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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真实的纯粹的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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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托尔尼诗选 斯托尔尼诗选 阿尔韦西娜·斯托尔尼(1892—1938),阿根廷著名女诗人。 我就是那朵花 一个太阳 我就是那朵花 你的生命是一条大河,滔滔地奔流; 在你的岸边,我美好地生长,不为人所见。 我就是那朵隐藏在灯心草菖蒲草里的花, 你的滋养是怜悯,然而也许你从未看我一眼。 你涨水时拖走了我,我在你的怀里死去; 你干涸时我就逐渐逐渐地枯萎在泥潭里。 但是我将会重新美好地生长, 当你滔滔地奔流的美好日子又再来临。 我就是那朵迷失的花,生长在你的岸边, 我是那么谦卑沉静,在所有的春天。 王央乐 译 一个太阳 我的心仿佛一个神,没有舌头, 默默无声地在期待着奇迹; 我爱过许多,一切的爱都已干枯, 一切的爱都知道自己的贫乏。 我爱过,甚至要哭,甚至要死; 我爱得几乎要恨,几乎要疯, 但是我在期待着某种自然的爱, 能够使我新生,能够使我解脱。 把我变成了沙漠的爱, 也使我长出了敏感的枝条; 我是根子活跃的一片树林, 只有叶丛才会变得枯萎。 他在哪里,我的愿望所渴想的人? 难道我的枝条在他的眼里已经凋零? 庸俗的阻碍,枯黄的叶丛, 与滋养它的忠诚树干多么不同。 黑暗的精灵,从黑暗中 爆裂出火焰的精灵,它在哪里? 啊,如果它的爱把我的世界燃起了火, 我将奔腾而起,犹如一条大河。 他在哪里,以他的爱拥抱我的人? 应该让他带来他的智慧的伟大真理…… 我在生活里收集一块又一块的冰, 我需要一个太阳,把我晒镕。 王央乐 译
苏联时代的地下百万富翁 “有时候一个短短的镜头可以清晰地照亮漫长的一段历史。我回忆起1964年莫斯科市法院的一个刑事案,被告是一些被人们称为‘地下商人’的人,镜头如下: 苏联革命前造的一幢杂乱的十一间房子的楼房,是一个典型的莫斯科公共公寓,住有七户人家,好几十口人,只有一间厨房,一间浴室。那是住工人、医生、工程师家庭的那种地方。大厨房里有七张桌子,两架煤气灶,妇女们轮流在上面做饭,没有秘密可言,谁家吃什么,谁家买了什么,大家都知道。也许是这样。 也许是这样。七户人家中的一户,户主是一家小袜厂的工长,他们家同公寓里的其他六家相比,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邻居们见到他的妻子用最便宜的东西在做饭:奶油薄併,六个戈比一块的现成的肉併子,还有土豆,有时候用点碎肉末做汤。但是邻居们可没有看到,这家人家在人们睡着之后,把这些饭菜倒入厕所里冲掉,或者扔入垃圾桶内。邻居们也不知道工长家住的两间房间中的较小的那间后屋里,在桌子底下藏着的电热器上准备了另外一顿饭。桌子用一块长桌布盖得严严实实,菜肴都是最贵、最难搞到的东西。邻居们一点也不知道这个工长家的冰箱里塞满了他们没人买得起的山珍海味:熏鲢鱼、鱼子和鲟鱼。 工长一家关起门来吃饭,桌子上放着两种饭菜:一种是在厨房里众目暌睽下做的饭菜,另一种是在后屋里做的。吃饭的时候一听到有人敲门,好菜立刻飞快从桌子上撤下藏到后屋去。一直到这个工长被逮捕了。苏联的侦查员传讯这些邻居时,他们才知道这个经常穿旧衣服和蹩脚鞋子的寒酸工长是一个百万富翁,一个工厂的厂主,他的年收入比公寓里其他六家的工资加起来的总和还要高。 地下工厂遍布全国 人人知道苏联政府垄断了一切生产资料,经营私有企业是犯罪。但是令人惊奇的现实是,苏联有许多赚高额利润的私人企业。事实上,一个私人掌握的工厂网分布在全国,这些工厂制造出价值几亿,甚至几十亿的货物。 不能指望苏联的私营企业在中暗中制造机器或者汽车,但在衣着、鞋子等项目方面足以同国营企业相匹敌。它的主要竞争手段是赶时髦,款式变化得快,生产的效率高。国营工厂要改变产品式样往往要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而私营企业不受此限制。 在苏联,这种顽强做生意的本能是很惊人的;私营企业道路上的重重障碍,严酷处罚甚至判死刑的威胁都抑制不了这些人的冒险。经营地下企业很筒单但又很冒风验。一个私营企业就设在一个国营工厂同一个屋顶下,用的同一个招牌,同国营工厂并存,因为只有在这种伪装下它才能存在。在这种共生的关系下,国营工厂按国家计划制造产品,这些产品记载在厂方的账本上而且通过商业渠道出售,这些产品之为“注册”商品。同时,这同一个厂也制造根本不在任何文件上登记的商品,用地下工厂的切口说,它们是“旁门“商品。 旁门商品同官方商品一样,由同一行设备制造,由同一个人操纵并监督,只不过是由某些拥有、出售这些商品从中牟利的人来供应原料和偿付劳动代价而已。全国有成千上万家这种旁门工厂生产针织品、鞋子、太阳镜、手提包、西方流行音乐录音带和诗多消费者需要的其他热门货。 