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姬舞 红姬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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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弹】古代的庙号   庙号,指君主死后,在太庙立室奉祀时特起的名号,起源于商朝,除了秦始皇时期,庙号被废止过,历朝历代都沿用,和谥号最显著的区别是庙号只属于君主。   庙号和谥号的区别,举几个例子,大家就更加清晰了:   刘邦,谥号:高皇帝,庙号:太祖。   刘彻,谥号:孝武皇帝(为了表示以孝治天下,汉朝皇帝的谥号里通常都加一个孝字);庙号:世宗。   经过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删减和重新拟定,西汉皇帝里真正有庙号的只有四个:太祖高皇帝刘邦、太宗孝文皇帝刘恒、世宗孝武皇帝刘彻、中宗孝宣皇帝刘询。可见早期庙号的严格。(刘秀,谥号:光武皇帝;庙号:世祖),通常开国的才能叫祖。光武帝虽然没有改朝换代,但是他这个皇帝位置并不是祖先给的,而是靠自己打下来的。   庙号早期都是一、两个字,并且只有成就突出的帝王才能拥有,到了魏晋南北朝开始,随着天下动乱、礼乐败坏,庙号也跟着泛滥了。   许多割据一方的小国的创建者都称祖叫宗,如后赵、前秦、西秦、前燕等等。   唐朝以前对过世的皇帝一般简称谥号,如汉宣帝、汉明帝,而不称庙号。唐朝以后,由于谥号的文字加长,成了各种褒义词的堆砌,因此改称庙号,如唐太宗、宋太祖等。   一般朝代的创立者庙号叫太祖比较普遍,紧接着是太宗,后面许多皇帝的庙号相应的也要结合他们在位时候的表现。   明成祖朱棣原先的庙号叫做太宗,在嘉靖皇帝时候被改为成祖,以此赞扬明成祖开创了小宗继承大统的先河(本来帝统属于建文帝一脉)。嘉靖皇帝本人的庙号是世宗,因为他也是藩王宗室继承大统的开创者(明武宗正德皇帝死后无子,嘉靖皇帝是他的堂弟)。   清朝入关的第一位皇帝是顺治,因此他的庙号是世祖;而康熙大帝由于做皇帝时的成绩太过出类拔萃,庙号被尊为圣祖。
【第三弹】古代的谥号   古代君主、诸侯、大臣、后妃等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死去之后,官方根据他生前事迹、道德休养等情况,给予其一个带有评判性质的称号,也就是谥号,相当于一个人的盖棺定论。   周朝时,天子、各国诸侯、卿大夫及夫人有得谥资格;汉朝规定只有生前封侯者有得谥资格;唐朝规定职事官三品以上有得谥资格;一般文人学士或隐士的谥号,则由其亲友、门生或故吏所加,称为私谥,与朝廷颁赐的不同根据国学大师王国维等人的考证,谥号制度的形成,应该起源于西周中期,这种观点也得到学界的广发认可。   谥号一开始只有“美谥”、“平谥”,通常表示后人对先人功绩的怀念“恶谥”的开始主要源于周厉王在位期间的倒行逆施死后而被谥为“厉”。   并且从此以后,逐步形成了清晰、明确的谥法,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为了达成将谥法作为以礼教褒贬人物、挽救社会风气的目的,编写了《谥法解》一书,这本书也成为后世谥法施行时的重要依据。   到了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秦始皇统治时期,他认为这种“子议父、臣议君”的行为大逆不道,因此废除了谥号;汉朝开始又重新兴起,并且逐渐规范;明清时,谥号管理由礼部负责。   下面说一说和谥号有关的趣事:   魏明帝曹睿在世时,就迫不及待的自称为烈祖明皇帝,被后世所嘲笑,按照规矩,谥号只有死后才能获得。   南陈被灭之后,后主陈叔宝被俘虏回了长安,于公元604年去世,由于他做皇帝时候的荒唐表现,被当时的皇帝杨广定谥号为“炀”(著名的恶谥,昏君的代名词),杨广继承时的大隋王朝,强盛繁荣、威震四方,到他临死前,大隋王朝在各路义军的风起云涌下,已经是落日余晖,离灭亡不远了,因此他也被唐朝定了谥号为“炀”,得以与南齐东昏侯、陈后主、金朝海陵王等昏君其名,不知道这位文采绝佳、风姿不凡的帝王知道也得了这么个谥号之后有什么感想。   南宋时,大奸臣秦桧死之后,被朝廷赐予了“忠献”的美谥、赠予了申王的爵位。开禧二年(1206年),宋宁宗追夺其王爵,改谥谬丑。算是符合这位大奸臣被千古唾骂、石像还跪在西湖边风波亭中的历史地位,后来秦桧的后人到此还和文人袁枚有一副对联:“人从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奸臣之名、连累后人,让人唏嘘不已。   明朝时,文坛领袖、内阁首辅李东阳临死前迟迟不肯闭眼,身边人都很诧异,这时候他的老同事、另一位名臣杨一清握着他的手告诉他朝廷已经为他定了“文正”的谥号,听到这个消息后,李东阳激动的要跪下来给杨一清磕头,可想而知“文正”这一谥号对士大夫来说是多么的珍贵(北宋名臣范仲淹所得谥号为“文正”,从此以后这个谥号成了文人士大夫毕生最高的追求)。   清朝时期,谥号的拟定具有非常严格的标准和流程,曾国藩因为其平定太平天国、推动洋务运动等一系列卓越的功绩,死后被定谥号为“文正”(整个清朝,也只有八个人获得)。另一位名臣张之洞知道之后,对其他人说,连曾国藩都能得“文正”这样的谥号,我死后看来也差不到哪儿去,结果是,他死后只得了个“文襄”的谥号,别说“文正”了,连李鸿章的“文忠”都比他的谥号高十多个级别。看来人有的时候自我感觉还真不能太良好!
【第三弹】“醉酒将军”——淳于琼   淳于琼,是一个有名声,有能力,也有资历的名将。在灵帝末年,曾敕封八名校尉主掌禁军,由十常侍之一的蹇硕统领。曹操和袁绍都曾是这八校尉之一,曹操是典军校尉,袁绍是中军校尉,淳于琼,也是这八名校尉之一。   在袁绍军中,他是首屈一指一名将,根本没有什么贪杯误事之说。   官渡前夕,袁绍命他和郭图颜良攻白马,颜良贪功冒进,又大意轻敌,被张辽关羽刺死于军中。多亏有淳于琼,袁军才不致溃败,也使得袁绍能继续保持对曹军的压倒性气势,一路追击到延津。   乌巢之败,不是因为他喝酒,而是因为他的大意。   当时淳于琼手下有一万人,曹操虽带兵五千,但为了避开沿路袁军的盘查,都散布成小股部队改扮成袁军,直到乌巢前沿,才改装来袭。淳于琼乍看之下以为曹操没有多少兵,就出寨迎战,没想到曹军越打越多,他才知道不好,一面回寨自保,一面向袁绍求救。   袁绍一方面是刚愎自用,一方面也是出于对淳于琼的信任,所以只派了少数人去救乌巢,反而令张郃高览去袭曹营。结果乌巢终告失陷,曹营也没有打下来,张郃高览更是降了曹操。   说到这里,有件事必需要提一下。根据《三国志·袁绍传》的记裁,淳于琼未死,他和袁谭二人单骑渡河逃走;而根据《三国志·魏志·武帝记》的记裁,淳于琼在此役战死。这就是记传体史书的弱点,把一个史实割裂成数块不说,还往往自相矛盾。   可惜,可叹。所以说,淳于琼虽然没有守住乌巢,但也不是个酒馕饭袋。他的对手曹操毕竟是三国第一人,败在他手上也没什么可说的。
