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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方邮政邮票(一) 清蟠龙加盖 1909年(清宣统元年)冬,清朝政府在西藏设立邮区,在拉萨设立邮政总局,此后陆续在察木多(昌都)、江孜、帕里宗、日喀则和亚东等地设立邮政分局。最初使用的邮票是清代的蟠龙、鲤鱼、飞雁图邮票,后来因邮政业务的发展,加之当地所用币值不同,为了适应当地文字和币制的需要,就在清代蟠龙、鲤鱼、飞雁图邮票上加盖汉、英、藏三种文字和三种币值(银圆、印度卢比、藏币),从1911年4月起在西藏行使,全套邮票共11枚。 第一版普通邮票 1912年开始发行,这套邮票共六枚,面值和刷色分别是:1、2.5分,(卡岗),橄绿;2、5分(噶阿),蓝;3、7.5分,(齐吉),紫;4、1钱(雪岗),玫红;5、1.5钱(章噶),朱红;6、1两(桑),灰绿。 第二套普通邮票 1922年前后发行,面值有4章噶和8章噶两种,4章噶的颜色为深蓝色,8章噶的颜色为红色。 第三套普通邮票 1933年发行,共五枚,邮票面值从1/2章噶到4章噶,面值和刷色分别是:1、1/2章噶,桔黄;2、2/3章噶,蓝;3、1章噶,玫红;4、2章噶,朱红;5、4章噶,翠绿。 打孔邮票 前期发行邮票皆为无孔,后来使用第三套邮票,6—8个整版邮票叠在一起用缝纫机打孔,但很快停止,重新使用无孔邮票。 电报公文邮票 后期发行,公文邮票全套八枚,电报邮票全套五枚,可供研究参考的资料不多。 清蟠龙加盖第一组 1/3 trangka第二组 2/3 trangka第二组 打孔公文邮票
邮史钩沉—抱犊崮土匪邮票 1923年5月6日凌晨,一帮土匪在山东临城、沙沟之间的津浦铁路线上劫持了一趟火车。此车由南京开往北京,车上共有二百多名旅客,其中还有二十多名外国人。劫匪截停火车后,将车上旅客们随身携带的钱财、首饰和其他贵重物品洗劫一空。并且把全部旅客劫持到山东枣庄一个叫的地方。 由于此案牵涉到外国人,美、英等国迅速向民国政府施加压力,“大总统”黎元洪急电山东督军田中玉尽快救出人质、剿除匪患。田中玉的部队到了抱犊崮,却因投鼠忌器而无计可施。匪首孙美瑶反而得寸进尺,极为强硬地约法三章:北洋军必须撤兵;给土匪提供一年军饷;以被扣外国人作为抵押。否则,他就要撕票。这件事迅速发酵,闹得中外震动,后来被称之为“民国第一案”。 北洋政府迫于英美等国施加的压力,不得不与之谈判。而孙美瑶以外国人质为要胁,在谈判中掌握了主动权。双方商定,暂时让美国商人卡尔·克劳为人质送去食品、衣物,并负责双方的沟通协调。由于人质需要与家人联系,克劳也承担起了帮他们投寄信件的任务。他弄来一个木箱子,上面还用英文写着“土匪邮政”四个字。人质的所有信件均装入此箱中,经临城邮局寄往全国各地。 克劳和他的助手麦根突发奇想,决定发行“土匪邮票。”他们找到一家刻字店,设计制作了一套邮票图案的木制印版。这套邮票做工非常粗糙,有5分和10分两种面值,均为长方形、周边无齿,首次各印了300枚。10分邮票为克劳设计,无图案、无中文,只有一行英文“PAOTZUKUBANDITPOST”,意为“抱犊崮土匪邮政”。5分邮票为麦根出品,有小山图案,代表抱犊崮,另分别有中英文的“抱犊崮”字样。搞笑的是,5分邮票上的“5CTS”居然被刻字人误刻成了“50TS”,成了错票,但实际使用时仍当作5分大洋。 克劳要求人质必须在信封上加贴“土匪邮票”才准予投寄,因此人质必须先掏钱买“邮票”。由于金额很小,土匪们对此也不闻不问。但“土匪邮票”在民国邮政系统并非有效邮资凭证,克劳必须在信件上另贴正式邮票才能交付给邮局。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当时“临城劫车案”是世人关注的焦点,而很多人质的信件均寄往全国最大都市上海,这种“土匪邮票”很快就在上海成了新鲜玩意儿。再加上媒体的炒作,当地的邮商、集邮者均将其均为邮票珍品,使其身价不停地往上蹿。有人甚至直接写信或登门找克劳,出高价求购“土匪邮票”。 起初私印“土匪邮票”时,克劳和麦根只想赚点小钱,无论如何想不到能火到这个地步。他们赶紧加印了数百枚“土匪邮票”,大赚了一笔。由于“临城劫车案”事发后悬而未决,媒体紧盯不放,“土匪邮票”的热度也居高不下。但是树大招风,这种非法邮票也引起天津邮政局的关注,他们查清原委,作出了不得收寄贴有“土匪邮票”的所有信件。后来,孙美瑶部匪徒接受了政府军的改编,并于当年6月13日,将人质全部被释放。发行了一个多月的“土匪邮票”,也就寿终正寝了。
