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qiang8341的个人资料

把水中的碱去掉，就没有水藻了。我这个缸是24厘米热弯缸改的，没有水草泥，没有二氧化碳，底砂是细火山石，小背滤，水草是普通水草。看一个缸的水好不好，只需看看鱼缸上边有没有水碱印，带白水碱印的鱼缸，水草多半是半死不活的，而且到处是水藻。我推荐用草酸来降低ph值，为什么呢？性价比高，草酸很便宜，买高纯草酸粉，放困水桶中几勺，放24小时后，水桶底就有白色沉淀物，这就是水中的碱性物质被草酸中和后的沉积物，取水桶上边的清水倒入鱼缸一些，就可以改养水质。时间长了就没藻了。

去藻从整治水质开始水里氨氮高，加上ph高，就易生藻，鱼便与水草腐烂后导致水中氨氮过高，过滤无法滤去溶入水中的氨氮，要用一些有吸附功能的工具，如活性炭、蛋白棉、色母片，我一般用色母片、蛋白棉，每星期用色母片与蛋白棉放过滤盒中六个小时改善水质，水中氨氮降下来，还要适当降低ph值，适当加些草酸改善ph。这样下来水质清清，才适合水草生长。

水草不长，各种藻疯长，是水质问题水草不长，各种藻就疯长，不是缺肥，光照强也是次要的，换水加黑壳虾也不解决问题，而是鱼缸水ph值太高，就是碱性水，把ph值降下来，全都解决，现在有的水草泥就含有酸性物质，本质就是降ph，水草长的好与其肥力无关，而是酸在起直接作用。大家可以对比试试，用草酸加水中，一样降低ph值，如何用草酸，详细见我以前发过的贴子。我认为水草泥就是商家在收割智商税。

自来水加草酸，不仅降ph值，而且不长藻。

无水草泥开缸，火山石铺底，水草也挺好吧自来水加点草酸，不长藻也无水碱了，ph值降到7.2，水草生长快。

探索降低鱼缸ph值的有效方法北方水硬，不适宜南方水草。我鱼缸里水很清，但ph值平时8.6至8.8，最高竟然达到9.3。尝试各种方法如放盐与软水树脂都不见效。最后尝试用草酸，用高纯草酸放困水桶里，一定要少加，实测ph值，水里产生化学反应，产生钙盐类白色粉末，导致水体白色混浊，净置24小时，水中钙盐沉淀了一部分在桶底，用水勺轻轻取水，取水桶上部分的较清部分放鱼缸中，鱼缸每次加不超四分之一。初进鱼缸水有点混，但过几个小时会正常的，现在我鱼缸ph值已稳定在7.3左右。

改造下喂食管，避免鱼粮四散污染水体。用个冰激淋玻璃杯代替原来的小食盆，就解决了鱼粮飞散的难题。

为什么中药产地多来自于四川及云南呢？如果神农氏创立中国医学，那中药品种应该主要产自河南，而现在中药多数品种及产地在四川周边及云南等地。间接说明中国西南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如果研究中医古药方，看看产地主要在哪里，就能证明三星堆是什么位置了。

南亚人的眼睛与三星堆相似

俄乌战争上，德国猎豹坦克终结了伊朗小摩托的神话，德国制造扬名德国的武器装备还是好使，前不久德国援助乌克兰的猎豹防空坦克，在俄乌战争上表现的非常优异，乌克兰希望德国能再援助几辆，就是不要钱，免费送几辆。德国总理已经同意了乌克兰的请求，首先自己的武器被对方夸奖，他早已经开心的合不拢嘴，加上德国早期对待俄罗斯的政策和俄乌战争初期德国的暧昧态度，如今德国打算重新加入反俄阵营，他当然需要在实际行动中有亮眼的表现。再说说这款猎豹防空坦克，他的设计和配置简直是为应对俄乌战争而生的。自带防空雷达，可以搜索十五公里外的空中目标，对多个目标进行精准的跟踪和打击。它可以打击悬浮飞机、无人机、武装直升机，总之除了喷气式飞机，都是它菜单上的肉。实战是检验武器是否有效的唯一标准，平时说得多么天花乱坠也没用。而且武器之间的生生相克是实在是没办法，前些日子的伊朗简易无人机，被网友们戏称为小摩托，在俄乌战争上大放异彩。由于低廉的价格和简单的生产工艺，在乌克兰的领空满天飞，而乌克兰防空导弹数量有限，而且成本相差巨大，一枚防空导弹击落一架伊朗小摩托，乌克兰亏死，如果不打，人家就到处乱炸加上随意侦查。后来猎豹防空坦克的出现，暂时解决了小摩托的麻烦，因为猎豹能打下小摩托，而且使用的炮弹相比起来要便宜的多，所以可以称之为小摩托克星，如今唯一的问题就是数量有限，如果可以把猎豹应用到乌克兰全境，那么小摩托完全会成为历史。如今的乌克兰战场有一个典型的作用就是为军工企业试验新式武器提供场景，武器好不好用只有实战之后才知道，这应该是乌克兰人民的悲哀吧。

泽连斯基：乌克兰已从美国获得了先进的防空系统中新网9月26日电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9月25日接受采访时表示，乌克兰已经从美国获得了先进的防空系统。

藏族的“抛哇” 藏族的丧葬习俗有很多是来自于古老原始苯教，“抛哇”就是其中之一，病人断气后，立刻请咒师或者修过密宗的喇嘛，举行“抛哇”仪式，抛哇：灵魂之意，俗世的人死后，在头上刺一小孔，让灵魂尽快离开死者的躯体。拉萨东北部的直贡提寺活佛，以“抛哇”法术闻名整个藏区。每年六月羊尔岗寺的“噶殊节”，活佛专门举行“抛哇青波”典礼。据说当他击掌并呼唤三声“呸”之后，成千上万前来膜拜的信徒，头盖骨上都将同时出现一个小孔，他们死后，不必再请咒师和喇嘛超度，灵魂便可以通过头上的小孔升入天堂，或轮回进入善趣，即转生为人、神或阿修罗。如果不经过“抛哇”仪式。灵魂从屁眼脱离躯体，只能在地狱、饿鬼、畜牲三恶趣中轮回，那是非常可怕的。在出土的三星堆青铜像，头骨正面的小方孔，可能就是远古的“抛哇”仪式。

西藏的木神之绳西藏最早的七位赞普是遣往人间的神仙，传说他们白天留在人间，夜间重新登天。等到“死亡”时，他们也会最终登上天界，这种登天要通过攀天光绳来实现，这根光绳被称为木神之绳，它实际上是一种彩虹，从人的头上一直通向天，逝去的赞普的身体也会融合在其中。 “天赤七王”能回归天庭，可是见诸史端的。藏文史料里有大量关于光绳的记载，例如《柱间史》记载：“所谓‘天赤七王’，…他们每人头顶都有一束叫做‘天绳’的白色光芒，当他们寿终升天时，便足下生辉，腾空而去，没有尸骨留下来，传说天赤七王的陵墓都在天界。”[2] 另一部藏文史料《汉藏史集》也记载：“聂赤及后裔等七位，合称“天赤七王”。以上诸王，具有发光的天绳，当儿子能骑马时，父王就用发光的天绳返回天空，犹如彩虹一样消失，不留遗骸在人间。”[3]

