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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文化大繁荣~~ 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最近几年都很红。 这座横跨欧亚两大洲的千年港都,本来就以美景而著称,历来都能够吸引不少来自西方的游客到访。可是这两年有点不一样,在蜂拥而至的观光客中,来自阿拉伯地区的人数比例不断上升。他们想看的不是圣索菲亚大教堂,也不是鄂图曼苏丹的后宫,而是越来越潮的加拉塔地区;他们想亲眼见识美轮美奂的海滨豪宅,以及充斥着型男酷女的酒吧街。这批游客眼中的土耳其,与西方典型化了的那个神秘东方截然不同,他们是透过电视连续剧才认识了这个摩登版的伊斯坦布尔。 电视剧,是近年来土耳其出口商品里一项最惹人注目的奇观。制作认真,剧情生动,男女主角的外貌衣着皆有可观之处,而他们活动的背景尤其叫人神往。在那些古老的、弯曲的街道上,总是夹杂着小巧的时装店与精致新潮的小餐馆。特别让阿拉伯观众向往的,是戏里头的女人并不戴头罩,并且各有事业,在两个男人之间周旋而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总会碰到第三个帅哥——尽管那个帅哥也许已经有了老婆。对全世界的穆斯林而言,土耳其这个伊斯兰国家是个古怪的异例,因此显得格外迷人。 有趣的是,除了阿拉伯地区,土耳其的电视剧还打进了东欧市场,并且大受欢迎,掀起了热潮。 从电视剧开始,带动了当地整个旅游业的勃兴,这可以说是文化创意产业的成功典范。同时,它还符合了书本上所说的“软实力”定义,完美地展示出土耳其这个国家的特点:既以伊斯兰教为主,却又开放自由;既是历史悠久的东方文明古国,又是潮流时尚的新发区。土耳其是欧洲最像伊斯兰地带的国家,也是中东世界里最有欧洲味的国度,加上这几年创意产业的发达,难怪很多人看好它是未来能够弥合巨大文化鸿沟的希望。 问题是,它的政府有没有介入这些产业,叫那些电视制作公司避免低俗、弘扬道德精神?又有没有鼓励它们拍出土耳其的美好一面,同时别忘遮掩丑陋呢? 没有。这些小公司只是按照市场需求,自行其是。事实上,他们的作品还常常遭到保守派指责,说它们太过败德,太过物欲横流,违背了伊斯兰教义的教导。然而,现在这届比较有宗教倾向的政府始终没有干预,就让业界自己拍下去。 当然,土耳其也不是真的那么自由,它也有自己的“土耳其道路”和“土耳其禁忌”。比如说,二十世纪初的亚美尼亚大屠杀,这事谁提谁惹祸。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就曾写过一本小说描写当年往事,公然逆反官方的否认立场,结果被人告上法庭,说他“侮辱祖国”,触犯了恶名昭彰的“第三零一条法”。一时间,许多政府领导都跑出来,严辞批评他的“罪行”。 恰巧就在这个时候,诺贝尔奖委员会把文学奖的桂冠加到帕慕克头上。这被不少人认为是诺贝尔奖搞政治的又一铁证。然后,当时土耳其的文化部长必须公开表态了。他没有指责诺贝尔奖委员会严重伤害了土耳其人民的感情,也没有干脆说帕慕克不是土耳其人,反而认为,“这是土耳其文学和全体国民的骄傲,我们恭喜帕慕克先生。至于他和政府之间的争论,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因为历来伟大的作家都会碰到敏感的政治问题,甚至和他们的祖国发生矛盾。” 扯了半天,我为什么要讲这一堆土耳其的事呢? 一来是因为有人告诉我,“不要动不动就拿英美等西方国家说事,这个世界是多元的”;二来是因为前一阵子我刚听说国家未来的目标是“文化大繁荣”,兴奋了好几天之后,就搭机从香港去南京演讲,打算谈点文化。那天入境,行李刚过X光检测,就被神色紧张的边检人员叫到一边开箱检查。我开玩笑地说:“怎么啦?看到一包包粉末?”那位敬业的年轻人也笑了:“不,一样严重。你带了很多书。”在证明了这堆书其实很健康很安全之后,我一边拖着箱子走出机场,一边心想:“书的危险程度原来和毒品差不多,这还真是一个快要文化大繁荣的国家呀!” 作者为评论家、凤凰卫视主持人
