柏坡，与中央领导人会谈。 2月2日，会谈讨论苏联在中国军事工业以及其他工业发展中的作用问题。中方参加者为朱德和任弼时。任弼时强调，在制定国民经济计划中，中国尤其重视东北的重要作用，争取把它变成中国的国防基地。东北应该能够生产汽车、飞机、坦克和其他武器。并指出，中国希望苏联帮助东北的工业开发，并列举了提供帮助的以下几种方式：(1)苏中经济联合体。(2)苏联贷款。(3)由苏联办租让企业。任弼时说，开采沈阳、锦州和热河省的稀有矿藏，如铀、镁、钼和铝，需要苏联的帮助。过去日本从中国掠夺了1吨铀矿。如果苏联对这些矿藏感兴趣，可以考虑合作开发或请苏联来办专门的租让企业。他还指出，东北的工业开发需要高水平的专家。在鞍山钢铁公司，中国不得不聘用日本专家。因此，请求苏联向中国派遣不少于500名国民经济各领域的专家。 在2月3日的会谈中，刘少奇再度提到了苏联援助的问题。他明确指出：“如果没有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帮助，解放后中国工业基础的建立是不可想象的。这种帮助将对我们起决定作用。我们相信，它可以采取这样几种形式： (1)、传授你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经验。 (2)、向中国提供相应的书籍，以及派出各经济部门的专家和技术人员。 (3)、向中国提供资金。……我们清楚，如果没有苏联的帮助，不可能在东北恢复一个鞍山公司。因此，我们想早一点知道，苏联究竟能给予我们多大规模的帮助，以供我们在制定国民经济计划时考虑。” 主持了最后两天的会谈，即6日和7日的会谈。在6日的谈话中，提出需要3亿美元贷款、300辆汽车，以及各种必要的物资、机器、石油产品和造币用的银子等援助。如果苏联可以提供这笔贷款，希望能够从1949年起在三年内分期提供，中国会连本带息如数归还。 1949年6月21日，刘少奇率中央代表团离北平赴苏联访问。代表团成员有高岗、王稼祥。 6月26日到达莫斯科。在6月下旬至7月上旬的初步会谈中，为了获得苏联3亿美元的贷款，中方同意斯大林所提出的条件，包括中国向苏联提供其所需要的茶叶、桐油、大米、钨砂、猪鬃及植物油等，并感谢苏联对于中国的帮助。 7月11日，刘少奇列席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双方商定组织一个借款条约共同起草委员会，苏共方面米高扬、柯瓦廖夫参加，方面刘少奇、高岗、王稼祥参加。 7月25日，复电刘少奇等，赞同其对借款协定原则上同意，具体文字待译好后再谈的态度和作法。 7月30日，刘少奇和马林科夫分别代表中国和苏联签订贷款协定。 8月4日，复电刘少奇等，表示同意苏中两方组织共同委员会来把借款和定货等问题具体化；但是由于当时国内正在建立统一管理经济的机关，解放的地区正在不断扩大，而且缺乏专家与资料，一时无法向苏联提出全部货单。所以商请联共中央同意将共同委员会设在中国，由柯瓦廖夫先带主要专家来华与我国共同商定全部或主要部分货单。并提出：如斯大林同意先派人来华组织共同委员会，最好先带铁路、电力、钢铁、煤矿、煤油矿、军事等方面的专家同来。苏共中央同意了这个提议。 8月14日，刘少奇与来华苏联专家的负责人柯瓦廖夫及苏联专家220人一起离莫斯科回国。此后，中苏两国专家共同研究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的具体项目。 二、与苏联协商立项的过程 1、1950年关于贷款给中国的协议与苏联援建50个项目协议的签订 新中国建立迄始，10月2日，苏联政府即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决定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国政府。10月5日，中国各界代表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集会，宣布成立中苏友好协会，刘少奇为主席，宋庆龄、沈钧儒、郭沫若等人担任副主席。 1949年12月1日，、朱德、周恩来、林伯渠同张澜、李济深、郭沫若、黄炎培、沈钧儒等12位民主人士座谈，磋商访苏签订中苏条约事宜。接着由周恩来指导有关部门编写访苏材料，协助作访苏的准备工作。