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帝和黄帝 炎帝和黄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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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道德】(转载)论牟宗三的康德研究 (杜 霞) 牟宗三先生对康德研究的大致历程: 1949年完稿《认识心之批判》,对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作了深入的探讨。此书主要是顺着康德对知性的机能所作的说明,来融摄罗素、维特根斯坦等人关于逻辑及数学的理论。1990年重版时《重印志言》中表示了对此书的不满。 1964年译出康德的《道德的形而上学之基础》。 从1961年起,开始撰写《心体与性体》,1969年三册全部出版。主要依据道德自律概念指出康德伦理学之不足及儒家的良知学有进于康德之处,并以此判分宋明诸儒。1978年撰成《从陆象山到刘蕺山》完成了对宋明理学的研究。 1969年撰成《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在此书中,他先顺着海德格尔在《康德与形上学的问题》一书中对康德哲学所作的诠释,厘请现象、物自身、智的直觉诸概念的涵义。进而指出:虽然康德不承认我们人类有智的直觉,但在中国哲学中,儒、释、道三教为了依实践的进路体证人类所具的无限心,必然承认人类有智的直觉。 1973年完稿《现象与物自身》进一步讨论现象与物自身的区分,据以建立其两层存有论、“一心开二门”的架构,并指出若不承认智的直觉,康德就不能真正稳定住现象与物自身的区别。 1984年撰写了《圆善论》一书,顺着康德的“最高善”(圆善)问题,来说明儒、释、道三教中的“圆教”型态,并且解决康德所提出的“德福如何一致”的问题。 两本讲义:1983年《中国哲学十九讲》出版;1984年《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出版。 译注的出版情况,1982年《实践理性批判》和《道德的形上学之基础》两书以《康德的道德哲学》之名出版。1983年《纯粹理性批判》译本出版。1993年《判断力批判》译本出版。[1] 下面我们主要讨论牟宗三几部著作中对于康德的疏解。
【思想道德】转载:永和九年的那场醉 (祝勇) 一 我到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上班的第一天,郑欣淼先生的博士徐婉玲说,午门上正办“兰亭特展”,相约一起去看,尽管我知道,有王羲之的那份真迹,并没有出席这场盛大的展览,但这样的展览,得益于两岸故宫的合作,依旧不失为一场文化盛宴。那份真迹消失了,被1600多年的岁月隐匿起来,从此成了中国文人心头的一块病。我在展厅里看见的是后人的摹本,它们苦心孤诣地复原着它原初的形状。这些后人包括:虞世南、褚遂良、冯承素、米芾、陆继善、陈献章、赵孟頫、董其昌、八大山人、陈邦彦,甚至宋高宗赵构、清高宗乾隆……几乎书法史上所有重要的书法家都临摹过《兰亭序》[1]。南宋赵孟坚,曾携带一本兰亭刻帖过河,不想舟翻落水,救起后自题:“性命可轻,《兰亭》至宝。”这份摹本,也从此有了一个生动的名字——“落水《兰亭》”。王羲之不会想到,他的书法,居然发起了一场浩浩荡荡的临摹和刻拓运动,贯穿了其后1600多年的漫长岁月。这些复制品,是治文人心病的药。 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的暮春三月初三,时任右将军、会稽内史的王羲之,伙同谢安、孙绰、支遁等朋友及子弟42人,在山阴兰亭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文人雅集,行“修褉”之礼,曲水流觞,饮酒赋诗。魏晋名士尚酒,史上有名。刘伶曾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钦一斛,五斗解酲。”[2]阮籍饮酒,“蒸一肥豚,饮酒二斗。”[3]他们的酒量,都是以“斗”为单位的,那是豪饮,有点像后来水泊梁山上的人物。王羲之的酒量,我们不得而知,但天籁阁旧藏宋人画册中有一幅《羲之写照图》,图中的王羲之,横坐在一张台座式榻上,身旁有一酒桌,有酒童为他提壶斟酒,酒杯是小的,气氛也是雍容文雅的,不像刘伶的那种水浒英雄似的喝法。总之,兰亭雅集那天,酒酣耳热之际,王羲之提起一支鼠须笔,在蚕茧纸上一气呵成,写下一篇《兰亭序》,作为他们宴乐诗文的序言。那时的王羲之不会想到,这份一蹴而就的手稿,以后成为被代代中国人记诵的名篇,而且为以后的中国书法提供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坐标,后世的所有书家,只有翻过临摹《兰亭序》这座高山,才可能成就己身的事业。王羲之酒醒,看见这幅《兰亭序》,有几分惊艳、几分得意,也有几分寂寞,因为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将这幅《兰亭序》反复重写了数十百遍,都达不到最初版本的水准,于是将这份原稿秘藏起来,成为家族的第一传家宝。 然而,在漫长的岁月中,一张纸究竟能走出多远? 一种说法是,《兰亭序》的真本传到王氏家族第七代孙智永的手上,由于智永无子,于是传给弟子辩才,后被唐太宗李世民派遣监察御史萧翼,以计策骗到手;还有一种说法:《兰亭序》的真本,以一种更加离奇的方式流传。唐太宗死后,它再度消失在历史的长夜里。后世的评论者说:“《兰亭序》真迹如同天边绚丽的晚霞,在人间短暂现身,随即消没于长久的黑夜。虽然士大夫家刻一石让它化身千万,但是山阴真面却也永久成谜。”
【民族交流】转载:认识中国的方法 认识中国的方法 摘自《腾飞的龙》 韩国驻华大使 金夏中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2年10月第一版2003年第二次印刷 我们在了解一个民族之前,首先要了解他们的文化。以此来判断,他们是具备哪种气质的人,怎样才能尊重他们,才能与他们合作。同样,在了解中国之前,首先要学习中文,以便了解中国的文化,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开拓出一条与中国人合作的道路。  而在正确了解中国的问题上,有以下几个注意事项: 1、不要去寻找标准答案; 2、不要过分依赖于间接的信息; 3、不要急于作出判断; 4、应考虑变化的速度等。 正确了解的基础 通过文字和语言的了解   要想了解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思想方式,了解该国的文字和语言是关键。如果我们不懂得一个民族的语言和文字,而想去了解这个民族,是很难了解他们的。