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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世好贴之《三国韬略--利害论》 东汉王朝失去对于全国的有效控制之后,群雄竞起,逐鹿中原,最后归结为曹操、刘备、孙权三大集团的鼎足而立,长期对峙。三国的决策者们根据自身的利益,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如何趋利避害,壮大自己,削弱对方,夺取胜利,成了智囊们密切关心的问题。 可以说,三国时代韬略家们的一切行动,都是围绕利害二字进行。“谋者,所以远害就利也。”(《吴子兵法·图国第一》)无利不谋,一切权谋活动,实质上都是谋取利益的活动。文韬武略,是谋求利益的重要手段。在生死存亡、成败祸福等重大利害关系上,韬略的巨大价值便被凸现出来,严峻的政治、军事、外交斗 争转化、上升为韬略水准高下、韬略人才多寡、韬略艺术优劣的斗争。而韬略家们的一切努力,也始终不离利害问题。他们对利害问题的认识、运用以及为利害转化所作出的种种方案,经过握有实权的各派人物采纳之后。对社会现实产生了重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在纷纭复杂的三国时代,能够高瞻远瞩、洞若观火、认识利害、权衡利弊,对于本集团的发展是极为重要的。《孙子兵法》讲:“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尽知用兵之利也。”(《作战篇》)“通于……利者,知用兵矣。”(《九变篇》) 利有大小之分.害有轻重之别。三国时代的韬略家们与一般人相比,他们更多地注重于集团利益、潜在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而后者则关心个人利益、现实利益、眼前利益、局部利益。敌对的集团为了争取最大的利益,避免任何损失,就加大韬略对抗的力度与强度,将力的拼搏转化为智的较量,因为智的较量 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利益的损耗和患害的产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三国时代的韬略家才找到了用武之地,得到各大集团统治者的赏识和器重。这一特点,同时也使三国的形势变得奇谲险恶,变幻莫测。 在认识利害的层面,三国韬略家们大都具备卓越的目光。 早在东汉朝廷派遣张温统帅大军西征时,孙坚即已发现董卓的桀傲不驯,违抗皇命,建议立即诛杀,以免养虎遗患。张温缺乏见识,优柔寡断,迁就董卓,不予处理。这是公元185年发生的事。结果到了公元191年,董卓早已大权在握,以张温与袁术秘密联合为借口,将张温在闹市中用乱棒打死。张温不识害,故有祸 患。 公元219年,魏讽阴谋袭击邺城,但因组织不严密,未充分认识到事态的困难程度,结果被同伙告密,而遭诛灭。蜀大将军费祎遇刺,吴诸葛恪回师被杀,姜维轻动兵革,急功近利等等,均疏于防范,而防范的目的正在于防害、防祸。举三国韬略凡衷倩外露、轻信别人、结怨树敌、功高震主、得意忘形、自以为是……都容易造成祸害,带来灾难,费祎遇刺之前,张嶷写信指出问题,劝戒他加强戒备,费祎不听,祸殃及身。诸葛恪危难关头不听腾胤之谏,轻敌无识,成了孙峻的刀下之鬼。姜维出征不止,谯周作《仇国论》加以讥刺讽谏。只是智囊的意见未被主事者采纳,以致灾难立至,身败名裂。 相反,主事者与韬略之士的认识一致,就能趋利避害,前途光明。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行屯田以积军粮,均是采纳谋士之计,夺得了大利,取得了主动。诸葛亮劝刘备注重荆州、益州之地,为蜀国奠下了大基。孙权防患于未然,及时平定东南暴动……都因深知其利,而受其益。 两利相权从其重,两害相衡趋其轻。指陈祸福,权衡利弊,往往作为三国韬略家的重大使命。因为这在实质是保证决策的最优效益。决策包含了三个层面的内涵,一是寻找决策机会,二是发现可行方案,三是选择最优方案。选优是最大限度地趋利避害。韬略家们以其深邃的见解,从利害的两极比较出发,打动决策者,使决策者根据趋利原则行动,保证决策的正确性。 公元227年,魏明帝大兴土木,修建宫室。王朗以“民充兵强,戎寇宾服”为理由,劝谏魏明帝不要在民众贫困之际进行,以免出现内忧外患的不利局面。与魏明帝相反,吴主于公元247年修缮建业宫时,能注意到百姓疾苦,采用拆运武昌宫砖瓦木材的作法,不加重民众负担。视民利弊,加以决策。河内郡太守王匡起兵讨伐董卓,为了增加自己的威严,实施严刑重罚,常林以为和是胜利的保障,不讲恩德,亡将立至,何有大功,正是这种利害相较,使得王匡改弦更张,有所收敛。牵招奉命出使乌丸,以利害大义晓喻峭王,争取他在曹操征讨袁谭的战争中保持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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