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霄飞渡的个人资料

圣火在韶山传递后现场出现日晕奇观 6月5日，奥运圣火湖南传递在韶山结束后，天空出现日晕奇观，毛氏宗祠前为圣火欢呼的人们仰望奇观。

昨天下午，电视中看到令我极其愤怒的一幕(转）一个不知道哪个台的男记者，估计不是中央台就是四川台的，采访一位一直在救护灾民的女民警。这位女民警在地震中失去了自己的父母和女儿。　　　　这位很恶心的男记者用冷漠的语气问她在地震中是否失去了亲人，女民警已经很悲伤很无力的样子，还要回答这种冷酷的问题，随后就是那种做民生新闻做惯了的思维问她，怎么能在痛失亲人的情况下，还在拼命工作，最后这位记者居然丧心病狂的问：“你在救助这些灾民的时候，看到老人和小孩，会不会想到自己的父母和女儿？”　　　　　　女民警面对这个问题已经悲伤的话都讲不出，很快就昏倒，被掐人中送上救护车。　　　　这么明显的恶意刺激，唯恐女民警不崩溃，就是为了自己的名利，追求什么亮点报道吗？！！！这种记者已经丧失了最起码的人性，天打雷劈！！！　　　　还有那个许波，那个追问小女孩为什么悲伤的猪头记者……他们哪里是记者，分明是苍蝇，徐娜跟他们比起来，真的不算什么，徐娜只是怕吃苦逃避了，而这些人呢，却是在刺激灾民，刺激那些已经不堪重负的痛失亲人的人，在妨碍救灾工作！！！

戴诚同志清明纪念毛主席 http://tieba.baidu.com/f?kz=350095760

回味经典老体育宣传画要强身健体要全民体育不要为了奖牌不顾一切

邓小平24字箴言

千人断指叹李成瑞铿当复铿当，机床冲压忙。人随机械动，节拍须准当。右手喂铁料，左手取件放。一秒一往复，秒秒皆紧张。三万六千秒，每天十时长。日久渐麻木，千钧落指上。筋骨成烂泥，鲜血溅屋墙。指指连心痛，痛厥机器旁。一地“五金乡”，千人断指伤。防护岂费难，机上加遮挡。区区二千元，老板不肯装。官员傍大款，出气一鼻腔。熟视竟无睹，声声“工作忙”。伤者偿无几，带残回故乡。妻儿惊涕泪，老母指上苍。复有断臂者，前来诉衷肠：断指诚可叹，尚有双臂膀。今我难耕作，怎获糊口粮？曾闻挖煤者，处境更凄惶。风洞久不修，瓦斯把命戕。最惨金矿工，订立“生死状”。万元一条命，买断无商量。亡者尸弃野，肉躯饲贪狼。财源滚滚进，血泪汩汩淌！我等失指臂，幸得身未亡。性命虽苟全，痛楚日月长。先烈入梦来，血照红旗扬。奈何红旗下，主人成羔羊？狂笑复痛哭，放歌悲亦壮：铿当复铿当，工人有力量！铿当复铿当，东方出太阳！

