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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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一下吧,总不能比这还不堪吧,等待着……
据不完全统计2020年12月31日合同到期的一线队球员有:王国明、史成龙、韩轩、陈灏、郭靖、顾操、杨阔、马兴煜、钟晋宝、冯博轩、巴索戈。俱乐部老几位,加点紧吧,该续约的该调整的,别磨叽啊。
足球报官方微博:河南建业对阵江苏苏宁受伤的杨阔确认腓骨骨折, 足球报官方微博:河南建业对阵江苏苏宁受伤的杨阔确认腓骨骨折,而此前原定改期到5月8号进行的河南建业客场对武汉卓尔的比赛将再次延期进行,比赛时间将改到6月份。
小王该领着喝烩面了吧,问题是郑州哪家烩面数第一?合记,萧记,裕丰源还是三厂四厂?
昨晚C3的三兄弟,挺有想法的,哪个协会的?
足球比赛中拖延时间的厚黑学
一半是技艺,一半是运气 德国输给墨西哥,巴西被瑞士逼平,哥伦比亚开场三分钟就送给日本队一个点球+自罚一人的大礼包,荷兰和意大利早在预选赛就被淘汰。 记者管这叫冷门,科学家管这叫测量误差。我们还是讲讲科学家的眼光。 为什么在足球比赛中强队会输给弱队?如果单看一两场比赛,你甚至会觉得这里面有阴谋:是不是博彩集团插手了?事实是足球是一种非常不可控的比赛。也正因为比赛非常不可控,博彩集团很难在国际大赛中插手。如果你抛开情绪,像科学家一样冷静地分析比赛,把足球比赛当成测量两支球队水平的实验的话……你会发现这种实验的误差实在太大了。 1.足球与随机性 2013年,一个行为经济学家和一个统计学家出了本用大数据分析足球的书,叫《数字游戏》(The Numbers Game),其中提到一个非常能说明问题的统计事实。比如说一场事先看来强弱比较分明的比赛,赛前球迷看好强队,那么比赛结果,强队真取胜的可能有多大呢? 答案是平均而言,强队获胜的概率只有50%。考虑到足球比赛有打平的可能,这个概率的确比完全随机强 —— 但仍然是非常低的。以弱胜强在足球界是非常容易发生的事情,根本不需要用阴谋论解释。 这两位教授量化估计,影响足球比赛结果的,一半靠技艺,一半靠运气。 为什么足球比赛有这么大的随机性呢?有微观和宏观两方面的原因 [1]。 微观上的原因是足球这个项目的进球太少。足球的球场太大、球门太小、守门员的手太长、禁区里后卫的腿太多。一支球队哪怕是面对比自己弱的对手,九十分钟内也只有大约十几次射门机会,整场比赛下来双方总共只有两三个进球。这就好像一场匆忙的面试,只问了两个问题、怎么能准确判断这人行不行呢?人说怀才就像怀孕,时间长了别人肯定能看出来 —— 足球比赛不是一个给你充分机会怀孕的项目。 宏观上的原因,则是现代足球是个充分竞争和充分交流的项目。非洲有天才没钱,非洲的天才可以到欧洲踢球。冰岛队战平阿根廷之后很多人说冰岛队是业余球员组成的,其实冰岛队大部分都是职业球员,效力于德国、英格兰和丹麦的职业联赛 [2]。事实是最好的球员几乎都在欧洲踢球,不太好的球员也是欧洲教练和欧洲教科书培养出来的。充分竞争和充分交流的结果是足球圈的整体水平都很高,技战术没有秘密。 我看有些伪球迷说的非常不靠谱。有人说弄一批死刑犯练一年足球,打不进世界杯就枪毙 —— 这是以为只要有所谓“拼搏精神”就能踢好球,殊不知拼搏精神根本不稀缺,现代足球根本不是关于拼搏精神的项目。还有人说“高考加一门足球” —— 我国高考非常重视数学,请问中国现在有几个世界级的数学家? 以我之见,竞技水平行不行,关键在于你在不在那个充分竞争、充分交流的圈子里。圈外的边远地区基本没戏,圈内各国的水平差不了太多。 低竞争水平的项目可能比智慧比技术,而越是高竞争水平的项目,因为大家水平都很高,运气因素就非常重要了。 好。那就算运气很重要,但技战术水平也还是很重要啊,不可否认强队的水平就是高 —— 那现在的冷门是不是也太多了一点呢? 其实一点都不多。冷门注定要发生。 2.强队的体现 咱们就以德国对墨西哥这场比赛为例。博彩公司开出的赔率,德国队胜是1.45,墨西哥队胜是8,两队打平是4.75。对应的概率分别是0.69、0.125和0.21。 墨西哥队有12.5%的可能性取胜,这不叫奇迹:目睹一个概率是12.5%的事件发生是很平常的事情。如果12.5%就算爆冷,那小组赛第一轮16场比赛都不爆冷的概率是 (1-12.5%)^16 = 11.8%,也就是说,有高达 88.2% 的可能性,这16场比赛中至少出现一次墨西哥胜德国的事件。