邑个好人 邑个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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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痛进来 大家不要误会这个“黑”字,我所说的“黑”牙医是现在我国存在很多的有着祖传的或者是在很早学艺的,但是没有取得“执业医师许可证”的牙科医生。 我国允许牙医自己开业最早开始于1983年,因为牙科不像外科、内科等,只需要很小的场地,一二个助手就可以工作了。目前在我国18%牙医独立自主经营,而国外为80%~90%,中国口腔医生十分紧缺,1985年每10万人群只有一个牙医,1995年5~6万人一个牙医,2005年2.5万人拥有一个。在美国1个牙医服务1000个病人,日本每个牙医服务约800人,从以上的数据来看,我国的牙医市场在今后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在1983年国家为了规范口腔医疗市场,把很多的牙科医生统一考试,考核,但是各个地方不一样,很多的地方都按着一定的比例发放了执业医生许可证,但是有些地方因为市级医院的口腔科医生的刁难,大都数没有发放,可以说正规祖传的牙科基本上很少拿到医师证的。而以前因为口腔科属于五官科,所以只要是医院里的医生和口腔挂上钩的,都发了执业医师证书。而多年以后,不管是看什么的?都可以正儿巴经的挂牌“**口腔诊所”营业,而我们这些“祖传”的“黑”牙医们就成了不正规的了。随着医疗机构改革的实行,对于我们这些没有执业医师证的“黑”牙医们都面临着关门大吉。 其实中国实行的这些政策是好的,但是真正的对下面的机构实行起来就千百样了,每个地方实行的政策都不一样:有些地方可以聘请执业医师座诊的;有助理医师就可以正常开业的;挂名开业的;开连锁的,可以说眼花缭乱。一朋友说过,其实啥都是假的,关键只要你上面有人,没证都照开。这句话我真信,因为我们这边太多了。上次好像看过张震康教授在答一记者问时说过:“广东地区有很多知名的“祖传”牙医,世代相传的技术和手艺在市民中很有口碑,但实际上他们并未拥有现行牙医独立营业资格,“像这类情况应引导‘名医’们培训教育完参加国家考试,拿到执照即可正规营业。”为什么广东地区就可以,而我们这些地方不行呢?取缔不正规的,存在隐患的诊所是在所难免的,但对于只要一项不符合规定的就取缔,我想不是一个明智之举。 现在口腔医疗市场面临着很多的考验,不仅是人员的缺乏,收费混乱,关键是技术和手艺的欠缺,我们可以从“牙齿修复”上看出来,很多的牙医现在根本不会做传统的一些技术了,取而代之的都是加工厂里制作。只要是对口腔专业知道的医生都明白,对于少量局部的牙齿(针对活动义齿)只要确定了咬合还是可以的,但对于大局部,全口的牙我想就不用我多说,调合是一件多么难的事情了。且不说价格的问题,让患者要吃多少苦头才能适应一副牙齿。 “黑”牙医的路何去何从?
关于现在全县镶牙关门你们怎么看? 全县去了一名之外全部关门了,下面是我转的。我的父亲是一名“工匠式”的农村牙医,所谓“工匠式”指的是父亲他不是毕业于正式的医科院校,而是跟着师傅以“手艺”的方式学得了这门求生的技能。父亲20几岁就跟着师傅学习“镶牙”,如今已从业二十余年,在当时的农村人看来,这个谈不上是医学,所以他们都称父亲是“镶牙的”,有时还充满了鄙夷与不屑。在这条路上,父亲走得非常辛苦,由于人们的贫穷和不理解,父亲几次停业外出打工,然而又不断地重拾旧业,想要干好这项自己喜欢而又造福乡邻的工作。一直以来,牙医在乡村的诊所里根本是不存在的,如果没有像父亲这种“镶牙的”,村民们想要镶牙拔牙都只能到县城医院里去,这样又费时又费钱,大多数人都难以承受。 岁月流逝,时代变迁。这些年来,农村人对于牙齿的美容和健康可以说是越来越重视了,父亲的“镶牙馆”也稍微有了些起色,他引进了综合治疗台和X光机等在农村看来较为先进的设备,也开始接触烤瓷牙等比较高端的修复体。父亲做事十分小心谨慎,二十几年从未出过任何问题,价格也非常公道,人们津津乐道于父亲的技术和服务,纷纷介绍身边的亲朋好友来爸爸的“镶牙馆”,然而即使这样,大家仍然不觉得这并不关乎医学,只是“镶牙”而已。爸爸的收入增加了,不再为我上大学的费用发愁了,心情也变好了,然而随之而来的对“职业助理医师”资格的认证和“打击非法行医”彻底地改变了这看似顺利的一切。 应该说,相关部门是立足“以人为本”这个基本方针的,在制定了“严厉打击非法行医”的政策以后也下了大力气落实这项工作。于是,像父亲一样没有“执业医师”或“职业助理医师”资格证的农村牙医不可避免地被划分到“非法行医”的领域,执行的方法是就地取缔,关门大吉。父亲傻眼了,他确实没有“执业医师证”,他也想考到这个资质,然而,即便是他能够重新拾起书本,学习理论知识,难倒51岁的他可以重新去上学,求得一个基本的中专学历吗?何况家里的唯一经济来源就是父亲的收入,何况还有我这样一个女儿要读研究生要找工作要买房。父亲急了,他不知道怎么办,让他去从事其他的行业,年过半百重新来过,谈何容易?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生活憧憬面临着瞬间倾塌的危机。 