12月16日抵达莫斯科。1950年1月5日，全国政协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组织座谈会，协商中央提出的关于中国同苏联签订新的友好条约和贷款、通商、民航合作等协定的建议。7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一致通过以上建议。 1950年1月初，在莫斯科向斯大林提出，希望命令有关部门速派水电站方面的专家前往东北松花江小丰满水电站，现场调查那里堤坝遭到破坏的情况，并采取必要的措施。 1月10日凌晨，周恩来率领由李富春、叶季壮、欧阳钦、吕东、张化东、伍修权、赖亚力等组成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乘火车赴莫斯科会同同苏联政府谈判。 1月22日，在与斯大林的第三次会谈中，又提出，在中苏即将签订的条约中，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合作。此后，对于中苏贷款协定所属附件规定在借款和还款期内，由中国以其剩余的战略物资供给苏联的条款，苏联要求供应钨、锑、锡、铅四种。中方回答说除铅为中国入口货外，其余三种物资剩余后愿首先满足苏联需要。 2月14日中苏两国正式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合政府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其中规定以年利1%的优惠条件苏联贷款给中国3亿美元，用以偿付为恢复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而由苏联交付的机器设备与器材，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原料、茶、现金、美元等分十年付还贷款及利息。 1950年9月30日，两国互换协议批准书。 条约签订以后，2月17日，、周恩来等一行14人启程回国。由李富春、王稼祥、叶季壮、刘亚楼、赛福鼎.艾则孜、伍修权组成新的代表团，留苏继续进行谈判并签订一些单项经济贸易协定。4月，中央就经济贸易协定签订的一系列具体方针致电在莫斯科继续谈判的代表团。关于工业建设的具体项目，决定先同苏联政府谈判设计合同，在设计制图的基础上，“提出准确而需要的定货单”。在聘请专家的问题上，周恩来致电代表团，提出：“必须请好的、必要的，一改过去多请、滥请而又想讨便宜的作风；同时，也逼得请专家的部门赶快在一两年内向专家学好本事，免得专家走了仍然不能自立。”在贸易价格问题上，双方争执较多，最后为了既不影响国内建设，又避免长期吃亏，中方在签订中苏贸易协定和有关文件时声明：中方同意按最后商定的价格定价，但是有些进口货价定高了，出口货价定低了，对于中国来说，这样做的确是赔本的。“故愿保留将来对这一部分货物价格的声明权，以使作为中苏双方今后谈判新的易货协定时的参考。” 在苏联帮助建设的项目当中，机械和军工占了很大比重。项目的初步确立经历了一年左右的时间，期间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 1950年7月，当李富春、叶季壮准备商谈苏联派第二批设计小组来中国设计飞机工厂问题时，周恩来在国内请聂荣臻召集空、海军，后勤部及重工业部共同会商飞机工厂、汽车工厂、造船厂及兵工厂四项工业建设的计划，并请李富春约聂荣臻、何长工、刘鼎、杨立三等谈话，以便在商谈第二批设计专家时加入这方面的计划。关于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道路问题，周恩来指出：中国的航空工业建设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是先有空军，而且正在朝鲜打仗，大批作战飞机需要修理。我国是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和六亿人口的国家，靠买人家的、搞搞修理是不行的。因此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道路，应当是适应战争的需要先搞修理，再由修理发展到制造。