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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欧洲女郎的“美丽酷刑”:残忍堪比缠足的束腰 中国历史上最残忍、时间最长、迫害人数最多的“刑罚”要算是给妇女缠足了。外国人对中国的缠足攻击颇多。以前看到欧洲古典长裙的典雅华贵,但没想到这美丽的腰身也来之不易,婀娜的蜂腰也体现着同样的残忍。这就是欧洲历史上残害妇女的束腰。 束腰会改变人的肋骨骨骼,束腰过紧而会致死人命。一位新娘曾因束腰,在她的婚礼当天,举行了她的葬礼,这是最极端也是最典型的例子。束腰比缠足还厉害,缠足是把脚指头的骨头弄折了,再踩在脚底下,踩一辈子,痛是痛死了,可不会死人!束腰却会置人于死地,即使不使用束腰的工具:一种铁骨架,光是节食瘦身,最后患营养不良症,患厌食症而死的人也为数不少,所以束腰对人权的侵犯更大,更应该极力声讨。 奥说过:“如果没有塑型内衣,就没有服装工业。”所谓的塑型内衣包括紧身衣、胸罩、束腰等,它提供了女人“第二种骨架”,帮助她们打造符合时代要求与身份地位的体态。19世纪的欧洲,任何一位端庄女性都必须穿着这种内衣,女子们整日苦于木板、鲸骨和金属条的压迫。从**之下紧紧勒到胃部,女人甘愿受苦,愚蠢地为了拥有西班牙式的苗条身材,绑紧勒带,紧紧箍扎,直到两肋出现长而深的伤口,深入肌肤,甚至因此死亡。19世纪的欧洲曾发生多起因束腰致死的事件:肋骨过度受压,从而插破了肝脏。最典型的场景反映到电影中,就是《乱世佳人》中郝思佳使劲抓住床柱,要女仆拼命帮她把腰束得再细一点。 法式胸衣中间都有一根鲸骨、木头、象牙、兽角或金属撑骨,以维持它的直挺,几百年来这一直是塑型内衣的设计原理。撑骨多由专业工匠打造,上面刻着情爱诗文,它本身就是男性爱欲的对象,也是闺房诗与大众戏剧歌咏的物品。一个女人如果抽出胸衣的撑骨,拿在手中比画,会被视为是轻浮大胆的调情。 在持续的内脏损伤、肋骨变形等病痛中,女人终于在细腰和活命之间选择了后者,铁制的胸衣被废弃,转而采用布纳胸衣。到1910年代,束腰风气渐退,女子的腰围总算回到比较合乎生理健康的尺寸。
300年的争吵,俄罗斯知识分子眼中的圣彼得堡与莫斯科  圣彼得堡像欧美殖民地,少有民族根基,而多与外国混杂,却不和本土大众融合。(果戈理)   圣彼得堡主要是官方的,是新俄罗斯的复兴;莫斯科是古俄罗斯的,是旧俄国的首都。(H·戈尔谢瓦诺夫)   莫斯科乃俄罗斯人民中心之城,而圣彼得堡相对而言是外国的城市,它显示的是老巴罗克风格,充当的是帝国中心之都。(E·特鲁别茨科伊公爵)   圣彼得堡的重要性在于“比起莫斯科来,它考虑欧洲民主的高级理念要早且深刻得多。”(别尔嘉耶夫)   18世纪   1703年5月27日(俄历5月16日),彼得大帝开始建立被命名为圣彼得堡的新城。1712年彼得发布圣彼得堡作为帝国新首都的通告。   由此引发的反对声音和赞同意见此消彼长。随着彼得和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强硬统治,圣彼得堡度过了它第一个艰难岁月,成为世界著名首都,可是争论却没有终止,更多的“莫斯科人”和“圣彼得堡人”卷入其中:圣彼得堡城绝大部分人士是莫斯科移民,他们要为这个新首都辩护。著名作家A·苏马罗科夫在1785年说:“彼得改变了自然界,但给了我们新的心灵。”