【第三弹】揭开诸葛亮的木牛流马之谜   《三国演义》第一百零二回中,有诸葛亮制造木牛流马的描述:忽一日,长史杨仪入告曰:“即今粮米皆在剑阁,人夫牛马,搬运不便,如之奈何?”孔明笑曰:“吾已运谋多时也。前者所积木料,并西川收买下的大木,教人制造木牛流马,搬运粮米,甚是便利。牛马皆不水食,可以昼夜转运不绝也。”众皆惊曰:“自古及今,未闻有木牛流马之事。不知丞相有何妙法,造此奇物?”孔明曰:“吾已令人依法制造,尚未完备。吾今先将造木牛流马之法,尺寸方圆,长短阔狭,开写明白,汝等视之。”众大喜。   紧接着介绍了制造木牛之法:方腹曲头,一脚四足;头入领中,舌着于腹。……每牛载十人所食一月之粮,人不大劳,牛不饮食。造流马之法:肋长三尺五寸,广三寸,厚二寸二分……众将看了一遍,皆拜伏曰:“丞相真神人也!”   司马懿听说后,派人去抢了数匹木牛、流马,并将这些木制的牛马拆卸开来,描图画形加以仿造,不到半月,竟也造出了千余匹,一经使用,也与蜀军所造效果一样,奔走进退如活的一般。于是,魏军也用它们去陕西搬运粮草,自以为得计,“往来不绝”。岂不知,这恰恰中了诸葛亮之计。原来,表面上看,魏军造的木牛流马与蜀军所造几无二致,但在这些牛马的口舌之内却有诀窍机关。当诸葛亮发现魏军开始用他们仿造的木牛流马搬运粮草时,不由得心中一阵暗喜,便派大将王平带领1000名士兵以魏军打扮混入运输队,暗中将木牛、流马口中舌头扭转,使牛马便不能行动。正当魏兵怀疑为怪物时,诸葛亮又派五百名士兵装扮成神兵,鬼头兽身,用五彩涂面,一边燃放烟火,一边驱牛马而行。魏兵目瞪口呆,以为诸葛亮有神鬼相助,也不敢追赶,诸葛亮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获得许多粮草。这么神奇的运输工具,能够“人不大劳,牛不饮食”,在当时可算是巧思绝作了,因而有诗赞曰:“剑关险峻驱流马,斜谷崎岖驾木牛。后世若能行此法,输将安得使人愁?”然而根据现在的质量守恒定律,木牛流马类似于永动机,这是不符合历史规律的,所以不少人认为,所谓木牛、流马纯系小说家的杜撰。   然而根据史书记载,诸葛亮确实制造过木牛、流马。《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建兴)九年(231),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粮尽退军……十二年春,亮悉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宣王对于渭南。”尽管上述记载没有《三国演义》描绘得那么神奇,但也可以从中看出诸葛亮以木牛、流马运粮的历史事实。那么,木牛、流马究竟什么样的机械呢?《诸葛亮集》中的一段文字,应该是可靠的资料:“木牛者,方腹曲头,一脚四足,头人领中,舌著于腹。载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数十里,群行者二十里也。曲者为牛头,双者为牛脚,横者为牛领,转者为丰足,覆者为牛背,方者为牛腹,垂者为牛舌,曲者为牛助,刻者为牛齿,立者为牛角,细者为牛鞅,摄者为牛鞭轴。牛仰双辕,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载一岁粮,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劳。”这段记载,尽管对木牛形象作了描绘,并且下文还对流马的部分尺寸作了记载,但是因为没有任何实物与图形存留后世,多年来,围绕着木牛、流马,人们作过许多猜测。   一种意见认为,木牛、流马都是经诸葛亮改进的普通独轮推车。这种说法,源自《宋史》、《后山丛谈》、《稗史类编》等史籍,认为木制独轮小车在汉代称为鹿车,诸葛亮加以改进后称为木牛、流马,北宋才出现独轮车的称呼。这两种独轮车都很独特,其车形似牛似马,具有独特的运输功能。木牛有前辕,引进时人或畜在前面拉,人在后面推。而流马和木牛大致相似,只是没有前辕,行进时不用拉,仅靠人推。值得一提的是,三国时蜀汉偏处西南一隅,马匹有限,并且多被用于骑兵作战。运粮运草主要靠人力,这样,木牛流马便应运而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种说法还以四川渠县蒲家湾东汉无名阙背面的独轮小车浮雕等实物史料为佐证,认为这些东汉的独轮车,都再现了木牛、流马的模样。但是,有人对此颇有微辞,认为四轮车与独轮车的机械原理十分简单,无须大书特书,诸葛亮的本领也不至于如此平庸。   还一种意见认为,木牛、流马是新款的自动机械。《南齐书•祖冲之传》说:“以诸葛亮有木牛流马,乃造一器,不因风水,施机自运,不劳人力。”意思指祖冲之在木牛流马的基础上,造出更胜一筹的自动机械。以此推论,三国时期利用齿轮制作机械已属常见,后世所推崇的木牛流马,不可能是汉代已有的独轮车,很有可能是令祖冲之感兴趣的、运用齿轮原理制作的自动机械。然而遗憾的是并无实物留于后世。   第三种意见认为,木牛、流马是四轮车和独轮车,但是何者为四轮,何者为独轮却观点截然相反。宋代高承《事物纪原》卷八认为:“木牛即今小车之有前辕者;流马即今独推者是,而民间谓之江州车子。”而范文澜则认为,木牛是一种人力独轮车,有一脚四足。所谓一脚就是一个车轮,所谓四足,就是车旁前后装四条木柱;流马是改良的木牛,前后四脚,即人力四轮车。虽然它们的尺寸与古代的木牛流马不相同,但工作原理差不多:木牛的载重量比较大,行进缓慢,比较适宜在乎缓的道路上运行;流马则是专门用于山区运输的工具。并推测,当年诸葛亮北伐曹魏,所需粮草需要从遥远的川西平原运到秦陇地区,沿途既有平原也有山地。尤其是出川的“蜀道”,艰险崎岖,沿江的许多栈道是在峭壁上开凿的,又窄又险,有的只有一米多宽,也只能容纳‘流马”这种独轮车通过。这两种完全相左的论断,我们也没法评判哪一种正确。   还有一种争论更有意思,即木牛和流马究竟是一物还是两物。全国知名的研究三国史专家谭良啸认为,木牛和流马为一物,是一种新的人力木制四轮车;新疆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高级工程师王湔也认为,二者同属一物,并制造出一种具有牛的外形、马的步态的模型。王开则认为,木牛与流马是两种东西,前者是人力独轮车,后者是经改良的四轮车。同济大学园林建筑专家陈从周等则勘察了川北广元一带现存古栈道的遗迹,掌握了宽度、坡度及承重等数据,认为二者乃二物:木牛有前辕,引进时有人或畜在前面拉,后面有人推;流马与木牛大致相同,但没有前辕,不用人拉,仅靠推力行进,外形像马。   上述几种观点,不一而足,究竟哪一种说法最符合木牛流马的原貌,至今仍难以评说。近日,四川省博物馆文物修复专家李刚把3000多块碎陶片复原成一辆完整的三轮马车,该车的断代在东汉与三国之间。他认为就是历史上传说的诸葛孔明的木牛流马。这辆是一件殉葬品,只有实物三分之一大。高1.15米,车厢高1米,全长2.56米。该车有很多先进之处。首先,一般马车只有两个轮子,这样,马不仅要费力拉车,还要承担车身的重量;而三轮马车的出现减轻了马的承重负担,增加了马车的稳定性,让它的牵引力更大,从而运送更多更重的货物。其次,传统二轮马车的车身和马之间靠“辕”连接,“辕””的长度注定了马车转弯半径大,不适合在狭窄的山路上行走;而三轮马车在前面的轮子和后面的车厢之间有个“转向器”,适合在狭窄山路上转弯。不过对于“人不大劳,牛不饮食”,李刚也不能解释清楚。诸葛亮如果九泉之下有知,一定会后悔当初没有留下详细的制作图解。
【第三弹】鲜为人知的汉末一世枭雄刘焉   刘焉(?-194年),字君郎(《华阳国志》又作君朗)。江夏竟陵(今湖北天门)人。   西汉鲁恭王刘馀(汉景帝第五子)后裔,汉末群雄之一。以汉朝宗室身份,拜为中郎,历任雒阳令﹑冀州刺史﹑南阳太守﹑宗正﹑太常等官。   后因益州刺史郄俭在益州大事聚敛,贪婪成风,加上当时天下大乱,刘焉欲取得一安身立命之所,割据一方。于是刘焉向朝廷求为益州牧,封阳城侯,前往益州整饬吏治。 郄俭为黄巾贼所杀,刘焉进入益州,派张鲁盘踞汉中,张鲁截断交通,斩杀汉使,从此益州与中央道路不通。   刘焉进一步对内打击地方豪强,巩固自身势力,益州因而处于半独立的状态。后因背疮迸发而卒,其子刘璋继领益州牧。   刘焉,也是在事实上割据了蜀中的人。比起刘备,他并不差多少。   这里详细说说他如何割据益州的吧!   黄巾之乱后,刘焉认为在京做官不如在地方为长,便活动到了益州牧之职。同时兼一个监军使者,爵封阳城县候。   刘焉对于益州的治理是值得后人称赞的,他的法冶很严,而且是对百姓宽,对那些豪强官吏“严”。 刘焉最聪明的一项举措,是以张鲁镇汉中,密使他斩汉使阻隔道路,再宣称因为张鲁阻隔道路而无法上贡,在事实上进行了割据。   至于张鲁攻西川,是因为刘璋猜忌他而杀了他的老母,张鲁才对刘璋反目成仇的。   刘焉也有心狠手辣的一面,汉朝朝庭因刘表上奏得知了他的反意,派了他在朝中四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刘璋回去劝他安分守己。但是刘焉却让刘璋留下不回长安,一方面继续进行割据。   后来他的长子响应他的号召,勾结马腾造反,结果被杀,另两个儿子也受到牵连而死。 从现实上来说,刘焉做得要比刘备好,只是他没有诸葛亮这样的贤人相助,且他也确实年老了,来不及多有布置便撒手西去,将益州留给了刘璋。   在小人法正许靖张松等人的撺掇下,他把益州拱手让与了刘备,一世枭雄的刘焉的基业,就这样拱手让给了刘备。