“下土方”观念与华夏文明的“降落”模式作者徐江伟大禹是“三代”之首夏王朝的创建者，关于其所从来地，《诗经·商颂·长发》说得明白：“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他来自一个居高临下，可以俯视“下土方”的地方。注意，三代统治者皆有奇怪的“下土方”的观念！三代皆有“下土方”观念《诗经》中的“洪水”都不是降雨引起的水灾，而是指“天水”或曰“神水”。古羌藏语把“天神”叫作“hong”，正是“洪”的原始本义，故帝王之死也叫“薨”（hōng）。 “敷”（fū）的本义是施加、给予。郑笺注曰：“正四方，定诸夏。”也就是军事征服、改朝换代。古人是用下泄的洪水来比喻夏禹部族不可阻挡的军事征服，与水灾没有任何关系。但后来，此“洪水”被儒家演绎成了一个“大禹治水”的故事流传，正是传统文明史的荒诞之处，或曰中国历史的悲哀。华夏文明起源过程中的古帝先王都是原始苯教背景，他们对各种自然力都充满了敬畏，游牧民族对自然之水更是充满了崇拜，绝不会产生“治水”的冲动，并且，凭当时人的简陋工具，根本就没有可能对黄河之水进行“堵”或者“疏”，历史记载一再表明，夏禹的行为都是关于征服的军事行动，而不是关于水利的土木工程。这个“下土方”中有夏禹部族民族背景的信息，因为这是藏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藏人延续至今的思维方式和表达习惯。青藏高原上的地名都是用上、下来标识的，其次是前、后，藏人不习惯用左、右来标识，也不习惯用东、西、南、北之类的方位命名。这应该与他们生活的地理环境有关。青藏高原被重重大山深沟分隔着，他们夏天放牧在高山之上，冬天就回到谷底避寒，要么居于高处，要么居于低谷，左右与方位都是不重要的。他们这种表达习惯应该还与原始苯教密切有关，在苯教观念里，天地万物都要分出高低贵贱，否则一切都将得不到安宁。“高”就是尊贵，因为离天神更近，“下”就是低贱，因为被踩在了脚下。藏语的“上”也读作“yar”，正是“尭”（尧）的读音的来源。藏语“上”又叫“stod”，吐蕃之“吐”是也，吐蕃就是“最上等的蕃族”的意思。藏语“高原”叫“吐萨”；藏语“西藏”叫“吐拉”，都有“上”的意思在里面。藏语的“尧”“吐”也指“河流的上游”，例如，把日喀则以西地区叫作“吐”（stod），称那里的藏人为“吐巴”（stod-pa），因为青藏高原东低西高，雅鲁藏布江自西向东地流。苯教对冈底斯山和玛旁雍错的崇拜，亦与它们处在的位置有关，在青藏高原的最“上部”。藏语把“东”叫作“下”（ཤར་拼音转写xhar），因为青藏高原的东缘就是落差达到三、四千米的成都平原。藏语的“东”就是由“下”转义而来的。祁连山位于青藏高原的东北缘，山下是一片雪山滋润的丰茂草原，匈奴语叫“夏尔塔拉”，意为“下部之草原”，这是相对于青海湖周边草原而言的，这两大草原一上一下，海拔相差约三千米。这“匈奴”与“羌”原本就是同一回事，当还活动在青海湖周边的时候通常叫“羌”，下到祁连山脚就叫“匈奴”了。历史上“夏尔塔拉”始终是匈奴单于的牙帐驻扎地。也就是说，青藏高原上的古代游牧民族，不管是从哪一条路径下来，都会有一种从高天飞落的感觉，军事征服一旦成功，他们都会产生天神下凡般的自豪感，这是高原环境和宗教观念双重作用的结果。当然，古人没有“海拔”的观念，这是近代才有的，更不知道自己来自“世界屋脊”，但他们可以通过河水的流向得知到达之地高还是低，得知他们在走一条下降之路，越走故乡就变得越高，就像云朵在高天一般，一种“降落”的感觉便会产生出来。下土方之“方”是会意字，甲骨文、金文都画成“刀”与“弓”的结合体，与“国”同义。这个“下土方”就指当时青藏高原东部长江流域分布着的大大小小的世袭王国，洪流所到之处要么称臣，要么被消灭，没有第三种选择。青藏高原深处的游牧民族顺流而下，到长江流域建立奴隶制王国的情形，并不是从夏禹才开始的，考古显示，如此情形在史前时代就已经开始。这些统治者都有相同的宗教背景，他们说的可能也是同一种语言，如此才会有“诸夏”之称，就是“众多的夏王国”的意思，他们早已存在，有的可能已经存在了数百甚至上千年，这时他们都以夏禹为“天子”了，成了夏王朝臣属，须定时纳贡，他们之间的尊卑位次也被重新排过，一个新的“礼制”体系产生出来。夏禹最后是达到了“奄有下土”的地步，对此除了持续不断的征服之外不会有其他途径。通过某种土木工程建立巨大帝国的例子，世界历史上也找不出来。希望通过“治水”赢得民心，被拥戴，登上王位，这只是儒家的一种空想，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掩盖真实的历史。夏禹很可能死并葬在了浙江绍兴的会稽山，那里是真正的江南水乡，没有记载他在那里有“治水”行为，古籍只说他在会稽山上祭天以号令诸侯，有“白部大人”拒绝来陪祭，大禹发兵击杀之，“其骨节专车”，用他的骨头来装饰自己的战车，这是征服行为，与治水毫无关系。夏禹又称“戎禹”，以“戎”自称在青藏高原上依然存在，就是“嘉绒”藏族。《礼记・王制》：戎人“被发皮衣，有不粒食者。”夏禹既然是游猎民族出身，自然不喜欢定居，更不可能为不熟悉的农耕到处去“治水”。更为重要的是，有“下土方”观念的不只有夏禹部族，从三皇五帝到商、周、秦，几乎都有这种观念。《尚书·舜典》：“帝釐下土方，设居方。”疏云：“帝舜治理下土诸侯之事，为各于其方置设其官，居其所在之方而统治之。”《山海经·海内经》：“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尚书·周书·金縢》：“（武王）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尔子孙于下地。”《诗经》中，以“上天”对“下土”的诗句更是常见，例如，《国风·邶风·日月》：“日居月诸，照临下土……日居月诸，下土是冒。”《大雅·下武》：“成王之孚，下土之式。”《鲁颂·閟宫》：“奄有下土，缵禹之绪。”《小雅·小旻》：“旻天疾威，敷于下土。”都是这样以“上天”指称祖先所从来地，用“下土”称自己的世袭封土。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古帝先王都是从青藏高原上迁徙下来的，否则，就不会有这种奇特的地理观念。世居平原地区的农耕定居民族怎么可能产生这种观念？笔者以为，从极为遥远的史前时代起，就有古羌藏类游牧民族从青藏高原深处涌出，向长江中下游地区迁徙，所到之处建立奴隶主王国，此情此景构成了华夏文明起源过程中数千年不变的图景！冷兵器时代有一个规律：自然条件越优越的地方越不可能产生强大的征服力量，自然条件越优越就越难逃被征服、被奴役的命运。比如，气候温暖，植皮茂盛的长江中下游地区，那里的土著人只需稍加努力多垦殖一点，土地上多付出一点劳动，就有吃的了，再不济，去湖浜浅滩中摸螺拾蚌也能对付很长一段时间，不至于饿死。如此，他们怎么可能产生远徙的冲动，怎么可能举族踏上生死未卜的迁徙征战之路？再比如，南中国热带丛林地区，物产如此丰饶，随处采一点香蕉之类的果子吃就不会饿死，更无冻毙之忧，那里的土著人怎么可能产生决绝的勇气，走上血腥残酷的杀伐之路？农耕定居民族都不喜欢挪动，否则在原有土地上付出的劳动将付之东流，平时积累的生存经验将一无用处，故他们喜欢安定。这些都注定了他们在与游牧民族的对抗中几乎没有胜算。笔者称之为“自然条件的制约”或曰“自然资源的诅咒”。如此情形在人类的冷兵器时代一直延续着，直到步入火枪时代才戛然而止，从此一切都逆转了！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大型国家的出现，贵贱等级的极大分化，是人类文明起源的唯一途径。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古文明是在单一民族中自发产生出来的，民族奴役、继而民族融合，就是人类文明起源的共同规律。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真实。这些都基于人性，基于人类从弱肉强食动物世界走来的前提条件。甘南夏河县境内的“十”字符古城。古城建在夏河流经的台地上，无法考证建于何时，但唐初肯定已经存在。它的奇特之处是城郭外形就是一个代表征服的“十”字符，这个符号在马家窑文化彩陶上就已常见。古城不远处就是著名的桑科草原。注意“夏河”这个地名，亦叫“桑（商）曲”，说明这里可能曾是夏禹部族的大本营所在，后又成了商汤部族的大本营。青藏高原上的史前人类活动遗迹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青藏高原是一片寒冷荒凉、空气稀薄、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土地，但近代考古显示，在遥远时代情况并非如此。今天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已经形成共识：这片广阔高原在人类的史前史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今年11月30日，中国科学院发布“重大科研成果”，题为《四万年前人类就登上了青藏高原》，文中说，经过多年的调查发掘，在藏北的羌塘高原深处发现一处具有原生地层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已命名为“尼阿底遗址”，海拔4600米，发掘证实4万年前人类就已经在这样的高海拔地区生活。这是一处规模宏大，石制品分布密集，地层堆积连续的古人类活动遗存，刷新了人们对青藏高原历史的认知。羌塘高原尼阿底遗址的地理位置。藏语把“北方”叫作“qiong”，羌塘就是“北方草原”的意思，此地现在是荒漠地带，成了无有放牧的无人区。尼阿底遗址地表下1.7米发现的古人类制作的石器。属于一种独特的制作技术，代表着石器技术的一个高峰，由于特征鲜明对古人类迁徙具有识别作用。同样特征的石器在内蒙古东部、西伯利亚、西亚、欧洲都有大量发现。尼阿底遗址发掘现场古人类学家认为，人类的发源地在非洲，人类曾数次走出非洲，之后就遍布了欧亚大陆。但有一个问题悬而未决，走出非洲的时候是猿人还是现代人？他们已经在多大程度上完成了类人猿向现代人的进化过程？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代人类的历史，有证据支持的不到2万年，成系统的活动遗迹也就1万年左右。这个一万年最是关键，就是人类文明起源、发展的全过程。人类文明的起源应与气候环境的改变有关，这有逻辑的合理性，因为人类本身就是自然的产物，是一种在自然环境的倒逼中进化而来的生灵，人类文明的突然起源必与气候环境促使有关，不可能是人类自发自主的结果。由于阿尔泰游牧民族的活动与华夏文明的起源密切相关，笔者曾这样推测，他们应该有过一个共同的“祖地”，这应该是一块很大的陆地，能提供了他们上万年的分化、发展时间，否则，就很难解释他们的行为方式、心理特征以及语言为什么如此相似，如此类同。这个地方在哪里？笔者以为，只有青藏高原最是符合作为“祖地”的各种条件。首先，这个“祖地”要足够的大。因为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对此可以从猕猴习性中得到印证。人类没有虎豹那样的獠牙和利爪，无法单独抵御猛兽的攻击，在自然界中，要想与猛兽为邻，生存下来，唯一办法是群居，利用群体的智慧和力量来对付猛兽。古人类即使不断繁衍，扩大了分布的范围，也不会离得太远，必以一个中心为依托，分散在周围。这就注定他们不会轻易离开“祖地”。这就要求“祖地”足够大，青藏高原是足够大的。其次，必须能给出一个分离的契机。这就是青藏高原的适时抬升，或者是雪线的突然下降。这会使气候环境发生巨大的改变，变得日益严酷，可供生存的范围越来越小，各种血缘集团间为争夺生存空间的斗争就会越演越烈。这些都会促使他们在生存方式、社会形态上都发生进化，以适应随时要战斗，永远在征战的状态。为解释生死存亡现象，原始苯教将随之产生。在争夺战争中失败了血缘集团，只能向外迁徙，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华夏文明起源的“契机”就这样出现了。他们也会一批又一批地向西方各处涌去，必定也会对西方古文明产生深远的影响。青藏高原上已发现的史前和青铜时代遗址分布图。遗址总数达4 000处，空间分布上70%在高原的北部，其间文化序列也较清晰，但高原南部的年代序列尚不明确。考古显示，至少在3万年前，人类就已经广泛生活在这片高原上了。旧石器时代遗址主要分布在青海湖盆地、柴达木盆地和雅鲁藏布江河谷地带。新石器遗址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的河谷地带。青海湖盆地共发现旧石器晚期遗址11处，年代集中在1.5 ~1.2万年前。最近，在拉萨附近海拔4200米的曲桑遗址中发现了19处古人类留下的手印和脚印，测年结果是2.1万年前，发掘显示至少在9000年前，这里就有人常年居住，而不只是在夏天到此放牧。考古学家在青海湖江西沟遗址中，发现了最古老的狩猎者使用的火塘，距今约1.3万年。笔者以为，这个也是意义重大，古羌语把“火”叫作“du”，正是“都”读音的来源，华夏文化中的“都”观念很可能是从火塘崇拜中演变出来的。考古学家说，青藏高原上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数量较旧石器时代有显著增长。东北部的河湟谷地是新石器遗址分布最集中的区域，包括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分布区域与马家窑文化相似，呈现出承上启下、连续演进的态势。进入青铜时代，文化遗址向下扩展至海拔2-3千米地区。反映出青铜时代更多地包含了农耕的因素，这时候部族国家的人口数量会有一个很大提升。不管在石器时代，还是在青铜时代，游牧与农耕一旦结合，部族国家内部的贵贱等级会立即会明确起来，“文明”就随之产生。在海拔4800米的阿里地区，狮泉河的源头，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处叫“梅龙达普”的史前洞穴遗址，面积超过1千平方米，采集到许多细石器和古陶片，年代约5千年前。洞穴石壁上还遗留有红色的岩画。笔者以为，这个意义非凡，因为“姜”的本义就是红色，原始苯教以红为战神的颜色，这对华夏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藏族的体质类型，外国学者通过头骨测量给出了这样的结论，存在两个主要的类型，一种是长颅型（卡姆型），身材特别高大；再一种是短颅型，身材比较矮壮。他们认为现代藏族是由这两个基本人种互相影响、互相混血而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青海湟中县李家山卡约文化墓葬（约3500年前）中发掘的94个人骨进行考察研究，肯定人骨主要特征与现代藏族的“卡姆型”存在形态学上的关联。笔者以为，如果卡约文化中的墓主人可以确定为藏族人种，那么这一带分布着的大地湾文化、马家窑文化、仰韶文化墓葬，必然也是同类人种的遗留，只是年代更早，无法取得这么多人骨进行检测而已。我们有理由推测他们都是从青藏高原深处下来的。最近中国科学院古人类研究所张振标先生通过对现代藏族145人进行了人体观察和测量，得出结论，认定西周以前，西北地区的新疆、甘肃、青海一带，便已广泛存在与现代东部藏族接近的体质类型，就是说他们应该有共同的种族来源。外国学者布莱克对安特生从甘肃等地采集的仰韶文化遗骨进行研究，得出两个结论，一是认为甘肃的史前人种与现代华北人有许多相似之处，可视为“原始中国人”；二是认为这些史前人种与藏族的“卡姆型”相似，认为现代藏族与古代西北地区居民存在体质上的一致性。所有这些研究结果都在告诉我们，史前以来，与今天藏族相近的古人类，曾经广泛活动于中国的西北地区、华北地区，即与那里的古文化遗存密切相关，与华夏文明的起源密切相关。至于“汉藏语系”的谬误，在这里再次体现出来。如果这样问：藏族在青藏高原上生活了多长时间？对此，持“汉藏语系”观念的语言学家都有相同的判断：最多三、四千年而已！例如，2019年4月25日，复旦大学金力、潘悟云团队宣布最新研究成果《语言谱系证据支持汉藏语系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起源于中国北方》（发表于《自然》杂志），认定汉藏语系400多种语言的分化时间在5900年前，分化原点是黄河中游地区。并认定汉语是最早从汉藏语系中分离出来的，这组人向东和向南迁移，最终成为汉人。文章虽没有明确地给出藏语从汉藏语系中分离出来的时间，肯定远远少于5900年。又如2003年，邓晓华、王士元教授《藏缅语族语言的数理分类及其形成过程的分析》（发表于《民族语文》2003年第4期）说，通过科学的数理模型分析，可以肯定汉语与藏语分离的时间是在2755年前，即在西周时代。时间上有相似的看法，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逻辑或曰“经验”：世界这么大，谁愿意迁徙到这种苦寒地区去生活？肯定是因为平原温暖地带都被汉民族占据了，竞争不过，再无去处，才迁到如此高原栖身，因此藏人在那里繁衍发展的时间不会太长。但是，考古给出的是完全否定的回答，已经证明这种判断只是一种错误的臆想！亚洲内陆高原游牧民族的迁徙规律现在西藏高海拔河谷地带种植的都是耐寒的青稞，但考古显示，远古时代西藏先民种的是另一种旱地作物“粟”。在卡若遗址中就发现了3050年前的粟。科学家用碳测定法对青藏高原东北部多达53处遗址中烧焦了的谷物进行检验，发现全是粟。这说明，高原气候在数千年前开始变得寒冷起来，人们被迫改种了更耐寒的青稞。气候一旦变冷，游牧民族的生存空间就会变小，在这种气候演变趋势中，只会出现外迁越来越多的情形，而不会出现周边人群向高原迁徙的情形。因为是土著民族，藏人早就适应了高原寒冷缺氧的环境，高原空气的含氧量只有海平面的40%，这种适应性会反映在人类的遗传基因中。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王俊先生通过对50个藏人和40个汉人进行基因测序，测试了92%基因，发现至少有30个基因，其变异在藏人中普遍存在，在汉人中罕见。他的结论是，高达87%的藏族人携带EPAS1变异基因，它能调节人体血液血红蛋白的合成，只有9%的汉族人携带该基因。笔者以为，如此巨大的差异不可能在几千年间形成，汉人中也有9%的基因携带是华夏文明起源过程中带入的。基因检测还显示，与藏族最近缘的族群是同处高原的土族、彝族和纳西族，而不是汉族。宿兵的团队2013年发表的基因检测报告《分子生物学与进化》说，对青藏高原41个村子6109名藏人DNA测序发现，藏人的Y染色体和线粒体DNA序列，在亚洲其他人口中没有或者少见。这些都对“汉藏同源论”构成了否定。笔者推测，相比汉民族，藏人在血统上应该还是比较纯的，因为高原的环境相对封闭。越是文明中心地带，人群中的混血程度就会越高。历史上，只有寒冷地区人群是在不断地向温暖地区迁移，并不存在相反的趋势，这就是人类的迁徙规律。最近发改委副秘书长的文章《气候因素是东北人才外流重要原因》引起了笔者的注意，他说东北经济下行的原因是人才、人口的流出严重，造成此种现象的重要因素是东北寒冷的气候，这种气候很难吸引外来人才。东北的天黑得早，导致诸多不便。东北人过去要“猫冬”，也是太冷所致，只好待在窝里。东北半年的冬天对开工厂非常不经济，光保温成本就不小，造成产品没有成本优势。不仅南方人不愿意去，连东北本地人也纷纷到南方去工作。笔者以为，他这篇文章已经涉及到远古时代就存在了的“人类的迁徙规律”。东北地区出现过的强大的“大金国”，但很少人知道，它是在一步步南移的，最后消失在了淮河一线。大金国从东北带来，融入汉民族中的人口肯定要以百万计了。历史上也曾有过“闯关东”“北大荒”“大油田”之类的人口北上现象，但都是短暂的，不成为趋势。整体上看的话，青藏、东北、蒙古高原这样的寒冷地区始终是在向中原和南方移民。温暖地区的农耕定居民族，即使再无立足之地，也不会向高寒地区迁徙。从未有过汉人大规模迁入青藏的记载。这些都是由生存方式决定了的。历史上汉人要迁移也是在向更南的方向移，走投无路的时候便渡海而去，“下南洋”是也。从高原严酷气候中下来的游牧民族成为华夏文明起源的主要推动力，也是自然规律在起作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的《中亚文明史》有言：“科学家认为，干燥高寒的环境能刺激动物的新陈代谢，而潮湿高温则具有抑制作用，会降低动物的兴奋程度和活动能力……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上生长的植物具有特别高的营养价值，那里的草原为游牧民族提供了最佳的自然环境……历史上，中亚高原上的沙漠、草原，始终是好战、多活力的游牧部族的产生中心，那里始终存在着繁荣的游牧文化。不过，高原稀薄干燥的空气也降低了活动于此的动物的繁殖能力，这也是很明显的。” 对此，笔者要补充的是，强调青藏高原在华夏文明起源过程中起过关键性作用，并不存在“以小博大”的嫌疑。青藏高原的面积相当于南中国加黄淮大平原、再加四川盆地的总和，与汉民族传统居住区的面积其实是差不多的，区别只是高原人口密度很低。但由于面积巨大，人皆能战，稍稍网罗一下也会有许多，组成一支游牧军队不是什么难事。古代游牧军队习惯以少胜多，皆因为严酷气候能造就强大战斗力，原始苯教又给了他们视死如归的勇气。据记载，青藏高原上古代每十年就会发生一大雪灾，这时就会有大量畜口死亡，甚至所剩无几。游牧民迫于生计便举族向外迁徙、掳掠，结盟远征的故事随之发生，严重的时候就会导致中原王朝的更替。一万年来，从青藏高原走出来的游牧人口肯定是一个巨大的量。有检测报告说，汉族与藏族共享的东亚遗传总体组成的80%，笔者以为，这也说明不了问题，最多说明汉族人群中融入的藏族血缘非常多，不能作为两大民族具有同源性的证据。历史记载还给出了这样的图景：从内陆高原深处下来的游牧民族，如果在中原碰了大钉子，他们就会像洪流遇到堤坝一样出现反卷，转头向西方冲去。洪流越过天山、越过伊犁河谷，冲击到河中平原，那里原有的国号将随之改变。洪流裹挟那里的游牧民族之后会继续向西卷去，也会迂回南下强烈冲击印度次大陆。历史上匈奴、突厥、回鹘、蒙古等都这样做了，留下了这样的故事。这些都是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形成的一种合力，其中的主要力量常常来自青藏高原。这种洪流和冲击波不会只出现在有记载的历史上，可以肯定，同样的故事在史前时代已经无数次出现过了，只是没有被记载下来而已。如此就可以解释，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原始苯教，为什么在欧亚大陆的西端也留下了许多的遗存。有些基因研究结论要作反方向的解读美国加州大学考古学家Mark Aldenderfer这样评价青藏高原：“在史前时期，可能是个出乎意料的世界性之地，四面八方的人在此相遇。”认为青藏高原是远古人类的一个汇聚之地。但问题是，他们到如此高寒缺氧的地方去干什么呢？四川大学考古学家吕红亮肯定：“藏人并非只由迁移到高原的单一民族繁衍而成。”他说这是青藏高原最近一系列考古发现所揭示的。种种迹象都在显示，有许多不同的人群在高原上逗留过、共同繁衍发展了很长一段时间。但问题是，后来他们为何走散了呢？有人类学家说，在青藏高原人群基因库中，他们检测到来自各个方向族群的基因，跨越了整个欧亚大陆，给人一种“条条道路通青藏”的感觉。由于世界各地人群都曾向青藏高原汇拢，这片高原由此就成了“人类族群基因的大熔炉”。但笔者认为，这些人类学家可能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把解释的方向给搞反了。青藏高原最有人类族群基因的“大水库”，而不是“大熔炉”。在漫长的人类文明起源过程中，欧亚大陆上的不同族群都可能从青藏高原人群中获得了一些基因。之所以产生“条条道路通青藏”假象，是因为青藏高原在不断向外输出基因。解释方向一旦搞反，输出变成回拢，自相矛盾的说法就在所难免了。正确解释青藏人群与欧亚各地人群基因之异同，对于研究全球人类的演化和关联也是至关重要的，小问题有不同解释无关要紧，主要是大方向不能弄反。其实西藏苯教史料中也留下了一些先民迁徙而去的记载，说在高原深处一个叫“藏约见麦”的地方，曾经生活着一个庞大族群，他们沿河谷居住，住在地穴中，以狩猎为生，他们建立了青藏高原上第一个王朝，名叫“诺金”，国王的名字也叫诺金，后来他们举族向西方迁徙而去，没有任何孓遗。苯教文献又记载，远古曾有一个叫“门”的部族，分布在羌塘和藏北地区，他们喜欢建造石头神庙，后来都迁走了，只在那里留下了一些墓葬。当地藏人把他们的墓葬叫作“门朵尔”或“门朵尔萨”，把国王墓葬叫“邦索”，把有石头神庙的山叫“门热”。以“门”自称的人去了哪里？谁也说不清楚。但欧亚大陆上以此为号的族类很多，例如，喜马拉雅山南麓有叫“门域”的地方，那里的人自称“门巴”，就是今天的不丹人。松赞干布的父亲是被“门”族毒死的。古印度种姓制度的最高等级是婆罗门，“婆罗”是蓝色的意思，“门”即门族、门人。古希腊历史上有著名的雇佣军将领叫“门农”（Memnen），也来自中亚“门”族。斯拉夫人中多有以“门”为姓的。意大利藏学家杜齐《穿越喜马拉雅》里说：“西藏存在一个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巨石文化传播路径，通过青海草原进入西藏中部，一直到后藏。”他其实在说，西藏的史前巨石文化是从外部传入的。但笔者以为，真实的情形完全可能与相反，即使是闻名世界的英国威尔特郡史前巨石阵，其源头也可能在青藏高原上。在青藏高原上，人群中的印欧人种（高加索人种）特征自东向西不断加深，在西藏阿里地区，印欧人种特征就比较明显了，再向西蓝眼睛、黄头发现象就出现了。如此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古代的匈奴、鲜卑、蒙古、女真，他们之中都含有蓝眼睛、黄头发的人种。匈牙利藏学家、人类学乔玛（1784－1842）曾西藏达拉达克一座叫“羊拉”的寺院里呆了八年之久，以一位藏族喇嘛为师学习藏文，写成《藏英词典》《藏文文法》等著作。他发现，匈牙利语与西藏西部一种藏语方言非常相似，于是判定这两种语言存在发生学上的关联。笔者以为，乔玛揭示的其实是史前人类遥远迁徙的线索。后来匈牙利学者又发现，匈牙利民歌与青藏地区的裕固语民歌在结构，每节句数，每句音节，押韵方式，曲调等方面都非常相似，匈牙利摇篮曲感叹词 beil与裕固语催眠歌 beli发音几乎一模一样。匈牙利诗人裴多菲这样写道: “我们那遥远的祖先，你们是怎么从亚洲走过漫长的道路，来到多瑙河边建立起国家的？”匈牙利人的确认为自己的祖先来自东方，是匈奴之一种，故时不时地就会举办一次“世界匈奴人大会”以志纪念。 1939 年初德国党卫军也曾组织经过一次神秘的西藏之旅，行动是以“德意志祖先遗产研究会”出面的，得到了纳粹二号头目海茵里希·希姆莱的支持，因为他相信最早的雅利安人种起源于天堂，西藏依然存在最纯种的雅利安人。有五个德国探险家通过锡金，穿越乃堆拉山口到达拉萨，其中有动物学家恩斯特·舍费尔，地质物理学卡尔·维奈特，人类学家布鲁诺·贝格尔，地理学家艾德蒙特·盖尔，昆虫学家恩斯特·克劳泽。他们在拉萨停留了两个月，后来又原路返回，探险成果 1942 年被剪辑成纪录片《神秘的西藏》上映。有藏族语言学家说，藏语的动词系统酷如日耳曼语的动词系统。对于古代西藏与西方的联系，史诗《格萨尔王传》中也有一些信息。例如在《征服阿扎玛瑙城》故事中，说西藏曾有个叫“阿扎”国王，被格萨尔打败后西迁到了安息之地。发生战争的原因是，格萨尔的“灵国”出现牛瘟，传染给了阿扎人的牛群，于是阿扎人前来索赔，最后结仇，战争以阿扎人大败结束。笔者以为，其中可能有真实的历史，因为《中亚文明史》中有记载，“阿扎”（阿扎特）是帕提亚王朝的创建者，就是东方迁徙过去的。又如在《米努绸缎之城》故事中，说西方曾有叫“米努”王国，为女王国，分上下两部，第一女王叫“达鲁贞”，第二女王叫“拉鲁贞”，世代与“白利”（波斯古称）结盟。格萨尔征服了白利国，达鲁贞要出兵为白利报仇，拉鲁贞反对，两女王由此反目成仇。拉鲁贞便向格萨尔求援，于是灵国出兵击杀达鲁贞，整个米努国成了格萨尔的属国。笔者发现，这个“米努”国后来真的被考古发现了，在地中海的一个小岛上。笔者推测，其最初或许是在大陆上的，在海岛上发现的只是其中一部分。我们确有理由推测，从远古时代起，青藏高原与中亚、欧洲就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人群移动的方向只能是从上到下，从高原下泄是主流，不可能相反的。西藏特征的碉楼出现在了黑海东岸外高加索的大山上。碉楼的源头只能在青藏，不可能在欧洲。西藏特征的石板墓出现在了格鲁吉亚的史前山顶墓葬中。墓主人腰部放有一块青铜腰带扣，图案是双牛拼角，同样的青铜腰带扣也在甘青地区出土过。昆仑山传说与华夏文明的“降落”模式近几万年来，青藏高原的总趋势是干旱不断加深，荒漠化程度不断扩大，最后是藏北高原整体上变成了无人区。中国科学院古人类研究所今年3月6日发布报告《藏北最后的棕榈树》说，在青藏中部的伦坡拉盆地发现了晚渐新世时候的大型棕榈叶片化石，可以重建青藏高原的古地貌，说明2500万年前还生长着棕榈树，当时的海拔高度大约是2300米。棕榈需要温暖湿润的环境，至少在青藏高原中部当时仍是这样的气候。 11月14日他们又发布报告《植物化石揭示了青藏高原西端的干旱化过程》说，在西藏西部的扎达盆地发现了一批叶片化石，揭示出青藏高原西端的干旱化过程。在上新世时，这里的植被以高原灌丛为主，锦鸡儿、绣线菊、栒子、金露梅、沙棘等落叶灌木是主要物种。这时的海拔已经与现在相近，但温度和降雨量明显高于现在。这以后就开始了干旱化荒漠化的进程。可以想见，随着青藏高原干旱化的加深，生活在这片广阔高原的史前游牧民族会不断向海拔较低的周边地区迁移，特别是地势较低的青藏东部会不断承受迁来者的压力，生存空间的争夺会越演越烈，失败者将被迫向中原或蒙古高原转移，华夏文明随之起源了。这种迁徙浪潮是一波一波出现的，华夏文明也是层层积累的结果。既然青藏高原演变趋势是越来越干旱，从高原深处流下来的水也就越来越少，那么，夏禹时代怎么可能突然产生茫茫大洪水呢？如果只是季节性、堰塞湖之类的水灾，即使放在现代也是没有能力去预防或者“治水”的，在这种自然力面前，人类是非常渺小的。但是，从三皇五帝到夏商周秦，这些统治者确都以“天人”自居，都说自己是从天而降的。笔者以为，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就是他们都来自一个离天很近的地方。这个地方只能是青藏高原，舍此别无可能。没有了青藏高原你到那里去安置许多的“堰塞湖”，数千年间，源源不断地提供能征善战的游牧军队？藏文古籍《红史》记载，吐蕃第六代赞普曾在庆功宴上这样引吭高歌：“在七重天之苍穹，从神境苍天之中，降一天子为人之救主，与一切人众之地方，既不相同又不相似，地方高耸，土地洁净，吐蕃地方来降生，成为一切地方人众之主！”豪迈之情，溢于言表矣！笔者以为，这是一种自我认知和自我定位，与古帝先王的“天人”观念惊人的一致。这种观念也只有在青藏高原上才能产生出来。这个“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是后来的商人对夏禹的歌颂。夏王朝是被“商汤”覆灭的，商人当然知道夏禹所从来。商汤击败自己原来的主人夏桀，成功改朝换代，但他们其实有共同祖先，入主中原走的也是同一条路径，无非是换成“汤敷下土方”而已，至于“降落”模式，“天人”观念一概不变。此诗句貌似歌颂夏禹，实也是在歌颂商汤。最为国号的“夏”，笔者后来才发现，古藏语也用来指乌鸦，乌鸦是苯教之具象，故苯教既叫“恰苯”，也叫“阿夏苯教”。由此可见“夏”的称呼是非常形象的，大禹部族的确是像乌鸦一样从高处飞落的。乌鸦喜欢群集飞翔，也是游牧民族生存方式的写照。吐谷浑直接就是以“阿夏”自称。大禹之后，书书中又出现过数个以“夏”为号的国家。首先是《史记·封禅书》的记载：“齐桓公西伐大夏”，这是一个戎狄建立的国家，大约位于晋陕北部黄土高原上；二是阿富汗地区的大夏，是西迁月氏之一种建立的；三是匈奴赫连勃勃的大夏；四是党项羌的西夏。都是游牧民族建立的，并且都可能与青藏高原存在密切的联系。古人没有“青藏高原”的概念，他们是怎么描述自己所从来地的呢？古人叫作“昆仑”！当同样的“降落”故事无数次发生之后，华夏文明特有的“昆仑山”的概念就产生出来。更为重要的是，“昆仑山”概念后来演化成了东方特有的一种宇宙观。《山海经·海外南经》：“昆仑，虚四方。”意思是昆仑山是天地之中心，是“中岳”。《淮南子·墬形训》：“昆仑，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认为帝王天子皆所从来，也是他们死后回归之地。昆仑山的位置如何？古人由于没有现代人的地理知识无法描述。他们只是肯定“河出昆仑。”即黄河从昆仑山流出。古人没有“高原”的观念，很自然地就会把它描绘成一座巨大的山。祖先来自那座极高的山，他们像鸟儿一样飞落到“下土方”，从此就成为高高在上的统治者。既然是祖先所从来，当然就是“祖宗神山”了。在华夏文化中，“昆仑”首先是等级概念，其次才是地理概念。对古人来说，地理概念不重要，祖先是否来自昆仑山才是最重要的。据《山海经》记载，黄帝也是从昆仑山来的，其曰：“昆仑之丘，实惟帝之下都，神陆吾司之。”又曰：“峚（猕）山，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其源沸沸汤汤，黄帝是食是飨。”如此，昆仑作为“祖宗神山”也就名至实归了。但是，作为文明史研究者，我们不应该止步于古人的思维方式、陶醉于古人的思想境界，而是应该把这些统统放到历史的显微镜下，放到一个全新的历史模型中去观察研究，从而描绘出真实的东方文明起源的场景！

