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KURAKI SAKURA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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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后想10秒 你会受益匪浅 有一对兄弟,他们的家住在80层楼上。有一天他们外出旅行回家,发现大楼停电了!虽然他们背着大包的行李,但看来没有什么别的选择,于是哥哥对弟弟说,我们就爬楼梯上去!于是,他们背着两大包行李开始爬楼梯。爬到20楼的时候他们开始累了,哥哥说:“包包太重了,不如这样吧,我们把包包放在这里,等来电后坐电梯来拿。”于是,他们把行李放在了20楼,轻松多了,继续向上爬。    他们有说有笑地往上爬,但是好景不长,到了40楼,两人实在累了。想到还只爬了一半,两人开始互相埋怨,指责对方不注意大楼的停电公告,才会落得如此下场。他们边吵边爬,就这样一路爬到了60楼。到了60楼,他们累得连吵架的力气也没有了。弟弟对哥哥说,“我们不要吵了,爬完它吧。”于是他们默默地继续爬楼,终于80楼到了!兴奋地来到家门口兄弟俩才发现他们的钥匙留在了20楼的包包里了。    有人说,这个故事其实就是反映了我们的人生:20岁之前,我们活在家人、老师的期望之下,背负着很多的压力、包袱,自己也不够成熟、能力不足,因此步履难免不稳。20岁之后,离开了众人的压力,卸下了包袱,开始全力以赴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就这样愉快地过了20年。可是到了40岁,发现青春已逝,不免产生许多的遗憾和追悔,于是开始遗憾这个、惋惜那个、抱怨这个、嫉恨那个.就这样在抱怨中度过了20年。到了60岁,发现人生已所剩不多,于是告诉自己不要在抱怨了,就珍惜剩下的日子吧!于是默默地走完了自己的余年。到了生命的尽头,才想起自己好象有什么事情没有完成.原来,我们所有的梦想都留在了20岁的青春岁月。
法家 春秋时期,诸侯势力渐盛,建立在氏族血缘基础上的贵族宗法制度开始瓦解,维护宗法社会等级秩序的礼乐也逐渐失去其统摄力量。周王室虽是名义上天下君王,但诸侯各自为政,欲成为当代霸主,于是富国强兵,就成为春秋战国学术的主旋律。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颇具影响的一个学派,如果说儒、墨在春秋战国时期是思想学术的"显学",那么,法家当时则是在政治上独步天下。 现代的学者描述传统政治的特点,有几种说法:儒表法里,儒法互补,儒道互补。这可见法家对历代王朝的巨大影响。《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谈将其列为六派之一,《汉书·艺文志》中刘歆将其列为九流之一。法家代表人物—— 法家人物有管仲、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韩非等人。 主要代表有两人,一位是李斯(?--公元前208年),战国时楚人,拜荀子为师;另一位是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约公元前280年--前233年),战国时韩人,也师从荀子,口吃。法家著作—— 法家的文献流传至今的主要有《管子》(作者不只一人,系战国至汉代间人托管仲之名而编撰)八十六篇,今存七十六篇。《商君书》(为商鞅及其后学者的著述合编)二十九篇,今存二十四篇。为韩非所著(或有少部分他人的著作混入);《韩非子》(为韩非所著,或有少部分他人的著作混入)五十五篇,今俱存