IMF报告:中国面临房价下跌风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4日公布的对中国金融部门进行的首次正式评估中指出,中国的金融体系总体稳健,但脆弱性在逐渐增加。尽管中国在金融部门商业化改革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监管也得到了强化,但金融体系复杂程度的提高以及全球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带来了风险。中国需要进一步推动改革,以支持金融稳定,并促进强劲和平衡的经济增长。 基金组织对中国开展的首次“金融部门评估规划”(FSAP)检查是与世界银行合作进行的。25个具有系统重要性的经济体同意至少每隔五年接受一次强制性评估,中国是其中之一。FSAP是基金组织金融监督工作和国际货币体系监测活动的一部分。 “中国的银行和金融部门是健康的,但存在一定脆弱性,当局应予以处理。”基金组织货币与资本市场部副主任兼FSAP基金组织评估小组负责人Jonathan Fiechter说。“尽管现有结构促成了高储蓄和高流动性,但它也带来了资本配置不当和产生泡沫的风险,特别是在房地产业。随时间推移,这种扭曲的成本只会不断上升,所以越早消除这种扭曲越好。” 另外,根据FSAP报告,中国的金融部门面临着几个近期风险:快速的信贷扩张导致贷款质量恶化;影子银行和表外活动导致银行脱媒现象加剧;房价下跌;全球经济形势不明朗。中期脆弱性也在增加,可能会妨害金融体系为支持未来经济增长而进行的必要调整。这样的情况如果继续下去,将带来进一步的风险,因此,为广泛的金融改革行动营造必要的制度性和操作性的前期条件,就应当成为一个优先工作。
易中天:神一样的中式思维 韩寒说,世界上有两种逻辑。一种叫逻辑,另一种叫“中国逻辑”。确实如此。比如南方周末发表王彬彬的文章,质疑汪晖涉嫌剽窃,马上就有人说王彬彬态度不好。其实,汪晖抄没抄,是一个“事实判断”。跟王彬彬的态度,又有什么关系?如果抄了,王彬彬态度再好,他也是抄了。如果没抄,王彬彬态度再不好,也没抄,怎么连这个都搞不清楚呢?这就是典型的中国逻辑:问态度,不问事实。 第二,问动机,不问是非。动机是第一重要的,事实和是非则可以不顾。比如一个贪官为了保命,揭发另一个贪官。难道因为他“动机不纯”,纪检委就不查了?当然,一个人的错误,如果是“无心之过”,应该原谅。但这总得在认定事实之后嘛。 第三,问亲疏,不问道理。只要是自家人,说什么都是对的。如果是自己仇恨、反对的人,说啥都不对。他不是反对你的意见,是反对你这个人。哪怕你跟他意见一致,他也要从动机、态度等方面,找你的茬。 现在最喜欢讲“中国逻辑”的,主要是三种人。一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故意把水搅混。这种人,我称之为“乌贼”;第二种是“疯狗”,逮谁咬谁;第三就是“脑残”,人数最多。乌贼是使坏的,疯狗是咬人的,脑残是起哄的。共同特点,是不讲事实,不讲逻辑,不讲道理。
张维迎:中国教育的最大失败:说假话不脸红 如果社会不注意制度建设,不尊重人权、财产制度,仅仅靠说教,最后恰恰是人人都变得虚伪。   由于否定了市场的逻辑,才使得社会变得如此虚伪,如此假话连篇   人类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每个人都自我中心,但又需要别人的合作,怎么能够这两方面统一起来,这是所有的哲学、道德学、市场理论都希望解决的。我深信,市场经济本身是解决这个矛盾和挑战的最有效的方式。 前面讲到,支配人类历史的就两大逻辑,一是强盗的逻辑,一是市场的逻辑。国家之间打仗是强盗的逻辑,自由贸易、交换是市场的逻辑。我相信这两个逻辑未来仍然会并存。我们希望处理国际关系也能用市场的逻辑,比如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崛起,是靠自由贸易,而不是靠征服、靠武力解决问题。好在人类都有学习的能力,中国有句古语,“不打不成交”,开始可能喜欢用打的方式,用侵害别人的方式,最后两败俱伤,之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就开始“交”往。“交”就是交换、互利、和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德国企图用强盗的逻辑富强,没成功,二战后日本和德国靠生产汽车、电子等产品发展起来,依靠的是市场的逻辑。人类的进步就是不断走向市场的逻辑。我们跟美国人坐下来谈判,说这对美国好,美国人也说这对中国好,这就是人类的聪明之处。   如果社会不注意制度建设,不尊重人权、财产制度,仅仅靠说教,最后恰恰是人人都变得虚伪。由于否定了市场的逻辑,才使得社会变得如此虚伪,如此假话连篇 过去研究伦理学和研究市场的学者之间误解太多,其实人类的分歧好多都是由误解而来,是无知导致的。在化解分歧和误解上,伦理学者和经济学者应该像亲兄弟,因为要达到的目的是一样的。伦理道德和市场的研究在未来应该完全成为统一体。事实上,西方中世纪的时候,经济学不过是伦理学的一部分。我是搞经济学的,从来不否认道德伦理的重要性。制度是大框架,同时也要道德伦理。   