三星堆与犬戎三星堆是3200年前“古格王朝”之遗存原创徐江伟文明起源探索 2022-06-05 12:44 发表于浙江三星堆祭祀坑的埋藏年代，据公布的检测结果，约为距今3200年前，相当于商王迁殷之时。但三星堆古国显然是独立存在的，并非隶属于中原的殷商王朝，从统治者文化观念看，笔者以为，可称之为“3200年前的古格王朝”。因为三星堆文化中的主要神兽是狗，而这正是古格王朝的特征，并且三星堆出土文物的方方面面都强烈地呈现出“犬戎”的特征。青藏高原上的古格王朝，始于公元9世纪，延续了700余年，据记载，它是吐蕃王朝灭亡后，部分王室成员西迁建立的，都于阿里扎达，宫殿和神庙建在地形奇特的现叫“土林”的山崖之上。这其实是他们的国号，汉字注音而已，全称是“阿里土林”。但这个古格王朝不是突然出现的，本质上仍是古老象雄国的一种延续。那么，位于青藏高原西端，相距遥远古格王朝，怎么能与成都平原上的三星堆古国相提并论呢？况且，年代也相隔2300年，这不是让关公战秦琼吗？但笔者以为，要破解三星堆出土文物，就必须要有这样一个参照系，无关乎年代。因为一种古老文化，它是不可能突然产生出来的，更不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哪里有这种文化观念最为顽强的存在，哪里必是它的发源之地。一旦把两者对照起来，表达在文物中的观念立即就会清晰起来，从而让我们对这个早已湮灭的古文明有一个全新的框架性的认识，进而对华夏文明与青藏高原的关系，有一个前所未有的深入理解。上图青铜犬高约90厘米，长85厘米，这是迄今为止三星堆发现的最大神兽。它长着巨大的嘴，似可吞噬一切，躯体龙形弯曲，头上有“臣”字眼，脑后有代表辫发习俗的钩状鬃毛，四脚牛蹄般壮实，显示它能践踏和征服一切敌人。此青铜犬拥有“最大”的体型，这不可能是古人随随便便给它的，必是古人心目中最为重要和神圣的形象，亦即“天祖”之形象。三号坑中也出土了这样的神犬，造型基本相同，但体型较小，它四条腿是扒开的，从上往下看就是一个“大”字。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个“犬”其实是三星堆神兽、神人的一个基本形象，所有神器上都有它的影子存在。如此，就与象雄古国和古格王朝对应起来了，他们祭拜的主神就是犬，名叫“古拉格口”（སྐུ་བླ་ཀེ་ཁོད་ sgu bla ge kod）。藏语“古拉”（སྐུ་བླ་ sgu bla）意为“狗魂、狗魄”，而“格口”（ཀེ་ཁོད་ ge kod）意为“神犬、好犬”。古代藏语名号都这样由两个同义词重叠而成。就是说，古格王朝之“古格”不过是此神犬的简称而已。苯教典籍描述，古格王朝祭拜的这位主神居住在冈底斯神山上，有360位化身，统称“格口”（ཀེ་ཁོད་ ge kod），也叫“吉口”（སྤྱི་ཁོད་ ji kou），形象都是狗。应知，藏文化中的“狗”没有任何贬义，乃是极为尊贵的称号，它也是君王和高级巫师的代名词。笔者推测，汉字“狗”的读音，也从古羌藏语的“斯口”（s+kou）而来，前缀s-的结果，一种尊称读法，当两音相切之后，会变成单音节的“gou”，这种切变音在古藏语中是很常见的。吐蕃时代延续着象雄古国的习俗：每个赞普继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任命一位御用巫师，叫作“古辛”（སྐུ་གཤེན sgu xin），意为“狗仙”，地位极为尊贵，在朝堂之上，他不仅可与赞普平起平坐，通常是坐在赞普右手边的，古辛没有发言之前，赞普是不能发布任何政令的。这种苯教习俗叫“王辛同治”，藏文史书在记载赞普名号时，必同时记载古辛的名号。当赞普率兵出征的时，古辛的作用就是捕捉敌方大将的灵魂，这就像围猎时少不了猎狗冲在前面一样。古辛总是通过作法以杀敌于无形，当灵魂被摧毁或伤被残之后，敌人就倒下了。其实在苯教仪轨中，赞普同样是以狗的形象出现的。至今，在西藏唐卡中，赞神脚下必画有一只红色的狗，它就是赞神的映像。苯教文献中，常见“其索”（ཁྱི་གསོལ། qi sol）和“其达宋”（ཁྱི་བདག་སྲུང། qi dag shung）之类名称，前者意为“祭狗”，后者意为“护主犬”（都是倒置语序），就因为战争被看成了狗与狗之间的搏杀，其时，需对己方狗神、狗命进行各种各样的献祭，使之精神焕发，斗志旺盛，狗命顽强。表达在三星堆文物中这种“犬戎”观念，后世没有消失，继续存在。《后汉书·西羌传》记载的族名，如：全无（犬兀）、卑喃、卑禾、传难、河曲、阿钩、可兰、白狗、哥邻、葛延、蒲犁等，古羌藏语本义都是“狗人”。直到明清时代，记载中的分布于青藏高原东缘的部族：葛尔都、葛拉、狗儿夷、苟尔光、咯尔丹、葛尔维、狗儿寨、葛尔达、葛尔西等，都是“犬族”的意思，此外还有地名如：桑科草原，斯古拉（四姑娘山）等，本义都是“狗神”。三星堆祭祀坑中的神像、神物都是被焚烧过的，这说明，这个古国流行火葬，而这正是羌氐和犬戎的习俗，所有这些都在告诉我们，三星堆古国的统治者从何而来，是什么民族背景，我们的确有理由，称之为“3200年前的古格王朝”。上图－三星堆出土的绿松石青铜犬金沙遗址出土青铜狗（狼）张着巨大的“口”，全身饰满代表神灵的勾云纹。狼与狗本没有明确的界限，古代犬戎都是兼而称之，对外以狼自居，对内以狗相称。三星堆出土的金狗。不是虎，虎的尾巴是不会这样卷起。三星堆出土头上戴着狗头冠的神人敦煌壁画中戴着狗头冠的吐蕃赞普