“众多可能的小概率事件中至少发生一个”,这是大概率事件。 事实上,强队不但不能保证在单场比赛中获胜,而且就算是打上很多场,也未必一定比弱队表现好。咱们说一个稍微有点难的例子。假设现在是 NBA 篮球决赛,七局四胜。比赛双方一强一弱,单场获胜概率分别是55%和45%。那请问,这个强队最终赢得冠军的概率有多大? 55%对45%这个优势似乎已经挺大了,七局四胜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偶然性,让强队久经考验脱颖而出。但即便如此,这个强队最终夺冠的概率也只有60% [3]。 这还不算。我在大卫·森普特的《足球数学》里看到他对英超联赛做过一个研究。他设定每个队的平均得失球数不变,强队还是强队弱队还是弱队,然后随机模拟每场比赛的比分。我们知道英超一共有20支球队,每个队每赛季要打38场比赛,那这么漫长的联赛是否足以确保强队夺冠呢? 研究设定中实力最强的是曼联队。森普特总共模拟了一万次英超联赛,曼联队只在其中26.3%的模拟中取得了冠军。这么长的联赛也不能保证最强者脱颖而出!我不知道莱斯特城在这种模拟中有多大夺冠概率,这支由一群身价不高的球员组成的小球队在2016年居然超越众多豪门获得英超冠军。
税收成本与房产税 我们在读中国古代小说的时候,经常会发现一个现象,古人称赞起英雄来,经常把巨大食量和英雄气概联系在一起。比如,李逵一顿饭吃三升米;隋唐演义里的李元霸“一餐斗米,食肉十斤”,饭量大得太吓人;你要看欧洲历史,也会发现,那边的情况也差不多:中世纪的贵族和武士,都特别能吃。 这些英雄好汉为什么特别能吃呢?一个人一天只能吸收那么多能量,能吃和体力大、本事大、聪明,好像也没啥必然联系。 最近读了一本书叫《沐猿而冠》,我从里面看到了一个新的解释。 古代商品经济很落后,货币流通量很小。尤其是欧洲,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整个欧洲基本退回到“以物易物”的状态,这就是所谓“黑暗的中世纪”。 欧洲中世纪,实行的是封建制度,也就是从国王到贵族,一层层地分封土地。好,假设你是一个贵族,你被国王分封了土地,挺大一片地方,上面分散地住着几万人,这些人理论上对你负有义务,应该向你纳税。 请问,你怎么才能把税收上来呢? 如果是中国古人,还好办点,因为中国人在政治上非常早熟,早就发展出了成熟的官僚制度。但是欧洲贵族不行啊,他们基本都没啥文化,面对几万户下属的人们,要想对这片地方实施治理,还要能公平地、适当地收税,他们可没有那个政治体制和行政技术,那怎么办? 也有办法,欧洲中世纪大小领主们主流的收租方法,就是连续不断地长途巡视。他们带着家眷、亲兵、侍卫、仆人、弄臣,浩浩荡荡的队伍,一路走过去,走到哪里,吃饭的问题就在哪里就地解决,当地老百姓供应的饭食也就算是收税了。住了几天,吃饱喝足,收税也就收完,然后赶到下一个地方去继续。 这种收税的方法有一定的好处,虽然看着好像很野蛮。 第一,欧洲中世纪的交通非常不便,老百姓长途运输货品去交税,不方便。你不来交,我就去吃,也算是一种便民措施吧。 第二,领主在各地巡视,也有宣示主权的意味在里面。每一次巡视,都是对双方关系的重新确认:你是我的属下,我是你的领主;你负责给我交税,我负责对你提供保护。 第三,领主在各地巡视,也能顺带地镇压叛乱,增进治安,审判案件,解决纠纷,提供一些公共服务。 第四,领主一边巡视一边收税,其实还省去了一笔费用,那就是养一个庞大官僚组织的费用。 你看,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用边巡逻边吃的形式收税,顺便也履行统治者的功能,这恰恰是成本最低,收益最大的方式。 可是这也带来一个问题——既然吃是收税,那为了多收税就要拼命地吃。谁食欲好,食量大,那就是占到便宜。 这就好理解,为什么古代人描绘英雄好汉,总说他们食量惊人。因为食量巨大,是他们权势地位的象征,普通人没什么机会吃到肉,更不要说吃很多肉。这也就不难理解,中世纪的教皇,为什么会把“饕餮”列为“七宗罪”之一。在那个时代,贵族吃喝就是征税,大吃大喝基本等同于横征暴敛,这些是穷人苦难的来源。所以教皇谴责“饕餮”,其实就是反对国王领主们的重税。 这就要说到收税的难题。对交税的人来说,已经到手的财产,不管出于什么理由硬是要拿走,无论如何是有损失和痛苦的。 