中国土地已流失一半潘岳叹世界工厂立不住国家环保局副局长潘岳日前在谈到“世界工厂”时，提出土地已流失了一半，600多万平方公里变成了300多万平方公里，他猛批目前重化工的发展思路走不通，强调要提前把环境保护作为重要点抓。　　中央电视台报道，一个很少有人知道的名词，在2007年1月10日，成为环保风暴的核心——“区域限批”。一旦宣布被执行“区域限批”，就意味着环保部门有权暂停这一企业或这一地区所有新建项目的审批。河北唐山市和山西吕梁市、贵州六盘水市、山东莱芜市以及大唐国际、华能、华电、国电等四大电力集团出现在全国区域限匹的“首发名单”中。这是连续三年来，国家环保总局发起的第三次环保风暴，2005年对电力企业、2006年对化工行业，针对的都是单个企业，这次升格为对地市、大集团的整体治理。有媒体称，这是比“风暴”更剧烈的“飓风行动”。　　“风暴”的发动者——国家环保局副局长潘岳面对来自山西吕梁、山东莱芜、河北唐山等三个“区域限批”地区的长官，称原来自己在经济部门工作，并非一个纯粹的环保官员：“你们的想法我很多都是理解的，我为来环保局之前曾经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必须要经过传统工业化这么一个阶段，中国是可以先污染后治理，只要有了钱，咱们什么事都好办，什么矛盾都能解决，我就是这么想的，我还是世界工厂的最早的鼓吹者之一，我也写了报告，成了世界工厂的最早鼓吹者。”　　此外，潘岳认为“世界工厂”难以成立是因为：“大量数据表明了中国国情撑不住传统的工业化的发展，因为我们的人口、资源、环境、结构上撑不住。我们的人口，1958年以来增长了一倍，也就是说7亿到了13亿，我们的土地流失了一半，600多万平方公里变成了300多万平方公里。70%的江河水系都受到了污染，那还有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能源、资源，我们的资源再过若干年以后大部分都依赖进口。”　　潘岳表示，“所以在这个前提下恐怕支撑不住，另外还有国际的压力，现在国际有一些规则，都是为发达国家，有利于他而制订的，什么绿色贸易壁垒等等的。他们这些对我们而言，只能是加大对我们的压力，我们的生态成本和环境资本转移不出去，我们又不能学帝国主义去抢，去打，去夺，不可能，所以我们转移不出去。所以这种前提下先污染和后治理的路子恐怕走不通，就是我想走估计也走不通。”　　潘岳提出目前的重化工发展思路走不通，要提前把环境保护作为重点来抓，提早解决：“发达国家人均达到八千美元的时候能够回头治理污染，我们走不到那个阶段，不要说走到八千，三千都走不到，三千我们小康目标点，我们走到人均两千美元的时候，也就是若干年之内，环境的危机和其他的问题加在一起提前地来到，我们就得提前用更大的成本来应对，去解决它。” 　　有专家评论称，就算不从环保角度看，中国“世界工厂”的美誉也是不能久远的，因为它背后意味着中国缺少自主品牌，缺少核心技术，中国在做的只是劳力加工，赚取的只是加工费，而这中国制造的代价是环境污染、工业意外、农民工的被剥削，这到底是在增值？还是在被挖空？故此，要改变这个局面就必须得要把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而要达到这水平就必须要通过产业升级来实现。