开始规模搞得小一些，由小到大，主要先解决飞机修理的需要，要保证朝鲜打仗。在设计和建设修理厂的同时，应有今后转为制造工厂的安排。 此后，于1951年5月，在沈阳建立了重工业部航空局。 1950年12月，由何长工、沈鹏、段子俊组成代表团前往苏联谈判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问题。 1951年7月，徐向前在苏联谈判有关军工项目问题。为军工项目致徐向前电，强调苏联先派设计组来华，结合中国情况作出设计后再确定项目。并提出： (一)、对苏业已答应的七种武器及附属装备的生产和建立四个新厂的问题，可请其先派设计组来； (二)、各种弹药厂须与我国原有者结合，须增加者亦应俟其设计组到中国考察后方能作最后确定； (三)、兵工建设应先签订武器蓝图及设计两种合同，其他合同须俟设计后方能签订。并要求徐向前将我国各兵工厂的现状告诉苏方，在商谈时将新建工厂与改装原厂的计划结合起来，将供应目前需要与供应将来需要结合起来。在兵工生产方面，同意以苏联现有武器弹药器材为标准，统一口径，统一制式。 1952年5月，中央兵工委员会作出《关于兵工问题的决定》。同意中央兵工总局提出《兵工工厂调整计划纲要》和《兵工五年新建设大纲》。要求在现有人力、物力发挥应有效率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新厂建设问题。7月26日，中央兵工委员会主任周恩来向中央提出《关于兵工工业建设问题的报告》，指出：兵工要提早建设，要改造老厂、建设新厂，用三五年的时间迅速建立中国自制陆军武器、弹药和空军、海军弹药的基础。《报告》规定18种枪炮为国家制式武器，确定建设十几个兵工企业，并纳入争取苏联援建项目清单。 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特别是从苏联引进技术设备的需要，1951年8月，中国派遣370名学生和88名干部赴苏联学习和实习。 自1950-1952年初，苏联帮助设计的项目共42个，第一批16个设计组是1950年、周恩来在苏时聘请的，第二批3个设计组是朝鲜战争发生后为建立北满基地而聘请的，第三批设计组是1951年内聘请的。在42个项目中，东北30个，关内6个，新疆5个，内蒙1个。东北30个项目中，电力、钢铁、煤炭、制铝等占20个，其他10个是机械、化学、造纸等。关内6个是太原、重庆、西安、郑州4个电站及太原肥料厂及染料厂，新疆5个是电厂和医院。总投资额仅关内和东北35个项目估算为34亿元，其中国外订货占30%。至1952年1月，已作出初步设计并已经批准的有15个。 经过大量的准备工作和与苏联协商，至1952年底，陆续商定了苏联帮助中国恢复与建设的50个重点项目。在1950年使用的6000万美元借款中，有2000余万美元用于海军、空军的军事定货。 1
河本大作口述:我杀死了张作霖 1986年2月，吉林文史出版社根据1954年日本《文艺春秋》中河本大作的日文口述译成中文，出版单行本《我杀死了张作霖》。后无再版。2006年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成《近代史资料》100册，收入《我杀死张作霖》一文。以下是《我杀死张作霖》摘录：
河本大作口述:我杀死了张作霖 1986年2月，吉林文史出版社根据1954年日本《文艺春秋》中河本大作的日文口述译成中文，出版单行本《我杀死了张作霖》。后无再版。2006年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成《近代史资料》100册，收入《我杀死张作霖》一文。以下是《我杀死张作霖》摘录：
后金在辽东的圈地，按丁授地等政策执行的过程与产生后果
清代东北八旗驻军统计表
清代东北八旗驻军详解