地下企业中心包括苏联的许多大城市:莫斯科、敖德萨(现属乌克兰)、里加(现今拉脱维亚首都)、第比利斯(现今格鲁吉亚首都)等。这些中心间的商业往来和个人接触是这样地频繁紧密,可以说一个拥有几十家工厂和几乎全国性销售网的地下公司和家族系统,同官方的国家系统同时并存。 格莱曾伯格家族 起先,格莱曾伯格起家是格莱曾伯格三兄弟,其次,他们是犹太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三兄弟复员了,回到莫斯科后,发现自己不能指望靠复员军人资格找到好工作,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苏联的党和政府机构里的重要工作不准犹太人担任。即使是犹太工程师也难以在工业界找到工作。 原作者回忆说: 艾布拉姆·格莱曾伯格,一个魁梧的人,一举一动充满自信。他大约七十岁,拥有两家制造针织品和内衣的工厂,每年可收入几十万卢布,侦查员估计他几年下来积累的资金有三百万卢布,这个人文化虽然低,但是天生机智,有一套处事本领,有一次,我问他:“你为什么不在十年前就退休,还要继续去冒险”这个多年来手坐牢甚至死亡威胁的人奇怪地看着我,甚至有些责难的说:“难道你不懂么,你真的认为我要钱?我要的是性命!我的性命就是我的事业。” 格莱曾伯格兄弟三人就搞起了地下企业,他们用五千卢布退伍金弄到了一家生产人造皮革提包的一个车间。 他们是天才的商人,短短几年之内他们的公司拥有至少十家工厂制造人造皮革、人造革制品和各种人造纤维产品。这样大规模的经营当然逃不过莫斯科“反盗财部”(反对非法盗用社会主义财产部)的注意。反盗财部是苏联警察同经济犯罪作斗争的帮手,事实上,反盗财部早已掌握了这一情报,也设立了格莱曾伯格公司的特别档案。 那么,为什么一直格莱曾伯格兄弟没有任何事情?原因很简单,每月,格莱曾伯格兄弟公司都会‘孝敬’反盗财部的头面人物们五千到一万卢布。 直到有一天,反盗财部的一名低级官员把这一消息透露给《消息报》的一名记者,记者仔细查阅格莱曾伯格兄弟的资料。这样一来,反盗财部的官员们没办法挽救三兄弟了,连警告他们转移钱财都来不及了。于是,‘反盗财部’的一个头头用苏联的所罗门方式决定:(1)在反盗财部的档案中抽调有牵连的档案。(2)抛出格莱曾伯格兄弟中最招摇的,最年轻的拉萨尔,牺牲他。因为他的花花公子派头太招摇——他有二十四套西装,他在‘大剧院’跳芭蕾舞的老婆有阔绰的行头。 审讯拉尔的第一天,法院里人山人海,以争睹百万富 翁为快。拉萨尔・格菜曾伯格是个约莫四十来岁、相貌端正、满头白发的高个子,双手反绑着在两个卫兵的挟持下押进法庭。因为在战争中失掉了腿安装了假脚,走起路来一一颠的,还和蔼地向观众中的亲友们打招呼。法庭判他在管理严酷的集中营里关十五年。他听了判决后,同样镇静地走出了法庭。一条腿的人是不可能在这样的集中营里活十五年的,关了七年之后他死在那里了。 巴赫老头 巴赫家族是莫斯科重要的地下家庭公司里的佼佼者,规模大,财产多。该族最老的成员是族长伊萨克・巴赫,革命前,在他父亲的公司里尝到合法商业的甜头。革命后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私有企业允许存在,他经商的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巴赫父子日用百货妇女内衣商店座落在莫斯科库兹尼斯基桥大街,是当时全市最时髦最华贵的商店之一。但是新经济政策很快把私营公司取缔了,把它的头头发配到索洛维夫斯基岛上的集中营去了。
说一说为什么日本能改革成功 ,而大清不行 清朝的戊戌变法大家也都知道,以变法领导者康有为和梁启超逃亡国外而告终。 那为什么日本成功了,而我大清失败了呢? 很简单,日本地缘破碎,没有华北平原、关中平原这样绝对优势的地缘板块,关东平原、浓尾平原、近畿平原三足鼎立,加上山地丘陵多,地方小水系发达,遍地诸侯,日本从无中国式中央集权的可能,一直豪族共治,社会结构和西欧更像,深谙妥协退让,各家联合之道。 这是日本西化改革成功的重要基础。 明治维新在中央内部实现藩阀共治,利用工业化成就对社会形成整体专制,才能改革成功。 日本分权制的传统和西欧封建制演化来的近代理念是不谋而合的,二者地缘结构都很破碎,没有绝对优势板块,所以社会结构非常近似。 地理和幕府制度的限制 就注定日本不可能有中央集权。 而大清却不一样,君主牢牢把握着权力 而君主立宪制择意味着他们要放下手中的一部分权利。 对于意识到权利美好的皇帝来说,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百日维新会失败,守旧者守旧,掌权者不愿放权,旧贵族把持着权,财,兵,以及愚不可及的民心。 所以,百日维系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 但它的失败不是毫无意义的,它为后继者们照亮了前方的路。 一如巴黎公社之与苏联和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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