司机火了：你们不让我让！ 9月28日上午11点左右，已有9个月身孕的张小姐乘坐南京市公交公司61路空调车时，竟无一人主动让座，实在看不下去的公交司机被这一幕逼得挺身而出：“我来让座！” 　　　　　　昨天上午，挺着大肚子的张小姐从应天西路车站乘坐61路公交车回家。“上车后，车上座位都坐满了，还有六七个站着的乘客”。此时，张小姐听到司机开始播放语音提示：“各位乘客，请给身边的老弱病残、孕妇让个座，谢谢……”然而，车上乘客没有任何动静。张小姐说，当时老弱病残孕专座上坐着一个中青年男子，“他看了我一眼，把手往前面的座位靠背上一搭，埋下头去没有理我。”张小姐苦笑了一下，没说什么，公交车上的语音提示还在一遍一遍播放着，“通常提示都是播两遍的，这次司机竟一路不停地播放，整整放了一站路的时间”，车已经到了下一站，但还是没人让座。　　　　　　司机把车停在站边，打开车门，不走了。语音提示还在一遍遍地播放，毕竟不是悦耳的音乐，车上的气氛开始尴尬起来，但是就是没人起身让座。张小姐说，连她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了，没想到这时，司机突然转身对乘客说：“你们没有人让座，那我来让座！”说着就要起身，张小姐立刻打圆场说：“不用了，我快到了。”这时，才有一名中年女士和一名女青年起身，张小姐坐在女青年的座位上，心里很不是个滋味，“一方面是对这位热心司机的感激，另一方面是对社会冷漠感到寒心”。　　　　　　昨天，记者联系到这位公交司机小张，“当时车上人不多，所有人都能看到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孕妇在车厢里摇摇晃晃，我一直在按语音提示，但是没有一个人主动让座，这让我感到气愤。”小张表示，之所以这么做，也只是想尽自己的一点力量，呼吁社会多一些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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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我的帐号究竟要封到什么时候? 开始着地注册时间： 2005-07-04 22:27 贴吧投诉受理请百忙中给个答复起码要告诉我要封到什么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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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一天要轮到你 ZT 有一天，工人下岗了。你高兴，改革么就得有人付出。有一天，农民破产了。你不屑，天下最笨的就是他们。有一天，城管没收了小商贩的三轮车。你开心，前一天他的三轮车险些刮伤我的别克。有一天，交不起学费的孩子失了学。你不解，我的孩子上学都是在外国。有一天，股民被套。你窃喜，我就是那圈钱的。有一天，哥们在红灯区被淋病。你嘲笑，我的二奶是专用的。有一天，警察在和黑帮巷战时倒地。你狂喜，他们是狗。有一天，有人因无钱而病逝。你不怕，我是买了保险的。有一天，车轮碾过行人的尸体。你理直，轧了白轧是合理的。我告诉你。狗东西，总有一天要轮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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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洲中国打越南的意义第五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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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 [德]亨利希·海涅（Heinricb heine）忧郁的眼里没有眼泪，他们坐在纺机旁，咬牙切齿：“德意志，我们在织你的尸布，我们织进去三重诅咒---我们织，我们织！“一重诅咒给那个上帝，饥寒交迫时我们向他求祈；我们希望和期待都是徒然，他对我们只是愚弄和欺骗——我们织，我们织！“一重诅咒给阔人们的国王，我们的苦难不能感动他的心肠，他榨取我们最后的一个钱币，还把我们像狗一样枪毙---我们织，我们织！“一重诅咒给虚假的祖国，这里只繁荣着耻辱和罪恶，这里花朵未开就遭到摧折，腐尸和粪土养着蛆虫生活---我们织，我们织！“梭子在飞，织机在响，我们织布，日夜匆忙---老德意志，我们在织你的尸布，我们织进去三重的诅咒，我们织，我们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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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同学少年>>出光碟啦现在乌有之乡已经有光碟出售具体联系方式见http://www.wyzxsx.com/Article/index.html他们不是以赚钱为目的的每套只售10元

当年毛主席写给易永畦的悼词去去思君深，思君君不来。愁杀芳年友，悲叹有余哀。衡阳雁声彻，湘滨春溜回。感物念所欢，踯躅城南隈。城隈草萋萋，涔泪浸双题。采采余孤景，日落衡云西。方期沆瀁游，零落匪所思。永诀从今始，午夜惊鸣鸡。鸣鸡一声唱，汗漫东皋上。冉冉望君来，握手珠眶涨。关山蹇骥足，飞飙拂灵帐。我怀郁如焚，放歌倚列嶂。列嶂青且蒨，愿言试长剑。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子期竟早亡，牙琴从此绝。琴绝最伤情，朱华春不荣。后来有千里，谁与共平生。望灵荐杯酒，惨淡看铭旌。惆怅中何寄？江天水一泓。