三星堆青铜纵目面具的研读三星堆青铜纵目面具与铜兽首冠人像的藏文化解读一、青铜纵目面具与弥沃隆隆弥沃隆隆是藏语的汉语对音。三星堆乃至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文物与藏古文化有着广泛而深入的联系。青铜纵目面具是三星堆出土众多青铜人头像中最典型的代表。下面我们不妨从藏古文化视角解读一下三星堆青铜人头像的象征意义。为了达到举一反三的效果，我们不妨选择两个典型案例，一是文物方面选择青铜纵目面具，①二是藏古文献方面选择《朗氏家族》。[1]（P.1）打开三星堆博物馆网关于青铜纵目面具的介绍来看，其具本情况包括文物概述、基本信息、收藏单位三个方面。为了方便从藏文献记载深究分析青铜纵目面具的特点，现将其基本情况摘录如下：面具高315、宽774、通高825厘米、二号祭祀坑出土。面具双眼眼球呈柱状外凸，向前伸出约10厘米，双耳向两侧充分展开，额铸高约70厘米的夔龙形额饰。该面具出土时，尚见眼、眉描黛色，口唇涂朱砂。其整体造型意象神秘诡谲，风格雄奇华美，在三星堆各类人物形象中颇显特出。一般认为，面具的眼睛大致符合史书中有关蜀人始祖蚕丛“纵目”的记载。亦有认为“纵目”应是“竖眼”之意，即如中国古代神话人物二郎神额中的眼睛，其形象可能是祖先神造像。或联系夔龙形额饰的造型，认为它与神话中“人首龙（蛇）身”、“直目正乘”的天神烛龙有关。综合青铜纵目面具的基本信息，给人印象最深冲击最大的就是非常夸张的五官，以及鸟眼鹰钩鼻等飞鸟特征。其实，一方面，从《朗氏家族》来看，青铜纵目面具的特点远远不止这些。另一方面，关于其身上凸显出来的浓郁的飞鸟特征，前面探讨不少在此不予重复赘述，下面通过《朗氏家族》重点谈谈突出的五官。首先，《朗氏家族》是研究中国元明时期藏区政jiao合一制度的重要资料，同时也是研究《格萨尔史诗》必不可少的资料。《朗氏家族》由西藏人民出版社于公元1986年5月第1次出版，全文由上中下三大部分构成，主编为恰白·次旦评措（1922-2013），他在其前言里对上中下三大篇的作者做了简要介绍。资料显示，上篇作者称师君三尊，中篇作者称祥曲哲果（908-1076），下篇作者称司徒·绛曲坚赞（1302-1373）。[1]（P.6-7）从古印度中心主义、西藏中心主义的视角来看，《朗氏家族》具有不少独到之处，其内容与藏区东南部嘉绒地区有着非同寻常的关联。比如上篇内容与新近在嘉绒地区发现的《神鸟雄琼王传》很类似，又如中篇直接提到了松潘雪宝顶、金川观音桥，又如朗氏格东直接可以联想到嘉绒《阿尼葛东》等等。②其次，《朗氏家族》开篇有一则神话故事，这则故事在本教文献中很常见，学界称其为西藏本教卵生宇宙创世观，大多数学者认为西藏本教卵生宇宙创世观有可能是藏民族自己所特有的认知。故事梗概比较长，现翻译几则，供大家参考使用：[1]（P.4-5）

藏族人民夯筑

藏族人民文化

辽国吐尔基山墓出土的萨满女祭司文物中的三足金乌

王珊珊是女足功勋球员看到比赛中的王珊珊，我心里常想：她怎么还没退役呢？还能进球！真是不可思议，她是不可替代的老妖，致敬mvp！

建议中超取消外援上场人数限制，走真正职业足球道路。一个国家联赛水平高，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其国家队水平，中国本土球员水平太差，主要是没引入淘汰机制。建议中超中甲联赛取消外援上场人数限制，11名外援均可同时上场。但联赛的总积分榜要改革，无外援上场比赛的俱乐部总积分+6分，外援上场人数小于等于3名的俱乐部总积分+3分，外援上场人数大于3名以上的俱乐部无追加积分。这好比围棋的贴目，保证比赛公平，也是衡量本土球员水平的标尺，总积分+的标尺每两年重审改变一次，如果全华班利用积分优势夺冠，可下调总积分+，反之也可上调，直至总积分+为零时，全华班依然夺冠，那中国足球就肯定进入世界杯了。