《韩非子·大体第二十九》 古代能够全面把握事物的整体和根本的人,了望天地的变化,观察江海的水流,顺应山谷的高低,遵循日月照耀、四时运行、云层分布、风向变动的自然法则;不让智巧烦扰心境,不让私利拖累自身;把国家的治乱寄托在法术上,把事物的是非寄托在赏罚上,把物体的轻重寄托在权衡上;不违背自然常规,不伤害人的性情;不吹开毛发来求小疵,不洗去污垢来察隐秘;不拉到准绳的外面,也不推到准绳的里面;对法禁以外的事情不苛刻,对法禁以内的事情不宽容;把握恒定的道理,顺应自然的规律;祸和福产生于是否遵守客观法则和国家法度,而不是产生于主观上的喜爱和厌恶;荣誉和耻辱的责任在于自己,而不在于他人。所以,治理得最好的社会,法制好比早晨的露水那样纯洁质朴而不散漫,人们的心里没有积聚难解的怨恨,人们的口中没有愤愤不平的言论。所以,车马没有远途奔跑的劳累,旌旗没有兵败大泽的纷乱,民众不会因为外敌侵犯而丧命,勇士不天折在将军的战旗之下;英雄豪杰不把名字记录在图书上,不把战功铭刻在盘盂上,国家编年的史册无事可记。所以说,没有比政令清简的好处更大的了,没有比天下太平的福遂更久的了。让匠石长寿千年,拿着钩子,看着规矩,弹好墨线,而修整泰山;让孟贲、夏育带利剑,去治理民众;他们尽管能在技巧上用尽力气,又能特别长寿,但泰山仍然得不到修整,民众仍然得不到治理。所以说,古代统治天下的人,不让匠石用尽技巧来毁坏泰山山体,不让孟贲、夏育用尽威力来伤害万民情性。依据普遍法则,全面把握法度,君主就能享受安乐、大奸就会停止作恶。淡泊闲静,来顺应然法则,来把握事物的整体和根本。所以能使人没有触犯法令的罪过,能使鱼没有离开水面的祸害。正因如此,所以天下很少有行不通的。 上面如果不是有辽阔的天,就不能覆盖整个世界;心胸如果没有大地那样宽广,就不能负载万物。泰山对土石没有好恶之心,所以能够形成它的高大;江海对细流不加选择,所以能够形成它的富有。所以君子要像天地那样遍覆毕载而使万物齐备,要像山海那样不立好恶、不择小助而使国家富强。君主没有忿怒引起的毒害,臣民没有因积怨造成的祸患,君主和臣下都归真返朴,把道作为归宿。所以长远的利益积聚了,巨大的功业建立了,名望树立于生前,恩德流传于后世,从而达到治理国家的最高境界。 原文: 古之全大体者:望天地,观江海,因山谷,日月所照,四时所行,云布风动;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属轻重于权衡;不逆天理,不伤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难知;不引绳之外,不推绳之内;不急法之外,不缓法之内;守成理,因自然;祸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爱恶;荣辱之责在乎己,而不在乎人。故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纯朴不散,心无结怨,口无烦言。故车马不疲弊于远路,旌旗不乱乎大泽,万民不失命于寇戎,雄骏不创寿于旗幢;豪杰不著名于图书,不录功于盘盂,记年之牒空虚。故曰:利莫长乎简,福莫久于安。使匠石以千岁之寿,操钩,视规矩,举绳墨,而正太山;使贲、育带干将而齐万民;虽尽力于巧,极盛于寿,太山不正,民不能齐。故曰:古之牧天下者,不使匠石极巧以败太山之体,不使贲、育尽威以伤万民之性。因道全法,君子乐而大奸止。澹然闲静,因天命,持大体。故使人无离法之罪,鱼无失水之祸。如此,故天下少不可。 上不天则下不遍覆,心不地则物不毕载。太山不立好恶,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择小助,故能成其富。故大人寄形于天地而万物备,历心于山海而国家富。上无忿怒之毒,下无伏怨之患,上下交顺,以道为舍。故长利积,大功立,名成于前,德垂于后,治之至也。