中国教育的最大失败是在哪里?不是抑制了青年人的创造性,消灭了他们的好奇心。最大的失败是使人变得虚伪,说假话不再脸红!为什么?就是因为没建立一个好的私有产权制度。西方没有一个企业贴标语说要诚实守信,不用贴,这是自然而然的,这就是市场。丢掉了市场的逻辑,丢掉了基本的市场规则,只能用虚无缥渺的说教,最后就是言行不一。   以前上学时,一个同学铅笔刀丢了,老师让学生排成一队,看谁脸红,脸红的人就是偷铅笔刀的人。现在再把人叫一块儿,不再脸红了,这方法没用。由于否定了市场的逻辑,才使得社会变得如此虚伪,如此假话连篇,这是让我最痛心的。强调伦理时不要忘记这一点,否则我们对这个社会的建设贡献不大。   除了无知和无耻,社科院钱津教授讲的“无奈”,非常有启发性,也有活生生的例子,如央视经常播些节目,他们自己也不喜欢,很无奈。但我想,无奈是因为意志或能力软弱,通常是由无知或者无耻派生出来的。
有梦想,就会飞。 在美国某一个家庭的院子里,男孩在开心的玩,他玩得非常高兴,手舞足蹈。这时他的妈妈从屋里出来叫他吃饭,男孩兴奋的说:“妈妈,我想到月亮上去!”慈爱而有机智的母亲,没扫孩子的兴,既没有对他当头棒喝,也没有对他灌输科普知识,只是淡淡的说:“去吧儿子,但不要忘记回家吃饭!” 很多年过去了,这个孩子真的登上了月球,他就是阿姆斯特朗。他返回地球的第一句话就是:“妈妈,我回来了!” 人们听到这个故事都会情不自禁的感慨,多么伟大的母亲,所以我们要保护孩子的奇思妙想,要注意对他们的教育方法。这个故事很美妙,有教育意义,但并不是真的。关于阿姆斯特朗童年登月的传说有另一个版本: 当阿姆斯特朗还是小孩的时候,有一天,他和朋友在院子里玩棒球。他的朋友把球打到邻居戈斯基夫妇家窗户下面。阿姆斯特朗弯腰拣球的时候听见他们夫妇在吵架,戈斯基太太大声嚷着说:“你想跟我上床?休想!除非邻居家的小孩登上月球!”戈斯基太太绝对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个邻居家的小孩真的登上了月球。 所以,当阿姆斯特朗完成登月活动,返回登陆舱时,他说了一句话:“祝你好运,戈斯基先生。” 当时谁都不知道戈斯基是谁,感到莫名其妙,直到戈斯基死后,阿姆斯特朗才把这个事说明。 这个故事不禁让人觉得可笑,但它却是真实的,阿姆斯特朗在登月成功后确实说得是后面那句话。可是,我们把这两个故事放在一起分析,就会发现,它们还有共同之处:成年人的一句话对儿童可能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所以,尽管上面那个版本不真实,可对人的教育目的是相同的,而且更明确、更直接、更有启发意义,人们也更愿意传播。 由此也可以进一步想到,人们津津乐道的东西,并不在于它是不是真的,而是在于它的意义与它具有的形式。
中学生驳倒大教授,原来道理这么简单               大教授一般不会屈尊下顾到小小的中学去卖弄才情的,但为了世世代代的大题目,他还是欣然成行。校方自然免不了隆重欢迎,会埸上也是座无虚席。今天大教授要讲的标题,就醒目地悬挂在主讲者的上方:中学生在盛世的作为。本来,这个题目重在着眼现实,基本上用不着在五千年里淘宝,但是,教授是历史的教授,在那里面畅游惯了,一时技痒,便口若悬河地上溯起文景的盛世,贞观的盛世,还有康乾的盛世。        可以说,大教授的讲授比起他曾经在百家讲坛的表现,思惟更开阔,更放得开,气氛也更活跃。中学生和老师不止一次被教授的幽默诙谐的比拟所感染,会场上不时响起一阵阵笑声。教授的民主作风也很到位,并不满足于一个人的表演,还适时地向学生发出提问,而他的提问总是深入浅出,浅显易懂。中学生的发言也变得十分踊跃。        可惜,这次关于盛世的讲授,并没有因为讲授人的特殊身份而画上圆满句号,它坏就坏在让学生自由发表意见这一点上。当讲授人再一次把现实与历史有机结合起来,并要求学生发表看法时,一个楞头青不知高低地站了起来,从容不迫说道:“其实,历史上的所谓盛世,是后世对前朝的评价,并非是当朝的自我吹嘘,而且,这种评价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给封建帝王树碑立传,而是从中找出它由盛而衰终至消亡的原因,从而作为后世之戒。”        说完,学生平静地坐下,而台上的教授却把笑容僵在脸上,仿佛一时没懂明白,这究竟是中学的讲坛,还是学术界的讨论,而老师们则把愤怒的目光投在那个楞头青身上:应该可以预见,他背上一次处分是轻的。这是某中学的传闻,不知是真的,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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