【第三弹】小议“叛将”孟达   他是一个在历史上非常模糊的人物,在陈寿的《三国志》、范晔的《后汉书》及一些野史中都没有他的传记,后人无法完整的对他进行了解;他是一位有“将帅之才”之人,皇帝见到他,立刻产生好感;他又是一个反面的人物典型,同时代的人说他是“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术,必不能感恩怀义”,是个反复小人;他曾经征战沙场、立功无数,却又曾经在战友危急时刻拒绝派兵增援,导致战友被杀,自己也投敌卖国,但在离开之时,又留下一封留恋的书信,感人肺腑;他投靠新主数年,到了最后却又意欲南归,由于自己的判断失误,导致兵败身亡。他就是后汉三国时期的著名“叛将”---孟达。   孟达命运多舛,虽然一直以来就遭后人所唾弃,但是,我们从各种史料的零星记载中可以发现,这个“叛将”的背后,还隐藏着很多历史疑点等待着后人去发掘、研究。我们不妨根据这些零星的记载来对孟达这一历史人物进行还原,并进行初步的了解和认识吧。   一   孟达,本字子敬,因避先主叔父敬,改为子度。首先要说明一点的是:孟达的父亲也并非无名小辈,而是后汉末年的凉州刺史孟他。《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注引《三辅决录》中记载了孟他的一些情况: 伯郎姓孟,名他,扶风人。灵帝时。中常侍张让专朝政,让监奴典护家事。他仕不遂,乃尽以家财赂监奴,与共结亲,积年家业为之破尽。众奴皆惭,问他所欲,他曰:“欲得卿曹拜耳。”奴被恩久,皆许诺。时宾客求见让者,门下车常数百乘,或累日不得通。他最后到,众奴伺其至,皆迎车而拜,径将他车独入。众人悉惊,谓他与让善,争以珍物遗他。他得之,尽以赂让,让大喜。他又以蒲桃酒一斛遗让,即拜凉州刺史。他生达,少入蜀。   从这段资料可以分析出:孟达的籍贯是汉末扶风人,也就是今天的陕西兴平人,出身应该是富裕的地主家庭,父亲孟他不但家有积蓄,比较富有,而且比较有心计和智谋。出身于这种家庭,孟达自幼应该受过良好的教育,这一点也可以从后来孟达致刘备的辞表、致刘封的信、荐王雄表的文采中可以证实。 不过,孟达的父亲孟他虽然凭着自己的心计获得了宦官张让的垂青,出任凉州刺史,但是查遍汉末的相关资料,都不见他的任职记载,这几十年间的凉州刺史先后是刘秉、郭闳、梁鹄、左昌、宋因、耿鄙等人,因此基本上可以断定:孟他并没有赶到凉州赴任,加上扶风在此期间是个战场,很可能在此期间家道中落,不得已儿子孟达背井离乡,来到了益州。   《三国志•;蜀书•;法正传》中说:   建安初,天下饥荒,(法)正与同郡孟达俱入蜀依刘璋,久之为新都令,后召署军议校尉。既不任用,又为其州邑俱侨客者所谤无行,志意不得。   按照这段记载来计算,孟达和法正进入益州的时间应该在公元196年以后,但是他们在刘璋的手下过的并不如意。因此法正经常和同样对刘璋不满的益州别驾张松一起“忖璋不足与有为,常窃叹息”。孟达作为法正的同乡兼好友,自然耳熏目染,深受影响。因此在刘璋派遣法正同刘备交好之时,孟达也随之结识了一代枭雄---刘备。《三国志•;蜀书•;刘封传》中说:   初,刘璋遣扶风孟达副法正,各将兵二千人,使迎先主,先主因令达并领其众,留屯江陵。   《三国志•;蜀书•;刘二牧传》中亦云:   璋然之,遣法正将四千人迎先主,前后赂遗以巨亿计。   刘璋引狼入室,将益州拱手相让,刘备也因此成为蜀中之王。平定益州这一系列战役中,孟达的表现不见于史料,仅仅在《三国志•;蜀书•;刘封传》中简简单单的提到:“蜀平后,以达为宜都太守”,至此,孟达已经正式成为刘备集团中的一员。   二   刘备在取得益州不久,很快与曹操展开了汉中争夺战,这期间孟达的踪迹不见于史册,估计孟达应该在宜都留守。但是在刘备取得汉中争夺战的最终胜利之后,迅速在东西两个方向进行扩张。孟达也终于出现在战斗的第一线。但是疑问马上也随之而来。   《三国志•;蜀书•;刘封传》记载:   建安二十四年,命达从秭归北攻房陵,房陵太守蒯祺为达兵所害。达将进攻上庸,先主阴恐达难独任,乃遣封自汉中乘沔水下统达军,与达会上庸。上庸太守申耽举众降,遣妻子及宗族诣成都。先主加耽征北将军,领上庸太守员乡侯如故,以耽弟仪为建信将军、西城太守,迁封为副军将军。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亦云:   (建安二十四年)夏,曹公果引军还,先主遂有汉中。遣刘封、孟达、李平等攻申耽于上庸。 建安二十四年,也就是公元219年,这一年也正是关羽发动水淹七军、发动樊城之战的同一年,刘备在两条战线上对曹操发动主动进攻。孟达受命进攻房陵、上庸、西城三郡,首先是刘备“阴恐达难独任,乃遣封自汉中乘沔水下统达军,与达会上庸”,实际上就剥夺了孟达的军事指挥权;其次是在平定以上三郡以后,连降将都有封赏,偏偏孟达不在其列,甚至实际上成为了刘封的部下。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不得而知。但是从后来孟达降曹之后,魏国大臣大都称之为:“将帅之才也”,或曰“卿相之器也”(皆见《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注引《魏略》)看,孟达在军事方面的能力是不容置疑的。既然在能力方面没有问题,那刘备的“阴恐达难独任”就不能成立了。是不是孟达也和许攸一样以功臣自居呢?史料没有记载。但想那孟达自跟随法正投蜀之后并没有什么劣迹,刘备还对他委以重任---宜都太守,因此也不能轻易的下这个结论。那究竟会是什么原因呢?这个问题我们留到最后再来分析。先来看看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   《三国志•;蜀书•;刘封传》记载:   自关羽围樊城、襄阳,连呼封、达,令发兵自助。封、达辞以山郡初附,未可动摇,不承羽命。会羽覆败,先主恨之。又封与达忿争不和,封寻夺达鼓吹。达既惧罪,又忿恚封,遂表辞先主,率所领降魏。 这里特别说明一下:所谓的“鼓吹”指的是军乐队,是权利、地位的象征,刘封此举明显是对孟达的一种侮辱。因为刘封的身份特殊,是刘备的养子,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之前刘备指派他去夺取了孟达的指挥权,这次的举动是否又是受刘备默许或者在背后指使的呢?   宋人司马光没有采用陈寿《三国志》的说法,他在《资治通鉴》的说法是:   蜀将军孟达屯上庸,与副军中郎将刘封不协;封侵陵之,达率部曲四千余家来降。   司马光直接指出是由于刘封的“侵陵”,才导致孟达的叛国。关于刘封对孟达的侮辱,在陈寿《三国志》中还有两处提到。   一是《三国志•;蜀书•;刘封传》:   (刘)封既至,先主责封之侵陵达,又不救羽。   二是《三国志•;蜀书•;费诗传》诸葛亮给孟达的信中提到的:   呜呼孟子,斯实刘封侵陵足下,以伤先主待士之义。   通过以上两段史料的记载可以得知:孟达的反叛和刘封对其的态度有直接的关系(在这里我们就不探究刘备在这个事件中的态度和做法),撇开刘备可能的作用不谈,至少也是刘封的一次严重失误。   也有人认为:孟达的叛国,最直接的原因是因为不肯派兵救援关羽,其实这是个很明显的错觉。通过前面的史料分析可以看出:此时的孟达不受刘备的信任,被刘封“下统达军”,失去了军队的指挥权,何来权利去阻挠增援,拿主意的人明显是刘封,要怪就应该怪刘封才对;再者,由于刘封的“侵陵”后来成为刘备指责的理由之一,最少说明当时的孟达已经处于有口难辩,这也能够证明孟达已无力对是否增援关羽做出最终的决定。因此把孟达的叛国与不增援关羽联系起来似乎证据不足。剩下来的唯一可能性就是:由于刘封的错误决定导致关羽最后的被杀,同时又是因为刘封对孟达的“侵陵”导致孟达心有余悸,害怕被刘封当作替罪羊(这也就是《三国志•;蜀书•;刘封传》中所指的“达既惧罪”),所以才挺而走险,不顾仍滞留在蜀中一家老小的安危,投降曹魏。   按照《资治通鉴》的记载,孟达降魏的时间是黄初元年 (公元220年)七月左右。但在降魏之时,孟达还做出了一个奇怪的举动:“遂表辞先主,率所领降魏。”这也就是清人严可均所撰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所提到的“辞先主表”,其全文如下:   伏惟殿下将建伊、吕之业,追桓、文之功,大事草创,假势吴、楚,是以有为之士深睹归趣。