中华文明的探路者--古藏文明西藏高原的居民从自己的角度往下看，是瞧不起下面世界的。的确，高原通常都没有养活早期河谷文明社会的那种肥沃冲积土地；高原人也得不到海岛与沿海文明享有的远洋贸易机会。但是，高原有其他可以弥补这些缺憾的优势，而且有人的确找到了，就是西藏的河谷。西藏高原从外面看是悬崖峭壁，从里面看全是黄金宝藏。象拉萨所在的这种葱绿山谷，说是香格里拉并不为过。美好得近似神话的仙界乐土，稳定的气候值得称赞。因为这里比四周都高，所以不分冬夏这里暑与寒的差异都减至最小，也无需太担心饥馑、掠食野兽、毒蛇、毒昆虫，以及酷热与严寒。这里是万川之源，雅鲁藏布江流经其中。雅鲁藏布江以及其他更狭窄的萨尔温江、湄公河、金沙江谷地，种植了了小麦、豆类、荞麦，根茎蔬菜，桃、杏、梨、胡桃。这片地区的农业历史很悠久；拜高原环境多样性之赐，居民能取得的食物种类远远多于平地，因此，他们能供养守卫部队，能挺过植物与歉收导致的饥荒。

我发表了一篇贴子，大伙来看看吧~ http://tieba.baidu.com/p/7641625834?share=9105&fr=sharewise&share_from=post&sfc=copy&client_type=2&client_version=12.13.0.0&st=1638935660&unique=DA59D8F29CEA4C06C1AB42FF6CB7755C

印第安人的蜡烛包，就是襁褓，与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一样呀！襁褓，俗称蜡烛包。婴儿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件礼物，就是布包巾了。布包巾在古代称做「襁褓」，有着数千年的历史。什么是「襁褓」呢？「襁」是指背负婴儿用的宽带子，「褓」是指包裹婴儿的被子。用襁褓包覆婴儿，是古老的育婴方式。晋朝张华著作《博物志》有云：「襁织缕为之，广八寸，长丈二，以约小儿于背。」甲骨文中的「保」字，形状就如同大人把孩子背在背上，有保护孩子之意。据文献记载推测，襁褓文化可以追溯到商朝，甚至更久以前。春秋时期的《论语·子路》中也有提及：「则四方之民，襁褓负其子而至矣。」印第安人的老照片显示，他们育儿也用襁褓，与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一样呀！

刚看的新闻，突然明白古人为什么生活在四川

三星堆与西藏原始苯教青铜神树枝头立鸟衔着半截绳索，而青铜神坛中层青铜小立人手中拿着半截绳索，垂直对应上层的神鸟，说明有一条绳索连接神鸟与青铜小立人。这条绳索就是原始苯教的“穆绳”。引述徐江伟老师的观点，苯教描述，人类世界，即“年界”，最初由天神下凡统治，第一代天王是“聂赤赞普”，他从十三层高天降于西藏工布的“本日·姜多”神山顶上，从九级“穆梯”走下来。　　最初，“以天神而为人主”的七位赞普，都没有把尸体留在地上，他们都是手握天上垂下的“穆绳”回天庭了。　　黄帝的升天故事与此雷同。《史记》：“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须迎黄帝，黄帝上骑……”区别仅在于下垂的穆绳变成了下垂的“龙须”。

夏商周文化，宗教信仰和巫术传统，殷商巫史文化（转自李黔津）大家好，我是小编李黔津，今天来和大家聊一聊夏商周文化，宗教信仰和巫术传统，殷商巫史文化。殷人发样于东部海滨，继承并发展了史前东方地区的宗教信仰和巫术传统，因此祭祀与巫术便构成殷商文化的特色。 “殷人尊神”，上帝信仰与祖先崇拜紧密结合。殷人的上帝就是殷人的至上神，作为自然神，上帝是日神、天神，统治着风雨云雷诸神;作为祖先神，上帝又是殷人的高祖，护佑着历代殷王，因此，自然神与祖先神结合是殷人神权的特征，也是祭祀文化的特征。商代的巫术已普及到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几乎无事不卜不拢，无神不祭不祀。商代巫术活动的核心是占卜，由“祝宗卜史”主司其事。“卜”乃灼龟见兆，是“多卜”的技术专职，由太卜统领。“贞”即占问，是问卜的人，或巫史或祝宗，即“贞人集团”，但有时商王及王的妇、子、大臣也参加贞问，可见“贞”是人人可做之事，这是卜与贞的区别。古代史从巫出，巫术与祭祀不分，所以，不唯卜、旅、医、舞是巫术，甚至祭祀以及祭品、用牲，亦含有巫术意味。以卜欲而论，其权威超越人心向背与商王意愿，是最终的神秘力量而凭借巫术力量进而握有政治决策权的巫史集团，不仅是商代的政治精英，更是文化情英。因此，商代政治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巫政合一，商代文化的特质可以总结为巫史文化。甲件文和古文献等多重证据表明，商代社会的治乱兴衰，与高级巫职人员能否在政治决策中发挥作用关系极为密切。大体而言，自成汤以下，“殷道复兴”之时，每炼是巫术兴盛、巫权强大的时期;“殷道复衰”之时，往往是慢神无道、巫权低落时期。具体地说，在武丁盛世及以前，巫权王权结合紧密，是巫史文化若干特征的形成时期。一方面，卜用甲骨的攻治技术日臻成熟，契刻文字的方法被官方采用，带来了有字卜骨卜甲的流行;另方面，太史、太卜都是书契名手，他们为后世留下了最早的一批既珍贵又精美的甲骨文献。可是，从祖甲改制以来，占卜的范围受到诸多的局限，商王还亲自占卜，有意疏离太卜、太史。随着巫史对占卜技术的独占被打破，巫权与王权的冲突逐渐显露出来。无论是祖甲改制、“考验太卜”，还是武乙“射天”、“漫神而震死”，或者是帝封“漫于鬼神”，其实都表征着殷商后期巫史文化的新变化。商代晚期卜事的减少和王权与神权(巫权)的冲突，一方面表明人和神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人的自我意识逐渐得到发挥;另一方面则预示着一种新的思考方式、一种新的宗教价值观正在萌芽、生根。道家的“道”，儒家的“孝”、“德”等观念，都可以在此找到思想根源。商代晚期意识形态领域发生的这一新变化，为后来诸子百家的出现孕育着思想胚胎。商代晚期巫史失宠，流散民间。原始的道家和最初的儒者都是流落民间的巫史演变而来。这似乎表明，殷商晚期以来中国学术文化正经历着突破“吏师合一”的王宫之学的尝试。只是由于“武王革命”以及周公“‘制礼作乐”带来的社会和文化的变革，阻截了“哲学的突破”，使得诸子一百家的蜂起推迟了半个多世纪。这篇原文写得很好，我借鉴一下，想破解三星堆，要从宗教开始，三星堆文明的核心就是其宗教。

三星堆8号坑发现近60件金叶三星堆考古挖掘正在持续进行中，大量珍贵文物重新和世人见面，其中 3 号坑上新青铜兽面，4 号坑提取玉凿，8 号坑出土碎片文物 1800 余件…… 令人惊奇的是，除了石磬残片之外，8 号坑还陆续发现近 60 件尺寸、形态各异的金叶。据介绍，这批金叶呈脉状纹式，顶端有孔，可用于悬挂。因为 8 号坑出土的神树枝杈较多，有考古人员推测，这些金叶是悬挂在枝杈上的叶子，上边的圆孔就是佐证。不过也有人推测，这些文物呈鱼的形状。具体是叶子还是鱼形金饰片，还有待进一步论证，但可以确定的是，它们应该是挂在神树上的饰物。这是金叶，古蜀不差钱，这样的文明被说成是地方文化而已，只是一点小星光嘛，二里村挖出些泥捏的瓶瓶罐罐，几间半地下土窝棚，就是虾都了？虾都的祖先真够高风格的，带头去祖国最艰苦的地方搞建设，哈哈哈！

印度的龙舟－蛇舟。转自司令小兵以下画面，若不加说明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会认为是广东或福建的某个龙舟赛场景。实际情况令人大跌眼镜~ 这是印度南部喀拉拉邦（Kerala）的奎隆Alappuzha举行的“蛇舟”比赛snake boat race，称为Nehru Trophy Snake boat Race。。。直观上无疑与我国龙舟赛同出一辙，文化内涵更有其基本的相似性。地处印度南部的喀拉拉邦, 是印度600年伊斯兰化波及影较少地区之一, 保持了传统的印度教文化, 是较"印度"的印度地区.Snake boatvallamkali 船不是普通的船，而被当作一个神灵对待，是一个拥有大量情感价值的乡村民俗，只有男人才被允许去碰这船。 “蛇舟”有固定的尺寸，大约有100英尺长，有150名男子的座位。通常由安木（桂hirsuta）、柚木和kadamb（naucleacadamba）木制作，卷曲的两端的船形状像眼镜蛇罩，正是这个形状而得名“蛇舟”。每一艘船都是由熟练的工匠精心制作而成的，有很多的耐心和辛勤的工作去制作和装饰它。每船由150人其中四位舵手helmsman，，，船上25人是歌手125是实际的桨手。 “蛇船”比赛最显著特点是对伟大的团队精神描绘，也显示了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性，一个人犯了错误，船可能会产生不平衡导致倾覆。船出发比赛前一天，举办仪式由大法师祈求祝福即将比赛的蛇船，船夫借主神毗湿奴和大巴力的神力渲染蛇船神圣。献给主神的鲜花也放在船上的舵位，作为一种吉祥的魅力。。。相当我国的开光点睛。 “蛇船”比赛起源一古老传说传说在巨蛇神阿难陀Ananta节日的前夜，一艘满载食物贡品送到Aranmulla寺庙的船，在河流一个转弯处卡住，只有船夫把船上的食物抛给河边一个个饥饿家庭，待他们都吃饱后船才能继续前行。。。以后在阿南的时间每年把食物运往寺庙的蛇船数量增加，导致了盛大的狂欢节被称为蛇竞渡的习俗。1952年，印度第一任总理尼赫鲁为这一事件设立了一个奖杯，被称为尼赫鲁“蛇船”赛Nehru Trophy Snake boat Race。这是在八月的第二个星期六阿拉普扎区Punnamada 举行一个广受欢迎的盛大节日。 1952年来到喀拉拉省时，当地人正是以划「蛇舟」竞赛来接待他。于是这个划船赛也这样从1952年被保留下来，每年八月在Alappuzha举行的划船赛。 60多年过去，现今Nehru Trophy Snake boat Race冠军赛，成为当地及各国观光客聚集的重大盛会,也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团队体育赛事。