伪满战犯供词02——张景惠 姓名：张景惠。 年龄：八十岁。 姓别：男。 原籍：辽西省台安县。 家庭现住址：长春市自强街。 学历：私塾一年，毕业于奉天陆军讲武堂。 个人详细履历（从事社会作事起）： 一九○一年任八角台团练练总，一九○二年充奉天西路游击马队中哨哨官。一九○四年充奉天前路巡防马队第三营管带官，一九一二年改充陆军第二十七师步兵五十三旅一○五团团长，一九一四年转充同师骑兵第二十七团团长，一九一六年充同师步兵五十三旅旅长。一九一八年任援湘军副司令，一九一九年任中央第一师师长，一九二○年任察哈尔都统兼奉军总司令。一九二二年任全国国道督办，一九二四年辞职。一九二六年任陆军部总长，一九二七年任实业部总长，一九二八年任哈尔滨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一九三○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兼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一九三二年任伪满军政部总长兼参议府议长，一九三五年任国务总理兼协和会会长。 在各种职务中的各种活动具体说明： 一九○一年，清慈禧后偕光绪帝出走陕西，人心骚动，盗匪？起，地方秩序陷于糜乱，新民知府遂准八角台村民之请，由予组成步骑团丁百五十名，维持八角台暨附近村屯治安。但为达成保持村屯安宁起见，乃与张作霖等结识。迨增韫知新民府事时，收编张作霖部为西路游击马队，并将予之所部编入该队，予则充任中哨哨官。在此期间，仍维持新民治安，曾赴菁？坎捕获新民南方一带巨匪杜立三之弟杜老秃子。一九○四年，奉天将军赵尔巽成立五路巡防，予改充前路巡防马队三营管带官，担任洮南治安之维持，曾讨伐蒙古巨匪陶什陶，更击溃蒙牙等。一九一二年，奉中央命中前两路巡防改为暂编陆军二十七师，予亦改充该师步兵第一○五团团长，驻于奉天，曾奉命讨伐窜扰东西丰、开源一带巨匪于小钉子，而击溃之。一九一四年改充骑兵二十七团团长，曾率本团并指挥步兵一○五及一○七团各一部，击溃盘据郭家店蒙匪巴布扎布，跟踪追剿至白音太来而归。一九一六年，任步兵五十三旅旅长。翌年，黑龙江省巴英额、英顺两旅长，因不满意该省第一师长许兰洲，迫走督军毕桂芳，谋夺督军职位之举，遂各集所部于呼兰，并扩大兵力而对峙，中央虽解除许兰洲职务，派鲍贵卿接充该省督军，但巴英等仍不服从命令，张作霖乃命予前往调解，幸告和平解决。一九一八年，任援湘军副司令，率王良臣、阐朝玺、邹芬各旅南进援湘。一九一九年归后，改充中央第一师师长，驻于北京南苑，无何特别活动。一九二○年任察哈尔都统兼奉军总司令，仍驻北京。直皖战起，曾命方维新营援助直系，解除皖系宋子扬部武装。一九二二年，奉直两方不睦，且将导致内战，予曾主张和解，未被采纳，迨战争发动，只得依命进出良乡一带，奉军失败，即将所部交归奉方，辞去本兼各职。同年任全国国道督办，而实际上乃中央对于不主张战争之表示耳。一九二四年，辞去该职，闲居北京。当年秋，二次奉直战起，冯玉祥回师北京，直军失败。一九二六年，顾维钧任国务总理兼摄大总统职务，予任陆军部总长。一九二七年，改任实业部长。在以上两期间，均无特别活动。一九二八年，随张作霖回奉，车经皇姑屯后，炸车事件爆发，张被炸死，予则腿部受伤，愈后任哈尔滨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一九二九年秋，援助中东铁路督办吕荣寰，根据中俄、奉俄两协定争执平等用人权，发生中苏两国冲突，其后，由哈尔滨外交特派员蔡运升和平解决。一九三○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兼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曾赴南京就职月余，将院长事务交由副院长代理后，归还哈尔滨任所。一九三一年，予为赴锦县吊丧（张作相父故于锦县）及参加南京会议，曾经奉天去锦。回归奉寓后，适逢九·一八事件爆发，吾寓即被日人监视，并搜去私有枪支若干。更有日人名新井者（与内弟徐宝斌相识）来寓，问肯否愿与日关东军板垣参谋一谈？许之。板垣来称：奉天事件将来须直接交涉，汝能否对北满治安负责？如不反对日方，扰害侨民，则可回哈。当告以负责维持北满治安，乃于二十一日由日人新井伴随归哈。抵哈埠后见民心已呈动摇，兼有领事团暨商民之请求，遂命成立警察队补助一般警察，共维治安，以免日军借口侵入北满。 某日早〔九月二十日〕，日本驻哈尔滨特务机关长白武清一〔晴吉〕来署，传达日本军方意旨，令予立即表明态度，如不脱离中央则不承认现状。当告以事属重大，非经会议，不能决定，难以即时答复。彼去后，即召集有关各方举行会商，未能获得一致而散。迨晚，白武更来询问会议经过，且坐待解决，以便翌日早向军方复命。