臣委质已来,愆戾山积,臣犹自知,况于君乎!今王朝以兴,英俊鳞集,臣内无辅佐之器,外无将领之才,列次功臣,诚自愧也。臣闻范蠡识微,浮于五湖;咎犯谢罪,逡巡于河上。夫际会之间,请命乞身。何则?欲洁去就之分也。况臣卑鄙,无元功臣勋,自系于时,窃慕前贤,早思远耻。昔申生至孝,见疑于亲;子胥至忠,见诛于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乐毅破齐,而遭谗佞。臣每读其书,未尝不慷慨流涕,而亲当其事,益以伤绝。何者?荆州覆败,大臣失节,百无一还。惟臣寻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复乞身,自放于外。伏想殿下圣恩感悟,愍臣之心,悼臣之举。臣诚小人,不能始终,知而为之,敢谓非罪!臣每闻交绝无恶声,去臣无怨辞,臣过奉教于君子,愿君王勉之也。   在这份辞表的字里行间中,处处都流露出孟达的无奈和伤悲。文章所举的申生、伍子胥、蒙恬、乐毅等人都是为国尽忠但又不得善终的前人,很明显这是孟达的自喻,表达出孟达当时的无奈心情。虽然孟达一直也没明白到底为什么走到了今天的这一步,但是从内心深处他是不情愿降魏的,也正因此,才会有日后他又欲回蜀的实际举动。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孟达的叛国实属无奈之举,说到底是被逼的!是在心不甘情不愿的情况下采用的自保的举动。关于这一点,诸葛亮在后来写给孟达的信中的一句话可以作为佐证:   慨然永叹,以存足下平素之志,岂徒空讬名荣,贵为乖离乎!呜呼孟子,斯实刘封侵陵足下,以伤先主待士之义(见《三国志•;蜀书•;费诗传》)。   诸葛亮在信中也承认当年孟达的叛国完全是刘封的责任。虽然我们已经无法得知这个事件和刘备、诸葛亮有无关系,但却可以了解孟达叛国的真正原因。   三   孟达在上辞表给刘备的同时,迅速向曹魏投降。《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注引《魏略》曰:“(孟)达以延康元年率部曲四千余家归魏。“对于孟达的投降,魏文帝曹丕喜出望外。《魏略》还非常详细地记载了曹丕和孟达相见时的情形:   文帝时初即王位,既宿知有达,闻其来,甚悦,令贵臣有识察者往观之,还曰“将帅之才也”,或曰“卿相之器也”,王益钦达。逆与达书曰:“近日有命,未足达旨,何者?昔伊挚背商而归周,百里去虞而入秦,乐毅感鸱夷以蝉蜕,王遵识逆顺以去就,皆审兴废之符效,知成败之必然,故丹青画其形容,良史载其功勋。闻卿姿度纯茂,器量优绝,当骋能明时,收名传记。今者翻然濯鳞清流,甚相嘉乐,虚心西望,依依若旧,下笔属辞,欢心从之。昔虞卿入赵,再见取相,陈平就汉,一觐参乘,孤今于卿,情过于往,故致所御马物以昭忠爱。”又曰:“今者海内清定,万里一统,三垂无边尘之警,中夏无狗吠之虞,以是弛罔阔禁,与世无疑,保官空虚,初无(资)[质]任。卿来相就,当明孤意,慎勿令家人缤纷道路,以亲骇簄也。若卿欲来相见,且当先安部曲,有所保固,然后徐徐轻骑来东。”达既至谯,进见闲雅,才辩过人,众莫不属目。又王近出,乘小辇,执达手,抚其背戏之曰:“卿得无为刘备刺客邪?”遂与同载。又加拜散骑常侍,领新城太守,委以西南之任。时众臣或以为待之太猥,又不宜委以方任。王闻之曰:“吾保其无他,亦譬以蒿箭射蒿中耳。”达既为文帝所宠,又与桓阶、夏侯尚亲善,   从这一段记载中可以看出几个细节:一是孟达虽然在蜀汉阵营中的地位不高,但是在曹魏方面的评价却是名望极高,“将帅之才也”和“卿相之器也”的评语虽属溢美之词,但从后来孟达与曹丕见面时“进见闲雅,才辩过人,众莫不属目”的情况看,孟达可以称之为文武双全的人物,难怪见面后曹丕高兴的和孟达开起了玩笑并且恩宠有加,立刻委以重任。同时,曹丕委派孟达和征南将军夏侯尚、右将军徐晃一起讨伐刘封。这既可以看作是曹丕对孟达的欣赏和信任,也可以理解为是曹丕对孟达的考察。《资治通鉴》中也说:“,王(曹丕)甚器爱之,引与同辇,以达为散骑常侍、建武将军,封平亭侯,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为新城,以达领新城太守,委以西南之任。遣征南将军夏侯尚、右将军徐晃与达共袭封。”   为了达到稳定孟达和加强宣传的效果,曹丕还亲自手笔令文。据《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注引《魏略》记载其文曰:   (吾)[日]前遣使宣国威灵,而达即来。吾惟春秋褒仪父,即封拜达,使还领新城太守。近复有扶老携幼首向王化者。吾闻夙沙之民自缚其君以归神农,豳国之众襁负其子而入丰、镐,斯岂驱略迫胁之所致哉?乃风化动其情而仁义感其衷,欢心内发使之然也。以此而推,西南将万里无外,权、备将与谁守死乎?”   面对曹丕表面上的充分理解和信任,孟达自然不敢怠慢,立刻随同夏侯尚、徐晃一起向刘封发起了进攻。他还给刘封写了一封劝降信,挑拨刘封与刘备的关系。信中有一段这样的句子:   今足下与汉中王,道路之人耳,亲非骨血而据势权,义非君臣而处上位,征则有偏任之威,居则有副军之号,远近所闻也。自立阿斗为太子已来,有识之人相为寒心。如使申生从子舆之言,必为太伯;卫伋听其弟之谋,无彰父之讥也。且小白出奔,入而为霸;重耳逾垣,卒以克复。自古有之,非独今也。   夫智贵免祸,明尚夙达,仆揆汉中王虑定于内,疑生于外矣;虑定则心固,疑生则心惧,乱祸之兴作,未曾不由废立之间也。私怨人情,不能不见,恐左右必有以间于汉中王矣。然则疑成怨闻,其发若践机耳。今足下在远,尚可假息一时;若大军遂进,足下失据而还,窃相为危之。(见《三国志•;蜀书•;刘封传》)   虽然这封信摆明是挑拨离间,但是事情的发展偏偏就象信中所写的一样,刘封兵败回到成都之后,果然被杀,临终之时才想到孟达的信,不禁长叹:“恨不用孟子度之言!”(同上)。这也足见孟达判断的准确性。 此战过后,孟达回到新城,继续做他的新城太守。这几年中,史料对他的记载仅仅只有一件事情:举荐涿郡太守王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全文记载了孟达的奏表:   臣闻明君以求贤为业,忠臣以进善为效,故《易》称“拔茅连茹”,《传》曰“举尔所知”。臣不自量,窃慕其义。臣昔以人乏,谬充备部职。时涿郡太守王雄为西部从事,与臣同寮。雄天性良固,果而有谋。历试三县,政成人和。及在近职,奉宣维恩,怀柔有术,清慎持法。臣往年出使,经过雄郡。自说特受陛下拔擢之恩,常励节精心,思投命为效。言辞激扬,情趣款恻。臣虽愚暗,不识真伪,以谓雄才兼资文武,忠烈之性,逾越伦辈。今涿郡领户三千,孤寡之家,参居其半,北有守兵藩卫之固,诚不足舒雄智力,展其勤干也。臣受恩深厚,无以报国,不胜凄凄浅见之情,谨冒陈闻。   除了这份奏表之外,史料中就再也不见孟达在这几年间的踪迹了。按说从此孟达就可以过上太平日子,但实际上孟达的太平日子也就仅仅维持了五年。   四   关于孟达反叛曹魏的原因,史料上的记载各有不同。《三国志•;蜀书•;费诗传》载:   亮欲诱达以为外援,竟与达书曰:“往年南征,岁(未及)〔末乃〕还,适与李鸿会于汉阳,承知消息,慨然永叹,以存足下平素之志,岂徒空讬名荣,贵为乖离乎!呜呼孟子,斯实刘封侵陵足下,以伤先主待士之义。又鸿道王冲造作虚语,云足下量度吾心,不受冲说。寻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东望,故遣有书。”达得亮书,数相交通,辞欲叛魏。   《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注引《魏略》中说:   (孟)达既为文帝所宠,又与桓阶、夏侯尚亲善,及文帝崩,时桓、尚皆卒,达自以羁旅久在疆埸,心不自安。诸葛亮闻之,阴欲诱达,数书招之,达与相报答。魏兴太守申仪与达有隙,密表达与蜀潜通,帝未之信也。司马宣王遣参军梁几察之,又劝其入朝。达惊惧,遂反。   《晋书•;宣帝纪》中的记载是:   初,蜀将孟达之降也,魏朝遇之甚厚。帝以达言行倾巧,不可任,骤谏,不见听,乃以达领新城太守,封侯,假节。达于是连吴固蜀,潜图中国。蜀相诸葛亮恶其反复,又虑其为患。达与魏兴太守申仪有隙,亮欲促其事,乃遣郭模诈降,过仪,因漏泄其谋。达闻其谋漏泄,将举兵。