水原明窗旧藏拾遗——宫门倒 2016年Spink拍卖会上,有一枚“宫门倒”邮票,成交价为120万港元,而一枚来自水原明窗旧藏的实寄封,成交价则达到了480万港元,成为全场拍卖的最高价。   这枚实寄封是1923年10月29日从上海寄出的实寄封,盖有当时的上海机盖戳,并有挂号戳,而“宫门倒”邮票本身也是品相完美,并带有厂铭的下边纸,这无疑更增加了珍罕性,同时在背面还有当时的挂号条,由于是来自于名家旧藏,且来源有序,最终以480万元成交也可谓是众望所归。除了全球唯一贴“宫门倒”邮票实寄封之外,还有一枚贴有帆船一分横三连中缝漏齿的实寄封,成交价为4.2万港元。   中华民国邮政于1913年5月5日(民国2年)正式发行一套普通邮票,全套19枚。面值半分至1角的,图案为一帆船,背景铁桥上飞驶的火车,寓水陆交通发达之意,通称“帆船票”;面值1角5分至5角的,图案为一收获的农民,背景为天坛,寓发展农业之意,通称“农获票”。面值在元以上的邮票图案为北京国子监牌楼,寓弘扬文化,通称为“宫门票”。这套邮票发行了3次。1913年发行的邮票是在英国伦敦印刷的,称伦敦版。第二年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不能继续在英国印制而改由北京财政部印刷局印制,于1914年发行第二版帆船邮票。邮票图与伦敦版相似,初期亦为19种面值。1919年又增加发行1分半、1角3分和20元3种面值,全套总共为22枚,称北京老版。1923年在北京财政部印刷局印制的第三版,全套22枚,称北京新版。   在北京老版的“宫门票”中,有1元、2元、5元、10元和20元等五种元单位票。其中面值2元的,在印刷中出现了严重的错印。主图牌楼为黑色,边框为蓝色,此票采用双色套印的方法印制的,即先用一个版印出边框,再用另一个版套印中心图案。由于印刷工人忙中出错,将其中一个版放倒了,所以印出来的邮票中心图案牌楼是倒印的,俗称“宫门倒印”票。据考证,这种“宫门倒印”错体票仅流出48枚,十分罕见,被列为“民国四珍”之一,被誉为“后四宝”之首,为中国邮票中的珍罕之品。   1996年4月苏富比公司在香港举办的“远东珍邮”拍卖,1枚“宫门倒印”以20.7万元(港币)成交。另有1件横双连“宫门倒印”以59.75万元(港币)拍出。   1996年5月20日北京邮品拍卖会,1枚北京老版2元“宫门倒印”,带版铭,有蓝色鉴定号“2115080”,底价25万元(人民币),以38万元(人民币)成交。   2016年Spink拍卖会上,一枚“宫门倒”邮票120万港元成交,而一枚来自水原明窗旧藏的实寄封则以480万港币成交。
红印花小字当壹圆 红印花加盖邮票是在清代海关1896年委托英国伦敦华德罗公司承印的红色三分印花票上加盖的,印花票印制精湛,雕刻精细,华丽漂亮,票面全系英文,背面刷胶。在加盖中出现了一些因颜色不同和加盖字体大小不同以及数量较少的珍罕票品,比较著名的出现了红印花六大珍品。红印花原票、红印花“小字当壹圆”、红印花“小字当壹圆”四方连、“红印花错体票之王”、红印花当伍圆倒盖、红印花双色覆盖小字4分、唯一销戳的“小字当壹圆”、“绿衣红娘”等均是罕贵之品。 红印花“小字当壹元”四方连号称“东半球最罕贵之华邮”,仅存世一枚。 红印花“小字当壹元”四方连最早被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邮票设计师——德国人费拉尔秘藏。费拉尔1904年逝世,他的中国遗孀于1924年将之披露于世。 1927年,中国著名集邮家周今觉绞尽脑汁以2500两纹银购得此物而享誉中国邮坛,并被冠以“华邮之王”和“邮王”之美称。 1947年,周今觉忍痛割爱以330两黄金之价卖给另一中国集邮家郭植芳。郭植芳1948年侨居美国,1967年临终前叮嘱其妻,此国宝宁可以便宜价钱卖给华人,也不能以高价卖给外国人。 1982年郭夫人以30万美金转让给林文琰先生。可见此蜚声国际邮坛、名邮中之名品凝聚了几代华人集邮家的爱国之情。