史前文化交流再添重磅证据：仰韶类型彩陶惊现印度河哈拉帕文明！原创：古史微据《青海日报》2021年4月16日报道，由河北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和湖北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在巴基斯坦的巴哈塔尔土墩遗址发现了大量与中国仰韶文化相似的遗存。巴哈塔尔遗址位于伊斯拉堡和塔克西拉之间，属哈拉帕文化早期，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800年。仰韶和哈拉帕彩陶对比（图：青海日报）从巴哈塔尔发掘出来的器物看，有与最早发现于我国山西西阴村“西阴纹”或称“四叶花瓣纹”纹饰极为相似的彩陶，同时在巴哈塔尔科塔·迪吉文化层中发现了与西藏卡若文化相似的“抹刷纹”。巴哈塔尔出土的陶手镯、菱形项链或纺轮，与甘肃马家窑文化出土的同类器物同样别无二致；曾经在马家窑出土的海贝和“费昂斯”（意译为“釉砂”）也同样见于哈拉帕文化中。[1]马家窑文化和哈拉帕文化的盘状砍砸器比较（图：青海日报）巴哈塔尔的考古发掘再次证明，至少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东西文化的交流已经发生。在这场史前时代的“东西互动”大交流中，来自东方的黍、粟、稻、荞麦、彩陶、丝绸、舟船等先后进入了西方世界，来自西方的大麦、小麦、黄牛、费昂斯（釉砂）、环纹海贝、马车等则进入了东方社会里。这场东西方的大交流、大互动持续数千年，促进了古埃及、两河流域和印度河等古代文明的发展，也促进了东亚地区中华文明的极速发展。青铜时代的东西文化交流（图：搜狐）下面，举两个例子来说明。我国的长江流域是新石器时代的世界灌溉农业起源中心之一，人工稻的栽培在一万多年前就起源自这里。[2]大约在七千年前左右，水稻开始向长江流域以外的地区扩张，先后到达东亚的朝鲜、日本以及东南亚和南亚的印度次大陆地区，并在今天业已成为世界许多地区的主粮。我国的黄河流域是世界的旱作农业起源中心之一，至少在距今约8700年前，我国太行山东麓的磁山文化已经开始种植粟、黍等农作物。在距今4000多年前，黍开始出现在哈萨克斯坦的西天山地区，随后又出现在阿富汗、土库曼斯坦、土耳其等地的遗址中。差不多在同一时期，黍也出现了希腊的西北地区，并进一步向欧洲腹地传播。[3]新石器时代的农业扩张路径（图：东方历史评论）考古资料显示，至少在约6000年前，中亚地区的哲通文化（公元前6000-5000年）和西亚的耶利哥前陶文化（约前6000年）以及印度河的哈拉帕文化（前3000-2000年）已经在使用海贝。随后不久，海贝也出现在我国的青海东部、西藏东部和四川西北地区，比如属于马家窑文化的青海柳湾遗址、青海孙家寨遗址和西藏昌都的卡若遗址。进入龙山时代和青铜时代后，海贝的使用区域进一步向我国的东部、南部延伸，出现在襄汾陶寺遗址、偃师二里头遗址、郑州商城遗址、广汉三星堆遗址、安阳殷墟遗址等考古文化中。[4] 史前中西交流的存在，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不是一个孤岛式的存在，而是在开放环境中形成的一个包容性文明。哈佛大学的胡博博士认为，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爵和青铜觚的原始祖型可能来自巴克特利亚地区。[5]李学勤教授指出，出土红铜爵、觚形器的伊朗沙赫达德（Shahdad）遗址与巴克特利亚——玛基安纳文化群有密切关系。爵是中国青铜文化中的重要礼器，但“在中国的起源仍然是没有解决的疑难。伊朗出沙赫达德的爵形器，其形制与中国的爵有相似之处，有流和尾，深腹平底，在这两点上接近二里头文化的爵。中国的爵一开始就常与觚相配合，而沙赫达德同出的也有觚形器，这种类似的情况是重要的。”[6]二里头和伊朗的铜爵和铜觚比较（丝绸之路考古）在夏商时期的青铜文化中，三星堆文化具有的开放性更加突出。比如黄金权杖、黄金面具以及数量惊人的海贝都无不显示其与域外的交流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7]。最新的三星堆发掘表明，三星堆文化时期丝绸已经应用在祭祀活动中。张骞出使西域时曾在大夏地区接触到蜀布，而古埃及法老墓就曾出土丝绸[8]。丝绸原产于中国，埃及法老墓的丝绸来自三星堆文化的可能性非常大。三星堆金杖及其纹饰远距离活动的历史背景不但存在于三星堆文化中，同样存在于殷墟文化中。比如，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器就大量使用了和田玉。[9]同时，根据四川大学何崝教授的研究，殷墟甲骨文中与印度河谷文字相同或相似者达到57个。这说明，今天我们所了解的殷商文化其活动范围也绝不仅仅是局限在我国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10]印度河文字与殷商文化比较（图：《中国文字起源研究》第9章）总之，大量的考古事实表明，在新石器时代以及青铜时代，旧大陆的东西两端就已经出现交流互动是可以断言的。这种交流互动现象表明，历史上曾经出现的中华文明“西来说”固然没有根据，目前在一些学者中出现的过度夸大中华文明形成的“独立性”特征而几乎无视东西文化交流对中华文明形成造成的影响无疑一样失之片面。这两种倾向看似不同，实际上造成的结果却是相同的，即容易把中华文明形成时期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边缘化。因此，我们可以说，客观地看待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出现的东西文化交流现象，不但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华文明所具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特征，也必将有利于我们正确把握中华文明在早期世界文明格局中的地位。【版权提示】：本文作者已签约维权骑士，未经作者古史微及维权骑士授权，不得转载。文中所用图片多来自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作者删除，谢谢。 [1] 施兰英，水涛，向其芳，Mazhar Alam，汤惠生：《在印度河谷遥望河湟文化》，《青海日报》2021年4月16日。 [2] 吴小红，伊莉萨贝塔·博阿雷托等：《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早期陶器及其地层堆积的碳十四年代研究》，《南方文物》2012年第3期。 [3] 刘歆益：《史前时代的农业全球化》，《东方历史评论》（公众号）2019年7月29日。 [4] 彭柯，朱岩石：《中国古代所用海贝来源新探》，《考古学集刊》第12集。 [5] 胡博：《齐家与二里头：远距离文化互动的讨论》，《远方的时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6] 李学勤：《谈伊朗沙赫达德出土的红铜爵、觚形器》，原刊《欧亚学刊》1999年，收入《重写学术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29-233页。 [7] 段渝：《古代巴蜀与南来和近东的经济文化交流》，《社会科学研究》1993年第3期。 [8] 李华：《埃及发现公元前十世纪中国丝绸》，《丝绸之路》1994年第1期。 [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玉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114页。 [10] 何崝：《中国文字起源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11年，第547页。

中华文明起源初期的成都平原古城规模为何超越河南？原创：发布时间: 20-09-1407:05历史领域爱好者古史微前几天，笔者在自媒体帐号发布了一条动态消息，把相当于中原龙山文化时期的今成都平原和河南境内的古代城址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成都平原的古城不但数量比河南境内的多，规模也比河南境内的大。有的网友批评我在比较时忽略了许宏先生“大都无城”之说。事实上，“大都无城”只是对考古资料或者历史事实的一种认识。观点和事实是两个层面的概念，这一点我们是需要明确的。下面，我就再从资料和观点两个角度谈一下这个问题。一、成都平原和河南地区在龙山文化时期的古城数量和规模的比较首先，我们把相当于中原龙山文化时期的成都平原和河南境内的古城资料列在下面：宝墩古城遗址（图源：搜狐）第一，成都平原有九座古城。具体是，新津宝墩古城276万平，[1]大邑高山古城34.4万平，[2]郫县古城30.4万平，[3]温江鱼凫村古城32万平，[4]大邑盐店古城30多万平，[5]崇州紫竹古城18.3万平，[6]崇州双河古城15万平，[7]都江堰芒城古城10.5万平。[8]以上八座，加上三星堆古城共计九座。1990年发掘的三星堆古城东城墙的“夯土内发现的陶片均属三星堆遗址一期文物，距今5000年-4100年”[9]，表明三星堆在相当于龙山文化时期已经筑城。第二，河南境内有八座古城。具体是，登封王城岗古城34.8万平，[10]辉县孟庄古城12万平，淮阳平粮台古城5万多平，安阳后岗古城约10万平，郑州古山古城3.45万平，郝家台古城3.3万平，巩义双槐树古城1万平，新密古城寨17.6万平。[11]平粮台遗址（图：pku.edu）以上资料很明确。第一，比较的年代为相当于中原龙山文化时期，不涉及其他时段；第二，比较的是城址面积，不是遗址面积。第三，比较的是河南地区和成都平原，不涉及其他地区。龙山文化时期是我国进入文明时代的一个关键时期。在古代文献中，夏人之祖颛顼生于蜀地的若水，夏人之宗大禹生于蜀地的汶川（见《吕氏春秋》、《国语》、《新语》、《史记》、《蜀王本纪》等）。同时，根据《史记》记载，伊洛盆地和汉代的颍川郡、南阳郡也是夏文化区。因此，比较四川地区和河南地区的古史资料和考古资料是有意义的。二、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动力及所谓“大都无城”的问题下面，我们再来谈所谓“大都无城”的这个问题。目前，中国学术界关于古城研究的论文很多。学者们之所以重视这些研究，那是因为“城市”是古代文明形成的一个核心标志。比如，我们说的汉字的“国”本义就是城，其字形就是一个人拿着一把戈守卫一座城。考古学意义上的“文明”（Civlization）其词源同样来自古希腊语的“城”。从这个角度来说，城在考古学、文明史上的地位不言而喻。修建一座大城，首先就意味着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动力，需要分工，需要有人组织并进行管理，需要有人能提供这些人的生活来源，因此，古城的规模与社会的发展程度是具有密切联系的。汉代长安城未央宫（模拟图）那么，许宏先生讲的“大都无城”是怎么回事呢？他这里的城，是指“外郭”，是指在具有宫城的前提下所拥有的“外城”部分。这个“城”的概念与作为文明标志所衡量的“城”的概念显然有别。作为文明标志所讲的“城”，是指由城墙围合起来的空间，即“无墙则无城”，这里不涉及到对“城墙”功能的研究。而许宏先生的观点则似乎是从“功能角度”来谈的，他说：“处于都城发展史早期阶段的防御性城郭的实用性，导致城郭的有无取决于政治、军事、地理等诸多因素，‘大都无城’的聚落形态应即这一历史背景的产物。”[12]换句话说，许宏先生的观点更准确的表达是“大都无”。事实上，许宏先生自己也承认，在二里头之前的部分遗址是有“城”有“郭”的，只是他没有将这些遗址像二里头一样看成“广域王国”。因此，要谈论“大都无郭”的观点是否适用于龙山时期，则必然涉及如何认识龙山时期的古城，以及如何认识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则在其他文章介绍过世界著名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等学者的观点，良渚是东亚地区最早进入文明社会的古代国家，这里我们不再赘述。科林·伦福儒教授观察良渚的刻文玉璧学者们谈到古代的筑城活动时，往往都喜欢从“军事防御”角度来谈论早期城市的出现，甚至包括“壕沟”，许多学者也从“军事”角度来看待。“大都无城”观点的提出同样与这种认识有关。那么，古代中国最初的筑城活动真的是为了军事防御吗？我们知道，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古城是湖南常德的城头山遗址。在龙山文化时期，中国的筑城活动主要密集分布在长江中游的两湖地区、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长江下游的环太湖地区、黄河中游的河南境内、山东海岱地区以及河套地区。在这几大区域中，黄河中下游的古城是比较密集的，但是规模普遍较小。而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和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则不然，不但古城多，而且城址规模超过30万平的中等古城数量也多。在这种背景下，成都平原又出现面积超大的宝墩古城，江汉平原也出现面积超百万的石家河古城，那就不能不值得重视。而环太湖流域古城数量虽不多，但良渚的规模则极为惊人。城头山遗址（图：中国日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其实看看长江流域的产业特征就可以明白。长江流域是新石器时代的世界灌溉农业起源中心之一，人工稻的栽培在约一万年前就起源于这里。灌溉农业离不开水，因此从事灌溉农业的人们必须要依水而居；但依水而居又容易遭到水患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筑墙为城也就变得顺理成章。栽培农业的出现，使人类彻底摆脱了狩猎、采集等靠天吃饭的状态，这必然带来人口的迅速增长。因此，长江流域密集地出现有较大规模的古城遗址就并不奇怪了。一言以蔽之，在灌溉农业社会，为了抵御水患，当是早期中国古城能够迅速崛起的原始动力。石峁遗址（图：陕西日报）与长江流域不同，黄河流域主要属于旱作农业区域，黍、粟两种谷物就起源于这一地区。与灌溉农业相比，旱作农业用水需求量较小。因此，人们在选择居址时没有必要选择容易遭受水患的地方，这或许正是早期黄河流域大中型城址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反过来说，正是因为缺乏抵御水患的需求，那么，黄河流域出现大城的动因就更加值得注意。我们知道，龙山文化时期黄河流域最大的两座古城是石峁遗址和陶寺遗址，前者城址面积超过四百万平方米，后者也近300万平方米。从修筑位置来看，其中石峁筑于山顶，陶寺筑于山的斜坡面，这表明两大遗址的筑城活动很可能与军事防御需求有关。就此而言，也可以推断出和陶寺两大遗址已经发展到了相当高度。综言之，同样是出现在龙山文化时期，位于黄河流域的石峁古城、陶寺古城和位于长江流域的良渚古城、宝墩古城和石家河古城，其筑城目的并不相同。前者是基于军事防御，后者是基于抵御水患。筑城目的不同，源自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产业形态差异；城市功能的不同，也决定了二者筑城选址的差异。因此，分析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我们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小结：从文献中的洪水传说再看夏文化的研究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共工、崇伯鲧、大禹这些先贤既是筑城者，也是治水者，且共工、大禹均被明确记录出生在长江流域。通过对上述考古材料的分析，显然文献的这些记载就不能认为是偶然出现的。比如《山海经·海内经》记载：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共工生术器，术器首方颠，是复土壤，以处江水。吕思勉说：“复，即《诗》‘陶复陶穴’之复，则就平地增高之也。”[13]可见，“复土壤”即言筑堤。又郑玄注《考工记》说：“司空，掌营城郭、建都邑、立社稷宗庙、造宫室车服器械、监百工者。唐虞以上曰共工。”[14]可见，共工也是掌管筑城的官名。司空，在出土文献材料中也写作“司工”，而善于治水的大禹同样也担任过这一职务，如上博简《容成氏》：“舜听政三年，山陵不处，水潦不湝，乃立禹以为司工。”[15]大禹故里北川（图源：新浪）在夏文化研究中，四川地区的地位无疑是需要引注意的。一方面，夏人之祖颛顼、夏人之宗大禹均出生在蜀地。特别是大禹出生在蜀地的说法，在古代文献中从无异说。同时，四川地区因治水而产生的都江堰，以及龙山文化时期密集出现的大城，以及大禹自身带有治水传说和曾担任司工的记录等种种材料，都无不把夏文化的中心地指出了成都平原。有关于这方面的内容，笔者曾作《夏商并行论：广汉三星堆遗址、成都金沙遗址为夏文化的22条证据》一文进行介绍，可参考。【版权提示】：本文作者已签约维权骑士，未经作者古史微及维权骑士授权，不得转载。文中所用图片多来自网络，若有侵权，请联系作者删除，谢谢。 [1] 江章华等：《新津宝墩遗址调查与试掘简报（2009-2010年）》，《成都考古发现》2009年。 [2] 刘祥宇等：《成都市大邑县高山古城2014年发掘简报》，《考古》2017年第4期。 [3] 蒋成等：《四川省郫县古城遗址调查与试掘》，《文物》1999年第1期。 [4] 蒋成等：《四川省温江县村遗址调查与试掘》，《文物》1998年第12期。 [5]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大邑县文物管理所：《大邑县盐店古城遗址2002-2003年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14年。 [6]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崇州市文物管理所：《崇州市紫竹古城调查、试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14年。 [7] 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四川崇州市双河史前城址试掘简报》，《考古》2002年第11期。 [8] 颜劲松等：《四川都江堰市芒城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99年第7期。 [9] 三星堆博物馆编：《三星堆出土文物全记录2》，成都：天地出版社，2009年，第316页。 [10]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登封王城岗考古发现与研究（2002-2005）》，郑州：大象出版社，2007年，第64页。 [11] 河南境内古城的双槐树遗址古城面积未见正式公布，此据媒体报道。其他古城面积详见马世之《中国史前古城》，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12] 许宏：《大都无城——论中国古代都城的早期形态》，《文物》2013年第10期。 [13] 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75页。 [14] （清）孙诒让撰，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周礼正义》，第3105-3106页。 [15]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第268页。