帝恐达速发,以书喻之曰:“将军昔弃刘备,讬身国家,国家委将军以疆埸之任,任将军以图蜀之事,可谓心贯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齿于将军。诸葛亮欲相破,惟苦无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岂轻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达得书大喜,犹与不决。 《资治通鉴》则基本上和《魏略》的说法一致,基本上是照抄:   初,孟太既为文帝宠,又与桓阶、夏侯尚亲善;及文帝殂,阶、尚皆卒,达心不自安。诸葛亮闻而诱之,达数与通书,阴许归蜀;达与魏兴太守申仪有隙,仪密表告之。达闻之,惶惧,欲举兵叛;   了解了现存的所有史料的记载,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一种判断:不管各种记载有什么不同,但是诸葛亮的书信是起了主要作用的(《三国志•;蜀书•;李严传》中也提到李严也曾经置信孟达进行反正工作:“严与孟达书曰:‘吾与孔明俱受寄讬,忧深责重,思得良伴。’”)综合各种资料,我们不妨这样来推测当时孟达的心理:由于宠信自己的魏文帝曹丕、好友桓阶、夏侯尚相继去世,   魏兴太守申仪有与自己不和,时常在背后告状,使得孟达心神不定。至于诸葛亮就是利用了孟达此时此刻的复杂心情,致信孟达进行劝降。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成全了司马懿。关于孟达的最终结局,史料的记载基本一样,司马懿利用了孟达举棋不定之机,一举歼灭。《晋书•;宣帝纪》载:   (司马懿)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吴蜀各遣其将向西城安桥、木阑塞以救达,帝分诸将距之。初,达与亮书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闻吾举事,当表上天子,比相反复,一月间也,则吾城已固,诸军足办。则吾所在深险,司马公必不自来;诸将来,吾无患矣。”及兵到,达又告亮曰:“吾举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上庸城三面阻水,达于城外为木栅以自固。帝渡水,破其栅,直造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达甥邓贤、将李辅等开门出降。斩达,传首京师。俘获万余人,振旅还于宛。   新城之战,司马懿干净利落,丝毫不给孟达任何机会。但是这里又给后人留下了另外的一个疑问:《晋书•;宣帝纪》中说当孟达被围时,“吴蜀各遣其将向西城安桥、木阑塞以救达”,而《三国志•;蜀书•;费诗传》中却载:“魏遣司马宣王征之,即斩灭达。亮亦以达无款诚之心,故不救助也。”到底哪一个才是历史的真实呢?由于没有其他史料进行对比,只能说这是一个历史疑点。不过,笔者大胆推测:《晋书•;宣帝纪》中似乎更合情理。因为无论诸葛亮对孟达的反正报什么态度,都可以联合东吴进行救援,因为无论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也好,还是“混水摸鱼”也罢,诸葛亮都不会放弃。   五   虽然在正史中没有关于孟达优点的具体记载。但是从他降魏以后魏国的几位大臣对他的评价上来看,他都称的上是个文武兼备的人物。前面提到的《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注引《魏略》就说孟达既有“将帅之才”,又有“卿相之器”,口才仪表俱佳,“进见闲雅,才辩过人,众莫不属目”;《三国志•;魏书•;刘晔传》中也说“达有容止才观”,该传注引《傅子》曰:“论者多称(孟达)有乐毅之量”。从以上诸多评论都可以看出孟达的确有些本事。   但是从孟达降魏后,曹魏大臣的评价中可见我们可以依稀看出,孟达也有其自身的弱点。《三国志•;魏书•;刘晔传》中,刘晔对曹丕说:“达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术,必不能感恩怀义。新城与吴、蜀接连,若有变态,为国生患。”所谓的“恃才好术”,指的是自恃才能,喜好权术;另外在《晋书•;宣帝纪》中也有“帝(司马懿)以达言行倾巧,不可任,骤谏,不见听”的记载。笔者认为:孟达喜欢玩弄权术的个性决定了自己的最终命运。虽然不见孟达被刘备轻视的史料记载,但从刘备命令刘封下统达军看,他对孟达的确是不够放心的。而从孟达三背其主的经历看,其政治立场显得不够坚定,更加注重的是个人的得失,这不能不说是他人生的一大遗憾,当为后来者鉴。
【第三弹】中国各个朝代的官方语言   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官话有一定继承性,但因政权变迁、定都不同等因素,官话也在不断变化。   各个朝代的官方语言,一般是按照定都的地点来定,都城在哪里,那这个朝代就使用这里的话作为官方语言。但也有例外。   一、先秦时期   上古时代,五帝时期和后来的夏、商时期,中原黄河流域地区,是华夏先民的主要活动地带。   周以前汉语的具体形式已无可考,据传当时的标准语是周时期标准语的前身。   周期的汉语标准语,一般认为就是《诗经》的语言,即雅言。雅言主要流行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   据专家称,周代文字学的是殷商文字。而殷人又是向夏人学习的。   古代的雅言(我国最早的古代通用语,相当于现在的普通话)就是夏言。夏建都在洛阳,然后殷代建都也在洛阳周边。   所以历代雅言标准音的基础就是在洛阳一带,可以说古代的普通话是以古洛阳话为标准音的。   二、秦汉两朝   秦朝具体用什么语言无法考证。   汉代国语为“洛语”,洛语承袭先秦时代的雅言。   汉朝的汉语标准语称“正音”、“雅言”,也称“通语”。   三、两晋与南北朝   西晋承袭汉代,以洛语为国语。永嘉之乱,洛京倾覆,东晋迁都建康,洛语与中古吴语结合形成金陵雅音,又称吴音,为南朝沿袭。   四、隋唐时期   隋朝统一中国,编《切韵》,以金陵雅音和洛阳雅音为基础正音,南北朝官音融合形成长安官音(秦音)。   唐承隋制。隋、唐国语为“汉音”,或“秦音”。隋唐都长安,并以洛阳为东都,此时中原及关中汉音在与各民族交融后已有所演变。   五、宋朝   宋代国语称“正音”、“雅音”。   六、元朝   元朝法定蒙古语为国语,后以元大都的汉语语音为标准音,称为“天下通语”。   七、明朝   明以中原雅音为正,明前中原地区经多个北方民族融入,江淮地区的“中原之音”相对纯正,官话遂以南京音为基础,南京官话为汉语标准语。   永乐年间迁都北京,从各地移民北京,其中南京移民约40万占北京人口一半,南京音成为当时北京语音的基础,而南京官话则通行于整个明朝。   八、清朝   清初开始以满语为国语,随后汉语官话成为国语。清代早期,南京官话仍为汉语主流标准语,雍正八年清设立正音馆,推广以北京音为标准的北京官话;   而北京音是在元时旧北平话与南京官话相融的基础上,融入满族语音的一些要素而成。   到清代中后期,北京官话逐渐取代南京官话。1909年清设立“国语编审委员会”,即清末的国语中国这么多朝代,每一个朝代都有属于自己的官方语言。   语言看似只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方式,但是却代表着皇权的至高无上,所以这选官方语言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第三弹】料敌如神,不输孔明的魏将   提到三国人物,论智谋超群,人们首推诸葛亮,其实,和诸葛亮同时代的魏将满宠,同样极具韬略。《三国志》作者陈寿对他的评价是“立志刚毅,勇而有谋”;而对诸葛亮的评价是“应变将略,非其所长”。 “立志刚毅”,这在满宠青年时期即显露了出来。   青年满宠担任许县令,曹操宗室亲戚曹洪的手下宾客在许县多次犯法,被满宠收捕治罪,连曹洪求情也不理会。曹洪报告了曹操,满宠料想曹操会下令宽免,于是趁令未到,立即依律处死了人犯。貌似冒险的举动却换得曹操大加赞赏,认为此人刚正聪颖。   名士杨彪含冤被收捕在许县监狱,尚书今苟或、少府孔融等人都拜托满宠宽待他。满宠却依旧行刑审讯,令孔融等人很是愤怒。