《韩非子·观行第二十四》 古代的人,眼睛看不见自己,所以用镜子照着观察面孔;才智不足以认识自己,所以用法术来修正自己。因此镜子没有照出毛病的罪过,法术没有暴露过失引起的怨恨。眼睛离开镜子,就不能修整胡子眉毛;人们离开法术,就不能辨别是非。西门豹性情急躁,所以佩带柔韧的皮带来提醒自己从容;董安于性情迟缓,所以佩带绷紧的弓弦来鞭策自己敏捷。所以用多余补充不足;用长的接续短的就叫做英明的君主。 天下有三种定数:一是智者也有办不成的事情,二是力士也有举不起的物件,三是勇士也有战不胜的对手。所以即使有唐尧的智慧,却没有众人的辅佐,大功就建立不起来;有乌获的力气,却得不到别人帮助,也不可能自己举起自己;有孟贲、夏育的勇猛,却没有法术作为保障,仍不能总是取胜。所以形势总有不具备的,事情总有办不成的。所以乌获以千钧为轻而以自身为重,不是他的身体比千钧重,而是形势不允许。离朱易于看清百步之外的毫毛,却难以看到自己的盾睫,并非百步近而眉睫远,而是条件不允许。所以明君不因乌获不能自举而为难他,不因离朱不能自见而刁难他。顺应可获成功的形势,寻找容易成功的条件,所以力少而功名成。季节有盛有衰,事情有利有害,万物有生有死,君主对这三种变化表现出喜怒之颜色,那么忠贞人士就会离心离德,聪明的人就会摸到君主底细了。所以明君观察别人,而不让别人观察自己。明白唐尧不能单独成功,乌获不能举起自己,孟责、夏育不能胜过自我,运用法术则观察臣下行为的道理就尽在其中了。原文:古之人目短于自见,故以镜观面;智短于自知,故以道正已。故镜无见疵之罪,道无明过之恶。目失镜,则无以正须眉;身失道,则无以知迷惑。西门豹之性急,故佩韦以缓已;董安于之心缓,故弦统以自急。故以有余补不足,以长绩短,之谓明主。 天下有信数三:一曰智有所有不能立,二曰力有所不能举,三曰强有所有不能胜。故虽有尧之智而无众人之助,大功不立;有乌获之劲而不得人助,不能自举;有贲、育之强而无法术,不得长胜。故势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故乌获轻而重其身,非其重于千钧也,势不便也。离朱易百步而难眉睫,非百步近而眉睫远也,道不可也。故明主不穷乌获以其不能自举,不困离朱以其不能自见。因可势,求易道,故用力寡而功名立。时有满虚,事有利害,物有生死,人主为三者发喜怒之色,则金石之士离心焉。圣贤之朴深矣。古明主观人,不使人观己。明于尧不能独成,乌获之不能自举,贲育之不能自胜,以法术则观行之道毕矣。
《韩非子·难一第三十六》 一 晋文公准备和楚军作战,召来舅犯询问说:“我准备和楚军作战,敌众我寡,怎么办?”舅犯说:“我听说,讲究礼仪的君子,不嫌忠信多;战场上兵戎相见。不嫌欺诈多。您还是使用欺诈手段罢了。”文公辞退舅犯,又召来雍季问道:“我准备和楚军作战,敌众我寡,怎么办?”雍季回答说:“焚烧树林来打猎,能暂且多猎取些野兽,以后必定再猎不到野兽;用欺诈的手段对待民众,暂且能得到一时的利益,以后民众就不会再上当了。”文公说:“好。”辞退了雍季。文公用舅犯的谋略和楚军作战,结果打败了敌人。回来后用封爵行赏,先赏雍季而后赏舅犯。群臣说:“城濮的胜仗,靠的是舅犯的计谋。采用了他的计谋,却把他摆在后面,行吗?”文公说:“这不是你们能理解的。舅犯的主张是权宜之计,雍季的主张才是符合长远利益的。”孔子听到后说:“晋文公称霸是完全应该的啊!他既懂得权宜之计,又懂得长远利益。” 有人说:雍季的回答没有针对文公的提问。凡是回答问题,要根据问题的大小缓急而作相应的回答。提的问题博大。却用狭小事理去回答,明君是不能接受的。现在文公问的是“以少敌众”,回答却是“以后一定不再上当”,这不是针对问题作出的回答。再说,文公也不懂得权宜之计,又不懂得长远利益。打仗如果取胜,就会国家安全,君位稳定,兵力强盛,威势确立,即使以后能出现同样情况,也不会比这次胜利获益更大的了,还担心什么长远利益不来呢?打仗如果不胜,就会国家危亡,兵力削弱,君主身死名灭,想免除眼前的灾难都来不及,哪有时间去等待长远利益呢?期待长远利益,在于今日战胜敌军;今日的胜利,在于对敌人使用欺诈手段;欺诈敌人,不过是为了长远利益罢了。所以说,雍季的回答没有针对文公的提问。再说文公又没有理解舅犯的话。舅犯所说“不嫌欺诈多”的话,不是指欺诈民众,而是指欺诈敌人。敌人,是要讨伐的国家,以后即使不再上当,又有什么损害呢?文公之所以先赏雍季,是因为他有功吗?