转贴：1967至1976，我的十年作者：佚名文章来源：转贴点击数：392 更新时间：2006-12-14　　我是1967年在武汉市出生的，从小在武钢系统的一个设计院生活。从个人记忆上说，我的这个10年中的头3年几乎是没有什么残留记忆的，真正的记忆是从第4年也就是1971年开始。　　妹妹1970年出生，71年初，父亲让不到一岁的妹妹站在他的大手上，发现妹妹的一支腿似乎无法站立，到医院检查后才发现她得了小儿麻痹症（当时好象得这病的人不少，我们院里就有好几个大哥哥、大姐姐因此落下残疾）。我不知道其他地方是什么时候开始有大规模预防接种的，我们那里应该是在70年代初期，小儿麻痹症的预防接种好象是吃一种糖丸，在那以前，小儿麻痹症的发病率相当高。　　父母是设计院的技术骨干，他们都是做给排水设计的，设计院做这个的人不多，所以他们经常要加班。为了不耽误工作，一个人带妹妹看病另一个就必须把对方的工作也做了，经常要做到半夜。　　每周三次，父亲或母亲一个人带小妹去汉口扎针灸，另一个就要加班到夜里11点多，我和姐姐则交给父母的同事轮流照看，当时良好的邻里关系给大我几岁的姐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经过半年多的治疗，妹妹的腿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除了跑步时有点异于常人），我和我的家人也因此非常信赖中医。　　我们设计院有个医疗室，除大病外，一般的感冒发烧我们都是在这里看的，因为当时还小，也不知道他们的医疗水平高不高，只知道设计院的人谁也没有因为治疗费被耽误了，医生和护士的态度也非常好。　　现在有不少人对文革时期不大了解，总以为当时的人整天忙着运动不干事，其实当时有一个口号是“抓革命促生产”，至少在文革中、后期，生产建设没有被耽误，大家的工作热情比现在要高得多。听母亲说，做“1米7工程”等大型项目时，设计院几乎所有的人晚上都要加班到9、10点。虽然那时的我还小，但也记得父母经常加班，我和姐姐、妹妹则在大院里玩耍，抓“土狗子”（一种昆虫）和蟋蟀。那时工作再积极也没有什么物质上的奖励，但父母和其他人的工作积极性依然很高，每年的“先进工作者”的奖状和一个奖品（大茶缸）就是对他们最好的奖励。　　在上小学前，有一天我和父亲去汉口，在一个宣传栏里看到我平生唯一看过的一张大字报，我还记得大字报的题目是“光明日报是谁家的报纸”。长大后和父亲提起这件事，父亲还为我记得这么清楚而诧异。　　我是1974年上的小学，小学在青山食品厂旁边，名为“红武小学”。小学的大部分老师我现在都还记得，教数学的老师姓刘，一个美丽的女教师，她是我最尊敬的人，非常敬业。我不知道其他地方是什么情形，反正那时设计院的人都很在乎小孩的学习成绩，哪家孩子成绩好了家长也觉得非常风光。我记忆中最奇怪的事是，小学3年纪，我们学校就开始教相当于奥数的数学课程了，还为有兴趣的孩子开了补习班（免费的，只要有兴趣就可以上），每周二个晚上上课直到9点多。后来我和别人说起时有人不相信，但我记得我得的第一个奖状就是小学三年纪的数学竞赛奖（因为纪律不好，大人们最在意的三好学生奖从小到大一次没得过，所以这是我平生第一张奖状，时间绝不会记错），第二个奖是小学4年纪参加武汉市数学竞赛得了第八名（除我外，进入前十名的都是五年纪学生，这个记忆也绝对没错）。那时的数学题有很多是和生活、生产有关的，比如计算某生产大队有多少亩地，工厂的产量等，学习是件很有乐趣的事情。我记得小学三年纪老师就教我们用代数解决问题了，在数学竞赛时我也用过代数。　　每个学期，我们小学都会组织几次务农学习。那时设计院后面就是郊区，我们经常去积绿肥，还去附近的公社（好象叫洪山公社）插过秧，了解过沼气池的工作原理，也去过武钢看工人如何生产，我还记得第一次看到出钢水时的震撼。　　寒暑假，设计院会组织学生参加“护卫队”，每人一个红缨枪，红缨枪都是自己做的。晚上大人加班，小孩子就像模像样地训练、巡逻，大人们也不会担心我们的安全问题。寒暑假的作业好象不太多，我们有很多时间去玩，或看小儿书（连环画）或做科学小制作。我还记得大院里的一个大哥哥做了个太阳能炉灶，像个倒立的大伞，可以烧开水。