然而危机不是他一个人的,千千万万的农村牙医在这样的政策和局势面前应该说都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还有更多的农村百姓,如果这样的乡村牙科诊所全部被取缔,那么城镇医院必然会迎来巨大的患者群体,不谈因此带来的服务迟缓,单是那高额的就诊费用,老百姓就几乎无法负担,“打击非法行医”本是为老百姓做好事的“兴民”之举,这样看来在一些方面未必不会引发他们就医的困境。很多乡亲们都提到过,如果父亲的“镶牙馆”关门了,他们就再也镶不起牙了。 牙科是一个十分特殊的医疗行业,其他的医学科别很少分出来开办一个专门的小诊所,而牙科诊所确实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所在。农村牙医更是一个十分特殊的医疗群体,可以说,离开了他们,农村的牙病患者将很难解决问题,或者因为年老经不起长途汽车折腾,或者因为没钱进不了大医院,他们只能忍着牙病或牙痛。对于“打击非法行医”,我没有任何异议,这是利民之举,然而对一刀切的打击方式却不能苟同,或许这需要用更科学和柔和的方式来进行吧! 为此,我也上网查阅了一些相关的资料。网友丁俊峰说:“现在的行医体制是:有助理医师以上的职称者才能行医,否则视为非法行医,将受到相关法规的处罚。所以乡镇村医们为了行医合法化,走上了职业医师考试的道路。结果是经过一而再、再而三的考试,绝大多数乡村考生们都没有过关,纷纷倒在考试的关隘下。最主要的原因是:1、职业医师考试是全国(或全省)统一命题统一考试统一划分录取,在这样的同一条起跑线上,乡村医生怎能考过大医院的大学生医师呢?2、考试费用过高,每年考试两次(面试和笔试),所有费用加起来约二千元。由于都是个人负担,考了几年就有些承受不起了。乡村医生考职业医师非常难,没有职业医师证行医又不受法律保护,所以乡村医务人员行医时的压力非常大,这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允许回避的社会问题。我的建议是对乡镇卫生院及村医们实行统一考核考试,但降低分数录取;或者统一考核考试但降低考核考试难度,并降低考试费用。” 网上还有一篇报道:“乡村医生生存状况调查之四:资质转轨遇冷”,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乡村医生“有心无力”。他们反映,首先是因为考试难度很大,村医没有时间和精力脱产准备考试。……辽宁省太平镇太平村村医于春福说:“我考过执业医师,技能过了,但理论考试一直没过。得半脱产学习才行,但我们哪有时间学习呀。”在调查地区,未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的乡村医生中,参加过1次考试的占16.17%,参加过2次及以上的占9.58%。调查显示,目前全国村卫生室中执业(助理)医师占村卫生室人员的比例只有约10%,仍有接近90%的乡村医生面临行医资质过渡问题。更严重的问题是,根据调查显示,有56.7%的乡村医生甚至不具备报考执业(助理)医师考试的中专学历要求,西部地区达到64.98%。在学历水平为初中及以下的乡村医生中,近一半年龄在55岁及以上。 无奈的现实导致2010年乡村医生资质转变的目标没能实现。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只能采取更为现实的做法,从基础做起,对乡村医生进行学历教育和岗位培训。同时,针对这一情况,卫生部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禄生表示,乡村医生资质过渡采用“一刀切”的办法有待商榷。他建议按照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对乡村医生安置一批、招考一批、淘汰一批。“对于年龄在五六十岁的老乡医,让他们通过考试转公不现实。这部分人占总人数的20%,不到20万人,合情又合理的办法是国家拿出一部分资金让他们退休,使他们稳妥地退出医疗卫生行业。对剩下的70万名中青年乡医,实行严格的考试办法。对于不具备基础理论知识和基本操作技能的乡医,以考试形式逐步淘汰。” 父亲没有受聘于乡村卫生所,但是也同样缴纳着国家税收,在执业(助理)医师资格确认和“严厉打击非法行医”之前,应该说是受到国家承认的。然而,如果说其他的乡村医生可以通过“基础培训”或者降低考试难度和考核标准的方式来拿到合法资质,为什么不可以给像父亲一样有着十分纯熟的实践操作经验和良好服务理念的乡村“镶牙的”一个更为合理的过渡方式呢?比如通过专门的实践测验和理论培训给他们一个基本的从业资格,定期地进行检查和考核,使他们一步步地完成向合法的“职业医师”转化。 诚然,这只是我作为一个大学生的浅见,有些牢骚也难免偏颇,只是渴求相关部门能够审时度势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更加合理的方式落实这“以人为本”的合理政策,能够惠及更多的像父亲一样年过半百却遭遇职业困境的乡村牙医和更多难以承担高额诊费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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