然而用来战胜楚国打败楚军的,却是舅犯的计谋。是因为雍季说得好吗?然而雍季说“以后不再上当”,这表明他并没有讲出什么正确意见。舅犯则已经兼有功劳和正确的意见。舅犯说:“讲究礼仪的君子,不嫌忠信多。”忠诚,是用来爱护下属的;信义,是用来不欺骗民众的。已经注意到既爱护下属又不欺骗民众,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话呢?但他之所以一定主张采用欺诈手段,因为这是战争汁谋。舅犯前有正确的言论,后有战胜的功劳,结果,舅犯兼有二功却排在雍季后面,雍季没有一点功劳却排在前面受赏。“文公称霸不也是很应该的吗?”正表明孔子是不懂得正确行赏的。 二 历山一带的农民相互侵占田界,舜到那里种田。一年后,各自的田界都恢复了正常。黄河边的渔夫相互争夺水中高地,舜到那里打鱼,一年后,大家都礼让年长的人。东夷的陶工制出的陶器质量粗劣,舜到那里制陶,一年后,大家制出的陶器很牢固。孔子赞叹说:“种田、打鱼和制陶,都不是舜的职责,而舜前去干这些活,是为了纠正败坏的风气。舜确实仁厚啊!竞能亲自吃苦操劳而使民众都听从他。所以说,圣人的道德能感化人啊:” 有人问儒者说:“当此之时,尧在哪里?”儒者说:“尧在做天子。”“既然这样,孔子说尧是圣人又该如何解释呢?圣人处在君位上,明察一切,会使天下没有坏风气。如果种田的、打鱼的没有争执,陶器也不粗劣,舜又何必用道 德去感化他们呢?舜去纠正败坏的风气,又证明尧有过失。认为舜贤,就是否定尧的明察;认为尧圣,就是否定舜的德化:不可能二者都对。楚国有个卖矛和盾的人,夸他的盾说;‘我的盾最坚固,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刺穿它。’又夸他的矛说;‘我的矛最锐利,没有什么东西刺不穿的。’有人说:‘拿你的矛来刺你的盾,会怎么样呢?’卖矛和盾的人就无法回答了。不能被刺穿的盾和没有什么刺不穿的矛,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现在尧和舜不能同时称赞,是同上面讲到的矛和盾不能同时存在有着同样道理的。再说舜纠正败坏的风气,一年纠正一个过错,三年纠正三个过错。像舜一样的人为数有限,人的寿命有限,而天下的过错却没有休止;以有限的寿命对待没有休止的错误,能纠正的就很少了。赏罚能使天下人必须遵行,命令说:‘符合条令的赏,不符合条令的罚。’法令早上下达,过错傍晚就纠正了,法令傍晚下达,过错第二天早上就纠正了;十天之后,全国都可以纠正完毕,何苦要等上一年?舜还不据此说服尧让天下人听从自己,却要亲自操劳,不也是没有统治办法吗?况且那种自身受苦感化民众的做法,是尧、舜也难以做到的;据有势位而纠正臣民的做法,是庸君也容易做到的。要想治理天下,放弃庸君都容易成功的方法,遵行尧、舜都难以实行的办法,是不能说他懂得治国之道的。”
《韩非子·难势第四十》 《韩非子·难势第四十》白话译文 作者:新法家 来源: 最后修改于:2006-1-28 7:12:26 点击开始打印 --------------------------------------------------------------------------------页面地址是:http://www.xinfajia.net/article.asp?articleid=1122 -------------------------------------------------------------------------------- 本文先设为尚贤的学者对于慎到势治学说的问难,接着是韩非对于这问难的问难,很有战国策士的雄辩风采。尚贤者悬尧、舜为高标,以尧、舜之治明任贤之功。韩非则把任贤等同于任尧、舜,而尧、舜不世出,治乱又如救饿,故治国不待贤。况且贤与势如冰炭,于是任势自然必须舍贤――无疑,是说亦不免为“两末之议”也。