以前我们讲过,17世纪法国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科尔伯特,就说了一句收税方面的名言——征税就像拔鹅毛一样,也是一门艺术:好的税收,就是“拔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鹅叫,也就是纳税人的疼痛,是难免的,只不过要想办法把它减到最小。 这看似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怎么才能做到呢?现代社会还真创造了两个条件,出现了两种类型的方法,让国家可以“拔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 第一个条件,是现代社会的协作网络变得极其复杂,政府就可以选择特定的网络节点进行征税,既降低了征税的成本,又可以让纳税人的痛感变小。 比如说中国征收个人所得税,为什么一般都是工作单位代缴代扣,就是这个道理。从单位这个社会网络节点来收,一次性拿走,征税成本当然就低;而对交税的人来说呢,工资拿到手就这么多,这和拿到之后再真金白银地交回去,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现代社会创造的第二个条件是经济不断增长。 要知道,在工业革命之前,人们的观念中是没有经济增长这回事的。国家和老百姓是在同一个大小不变的池子里分利益,这就是零和博弈,那当然要痛苦很多。但是工业革命之后,经济增长不断加快,国家征税就可以采取一种正和博弈的方法。 比如说收营业税,就是你公司做生意了,挣钱了,国家才拿走一部分。这是在增量里面抽取,而不是在你的存量里面抽取,那感觉确实要好很多。 懂得了征税的原理,我们再去看一些税收现象,就比较好理解了。 前些年,前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也是经济学家许善达老师写了篇文章,里面就提到了两种税。 第一个,是农业税。 在2006年,国务院废止维持两千多年的农业税,这当然是一大“德政”。毕竟当时农业税占税收总量的比重已经非常小,不足1%,而国家又要提高农民收入,所以干脆就不收了。 但是这里面也有一个税收成本的问题。你想,农业税那是向千家万户的农民征税。粮食已经打下来了,颗粒归仓了,地方干部上门去收税,农民肯定痛苦感就很强,因为是零和博弈。收的又少,又需要动员大量的资源才能收得上来,农民还痛苦,那国家干脆就不收了。事实上,在2006年之前,有些富裕地方的政府,已经在事实上放弃了收农业税。 再举一个例子,就是近年来呼声很高的房产税。 很多学者都在论证,说收取房产税是抑制房价的有效手段。所以,民间感到很奇怪,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就是千呼万唤不出来呢?房产税,多次传闻要收,后来又发现是谣传,为什么国家这么谨慎? 其实还是刚才讲的那个问题,房产税和农业税很像,政府要直接面向千家万户征税。这样一来,征税成本就高的吓人,我们的税务系统,未必做好了准备。而且,因为是在老百姓的存量收入里收,也是个零和博弈,征税痛苦就会很高,难免要引发新的社会矛盾。 你只要想一个情况就清楚了。比如,北上广深,有些核心地带的房子,已经涨成千万豪宅了。但是住在里面的人,可未必是富人,因为很可能是早年间单位分的房子,找他们征税是征不上来的。 当然,你也可以说,政策上可以区别对待,对一部分人免税。但是这么大的国家,政策一旦复杂,就难免会有漏洞,就会有人利用这些漏洞避税。这些年大家也看到了,为了个买房指标,还有人不惜离婚结婚来回折腾。一旦开征房产税,引发的社会矛盾就会非常复杂,所以政府谨慎从事,也是非常有道理的。 今天我们从能吃的人一直聊到现代税收,其实就想说明一个道理—— 社会运行,有时候和做生意是一样的,不能只考虑收益,不考虑成本。
由奔驰标志想到的...... 有一种说法认为越是经常面对不确定性的人,越容易迷信。普通人上班拿固定工资不确定性不多,就不怎么迷信;而运动员和演员的收入乃至个人荣辱都随时跟着成绩变化,就比较迷信。几乎所有运动员都有一套自己特有的赛前准备流程,就如同宗教仪式一样丝毫不差。很多人还带着幸运护身符,有的足球教练一到比赛就要在西装里面穿一件已经很破旧了的衬衫 —— 因为那是他的幸运衬衫。普通人对此表示:呵呵。 联想到建业糟糕的主场运气,所以说,大家一起努力,拆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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