数日后,杨彪却被曹操赦免了。原来,满宠心知杨彪与曹操有隙,有意解救他,故先行审讯,再上报曹操:“刑讯已实施,还是问不出罪名。此人名动全国,斩了他不可惜,但您一定会大失人心,我实在为您的圣明惋惜。”此话切中了曹操担心天下人指责的要害,令他不得不当即赦免了杨彪。此事过后,满宠得到了很多名士重臣的推崇。   多年后,满宠成为统兵大将,其“勇而有谋”的特质也在一次次战役中彰显无遗。   公元230年,满宠被授命为征东将军,统率各路兵马。这年十二月,孙权出兵扬言进攻合肥,满宠积极准备反击,命令各路军马迅速在合肥集结。等集结完毕,孙权却领兵退回了。于是曹睿下诏停止备战,遣还军马。但满宠认为,“东吴军队无缘无故撤回,必是想以假退兵来停止我军集结,然后趁我军没防备而进攻。”事隔十多天,孙权果然突然回头,直指合肥。但因满宠一直没有放松战备,孙权偷袭一无所获,只得退兵而去。   又过两年,东吴大将军陆逊带兵进攻魏国庐江。魏国朝臣建议派兵救援。满宠说:“庐江虽是小城,但守将强悍,守兵精良。如果陆逊围攻,可抵抗一段时间。而东吴军队离开战船,登上陆地推进两百里,没有后续部队跟上,他不来攻,我还想诱他来呢。就让他来吧,只怕他们想撤退的时候,却无法撤退。”于是率军急速到杨宜口,想截断东吴军队的归路。东吴军队得知魏军的行动后,连夜退兵了。   公元233年,孙权出兵围攻合肥新城,但因为新城离江很远,他的船队停泊了二十多天不敢下船。满宠说:“孙权知道我们移了城池,一定在部下面前说过大话。现在他到这里来,就是要建立功勋,虽不敢攻击,但也会上岸炫耀一番,显示实力。”于是悄悄派了步骑兵六千人,埋伏在隐蔽处,等待吴兵行动。孙权果然上岸炫耀,满宠军突然攻击,吴兵被杀死的有几百人,有的在慌乱中落水淹死。   满宠屡屡作出正确判断,可谓“料敌如神,不输孔明”。究其原因,一是他熟谙兵书,运用自如;二是他对敌我双方兵力、战势了然于胸,知己知彼;三是他注重地理、地势、气象、心理等因素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
打铁不停!兰多夫12投10铁 频失上篮屡挨帽成黑洞 网易体育2月24日报道:   灰熊今天客场迎战快船,比赛进行得并不顺利,灰熊上半场基本都在落后,兰多夫手感低迷,上半场6投只有1中,仅得到3分,最后时刻连续错失得分机会,全场也只有7分(12投2中,罚球6中3)、10篮板、2助攻贡献,最终灰熊90-87险胜快船。  灰熊在最近4场比赛中赢了3场,特别是上一场对阵开拓者的比赛,他们完成了逆转。兰多夫贡献15分、9篮板。其实最近几场比赛兰多夫的状态一直不怎么好,他已经连续2场比赛投篮命中率没有达到4成了。 可能是背靠背的影响,今天灰熊打得也不是特别顺利,开局他们就屡屡被快船内线施压,其实灰熊的优势也是内线,PK起来不输任何一支球队,但今天他们似乎比较慢热,而且很难落入阵地战,都是被快船的快节奏带着跑,小乔丹的冲击力很难限制。   进攻端,兰多夫几乎根本无法接近篮筐,只能在外围游走,而没有手感支撑,兰多夫的出手都是打铁。开场后兰多夫连续投失2个中投,灰熊也经历了长达3分钟的不得分尴尬。之后兰多夫依然低迷,好不容易杀到篮下还被霍伊斯盖了火锅。直到此节最后2分半钟,兰多夫才开张,利用强打小乔丹造成的犯规,他得到罚球机会,可惜罚球也是2中1。紧接着,兰多夫运动战得分,但这也是他在整个上半场仅有的得分镜头了。   首节兰多夫5次出手仅中1球,仅得到3分。而次节,灰熊的一众替补们在场上打得不错,和快船不相上下,灰熊主教练干脆也让替补多打会,兰多夫直到最后3分钟不到才上阵,他出手1次,依然无果。   进入下半场,兰多夫中距离投篮终于有了,虽然也只是昙花一现,但看起来精神面貌似乎比上半场强了不少。之后他又利用造霍伊斯犯规的机会罚球得分。奇怪的是,今天兰多夫的罚球都是2中1。   第3节末段,本来灰熊形势大好,已经领先,但兰多夫又出现手冷现象,几次进攻都浪费机会,而且又被快船球员送火锅,总之各种低迷,灰熊没能够趁势扩大优势。   比赛最后2分钟,兰多夫奋力争抢篮板,但运气不佳,球拨出来竟然被快船球员接到,对方随即快攻。关键的最后140秒,兰多夫又是送犯规,又是连续上篮不中,完全成了灰熊的进攻黑洞。好在快船最后几波进攻也没成效,最终灰熊勉强取得一场险胜。 胖子被黑成翔
【每日一贴】郦道元   郦道元(约470—527),字善长,范阳涿州(今河北涿州)人。北朝北魏地理学家。仕途坎坷,终未能尽其才。他博览奇书,幼时曾随父亲到山东访求水道,后又游历秦岭、淮河以北和长城以南广大地区,考察河道沟渠,搜集有关的风土民情、历史故事、神话传说,撰《水经注》四十卷。文笔隽永,描写生动,既是一部内容丰富多彩的地理著作,也是一部优美的山水散文汇集。可称为我国游记文学的开创者,对后世游记散文的发展影响颇大。另著《本志》十三篇及《七聘》等文,已佚。 人物生平:   郦道元出生于官宦世家。他的父亲郦范年少有为,在太武帝时期,给事东宫,后来以他优秀的战略眼光成为了一个优秀的军师,曾经做过平东将军和青州刺史。郦道元也先后在平城(北魏首都,今山西省大同市)和洛阳(公元493年北魏首都南迁到这里)担任过骑都尉,御史中尉和北中郎将等中央官史,并且多次出任地方官,做过冀州(今河北省冀县)长史,鲁阳郡(今河南省鲁山县)太守,东荆州(今河南省唐河县)刺史,河南(今洛阳)尹等职务。郦道元前半生,北魏正是鼎盛时期,公元439年,北魏太武帝统一北方之后,经过献文,文成等诸多帝王的励精图治,至后来的北魏孝文帝的积极改革,北魏国力日渐强盛。郦道元也跟随孝文帝等人致力于统一大愿的实现。然而,在孝文帝死后,北魏从500年开始,国内矛盾又开始高涨起来,逐渐走下坡路,至527年,六镇叛乱,四方叛乱揭竿而起。在国家正值多事之秋的时候,郦道元慷慨殉国。长空孤雁鸣,秦山鸟悲歌,在流星闪过之时,一代英豪就此陨落。   郦道元在做官期间,“执法清刻”,“素有严猛之称”。颇遭豪强和皇族忌恨。北魏孝昌三年(公元527年),郦道元在奉命赴任关右大使的路上,雍州刺史萧宝夤受汝南王元悦怂恿派人把郦道一行围困在阴盘驿亭(在今陕西省临潼县东)。亭在冈上,没有水吃,凿井十几丈,仍不得水,最后力尽,和他的弟弟道峻以及两个儿子一同被杀害。   生于仕官家庭,父亲郦范作过青州刺史,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出任尚书郎,以后历任颍川太守,东荆州刺史,御史中尉等职,看来他一生在政治上还是有所建树的。孝昌三年任官右大使时,在阴盘驿(今希临潼附近)为雍州刺史萧宝寅杀害。郦道元一声生勤于读书和著述。《魏书》卷八十九说:“道元好学,历览奇书。撰注《水经》四十卷,《本志》十三篇,又为《七聘》及诸文,皆行于世。”但除《水经注》外,其余著作都已亡佚。   郦道元从少年时代起就有志于地理学的研究。他喜欢游览祖国的河流、山川,尤其喜欢研究各地的水文地理、自然风貌。他充分利用在各地做官的机会进行实地考察,足迹遍及今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安徽、江苏、内蒙等广大地区,调查当地的地理、历史和风土人情等,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要游览名胜古迹、山川河流,悉心勘察水流地势,并访问当地长者,了解古今水道的变迁情况及河流的渊源所在、流经地区等。同时,他还利用业余时间阅读了大量古代地理学著作,如《山海经》、《禹贡》、《禹本纪》、《周礼职方》、《汉书·地理志》、《水经》等,积累了丰富的地理学知识,为他的地理学研究和著述打下了基础。   通过把自己看到的地理现象同古代地理著作进行对照、比较,发现其中很多地理情况随着时间的流逝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果不及时把这些地理现象的变迁记录下来,后人就更难以弄明白历史上的地理变化。因此,应该对此时的地理情况进行详细的考察,同时查阅古代文献,与古代的地理学著作相印证,将地理面貌的历史变迁尽可能详细、准确地记载下来。为此,郦道元决定以《水经》为蓝本,以作注的形式写一本完整的地理学著作。   《水经》是三国时代桑钦所著的一部地理学著作,此书简要记述了137条全国主要河流的水道情况。原文仅1万多字,记载相当简略,缺乏系统性,对水道的来龙去脉及流经地区的地理情况记载不够详细、具体。