正如文末韩非有云:“良马固车,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远,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又云:“治也者,治常者也;道也者,道常者也。”(《忠孝》)若以中智之贤者易尧、舜,然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何如? 慎到说:飞龙乘云飞行,腾蛇乘雾游动,然而一旦云开雾散,它们未免就跟蚯蚓、蚂蚁—样了,因为它们失去了腾空飞行的凭借。贤人之所以屈服于不贤的人,是因为贤人权力小、地位低3不贤的人之所以能被贤人制服,是因为贤人的权力大、地位高。尧要是一个平民,他连三个人也管不住;而桀作为天子,却能搞乱整个天下:我由此得知,势位是足以依赖的,而贤智是不足以羡慕的。弓弩力弱而箭头飞得很高,这是因为借助于风力的推动;自身不贤而命令得以推行,这是因为得到了众人的帮助。尧在平民百姓中施行教化,平民百姓不听他的;等他南面称王统治天下的时候,就能有令则行,有禁则止。由此看来,贤智不足以制服民众,而势位是足以使贤人屈服的。 有人责难慎到说:飞龙乘云,腾蛇驾雾,我并不认为龙蛇是不依托云雾这种势的。虽说这样,但舍弃贤才而专靠权势,难道就可以治理好国家吗?那我可是从来没有见过。有了云雾的依托,就能腾云驾雾飞行,是因为龙蛇天生资质高;现在同是厚云,蚯蚓并不能腾云,同是浓雾,蚂蚁并不能驾雾。有了厚云浓雾的依托,而不能腾云驾雾飞行,是因为蚯蚓、蚂蚁天生资质低。说到夏桀、商纣南面称王统治天下的情况,他们把天子的威势作为依托,而天下仍然不免于大乱的缘故,正说明夏桀、商纣的资质低。 再说慎到认为尧凭权势来治理天下,而尧的权势和桀的权势没有什么不同,结果桀把天下扰乱了。权势这东西,既不能一定让贤人用它,也不能让不贤的人不用它。贤人用它天下就太平,不贤的人用它天下就混乱。按人的本性说,贤的少而不贤的多,如果用权势的便利来帮助那些扰乱社会的不贤的人,这种情况之下,用权势来扰乱天下的人就多了,用权势来治理天下的人就少了。权势这东西,既便于治理天下,也有利于扰乱天下。所以《周书》上说:“不要给老虎添上翅膀,否则它将飞进城邑,任意吃人。”要是让不贤的人凭借权势,这好比给老虎添上了翅膀。夏桀、商纣造高台、挖深池来耗尽民力,用炮格的酷刑来伤害民众的生命。桀、约能够胡作非为,是因为天子的威势成了他们的翅膀。假使桀、纣只是普通的人,还没有开始干一件坏事,早就被处死了。可见权势是滋长虎狼之心、造成暴乱事件的东西,也就是天下的大祸害。权势对于国家的太平或混乱,本来没有什么固定的关系,可是慎到的言论专讲权势能用来治理天下,他的智力所能达到的程度是够浅薄的了。 良马坚车,让奴仆驾驭就要被人讥笑,而让王良驾驭却能日行千里。车马没有两样,有的达到日行千里,有的却被人讥笑,这是因为驾车的灵巧和笨拙相差太远了。假如把国家当作车,把权势当作马,把号令当作缰绳,把刑罚当作马鞭,让尧、舜来驾驭天下就太平,让桀、纣来驾驭天下就混乱,可见贤和不贤相差太远了。要想跑得快走得远,不知道任用王良;要想兴利除害,不知道任用贤能;这是不懂得类比的毛病。尧、舜也就是治理民众方面的王良。
《韩非子.说难》 大凡进说的困难:不是难在我的才智能够用来向君主进说,也不是难在我的口才能够阐明我的意见,也不是难在我敢毫无顾忌地把看法全部表达出来。大凡进说的困难:在于了解进说对象的心理,以便用我的说法适应他。进说对象想要追求美名的,却用厚利去说服他,就会显得节操低下而得到卑贱待遇,必然受到抛弃和疏远。进说对象想要追求厚利的,却用美名去说服他,就会显得没有心计而又脱离实际,必定不会被接受和录用。进说对象暗地追求原利而表面追求美名的,用美名向他进说,他就会表面上录用而实际上疏远进说者;用厚利向他进说,他就会暗地采纳进说者的主张而表面疏远进说者。这是不能不明察的。 事情因保密而成功,谈话因泄密而失败。未必进说者本人泄露了机密,而是谈话中触及到君主心中隐匿的事,如此就会身遭危险。君主表面上做这件事,心里却想借此办成别的事,进说者不但知道君主所做的事,而且知道他要这样做的意图,如此就会身遭危险。