藏人是夏王朝后裔吗？藏人是夏王朝后裔吗？敦煌古藏文写卷《小邦邦伯家臣及赞普世系》（P.1286）记载，古代娘若（今西藏江孜、白朗一带）的切喀尔王为藏地之王，被称为“托噶”（Thod Kar）。季羡林等学者业已指出，托噶（Thod Kar）就是汉语文献的“大夏”。先秦文献记载表明，古代晋南地区是大夏人居住过的地方，因此晋南也有“夏墟”之称。在另外一些古藏文写本（如P.1060）中，托噶也被称为“恰”（rgya）。吴均等藏学研究者认为，“恰”（rgya）就是汉语文献的“夏”。这就是说，青藏高原的一些古代部落王有称“夏王”的传统。古代汉语文献同时记载，吐蕃为西羌后裔，而传说中夏人先祖大禹就出生在今西羌之地，这是否只是巧合？

三星堆文明的消失与后羿代夏：从考古学家王巍的观点说起此贴原创：郭放古史微（一）三星堆神树与“后羿射日”神话今年（2021年）3月31日，新华网刊发了一篇对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先生的采访文章，题为《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如何判断三星堆和域外文化的联系》。王巍先生在采访中称：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神树实际上是中国古代神话的天有十日，（与）建木以及后羿射日恰相吻合，说明当时蜀地也流行这个神话，这也是“一体”的证据。[1]笔者赞同王巍先生认为三星堆神树与“天有十日”神话、建木神话、“后羿射日”神话相吻合的观点。天有十日的神话，造就了中国独具特色的“天干”文化。十日神话、建木神话均载于我国最古老的典籍之一《山海经》，在后来出土于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帛画[2]以及大量的古代文献中，有关太阳神鸟、后羿射日的故事均在反复出现，这就有力地证明了三星堆青铜神树是代表着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特征的典型器物之一。同时，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大量含有龙造型及龙图案的各类器物，这同样也说明，三星堆拥有中华文明的身份是通过三星堆文物自身就可以证明的事实。三星堆出土龙形器尊（图：封面新闻）三星堆遗址出土有多株青铜神树。其中著名的一号青铜大神树（K2②：94）“残高396厘米，分树座、树杆、三层树枝及九只鸟和一条龙组成”，[3]是世界最早、树株最高的青铜树，2002年被列入我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文物名单。陈显丹[4]、陈德安[5]、段渝[6]、林向[7]、孙华[8]、徐朝龙[9]等学者先后对该件器物进行过研究，均肯定了青铜神树与《山海经》中的“神树”具有密切联系。在《山海经》中，神树是作为神话之物而存在的。三星堆青铜神树的出现，也证明了神话材料并非是历史研究应该摒除的对象，而是需要从文化学、宗教学角度进行重新认识的对象。三星堆一号青铜神树在三星堆青铜神树身上，十日神话、建木神话是结合在一起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三星堆文化出现之前，类似太阳神鸟的题材虽然见于河姆渡文化、庙底沟文化，但神树类文物甚至图案一直不见于中原地区。因此，如果象王巍先生说三星堆青铜神树是中华文明“一体”的证据，那么，在三星堆文化存在的年代里，这个所谓的“一体”之中心恐怕也应该在三星堆，这与王巍先生一再强调的三星堆受中原王朝影响的论调明显不相契合。就此而言，三星堆对于中国古史重建的意义不言而喻。河姆渡双鸟朝阳象牙雕刻器王巍先生提到了“后羿射日”神话与青铜神树吻合，据笔者所知，更早提出这个观点的是德国学者郭乐知（Roger Goepper）。[10]我们知道，《左传·襄公四年》魏绛在引用《夏训》时就谈到“后羿代夏”的历史事件[11]；同时，《归藏》有“后羿射日”的记载。[12]基于《史记》的三代框架，许多学者认为历史上存在两个不同的后羿。[13]后羿射日（潘絜兹画）然而，在屈原的《天问》中，既出现了射日之羿，也出现了代夏之羿，且看不出屈原视其为二人，这说明我们并不能排除所谓“两羿”实为一人。进一步去读《山海经》我们还会发现，《山海经》虽然提到后羿，提到“十日”，提到后羿除害，却并没有把后羿与“十日”联系起来。并且我们知道，夏王朝有崇拜太阳的文化，比如夏桀就曾自比为日，并以十干之“癸”为名。因此，真实的情况很可能是，“后羿射日”神话就是“后羿代夏”这一历史事件的另一版本。彝族射日英雄支格阿龙值得注意的是，与“后羿射日”相类的射日传说普遍存在于我国少数民族之中。据贵州师范大学张勤教授统计，中国至少有彝、苗、土家、侗、景颇、佤、阿昌、高山、哈尼等二十五个民族有射日传说；[14]另据杨原芳统计，我国拥有“射日神话”的民族有31个，其中25个民族分布于西南地区。在这25个民族中，又以彝族、苗族内部流传最广。[15]这种情况暗示我们，“后羿射日”神话极可能形成于我国西南地区，这与青铜神树正好出现于西南地区的三星堆遗址恐怕不是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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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梵文吗？这印章是什么文字？什么意思?

三星堆大立人双手攥着“天绳”，大立人是连接三界之人间神灵。印度神仙索是一个传奇的魔术。魔术的效果是这样的：魔术师手中拿着一根绳子，然后口中念念有词然后把绳子向空中扔去，惊奇的事情发生，绳子停在了半空中而且很远差不多在云层中，随后魔术师让一个小孩（应该是魔术师的助手）顺着绳子往上爬一直爬到云层中人也消失不见，随后小孩的四肢身体都掉了下了，绳子也掉了下了，此时魔术师把小孩的四肢放到了篮子中，嘴里还是念念有词，突然小孩居然从篮子中钻了出来。这个神奇的魔术至今都是魔术师在探讨的一个神奇魔术，魔术的秘密：有一些说是魔术师表演的时候在一般有树的地方，然后在两棵树的中间挂一根几乎是透明的钢丝，魔术师手中的绳子的一头也有一个小的钩子来钩住上面的线，魔术师把带有钩子的绳子往空中抛去然后钩在钢丝上，然后让小孩往上爬去，等爬到顶上是在顺势滑到两边的树上（但是我总感觉，要是这样的话观众会看不到吗）随后小孩把一些假的四肢丢下来，然后魔术师把四肢放到事先已经放好小孩的篮子中（小孩是双胞胎）然后让小孩从篮子中钻出来。印度古老的魔术很可能来源于远古宗教仪式上的巫术表演，这种仪式象征天与地相通。三星堆的青铜大立人的巨耳就是天耳，能闻众生之言语及一切声响。巨眼就是天目，能洞彻过去未来,前后远近,不同空间,不同界面都能看见。手中紧握“天绳”，掌控众生三界轮回。

千古之谜：中国与印度文化交流始自大禹？《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舜崩，禅位命禹。禹服三年，……禹三年服毕，哀民不得已而即天子之位。三载考功，五年政定，周行天下，归还大越。” 印度，最早名身毒国，后又名天竺国，同属一带一路上的古丝绸之路，历史也悠久。大多数人都知道先听说过有一部百科全书名叫《山海经》，在先秦时名《伯益书》，书中纪录了大禹、伯益他们周行天下的奇闻趣事，各国的民俗国情。此书后在商周时被箕子传到了朝鲜，而国内在东汉时则由刘歆组织了一个班子，对夏时的《伯益书》进行了翻译与修改。《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舜崩，禅位命禹。禹服三年，……禹三年服毕，哀民不得已而即天子之位。三载考功，五年政定，周行天下，归还大越。” 　　印度，最早名身毒国，后又名天竺国，同属一带一路上的古丝绸之路，历史也悠久。　　大多数人都知道先听说过有一部百科全书名叫《山海经》，在先秦时名《伯益书》，书中纪录了大禹、伯益他们周行天下的奇闻趣事，各国的民俗国情。此书后在商周时被箕子传到了朝鲜，而国内在东汉时则由刘歆组织了一个班子，对夏时的《伯益书》进行了翻译与修改，配图。但不知怎的此书在国内却少了《山海经.天地图》，也就是伯益他们绘制的世界上最早的世界地图。在这地图上有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是大禹、伯益他们亲临其境去过的地方，所以才能有《山海经》的成书见世。在这些国家中有：一目国、白民国、黑齿国，女子国、君子国、毛民国、伯虑国、穿胸国、雕题国、僬侥国、聂耳国、终北国、息慎国、身毒国等，约有八十一国。　　因受此处网友“真知堂”之约，所以我就打乱原计划，不按大禹所行路径先后次序，而抽出古时身毒国，现在的印度先作介绍。　　这次大禹周游世界到底是虞舜时还是夏禹，又是哪年哪月开始，暂且难以定夺，姑且定其为公元前2069年，帝舜三十二年至夏禹五年，也就是公元前2046年这个范围内。　　某年某月有一日，大禹文命他们来到了到了身毒国。文命就向大家说道：“我记得当初在巫山的时候，曾和你们说起西方有一个火葬之国，现在我们脚下所立处就是此国了。现在既然到了此地，我们可以看看他们怎样的情形。” 　　众人要看那身毒国地势，先乘马在四周环游一圈，原来此地是四面环水的，仅有东北一部洲渚参差，遥遥与大陆相接。人民性质非常和蔼，对待文命他们都很热情。　　文命问他们火葬情形，那土著人带领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只见一所房屋全用大石块砌成。房屋之外四面又有围墙。房屋之中分为数十间，每间之中有作为焚尸之用。巧的是此时正好有人在那里焚尸，烟气四腾，尸膏流溢，必卜有声。　　因为中华从来都是实行土葬，所以文命他们也是第一次看见火葬，这种令人惨不忍睹现象。大家略为一视，就说道：“走吧，快走吧。” 　　后来细细考察当地土著人情形，仿佛有两种阶级，一贵一贱。贵者视贱者如奴隶，贱者畏贵者如天帝，殊不可解。　　仔细询问他们才知道此国贱者名叫达罗毗茶人，原本是此地土著人，历史文化也很久远，他们崇奉一种《韦陀》经典，但它的传承只是口耳相传，并无文字。贵者名叫亚利安人，新从西北方迁来，征服了当地土著人，而占有他们的土地。那贵者新近有人拟创造一种文字，名叫梵文，并且打算模仿综合旧的《韦陀》经典，而另造一种宗教，名叫佛教，不久就要成功了。　　文命看了一转，向伯益叹口气道：“这里的人民思想能力颇极其伟大，将来有大的贡献于世界。不过这里天气太炎热，人民的性质太偏于慈爱，将来难免会受强族之欺凌，而被吞并。” 　　印度自古就实行火葬，不如我中华土葬好，正因为有了土葬，我们有了三星堆文化，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找回了失去中华五千年记忆。