红印花加盖邮票发行后的数十年间,人们都认为加盖的油墨均为黑色。但在1942年初,陈志川从一外国人手中购到了一枚使用绿色油墨加盖的红印花小字暂作洋银2分邮票(以下简称“绿衣红娘”),一时轰动邮坛,引起了集邮家们的关注。当时,上海集邮者中的文人雅士给这枚邮票起了“绿衣红娘”这样好听的名字。 “绿衣红娘”的产生:一种说法是当时那个私营印刷厂在承办加盖红印花2分邮票时,自作主张,采用绿色油墨试盖于红印花原票上,当时一共加盖了40枚,然后呈献海关造册处批准,因绿色油墨加盖在红色票上,不够明显,认为不合适,遂令改用黑色油墨加盖。另外一种说法是,加盖的油墨颜色为黑色,这在上海海关造册处委托这家私营印刷厂时已经告知了,但这家私营印刷厂拿到红印花原票后,油辊上为绿色油墨,忘记更换成黑色油墨,加盖了一张40枚后,发现颜色错误,立即纠正。这一张绿色加盖票并未混入黑色加盖票中,而是单独上交给了主管单位。这40枚“绿衣红娘”邮票本是作为档案留存,由北京白纸坊财政部印刷局保管。后来可能是由于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时,白纸坊财政部印刷局发生了几次失窃案,造成了“绿衣红娘”流出。 谈起“绿衣红娘”的收藏与传承,可谓集邮界的一段传奇。 陈志川,浙江绍兴人,生于杭州,中学时代开始集邮,致力研究中国早期邮票,尤其对大龙邮票研究颇深。抗战期间迁居上海,开设国粹邮票公司,1942年3月1日陈氏独资并主编《国粹邮刊》创刊,他还两度担任新光邮票会会刊主编。他购到“绿衣红娘”后,因为当时只发现了这一枚使用绿色油墨加盖的小字暂作洋银2分邮票,无法确定其身份,甚至有人怀疑为化学变色,而陈志川以研究大龙邮票为主,因此就想把这枚邮票转让。集邮家宋慧泉得知此事后,毅然决然地将其买下。 宋慧泉,山东乐岭人,抗日名将宋哲元的胞弟,集邮成果颇丰。他得到“绿衣红娘”后经过多方考证,确定其不是因油墨褪色或化学变色造成的,并加以宣传,集邮界开始逐渐承认它的真实性和珍品地位,此事使陈志川后悔不已。 自从确定了“绿衣红娘”的真实身份后,集邮家们开始对这枚邮票心驰神往。1944年,上海的集邮家王纪泽、郭植芳、宋醉陶、邵洵美都想一睹“绿衣红娘”的风采,于是邀请宋慧泉携珍邮来上海。据宋慧泉后人撰文回忆,在接风宴上,宋醉陶以若干万寿加盖改值错变体票和商埠邮票换走了“绿衣红娘”。 宋醉陶,浙江吴兴(今湖州市)人,字沅清,晚年定居于苏州。致力于万寿邮票的收藏与研究,研究成果发表于《国粹邮刊》各期。邵洵美本想购买此票,但宋醉陶捷足先登,在宋慧泉的送别宴上,邵洵美让宋醉陶借此票赏玩数日。宋醉陶心想好事已成,就同意了。数日后,邵洵美与宋协商转让,宋不肯,邵又许以重金,宋仍不为所动。邵洵美爱票成痴,不惜再三恳求,并扬言强留不再归还。宋醉陶被其诚恳感动,又经亲友调解,只得忍痛割爱,成人之美。最后,邵洵美以比原交换价高出7倍的价格从宋醉陶处购得“绿衣红娘”。宋醉陶曾在《国粹邮刊》第38期发表《无可奈何花落去》一文,表达自己对失去“绿衣红娘”的惋惜之情。 邵洵美,浙江余姚人,曾留学英国剑桥大学。与人合作开办新月书店,主编《论语》等杂志。20世纪40年代前期热衷集邮,学藏并重,主要收集中国早期邮票,努力搜求未见著录并有集邮学研究价值之物,积极向社会各界宣传、推广集邮活动。邵洵美爱惜“绿衣红娘”心切,强聘夺爱,此事惊动了邮坛,人们不免称奇。 集邮家张包子俊在1944年9月《邮话》第33期撰文中称 :“红印花绿色加盖,为近年之新发现,故逐鹿者大有人在,今为文学家邵洵美君量珠聘去。是花娇产申江,惊人才貌,燕赵远游,风尘劳顿,今则名士美人,藏娇金屋,定将邮传佳话矣!” 《中国珍邮集粹》——何国辉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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