进说者筹划一件不平常的事情并且符合君主心意,聪明人从外部迹象上把这事猜测出来了,事情泄露出来,君主一定认为是进说者泄露的,如此就会身遭危险。君主恩泽未厚,进说者谈论却尽其所知,如果主张得以实行并获得成功,功德就会被君主忘记;主张行不适而遭到失败,就会被君主怀疑,如此就会身遭危险。君主有过错,进说者倡言礼义来挑他的毛病,如此就会身遭危险。君主有时计谋得当而想自以为功,进说者同样知道此计,如此就会身遭危险。勉强君主去做他不能做的事,强迫君主停止他不愿意停止的事,如此就会身遭危险。所以进说者如果和君主议论大臣,就被认为是想离间君臣关系;和君主谈论近侍小臣,就被认为是想卖弄身价。谈论君主喜爱的人,就被认为是拉关系;谈论君主憎恶的人,就被认为是搞试探。说话直截了当,就被认为是不聪明而笨拙;谈话琐碎详尽,就被认为是罗嗦而冗长。简略陈述意见,就被认为是怯懦而不敢尽言;谋事空泛放任,就被认为是粗野而不懂礼貌。这些进说的困难,是不能不知道的。 大凡进说的要领,在于懂得粉饰进说对象自夸之事而掩盖他所自耻之事。君主有私人的急事,进说者一定要指明这合乎公义而鼓励他去做。君主有卑下的念头,但是不能克制,进说者就应把它粉饰成美好的而抱怨他不去干。君主有过高的企求,而实际不能达到,进说者就为他举出此事的缺点并揭示它的坏处,而称赞他不去做。君主想自夸智能,进说者就替他举出别的事情中的同类情况,多给他提供根据,使他从我处借用说法,而我却假装不知道,这样来帮助他自夸才智。进说者想向君主进献与人相安的话,就必须用好的名义阐明它,并暗示它合乎君主私利。进说者想要陈述有危害的事,就明言此事会遭到的毁谤,并暗示它对君主也有害处。进说者称赞另一个与君主行为相同的人,规划另一件与君主考虑相同的事。有和君主污行相同的,就必须对它大加粉饰,说它没有害处;有和君主败迹相同的,就必须对它明言掩锦,说他没有过失。君主自夸力量强大时,就不要用他为难的事去压抑他;君主自以为决断勇敢时,就不要用他的过失去激怒他;君主自以为计谋高明时,就不要用他的败绩去困窘他。进说的主旨没有什么违逆,言辞没有什么抵触,然后就可以充分施展自己的智慧和辩才了。由这条途径得到的,是君主亲近不疑而又能畅所欲言。伊尹做过厨师,百里奚做过奴隶,都是为了求得君主重用。这两个人都是圣人,但还是不能不通过做低贱的事来求得进用,他们的卑下一至于此!假如把我的话看成像厨师和奴隶所讲的一样,而可以来纳来救世,这就不是智能之士感到耻辱的了。经过很长的时间,君主的恩思泽已厚,进说者深入谋划不再被怀疑,据理力争不再会获罪,就可以明确剖析利害来成就君主的功业,直接指明是非来端正君主的言行,能这样相互对待,是进说成功了。 从前郑武公想讨伐胡国,故意先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胡国君主来使他快乐。然后问群臣:“我想用兵,哪个国家可以讨伐?”大夫关其思回答说:“胡国可以讨伐。”武公发怒而杀了他,说:“胡国是兄弟国家,你说讨伐它,是何道理?”胡国君主听说了,认为郑国和自己友好,于是不再防备郑国。郑国偷袭了胡国,攻占了它。宋国有个富人,下雨把墙淋塌了,他儿子说:“不修的话,必将有盗贼来偷。”邻居的老人也这么说。到了晚上,果然有大量财物被窃。这家富人认为儿子很聪明,却对邻居老人起了疑心。关其思和这位老人的话都恰当,而重的被杀,轻的被怀疑;那么,不是了解情况有困难,而是处理所了解的情况很困难。因此,绕朝的话本是对的,但他在晋国被看成圣人,在秦国却遭杀害,这是不可不注意的。 从前弥子瑕曾受到卫国国君的宠信。卫国法令规定,私自驾驭国君车子的,论罪要处以刖刑。弥子瑕母亲病了,有人抄近路连夜通知弥子瑕,弥子瑕假托君命驾驭君车而出。卫君听说后,却认为他德行好,说:“真孝顺啊!为了母亲的缘故,忘了自己会犯别罪。”另一天,他和卫君在果园游览,吃桃子觉得甜,没有吃完,就把剩下的半个给卫君吃。卫君说:“多么爱我啊!不顾自己口味来给我吃。”等到弥子瑕色衰爱弛时,得罪了卫君,卫君说:“这人本来就曾假托君命私自驾驭我的车子,又曾经把吃剩的桃子给我吃。”所以,虽然弥子瑕的行为和当初并没两样,但先前称贤、后来获罪的原因,是卫君的爱憎有了变化。所以被君主宠爱时,才智就显得恰当而更受亲近;被君主憎恶时,才智就显得不恰当,遭到谴责而更被疏远。所以谏说谈论的人不可不察看君主的爱憎,然后进说。 龙作为一种动物,驯服时可以戏弄着骑它;但它喉下有一尺来长的逆鳞,假使有人动它的话,就一定会受到伤害。君主也有逆鳞,进说者能不触动君主的逆鳞,就差不多了。