巴人使用楔形文字（转载）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文字产生于6000年前美索不达米亚，叫作楔形文字，因为笔画像尖尖的木楔，故有此称。不过苏美尔人发明的楔形文字最初也是一种图形表意文字，后来笔画才趋于统一，变成一些尖头符号的组合，以此来表示一个读音，从而变成纯粹的拼读文字，如图：6000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楔形文字是象形会意字3000年前楔形文字石板，此时已演变成尖头笔画的排列组合楔形文字在流变过程中出现过许多分支和变种，有的昙花一现，有的流行过很长时期，有的流传到了欧亚广大地区。那么众多的楔形文字在先秦时代的中国是否也流行过呢？对此中国历史学家是持否定态度的，基于传统文明起源观，他们甚至连些微的怀疑也不曾提出过！但笔者以为，先秦时代活动于川渝地区的巴人是使用楔形文字的，或者说巴人最先使用的是楔形文字。以出土文物为证：四川博物馆藏重庆涪陵小田溪巴王墓出土刻有奇怪字符的青铜戈上图这个青铜戈2001年出土于乌江边小田溪巴王墓中，年代约为战国早期，此墓中还出土了许多精美青铜礼器，并且刻有这种字符的青铜戈不止一个。古籍《华阳国志》称其地为“枳”（zhi），曰：“巴国王陵多在枳”，考古学家由此推测小田溪曾为巴国王陵所在。细看青铜戈，首先可以肯定，上面的刻符是一种文字，且不是汉字，那它是什么文字呢？笔者以为，它是楔形文字的一个分支，古代西亚广泛流行过的“佉卢文”。这种又楔形文字演变而来的古文字曾长期流行于巴基斯坦、阿富汗一带（即犍陀罗地区），遍及新疆和甘青地区。有图为证：新疆和田博物馆藏汉代纸质佉卢文文书残片上图佉卢文残片1988年出土于新疆和田的尼雅古城遗址中。佉卢文（kharosthi）拉丁文注音读作“哈喇·字”，古代回鹘语意为“黑字”，西方学者又称“犍陀罗文”，因为它主要流行于犍陀罗地区。一般以为佉卢文是由汉代居于甘青地区的大月氏人开始使用的，后来大月氏国被匈奴击败而被迫西迁。奇怪的是，败逃而去的大月氏人在中亚所向披靡，竟建立起一个巨大的贵霜帝国。由此佉卢文得以在中亚广泛传播，最后成了丝绸之路上的国际通用文字。20世纪初新疆地区出土过许多古代佉卢文简牍，可惜大多已被斯坦因带走国外。

帕特农神庙的文物修复工程屹立于希腊雅典卫城废墟中心的帕特农神庙是古希腊建筑的巅峰之作。近2500年来，帕特农神庙遭受过地震与火灾，经历了战争的洗礼，也受到掠夺者的洗劫以及错误的修复工作带来的损害。然而，后世人借助高精仪器，修复工作延续近一个世纪，却始终无法恢复这座古希腊人仅用八九年时间建成的神庙。当然，修复工作也揭开一些这座神庙的建筑之谜。帕特农神庙建于公元前450年左右，那正是雅典的黄金时代。政治家伯里克利开创的公民民主成为后世西方人倍加赞赏的体制；此前，雅典人刚刚率领希腊众城邦击败了波斯军队，爱琴海沿岸近200个城邦每年争相为雅典献上金银财宝———这也成为修建帕特农神庙的重要资金来源。　　帕特农神庙完全用白色大理石砌成，显示雅典人对其城邦的保护神———雅典娜女神的尊崇。希腊神话中，海神波赛冬和智慧女神雅典娜争夺雅典城，主神宙斯裁定：谁能给予雅典人一样有用的东西，城便归谁。波赛冬用他的三叉戟敲击岩石，一匹战马奔腾而出，象征战争；雅典娜用其长矛敲击岩石，岩石上长出一棵油橄榄树，这是和平的象征。雅典人选择了雅典娜，这座神庙便用来供奉城邦的守护神。　　神庙不仅仅意味着对神的尊崇，还体现了雅典民主制的萌芽。在神庙内有一幅巨型壁画描述雅典人庆祝节日的盛况，其含义是“所有雅典人的节日”，表明修建神庙的决定来源于城邦所有公民的直接投票。另外，工程的预算和开支都被刻在石头上，供城邦公民监督。在漫长的近2500年间，帕特农神庙就像古希腊悲剧中的主角，在不可知的命运支配下经历各种劫难。　　仅仅在建成七年后，雅典和斯巴达城邦发生战争，很多的雅典人包括伯里克利都在一场瘟疫中丧命。公元前404年，雅典被斯巴达攻陷，短暂的民主时期结束，此后的雅典再也没有创造出如此辉煌之作。　　罗马和基督教兴起后，帕特农神庙被改为教堂；奥斯曼帝国吞并希腊后，神庙又被改成清真寺。信仰的变迁也使得大量珍贵浮雕被涂抹或毁掉。在和威尼斯人的战争中，土耳其人将帕特农神庙作为火药储存库。不幸的是，交战中一颗炮弹落入神庙，将神庙中部彻底炸毁。

人类的第一场货币战争－铜贝淘汰海贝商朝中后期出现的铜贝，是人类最早的金属货币，也是人类发动的第一次货币战争。海贝因多彩光洁、便携带、坚固耐用、可计数，在人类进入渔猎、采集、农耕劳做原始社会阶段，仅作为饰品流传于世。由于存在地域差，为获所需，部族之间以物易物是自然存在的。河南仰韶村墓葬出土的贝饰，据今约有7000年。显然这些贝多半是从别的沿海部落辗转到内陆交换，在物换中有产生货币形态的可能。河南二里头夏文化遗址出土的贝币，见证了中国出现最早的原始实物货贝，此为创举一。作为货币的海贝，从其品种上看，大型海贝有虎斑宝贝、阿文绶贝、黍(音同属)斑眼球贝、蛇首眼球贝等;小型海贝有货贝、拟枣贝等，以货贝最常见。这些贝多生长在东海、南海岩礁间。从其形状上看，白色居多，空心、口细长、多对齿、背隆起或人工磨背式，两端常有磨孔，便于穿系携带。从其计量单位看，以数计值，贝数越多价值越高，少则低，具体实行"朋贝"制:即1朋为大海贝5或小海贝10。从其职能上看，贝币既是非金属自然物货币，又是先秦商品交换中的一般等价物。货贝即财富，通过等价交换，满足需求，显示富有程度。如，商王武丁配偶妇好，她的墓葬除了仪仗、工具、用品、饰件、杂器等755件殉玉外，还有贝币高达7000枚，即700朋贝。若按西周共王三年卫盉(音同和，即古代温酒的铜器)铭文载意，裘卫用值80朋贝的瑾璋(即玉质礼器)换了矩伯的10块田计算，妇好700朋贝可换近90块田，可见财富之巨。从商朝中晚期至周，由于人口增多、农业进步、手工业发达、商贸往来频繁等诸多因素，促使货贝需求量猛增，遂又出现了诸如石、骨、蚌、陶等仿贝。其价值同小海贝。一枚海贝或仿贝价值略低，而珠玉贝则称上币，价值昂贵。人们用各式各样的贝币交换商品，互通有无。商朝包金铜贝商朝统治者逐渐意识到拥有货币发行权就拥有市场贸易的决定权，满足本国民众的财富需求，同时可控制周边那些不安分小国的经济，商朝拥有高超的青铜铸造技术，发行了人类第一种金属货币－铜贝，官府与王室贵族向市场购买商品不再用传统贝币，而用铜贝支付。民众也认识到铜贝本身就具有一定经济价值，青铜镕化可铸成兵器、礼器、农具、食具等等，这是海贝无法比拟的。商朝铜贝大量发行，使市场上的贝币逐渐贬值，这种贬值还是不可逆的，这严重侵害商朝周边诸侯国贵族的经济利益，天下都公认的贝币一直是稳定保值的货币，现在一天一天的贬值，青铜制造所需的各种矿藏现在成为最大的财富了。周武王利用时机联合各路诸侯，列举商纣王多项大罪，但根本的原因是货币发行带来的利益掠夺，各路诸侯财富大缩水，群情激忿大骂纣王，要找富得流油的商纣王算算总帐了。商朝灭亡后，周朝各诸侯国都铸造自己的金属货币，布币、刀币、蚁鼻铜贝币等等，诸侯们事后也明白大众还是认可青铜货币。这场货币战争以商朝灭亡而结束，货币改革是把双刃剑，空手接白刃，也能自伤。货币发行权是最大的利益，民国时期军阀张宗昌就是通过发行“省币”来掠夺所辖区域的财富，日据时期发行“军票”，民国时期发行“金圆券”，这些都是一个套路。

三星堆出土的印度洋海贝从何而来 1986年，大批海贝在三星堆出土。其中有一种环纹货贝，大小为虎斑贝的三分之一左右，中间有齿形沟槽，只产生于印度洋深海水域。地处内陆盆地的三星堆，为何会出现如此之多的齿贝？三星堆的海贝应该是来源于印度洋北部地区（主要是孟加拉国湾和阿拉伯海之间的地区）。史料记载，印度地区不仅自古富产海贝，印度洋北部还有以齿贝作为货币的传统。“三星堆并非唯一出土海贝的地区。”云南大理鳌风山墓葬中出土的海贝，年代大约在春秋中期至战国初期；晋宁石寨山出土的海贝更多达14.9万枚，年代为战国末至西汉中叶；此外，云南大理、楚雄、昆明、曲靖等地，以及四川茂县、西昌等地，都有海贝出土。夏后有玄贝。不仅如此，在一些夏、商前期的墓中我们也发现了海贝的存在。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早在夏朝时就出现了中国最早的货币——海贝。这也是有关金钱的中国汉字很多都是"贝"字旁的原因，如赔、赚、赊、赠、赌…… 商朝后期，统治者为了掌控货币发行权，将自然物货币向人工货币转变，中国特有的货币铜贝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金属货币。从自然物货币到生产物货币，这可以说是一次巨大的飞跃。战国时期金属铸币的出现：铜贝蚁鼻钱秦灭六国，一统货币，推行秦半两六王覆灭，四海归一。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不仅规定了"车同轨，书同文"，而且还统一了度量衡以及货币。秦始皇废除了先秦时期的四大铸币体系，发布"以秦币同天下之币"的律令，推行秦半两钱。秦半两在形状上也发生了变化，从最初的圆形圆孔变成了圆形方孔，这体现了人们当时天圆地方的思想。这种外圆内方的形状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贯穿了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直到民国初期为止。远古时期海贝作为货币，通行于南亚、东南亚、西亚、中国、东非。中国夏朝把经济重心从南亚，逐渐迁移至更适合农耕的中国内陆，商朝时期作为货币也从印度洋的贝币逐步转为铜贝，最后至秦代统一货币为秦半两。货币的变迁，从侧面也能看出中国文明的发展历程，从南亚至三星堆，再至中原。这期间逐渐融入到中国本土文化之中，已经看不到最初的样子了。只依稀能看到青铜制造技术、印章、贝币等残留。

巴基斯坦裔香港警员范业成（Ifzal Zaffar）与三星堆的青铜头像呵呵！大家看看！

悲壮的殷人东渡旅居美国的许辉博士提出，商纣王的儿子武庚(史记中称作禄父)等王室成员在周初和武王的弟弟管叔、蔡叔、霍叔发动"三监之乱"失败后，逃亡到了美洲大陆繁衍生息留下文化遗存。他认为:美洲文明之母"奥尔梅克文明"和中国商代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这一意见传出后，新华社等新闻媒体进行了广泛的报道，引起了国内外的普遍关注。在中国，国学大师罗振玉和王国维最早提出殷人东渡美洲的可能性。后来郭沫若也相信殷人东渡美洲。近年美国俄克拉荷马中央州立大学教授许辉的《奥尔梅克文明的起源》和中国学者王大有等的《图说美洲图腾》进一步阐明殷人东渡美洲论的根据。 1、殷商是中国的青铜时代,墨西哥也出土青铜人头像，相貌和华夏人相似。 2、奥尔梅克的玉圭刻着和甲骨文类似的图形，王大有、许辉还根据甲骨文将一些奥尔梅克图形解读。 3、奥尔梅克人跟中国人一样喜爱玉器。 4、奥尔梅克人的玉器上的虎头图案和商朝玉器上的虎头图案，惊人地相像。一些外国学者注意到了美洲古代印第安文化与商殷文化的共同特征。委内瑞拉学者安东尼奥·莫雷诺·维亚弗兰卡认为，美洲前奥尔梅克和奥尔梅克文化，是公元前1400年左右(中国商朝)，一批中国移民从黄河流域向东迁徙，越过太平洋在美洲登陆，从而将他们高度发展的文化在美洲传播的结果。莫雷诺认为，进入美洲的这批移民，来自拥有灌溉农业、神权概念和丰富天文知识的国度。而美洲印第安文化的一些特点与以制造青铜器为特点的中国黄河流域的文化的影响是有关的。

三星堆就是夏朝，从泥板至竹简苏美尔人用泥板记述文化，并注重传播，这个传统应该被中国继承的，苏美尔人到四川，放弃泥板，使用竹简。在这里停留，并建立三星堆文明。蛮族是没有文字记载习惯的。

甲骨文“车”字，是仿写苏美尔人的早期拼板车轮，原创：亚布斯力对于金文“车”字是仿写车轮的形状，古今一直没有异议。但是对于金文“车”字是仿写哪个时代的车轮，却并没有人认真研究过。今日读蓦的世界所写《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人类最早的文明》一文，看到一张用圆形木板来固定车轴的世界最早车轮图片，不禁眼前一亮：原来金文“车”字，是仿写苏美尔人的早期车轮。

甲骨文车的演变汉字“车”的繁体字中间部分是“田”字，上下部分是两个“十”字，这如同一个车轮子和车轮子两侧露出来的车轴。其实繁体“车”字的“田”字在篆书中就是一个车轮子。再往前查，甲骨文象形字的“车”字就是一个车轮子。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古人的战车的轮子很大，车身很小，为了便于纪录，就把车轮子作为“车”字的主要部分创造出象形字，并在象形字的最上头划出几条曲线，象征战车上的旗帜;后来逐渐简化舍去上头的曲线而形成中间是圆形的篆字;随着隶书的出现“车”的中间演变成田字型的“车”;建国后才进一步简化成现在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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