为此郦道元利用自己掌握的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在《水经》的基础上,郦道元终于完成了《水经注》这一地理学名著。 郦道元从少年时代起就爱好游览。他跟随父亲在青州时候,曾经和友人游遍山东。做官以后,到过许多地方,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游览当地名胜古迹,留心勘察水流地势,探溯源头,并且在余暇时间阅读了大量地理方面的著作,逐渐积累了丰富的地理学知识。他一生对我国的自然、地理作了大量的调查、考证和研究工作,并且撰写了地理巨著——《水经注》,为我国古代的地理科学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水经》一书写于三国时期,是一部专门研究河流水道的书籍,共记述全国主要河流一百三十七条。原文一万多字,文字相当简略,没有把水道的来龙去脉和详细情况说清楚。郦道元认为,应该在对现有地理情况的考察的基础上,印证古籍,然后把经常变化的地理面貌尽量详细、准确地记载下来。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郦道元决心为《水经》作注。 人物评价:   郦道元生活在南北朝时期,北方为北魏、北齐、北周政权,南方先后为刘宋、南齐、南梁、南陈政权。郦道元虽然只是活动在北魏统治的地区之内,但他的著作并没有受政权和地域的限制,他的视野远远地超出了北魏政权统治的范围,反映了他盼望祖国早日实现统一的心情。在《水经注》中,郦道元所记述的内容包括了全国各地的地理情况,还记述了一些国外的地理情况,其涉及地域东北至朝鲜的坝水(今大同江),南到扶南(今越南和柬埔寨),西南到印度新头河 (今印度河),西至安息(今伊朗)、西海(今苏联咸海),北到流沙(今蒙古沙漠)。可以说,《水经注》是北魏以前中国及其周围地区的地理学的总结。   郦道元在写《水经注》时,突破了《水经》只记河流的局限。他以河流为纲,详细地记述了河流流经区域的地理情况,包括山脉、土地、物产、城市的位置和沿革、村落的兴衰、水利工程、历史遗迹等古今情况,并且具有明确的地理方位和距离的观念。像这样写作严谨、内容丰富的地理著作,在当时的中国,以至世界上都是无与伦比的。   从《水经注》中我们可以看到,郦道元以其饱满的笔触,为我们展现了一千四百年前中国的地理面貌,使人们读后可以对各地的地理状态及其历史变迁有较清晰的了解。例如从关于北京地区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知道当时北京城的城址、近郊的历史遗迹、河流以及湖泊的分布等,还可以了解到北京地区人们早期进行的一些大规模改变自然环境的活动,像拦河堰的修筑、天然河流的导引和人工渠道的开凿等。这是我们现在所能得到的关于北京地区最早的地理资料,也是我们研究北京地区历史地理变迁的一个重要地点。这些资料对于我们今天仍然是非常有用的。   《水经注》中的内容,除郦道元亲身考察所得到的资料外,还引用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和资料,其中引用前人的著作达437种之多,还有不少两汉、曹魏时代的碑刻材料。这些书籍和碑刻,后来在历史的变迁中大都已经散佚了,幸而有郦道元的引用转录,才尚存一斑,使我们能够知道这些书籍和碑刻的部分内容。这又是我们研究我国文明发展历史的极其宝贵的资料。   郦道元对地理学的贡献和历史功绩,是值得人们尊崇的。因此,郦道元被后人尊为中世纪最伟大的地理学家,是当之无愧的。
【每日一贴】世界癌症日   今天是世界癌症日,愿广大吧友都健康长寿,远离癌症! 世界癌症日是UICC于2000年发起,活动时间定于每年的2月4日,旨在倡导新的方法促进各组织间的合作,加快癌症研究、预防及治疗等领域的进展,为人类造福。预防癌症和提高癌症患者生活质量是反复出现的主题。今年世界癌症日的主题是:“癌症防控目标,实现并不遥远”。 节日由来: 国际抗癌联盟(UICC)和世界卫生组织(WHO)看到全球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急剧上升,2000年在巴黎召开了一个世界肿瘤高峰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了全世界癌症发病现状,认为呼吁建立肿瘤科研的国际性合作,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参与肿瘤的预防、治疗,使全世界的癌症病人都能得到更好的医护服务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关心。并且在这次峰会上签署了“巴黎抗癌宪章”,这个宪章中规定每年的2月4日为世界癌症日,要在全世界范围内同步开展肿瘤防治的宣传,包括科普宣传、康复宣传等工作。   国际抗癌联盟是全球最重要的一个肿瘤防控权威组织,它于1933年成立,总部设在瑞士的日内瓦,覆盖109个国家和地区,该组织拥有346个会员单位,中国抗癌协会也是它的会员单位之一,并且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郝希山院士是UICC的常务理事。 节日背景:   癌症是全世界首要的死因之一。据世卫组织估计,如不进行干预,2005年至2015年期间将有8400万人死于癌症。   癌症是细胞不受控制的增长和扩散。它可影响人体的几乎任何部分。肿瘤常常侵入周围的组织并可转移到其它部位。通过避免接触常见的高危因素(例如烟草烟雾),可预防多种癌症。此外,通过手术、放疗或化疗,很大一部分癌症可以治愈,尤其如果在早期发现。   癌症是一个全球主要的死亡原因:2004年,癌症死亡人数达740万(约占所有死亡人数的13%)。肺癌、胃癌、结肠癌、肝癌和乳癌是每年大多数癌症死亡的罪魁祸首。男女最常患的癌症类型有所不同。超过30%的癌症死亡是可以避免的。烟草使用是癌症单一最重要的的危险因素。癌症由一个单细胞变异造成。这种变异可由外部因子和遗传基因因素造成。全球癌症死亡人数将继续增加,2030年,死亡人数预计将达1200万。   癌症是一组可影响身体任何部位的多种疾病的通称。使用的其它术语为恶性肿瘤和赘生物。癌症的一个定义特征是快速产生异常细胞,这些细胞超越其通常边界生长并可侵袭身体的毗邻部位和扩散到其它器官。这一过程被称之为转移。转移是癌症致死的主要原因。   每年导致癌症总死亡率的主要癌症种类为:   肺癌(130万死亡)胃癌(80.3万死亡)结肠癌(63.9万死亡)肝癌(61万死亡)乳癌(51.9万死亡) 超过70%的癌症死亡发生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预计全世界癌症死亡将继续增加,2030年估计将有1200万人死于癌症。   全世界最常见的癌症种类(按全球死亡人数排序)为:   男性:肺癌、胃癌、肝癌、结肠直肠癌、食道癌和前列腺癌。   女性:乳癌、肺癌、胃癌、结肠直肠癌和子宫颈癌。   癌症的危险因素:1.烟草使用 2.体重超重或肥胖 3.水果和蔬菜摄入量低 4.缺乏锻炼 5.酒精使用 6.性传播人乳头瘤病毒感染 7.城市空气污染 8. 家庭使用固体燃料产生的室内烟雾   预防战略:大力避免上述危险因素 针对人乳头瘤病毒和乙型肝炎病毒接种疫苗 控制职业危害 减少暴露于阳光时间   及早发现:如果及早发现和治疗,可降低大约三分之一的癌症负担。癌症的及早发现以这样的观察为基础,即癌症发现越早,治疗越为有效。目标是在癌症限于局部时(转移之前)发现它。癌症及早发现有两个组成部分:1.教育,帮助人们认识癌症早期征兆以及立即针对这些症状寻求医疗。这类症状可能包括:肿块、疼痛、持续消化不良、持续咳嗽和身体管口出血。 2.筛查规划,用于在征兆可发觉之前查明早期癌症或癌症前期患者,检测手段包括针对乳腺癌的乳房X线照相和用于宫颈癌的细胞学检测(子宫颈抹片)。 治疗:   治疗的目的是治愈癌症患者,延长生命和提高生活质量。一些最常见癌症种类,例如乳腺癌、宫颈癌和结肠直肠癌,在得到及早发现和根据最佳做法治疗时,有很高的治愈率。主要治疗方法是外科手术、放射疗法和化疗。依靠成像技术(超声波、内窥镜或X线摄影术)和实验室(病理学)检查作出准确诊断,对于适当治疗至关重要。 依靠姑息治疗, 90%以上的癌症患者可实现缓解疼痛和其他问题。即便在资源不足的环境中,也可找到一些有效办法为癌症患者及其家庭提供姑息治疗服务。