《韩非子·定法》 发问的人说:“申不害、公孙鞅,这两家的言论哪家对治国来说更急需?”回答的人说:“这是不能估计的。人不吃饭,十天就死,严寒之极,不穿衣服也会死。按说衣服、食物对人来说哪一样更急需呢?那么这是不能没有一样的,它们都是供养生命的用品。现在申不害谈论术,而公孙鞅制定法。术,就是根据能力而授予官职,依照名分而贵在求得实效,就是生杀的权柄,考核群臣的才能,这是君主掌握的。法,就是由官府制定政令,刑罚条例一定要深入民心,奖赏恪守法律的人,而惩罚触犯法律的人,这是臣子要遵循的。君主没有术,就会在上面被蒙蔽;臣子没有法,就会在下面作乱,这是不能没有一样的,法与术都是帝王统治的工具。” 发问的人说:“仅仅有术而没有法,或是仅仅有法而没有术,这都是不可以的,为什么呢?”回答的人说:“申不害,是韩昭侯的辅佐。韩国,是从晋国分出的国家。晋国的旧法没有废止,而韩国的新法又产生了;晋国国君的政令尚未收回,而韩国国君的政令又下达了。申不害不掌握国家的法律,不统一国家的政令,违法事件就会多。因此人们认为过去的法律从前的政令有利,就照旧的办理;认为新近的法律后面的政令有利,就照新的办理。获利在于旧的新的法令彼此相反,前后矛盾,那么申不害即使不断地要韩昭侯用术,奸臣还是有狡诈的辩解之辞。因此依托强大的万乘之国韩国,十七年也没达成霸王之业,原因是虽然在上面用了术,而法在官府中没有得到整饬产生了祸患。公孙鞅治理秦国,设立告发和连坐的制度而责求它的实效,把居民组成什与伍的单位,实行一家有罪,同时受罚的制度,奖赏丰厚而诚信,刑罚苛重而坚定,所以民众努力劳作而不休息,追赶敌人时危险也不退却,因此秦国国富而兵强。但是没有用术去探知奸情,那就会用国家的富强来资助臣子而已。到秦孝公时,商鞅死了,秦惠王即位,秦国的法律没有败坏,而张仪却拿秦的国力牺牲在从韩国、魏国谋取私利上。秦惠王死后,秦武王即位,甘茂又拿秦的国力牺牲在从周国谋取私利上。秦武王死后,秦昭襄王即位,穰侯魏冉越过韩国、魏国向东攻打齐国,打了五年秦国也没增加一尺土地,而魏冉竟得了陶邑作为他的封地。应侯范睢攻打韩国八年,那汝水以南的地方成了他的封地。从这以后,在秦国被重用的那些人,都是应侯、穰侯之类的人。因此战争获胜,大臣就尊贵起来;增加了领土,私人的封地就建立起来,原因是君主没用术了解奸情。商鞅即使不断地整饬他的法令,臣下反而利用了它的帮助。因此凭着强大秦国的力量几十年也没有达成帝王之业,原因是法令虽然在官府中整饬了,而君主在上面没有术而产生祸患。” 发问的人说:“君主采用申不害的术,而官府推行商鞅的法,行吗?”回答的人说:“申不害对术不精通,商鞅对法不精通。申不害说‘治政不可逾越官职,即使知道本职之外的事情也不说’。治政不可逾越官职,说这是恪守职责是可以的;知道本职之外的事情也不说,这就叫错了。君主用全国民众的眼睛来看,所以看得最清楚;用全国民众的耳朵来听,所以听得最清楚。如果知道了也不说,那么君主的视听还靠什么做凭借呢?商鞅的法令说‘砍敌军一颗人头给一级爵位,想做官的可做年俸五十石的官;砍敌军两颗人头给两级爵位,想做官的可做年俸一百石的官。’官职爵位的升迁与砍敌军人头的功劳相当。如果有法令说:‘砍下敌军人头的让他做医生、工匠’,那么房屋就建不成,病也好不了。工匠,是靠手的技巧;医生,是靠调和药剂。可是用砍敌军人头的人来做,那就同他们的技能不相当。治理官事,需要智慧才能;砍敌军的人头,靠的是勇力的施展,如果用勇力的施展来治理需要智慧与能力的官事,那就是用砍敌人头而立功的人来做医生、工匠。因此说:申不害、商鞅二位在法于术上,都没有达到尽善的境界。”