1773-1774年间受聘于叶卡捷琳娜大帝的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狄德罗,曾经指出圣彼得堡作为边境城市的不合时宜性,认为一个国家的首都位于国家的边陲地带,就如同人一个人的心脏发生了位移,或者一个人的肚子长在了大脚趾上,如果法国宫廷把都城从巴黎迁到马赛,那么法兰西整个国家的社会秩序就会崩溃。   在众多挑起圣彼得堡是非之争的言论中,最引人注目的是M·谢尔巴托夫公爵(1733-1790),这位帝国社会乌托邦分子和著名学人写下了《莫斯科,请忘却她》(1787)。他声称:莫斯科乃国家权力的守护神、祖国神圣荣誉的保护者、知识的珍爱者、和平生活的福地,但皇帝抛弃了莫斯科,由此导致俄国的纲常伦理被严重损坏,但莫斯科这处神圣的“第三罗马”之地绝不应该荒芜。   这个吁请的重要性在于:动用“第三罗马”概念质疑圣彼得堡作为首都的合法性。公元988年古罗斯经由拜占廷(即君士坦丁堡)接受东方基督教——东正教,俄国就信奉拜占庭乃“第二罗马”之说。1204年君士坦丁堡这个“不朽之城”被十字军占领,1453年被“异教徒”攻陷,但这个史实却没有动摇俄国对“罗马”的信仰,而是孕育出一种神奇的新意识,即俄罗斯要成为基督教的真正信仰者和保护者、莫斯科是拜占廷的直接继承者或第三罗马。随着莫斯科战胜鞑靼蒙古、斯拉夫民族信念显示出生机,随着东罗马帝国走向衰亡,“莫斯科—第三罗马”意识被提升为一种民族理念。普斯科夫一修道院修士菲托夫在《神圣的古罗斯》中提出世界历史是三大罗马/三大帝国的历史,第一罗马败于崇拜多神教,第二罗马拜占廷败于同天主教的复杂关系,此后历史属于第三罗马——作为东正教中心的莫斯科。俄罗斯要拯救世界的弥赛亚理念就这样通过莫斯科而由此形成了!   因而,彼得大帝迁都圣彼得堡,这在老莫斯科人看来,乃是对古老民族精神和民族信仰施以暴力。可是,这又提示了圣彼得堡人策略性地使用“罗马”概念:18世纪中叶就有人把圣彼得堡比作新罗马,认为它是对“第三罗马”莫斯科的延续,是最后一个罗马,是一个新的圣城。   在谁拥有罗马优先权之争中,“城市-长生鸟”成了莫斯科的神话,尤其是莫斯科一次次在战火或火灾中复兴起来,这种神话更获得了广泛影响:斯拉夫派理论家K·阿克萨科夫就声称“莫斯科在灰烬中又复活了,并且是随着俄罗斯大地一道复活的”。与之相对应,圣彼得堡乃“注定要灭亡之城”,原本就有的圣彼得堡乃反基督城之说被进一步强化:著名政论家赫尔岑公开声言:“圣彼得堡永远会促使任何一个正派人去诅咒这个巴比伦。”   19世纪   19世纪,关于圣彼得堡的争论变得更为复杂了!   争论之一是关于城市建筑理念。圣彼得堡最早的建筑风貌尽管要兼有莫斯科形象,但是在“理想城市”建设方案中,圣彼得堡睿智地模仿了罗马、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等城市的形象,莫斯科形象消失在外来的借鉴风格中。多年后波罗的海地区一个德国人甚至称,“圣彼得堡乃一座人造城,她的产生是神速的,与俄罗斯帝国发展同步,她的衰落和消亡也会是这样快速的。”当然,还有另一种声音,说圣彼得堡乃“造型艺术之城”,圣彼得堡使东西方建筑艺术和谐起来的做法,教会了俄国人选择建筑韵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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