乃复召开会议，结果虽认为脱离中央系属绝对不可者，但奉吉已被日军占领，如不表明态度，日军势必侵入北满，反不若借脱离中央之名保持北满，留待解决之为愈，因此，始以脱离中央实行自治电稿交彼持去（如何处置则不明）。翌日，即派梁朝栋、王树声去北京面见张学良，陈述回哈后一切经过，并请其速定办法，以免别生枝节（因在回哈车中曾与罗振玉相遇，彼语言间似有成立某种政权之意）。学良告以须候中央解决，更令予继续维持现状。其后白武清一〔晴吉〕令对黑龙江省治安及马占山不再攻击日军负责。当告以日军如不进攻，彼亦可不行反攻。白武应允不再进攻而去。予召派英顺赴江省暂维治安，更劝马占山退据海伦。一九三二年二月， ③予偕马占山赴奉参加日本关东军所召开之会议，与熙洽、臧式毅等决定即时成立东北政务委员会〔东北行政委员会〕，予任会长，暂维治安。当晚九时，日方忽令召开紧急会议，审议关东军提出之市民请愿书，请溥仪主持政务，并告以军方已决定赞助此举。因而对此不仅无可审议，且系突然发生，无暇详加考虑，遂决定予及市民代表等前往请愿，尔后予回哈埠。三月一日，伪满洲国宣告成立，溥仪任执政，④郑孝胥任国务总理。 回想与板垣参谋会谈时，想到日本侵略东北之蓄意已久，此次事件无论将来由何方进行交涉，均难轻易得到解决，如使更有借口侵入北满，则事件既属扩大，解决将更棘手，是即告以负责维持北满之初心。其后，中央过信国联，学良迟迟不决，环境状况日非，日方威逼更甚，不得已乃思成立过渡的政务〔行政〕委员会以行敷衍。如是，既可摆脱当前困难，更为将来进行交涉留些余裕。孰意日寇胸有别谋，预布诡计，昏聩如予，其能逃其术策！追思往事，言之痛心。总之，予之重大过失，均系昏聩无能所致，而决非甘心背国也。 三月一日〔三月九日〕伪满宣告建国时，予任军政部总长兼参议府议长。在总长期间，成立奉天、吉林、黑龙江、哈尔滨、热河、兴安各警备司令部，其后改为第一至第五及兴安各军管区，并完成部队编制及事务条例等。一九三四年改为康德元年时，曾命各军管区部队之一部参加在长春举行之大典观兵式，又曾被命为特命检阅使，检阅奉天、吉林、哈尔滨、黑龙江各军管区司令部，并其附近驻军、学校之一部，暨禁卫步兵团与军政部之实迹，更计划实施黑林镇南岭间之秋季大演习等。至于参议府所司事务，系代溥仪审议各部院之兴革事项，故予任内除由副议长暨有关参议，对各部院兴革事项加以审议，由予转奏外，并无其他活动。一九三五年任国务总理兼协和会会长期间，虽有十年之久，但只记得下记各事： （1）撤废治外法权，收回铁路沿线各附属地（除大连至长春线者）；统一警察权。 （2）统一伪满国有各铁路，委托日本满铁统一经营。 （3）改组各部（详情不记得）。 （4）颁布国兵法、勤劳法、粮谷出荷法。 （5）兴修建国神庙、建国忠灵庙；哈尔滨至大连公路。 （6）筹办伪满建国十周年祝典。 （7）对汪精卫访问伪满曾奉命往南京答礼。 （8）曾赴日本出席日本召开之大东亚会议，与会者有泰国、缅甸、菲律宾、印度、汪精卫各代表，通过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宣言。 （9）派遣赴西欧视察团。 （10）日本东京被炸后，曾以粮食若干慰问。 关于协和会事务，由本部长负其全责，予无任何活动。〔下略〕 注释： ①张景惠曾用名叙五。 ②根据张景惠1953年4月31日所填登记表，生于1872年5月4日。 ③马占山于1934年4月之《黑龙江省抗日战斗详报》中对此有如下记述：“当（1932）2月16日，占山为明了日人制造满洲伪政府之真相起见，又因日方邀请，冒险赴辽宁会议。翌日晤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据称，东三省大部已被日军占领，仅吉、黑一小部分，谅难抵抗，希予日方合作等语。是晚，又强迫在赵欣伯宅会议……”据此，所谓四巨头第一次会议是在2月17日晚召开的。 ④1932年3月1日张景惠以“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名义发表伪满洲国成立宣言，3月9日溥仪在长春就任伪执政。
霄与白霄
满洲族是想象的共同体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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