一个台湾大学校长的演讲 台湾校长高震东的演讲!这是一篇让我受益非浅的帖子!强烈推荐 台湾有这么一所学校,学生年龄在15-18之间,每年三千多学生中,因违反校规校纪被校方开除的二、三百人。学校没有工人,没有保卫,没有大师傅,一切必要工种都由学生自己去做。学校实行学长制,三年级学生带一年级学生。全校集合只需3分钟。学生见到老师七米外要敬礼。学生没有寒署假作业,没有一个考不上大学的。这就是台湾享誉30年以道德教育为本的忠信高级工商学校。在台湾各大报纸招聘广告上,经常出现"只招忠信毕业生”字样。 以下是校长高震东在国内的讲演: 同学们,你们说“天下兴亡”的下一句是什么?(台下声音:“匹夫有责”)——不,是“我的责任”。如果今年高考每个人都额外加10分,那不等于没加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于大家无责。“匹夫有责”要改成“我的责任”,我是这样教我的学生的。所以说,现在我们大陆教育办得不好,是我高震东的责任,只因为这样,我才回祖国专门举办道德方面演讲。(掌声)“以天下兴亡为已任”是孟子思想。 禹是人,舜是人,我也是人!他们能做到的,我为什么不能呢? “天下兴亡,我的责任”,唯有这个思想,我们的国家才有希望。我们每个学生如果人人都说:学校秩序不好,是我的责任;国家教育办不好,是我的责任;国家不强盛,我的责任……人人都能主动负责,天下哪有不兴盛的国家?哪有不团结的团体?所以说,每个学生都应该把责任拉到自己身上来,而不是推出去。我在台湾办学校就是这样,如果教室很脏,我问“怎么回事?”假如有个学生站起来说:“报告老师,今天是32号同 学值日,他没有打扫卫生”。那样,这个学生是要挨揍的。在我的学校,学生会这样说:“老师,对不起,这是我的责任”,然后马上去打扫。灯泡坏了,哪个学生看见了,自己就会掏钱去买个安上,窗户玻璃坏了,学生自己马上买一块换上它——这才是教育,不把责任推出去,而是揽过来。也许有些人说这是吃亏,我告诉你,吃亏就是占便宜,这种教育要牢牢记在心里,我们每个中国人都要记住! 学校更应该训练学生这种“天下兴亡,我的责任”的思想。校园不干净,就应该是大家的责任。你想,这么大的一个校园,你不破坏,我不破坏,它会脏吗?脏了之后,人人都去弄干净,它会脏吗?你只指望几个工人做这个工作,说:“这是他们的事。我是来读书的,不是扫地的。”——这是什么观念?你读书干什么?读书不是为国家服务吗?眼前的务你都不服,你还能为未来服务?当前的责任你都不负,未来的责任你能负吗? 水龙头漏水,你不能堵住吗?有人会说:“那不是我的事,那是总务处的事。”这是错误的。一般人最坏的毛病是这样:打开水龙头后,发现没水,又去开第二个,第二个也没有,又去开第三个——这样的学生,在我学校是要被开除的!连举一反三都不懂,第一个没水,第二个会有吗?你就没想到水会来吗?人无远虑怎么能行?作为一个干部,作为一个人,都要想到后果,后果看得越远的人,越是一个成功的人。一个只管眼前,不顾将来的人,不是一个好干部,不是一个有用的人。水管不关,来了水后让它哗哗哗满池子去流,仍不去关注:“反正是国家的水,不是我的自己的!”——浪费国家的,就是“汉*”!你为什么浪费国家的水?你为什么浪费国家的资源?我每天洗脸都为国家省一盆水,一年省多少水,你算算,你们学校六千多学生,每个每天节省一盆水,一年省多少水?省水就是省电,就是节省国家资源。爱国可有两种,一种是积极爱国,一种是消极爱国。积极爱国是为国家创造财富,消极爱国是为国家节省财富。国家用那么多百姓的民脂民膏来供你读书,你还浪费国家的财富,你良心在?你上大学都如此,怎么能期望于中学生、小学生呢?怎么能期望于一般老百姓呢?你高级知识分子都不爱国,怎么能让老百姓去爱国呢?从自己身边做起,我们国家才有希望——这就是“天下兴亡,我的责任”积极负责的道德观念,这就是道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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