1967-1976 我的十年作者：佚名文章来源：转贴点击数：392 更新时间：2006-12-14　　我是1967年在武汉市出生的，从小在武钢系统的一个设计院生活。从个人记忆上说，我的这个10年中的头3年几乎是没有什么残留记忆的，真正的记忆是从第4年也就是1971年开始。　　妹妹1970年出生，71年初，父亲让不到一岁的妹妹站在他的大手上，发现妹妹的一支腿似乎无法站立，到医院检查后才发现她得了小儿麻痹症（当时好象得这病的人不少，我们院里就有好几个大哥哥、大姐姐因此落下残疾）。我不知道其他地方是什么时候开始有大规模预防接种的，我们那里应该是在70年代初期，小儿麻痹症的预防接种好象是吃一种糖丸，在那以前，小儿麻痹症的发病率相当高。　　父母是设计院的技术骨干，他们都是做给排水设计的，设计院做这个的人不多，所以他们经常要加班。为了不耽误工作，一个人带妹妹看病另一个就必须把对方的工作也做了，经常要做到半夜。　　每周三次，父亲或母亲一个人带小妹去汉口扎针灸，另一个就要加班到夜里11点多，我和姐姐则交给父母的同事轮流照看，当时良好的邻里关系给大我几岁的姐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经过半年多的治疗，妹妹的腿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除了跑步时有点异于常人），我和我的家人也因此非常信赖中医。　　我们设计院有个医疗室，除大病外，一般的感冒发烧我们都是在这里看的，因为当时还小，也不知道他们的医疗水平高不高，只知道设计院的人谁也没有因为治疗费被耽误了，医生和护士的态度也非常好。　　现在有不少人对文革时期不大了解，总以为当时的人整天忙着运动不干事，其实当时有一个口号是“抓革命促生产”，至少在文革中、后期，生产建设没有被耽误，大家的工作热情比现在要高得多。听母亲说，做“1米7工程”等大型项目时，设计院几乎所有的人晚上都要加班到9、10点。虽然那时的我还小，但也记得父母经常加班，我和姐姐、妹妹则在大院里玩耍，抓“土狗子”（一种昆虫）和蟋蟀。那时工作再积极也没有什么物质上的奖励，但父母和其他人的工作积极性依然很高，每年的“先进工作者”的奖状和一个奖品（大茶缸）就是对他们最好的奖励。　　在上小学前，有一天我和父亲去汉口，在一个宣传栏里看到我平生唯一看过的一张大字报，我还记得大字报的题目是“光明日报是谁家的报纸”。长大后和父亲提起这件事，父亲还为我记得这么清楚而诧异。　　我是1974年上的小学，小学在青山食品厂旁边，名为“红武小学”。小学的大部分老师我现在都还记得，教数学的老师姓刘，一个美丽的女教师，她是我最尊敬的人，非常敬业。我不知道其他地方是什么情形，反正那时设计院的人都很在乎小孩的学习成绩，哪家孩子成绩好了家长也觉得非常风光。我记忆中最奇怪的事是，小学3年纪，我们学校就开始教相当于奥数的数学课程了，还为有兴趣的孩子开了补习班（免费的，只要有兴趣就可以上），每周二个晚上上课直到9点多。后来我和别人说起时有人不相信，但我记得我得的第一个奖状就是小学三年纪的数学竞赛奖（因为纪律不好，大人们最在意的三好学生奖从小到大一次没得过，所以这是我平生第一张奖状，时间绝不会记错），第二个奖是小学4年纪参加武汉市数学竞赛得了第八名（除我外，进入前十名的都是五年纪学生，这个记忆也绝对没错）。那时的数学题有很多是和生活、生产有关的，比如计算某生产大队有多少亩地，工厂的产量等，学习是件很有乐趣的事情。我记得小学三年纪老师就教我们用代数解决问题了，在数学竞赛时我也用过代数。　　每个学期，我们小学都会组织几次务农学习。那时设计院后面就是郊区，我们经常去积绿肥，还去附近的公社（好象叫洪山公社）插过秧，了解过沼气池的工作原理，也去过武钢看工人如何生产，我还记得第一次看到出钢水时的震撼。　　寒暑假，设计院会组织学生参加“护卫队”，每人一个红缨枪，红缨枪都是自己做的。晚上大人加班，小孩子就像模像样地训练、巡逻，大人们也不会担心我们的安全问题。寒暑假的作业好象不太多，我们有很多时间去玩，或看小儿书（连环画）或做科学小制作。我还记得大院里的一个大哥哥做了个太阳能炉灶，像个倒立的大伞，可以烧开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