【每日一贴】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又名《世说》,内容主要是记录魏晋名士的逸闻轶事和玄言清谈,也可以说这是一部记录魏晋风流的故事集,是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笔记小说”的代表作。   《世说新语》是由南北朝刘宋宗室临川王刘义庆(403-444年)组织一批文人编写的,梁代刘峻作注。全书原八卷,刘峻注本分为十卷,今传本皆作上、中、下三卷,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等三十六门,全书共一千多则,记述自汉末到刘宋时名士贵族的轶闻轶事,主要为有关人物评论、清谈玄言和机智应对的故事。   《世说新语》是研究魏晋风流的极好史料。其中关于魏晋名士的种种活动如清谈、品题,种种性格特征如栖逸、任诞、简傲,种种人生的追求,以及种种嗜好,都有生动的描写。综观全书,可以得到魏晋时期几代士人的群像。通过这些人物形象,可以进而了解那个时代上层社会的风尚。 主要内容:   《世说新语》又称《世说》、《世说新书》,卷帙门类亦有不同。因为汉代刘向曾经著《世说》(原书亡佚),后人将此书与刘向所著相别,取又名《世说新书》,大约宋代以后才改称。 今存最早刊本为宋绍兴八年董弅所刻三卷本,共36门。其上卷为“德行”、“言语”、 “政事”、“文学”四门,这正是孔门四科,说明此书的思想倾向有崇儒的一面。但综观全书多有谈玄论佛以及蔑视礼教的内容,其思想倾向并不那么单纯。   《世说新语》是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笔记小说”的代表作,为言谈、轶事的笔记体短篇小说。从《世说新语》及相关材料中魏晋士人的言行故事可以看到,魏晋时期谈玄成为风尚,而玄学正是以道家老庄思想为根底的,道家思想对魏晋士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状况,乃至整个社会风气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世说新语》依内容可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等三十六类(先分上,中,下三卷),每类有若干则故事,全书共有一千二百多则,每则文字长短不一,有的数行,有的三言两语,由此可见笔记小说“随手而记”的诉求及特性。其内容主要是记载东汉后期到晋宋间一些名士的言行与轶事。书中所载均属历史上实有的人物,但他们的言论或故事则有一部分出于传闻,不尽符合史实。此书中相当多的篇幅系杂采众书而成。如《规箴》、《贤媛》等篇所载个别西汉人物的故事,采自《史记》和《汉书》。其他部分也多采自于前人的记载。一些晋宋人物间的故事,如《言语篇》记谢灵运和孔淳之的对话等则因这些人物与刘义庆同时而稍早,可能采自当时的传闻。被鲁迅先生称为:“一部名士底的教科书”。   在《世说新语》的三卷三十六门中,上卷四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中卷九门——方正、雅量、识鉴、赏誉、品藻、规箴、捷悟、夙惠、豪爽,这十三门都是正面的褒扬。 影响意义:   《世说新语》这部书记载了自汉魏至东晋的逸闻轶事,是研究魏晋风流的极好史料,其中关于魏晋名士的种种活动如清谈、品题,种种性格特征如栖逸、任诞、简傲,种种人生追求,以及种种嗜好,都有生动的描写,纵观全书,可以得到魏晋时期几代士人的群像,通过这些人物形象,可以进而了解那个时代上层社会的风尚。从中可以看到道家思想对魏晋士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状况,乃至整个社会风气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世说新语》所记虽是片言数语,但内容非常丰富,广泛地反映了这一时期士族阶层的生活方式、精神面貌及其清谈放诞的风气,是记叙轶闻隽语的笔记小说的先驱,也是后来小品文的典范,对后世笔记小说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仿照此书体例而写成的作品更不计其数,在古小说中自成一体。书中不少故事,或成为后世戏曲小说的素材,或成为后世诗文常用的典故,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鲁迅先生称它为“名士底(的)教科书”。   唐王方庆的《续世说新语》、宋王谠的《唐语林》、明冯梦龙的《古今谭概》等,都深受其影响。《世说新语》中的“谢女咏雪”、“子猷访戴”等故事,成为后世诗文常用的典故;另有一些故事,则成为戏剧家小说家创作的素材。
【每日一贴】《北魏传奇》   虽然是电影,但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南北朝的历史,所以推荐大家看看~这部片也有叫做《胡笳汉月》   共有六部:悲情英雄 风雨飘落 百草情恨 沧海情 情缘 宏图恨   故事发生在南北对峙,同时也是对民族大融合的北魏时期,汉家女子冯桂儿(宁静饰)自幼生活在宫中,面对腥风血雨的宫廷政变时,她临危不乱,果敢镇定,维护了北魏的稳定团结,深受太武帝拓跋焘(唐国强饰)的赏识,被钦定为文成帝皇后。   当时北魏鲜卑贵族势力采用原始落后的统治模式治理国家,限制了生产力和农耕经济的正常发展,社会矛盾异常尖锐。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在治国理念上与部分保守落后的贵族势力形成尖锐对峙。 冯皇后(即冯桂儿)的好友李甜儿为文成帝生了一子,即后来的献文帝。按照鲜卑“子贵母死”的旧制,献文帝被立为太子前,李甜儿即被赐死。献文帝因为听说母亲如被立为皇后,就可免于一死,所以一直对冯太后(即冯桂儿)耿耿于怀,误解愈深。   献文帝(夏雨饰)当政后,与矢志改革政弊的冯太后处处作对。起初,冯太后对他处处忍让,甚至甘于退至幕后,著意培养献文帝之子拓跋宏(即孝文帝)。然而献文帝仍执迷不悟,为打击冯太后,他与保守的旧贵族势力相互勾结,制造事端,威胁改革的顺利进行,冯太后迫不得已,联合各族大臣,经过周密部署,巧妙地除掉了献文帝,拥戴孝文帝登基。冯太后自己则掌控朝政,立志推行改革。 逐渐长大成人的孝文帝(王泊文饰),爱上纯情少女林明珠。冯太后深为不满。后来因为林明珠已经怀孕,不得不同意孝文帝纳其入宫,但为巩固自己的力量,冯太后竟在大婚时偷梁换柱。孝文帝深受打击。   为推行改革,冯太后与孝文帝启用颇有能力的寒士李彪(罗嘉良饰)为钦差,山东琅琊督察“均田制”和“三长制”施行。因李彪得知与自己私定终身的小姐王珊瑚家就在琅琊,所以易服探访,被嫌贫爱富的王夫人(廖学秋饰)赶了出来。李彪发誓出人头地,一雪前耻,因此放手一搏,出色完成任务。返回都城后,他被破格提拔任用,同时也赢得美人归。   冯太后因为操劳过度,过早辞世。孝文帝继承她的遗志,坚决推行改革路线,先后进行迁都、改穿汉族服装、改汉姓、说汉话等大刀阔斧的重大变革,使北魏社会形态从以游牧为主体的原始形态,一跃进入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但是由于改革触动了很多贵族豪强的根本利益,以源贺、拓跋子推为首的少数旧贵族千方百计进行反扑,逼死了孝文帝挚爱林明珠,又诱使太子元恂触犯刑律,迫使孝文帝忍痛杀死太子。   李彪因为身份改变,在别有用心的阴谋集团拉拢下,越陷越深,最后成了保守派攻击改革派、并向孝文帝反攻的借口。经过痛苦抉择,孝文帝不得不处死李彪。珊瑚也殉情而死。 虽然改革之路艰难曲折,步步面临生死考验,付出巨大代价,但在北魏几代政治家前仆后继的不懈努力下,终于大功告成,谱写了一曲民族融合、社会和谐进步的历史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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