中国文字作为表意文字,具有数千年的悠久历史,一个不懂中文的人,是几乎不可能正确了解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和中国的现状的。相反,如果我们看懂汉字,就会对中国文化有一定的了解,由此将会加深我们对中国的了解和热爱。 西方人对中国不太了解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们不了解中国文字。对于西方人来说,汉字太难,也太难理解。所以,即使是了解中国的西方人,讲汉语也还是件不太容易的事情;而中文讲得很好的人,也不见得十分理解汉字;而且,即便是理解汉字的人也不一定能写好汉字。比如,在重要的国际会议上担任中文翻译的外国人,多是华裔,他们作为华裔能做中文翻译,但他们当中真正能做到边写汉字边翻译的人却非常少。 那么,外国人究竟怎样看待汉字,我想举这样一个例子。那是我担任驻华使馆公使时的事情。有一次,我应邀到一位在中国工作10年以上的西方外交官家里做客。但在晚餐席上,那位外交官提起中国的书法艺术,说中国人把自己的文字视为艺术,真是不可思议。对此,我解释说,中国的汉字与其他国家的文字不同,汉字作为象形文字,每一个字都是按其意思造出来的,因此不能将书法艺术简单地视同于英文字母。但在场的外国人却都露出不太赞同的表情。 如上所述,要想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以及中国人,懂汉字是必不可少的。如不懂中国语言和文字,对于中国的了解,只能停留在极其片面和枝节性的认识水平上。 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气质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中国,我们有必要了解中国的文化,只有那样才能更透彻地了解中国人的性格和气质,而只有了解了中国人的气质,才能学会尊重他们的方法,才能与他们进行合作。 我常常望着汉字好奇地想,西方人会对它作出怎样的解释。比如,当中国人提到“仁”、“道”、“孝”时,韩国人很容易就斟酌出是什么意思,但对西方人来说,却太难理解了。 正确了解的方法 不要去寻找标准答案   要想了解中国,首先应考虑到,中国不能用一种标准答案来作出定论。那是因为中国太大、太多样化、也太复杂,因此,根据人们对中国所持的立场和观点的不同,其见解也各不相同。或许把中国视作任何人(连中国人自己)都很难解开的一个巨大谜语,是最恰当不过的。 不要过分依赖于间接的信息 由于中国的广阔和多样性,仅凭新闻报道、资料及个别人的话,来了解中国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要想正确了解中国,充分利用以前的资料固然重要,但如条件允许,最好亲自到中国耳闻目睹,与中国人直接接触后再做评价。  特别是,在中国与什么样的人打过交道非常关键,遇见好人会对中国产生好印象,而遇见坏人就会对中国产生不好的印象。因此,尽可能多地与各种各样的中国人打交道,将有助于了解中国。也只有那样,才会对中国作出正确、公正而客观的评价。 不要急于作出判断   作为一个国家来说,中国的幅员过于辽阔,人口过于众多,历史也过于悠久;中国人的气质和想法也因此根据地区的不同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所以,我们不能只拿个别地区和个别地区的人,就对整个中国和所有中国人一概而论。举例说,看到四川人或广东人,不能认为他们可以代表所有中国人,当然也不能只看到北京和上海就认为这代表中国所有城市的发展水平。总之,我们在分析有关中国和中国人的问题时,不要只看到一方面,也不要急于作出判断,而应在充裕的时间里冷静地思考。 应考虑变化的速度   如今,中国的发展速度快得令人吃惊。看到中国的人,无不对它的发展速度感到恐惧,有些国家甚至推出了“中国威胁论”。以至于我们在一年前、两年前,甚至是最近才获知的消息,在中国有可能已发生了变化,因此,对于有关中国的问题,我们应考虑到中国的变化速度。同时要记住,把上一年或几个月前听到或看到的情况,当做是目前中国的情况,则会发现很多都是错误的判断。
晁错论(苏轼) 晁错论(苏轼)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天下治平,无敌而发大难之端。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有辞于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责,则天下之祸,必集于我。 昔者晁错尽忠为汉,谋弱山东之诸侯。山东诸侯并起,以诛错为名。而天子不之察,以错为之说。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不知错有以取之也。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凿龙门,决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盖亦有溃冒冲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是以得至于成功。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错不于此时捐其身,为天下当大难之冲,而制吴、楚之命,乃为自全之计,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之至安,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遗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怨而不平者也。当此之时,虽无袁盎,亦未免于祸。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难之矣,而重违其议,是以袁盎之说,得行于其间。使吴、楚反,错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使不至于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虽有百盎,可得而间哉? 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使错自将而讨吴、楚,未必无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奸臣得以乘其隙。错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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