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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绘画 三 国 时 期 绘 画 三国绘画艺术 中国绘画艺术在汉代武帝、明帝时期,因帝王的提倡而盛极一时,皇宫收藏绘画作品极其丰富。但是,到了东汉末年,董卓之乱,献帝西迁,士兵们大量使用绘有图画的缣帛作行囊帐幕。 西迁途中,除使用外,还余七十多车备用,但因遇到大雨冲毁路基,车马行人举步维艰,于是,便将所余尽皆遗弃。这是中国绘画史上前所未有的灾难。对于刚刚兴起的中国绘画艺术,无疑是个严重的打击。之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一些士族、王室贵族因苦于战乱而借绘画排遣消极情绪。与此同时,佛教进入中国,并迅速蔓延。因佛教思想与当时中国社会思潮吻合,于是形成了魏晋南北朝隋唐佛教题材的绘画盛行的时代。 在三国之前,绘画主要是“设色之工”所从事的职业,属于“百工之苑”,还没有进入艺术殿堂,因而也没有产生较为完整的绘画理论及较为成功的绘画作品。无论是“铸鼎像物”而“使民知神奸”(《左传》语)也好,或者是认为壁画是“明镜所以察形,往古者所以细今”(《孔子家语》语)也好,都充分强调了绘画的社会功能,而没有对其艺术性给予足够重视。到了三国时代(及之后的两晋南北朝),这种鉴戒规劝被残酷的社会现实击得粉碎,人们渴望安定、幸福、祥和的生活,于是,绘画中更多地加入了现实题材的内容,因此,绘画由说教发展到反映现实生活,向艺术化迈进了一大步。如嘉峪关出土的约在公元240——280年的魏晋墓室中,发现了镶嵌了六百多块描绘人物活动场面的砖画,其中人物千姿百态,神情各异。酒泉丁家闸出土的此期墓室中,还画上了一只神情惊异的猫在偷看一个裸体的女子在扫场院。江苏南京等地发掘的墓壁上,无功无禄、不礼不 法、非圣非贤、道遥自在的“竹林七贤”占据了原来被神仙灵异、忠臣义士所占据的地下殿堂。这些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即魏晋时期的绘画与思想解放相一致,都在追求人性解放、个性自由,追求自我的社会价值与审美实质。 但是,尽管如此,相对于同期的政治、军事、文学人物来说,三国时期专门从事绘画的画家并不多,而且,有不少绘画仍是两汉绘画说教的继续,如曹植的《画赞序》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三国人物-虞翻 虞翻(164-233年)字仲翔,三国吴余姚(今属浙江)人。出身儒门。高祖光,任零陵太守,曾祖成、祖父风、父歆,五世业儒,他继承祖业,专力研修孟氏《易经》。由于家庭的薰陶,为虞翻以后注《易经》打好基础。他少有大志,孙策起兵江东时任为功曹,策曾亲自登门拜访他,又任他为富春长。孙策死后,追随孙权,官任骑都尉。他性情耿直,又不能协俗,常受他人的毁谤,加之对孙权也敢犯颜直谏,曾几次濒临险境。有一次孙权和张昭论及神仙之多,虞翻手指张昭说:“彼皆死人,而语神仙,世岂有神仙邪!”因而激怒孙权,把他流放到交州。曾自我剖白说:“自恨疏节,骨体不媚,犯上获罪,当长没海隅。”此后他广集生徒数百人,讲授儒学,在南方十几年如一日,死年七十岁。他曾为《老子》、《国语》训注。尤其通晓《易经》,作有《易注》。他说:“臣生遇乱世,长于军旅,心经于□鼓之间,议论于戎马之上,蒙先师之说,依经立注”。将八封与天干、五行、方位相配合,推论象数,撰《易注》九卷,目的是纠正以前的流俗和不当之处:“所览诸家解不离流俗,义有不当实,辄悉改定,以就其正”。他对南阳宋忠、北海郑玄解经错误之处也予以纠谬,提出自己的观点。指出“(郑)玄所注五经,违义尤甚者百六十七事,不可不正”。甚至对字的训诂也提出具体意见。他说:“古大篆‘卯’字当读为‘抑’,古‘抑’‘卯’同字,而以为‘昧’;“分北三苗”,‘北’古‘别’字,又训北,言北犹别也”。他认为那些错误如果不予纠谬,流传百世,后人虽有所发见,也恐怕怀谦而不能更正。如此下去,则“误莫大焉”。因为错而不改,如此“行乎学校,传乎将来,臣窃耻之”。这乃羞于自己没尽到责任,愧对后世,其负责态度和求是的精神是可贵的。但他“依《易》设象,以占吉凶”,常常以占卦的手段宣传阴阳灾异,并把自然和人事联在一起,为唯心主义神秘论更增添一层油彩。他所撰《易注》九卷,已散失。唐李鼎祚《周易集解》曾□录,清人黄□《汉学堂丛书》、孙堂《汉魏二十一家易注》亦有辑录。清张惠言《周易虞氏义》,《周易虞氏消息》、清惠栋著《易汉学》、皮锡瑞著《易经通论·论郑、荀、虞三家之义》,对虞翻易说则有所阐发。关于《易注》的影响及对其评价,当世人孔融曾说:“闻延陵之礼乐,都吾子之治《易》,乃知东南之美者,非徒会稽之竹箭也。又观象云物,察应寒温,原其祸福,与神合契,可谓探□穷通者也”。会稽东部都尉张统也曾赞美说:“美宝为质,彤摩益光,不足以损”。后世则将郑玄、苟爽、虞翻并称为《易》学三家。
三国兵制-魏   曹魏时期的中央军,分为中军和外军。关于中、外军的来历,何兹全《魏晋的中军》一文作了明确的阐述:“‘中军’是对‘外军’而来的,中外军的区别形成于汉建安时代(公元一九六——二二零年),到魏黄初年间(公元二二零——二二六年)都督制成立,中外军的区分及中外军的名称也就正式成立。建安以前,曹操集团不过是当时割据局面下的群雄之一。曹操迎献帝都许,挟天子以令诸侯,尤其是在官渡之战,打败袁绍,取得冀、并、青诸州以后,他的统治区才渐具国家的规模。这时局面大了,再不能象过去一样,带领一支军队(虽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到处征战,因之便产生了留屯的办法。平定一个地方,即留一部分军队在那里驻防,并由一人任统帅,统摄辖区内诸军。这种留屯制,实即魏晋以下盛行的军事上分区的都督诸军制的滥觞。这种情形,发生于曹操打败袁绍占有冀、并诸州之后,到赤壁战后,三国鼎峙的局面形成,便渐渐固定为一种制度,而且发展为后来的都督制。国家的军队既在事实上分了内外,内外的名称自然也跟着形成,留屯在外的将军及都督所领的兵,就称为外军;中央直辖的军队,就称为中军。”(《读史集》二五八页)  魏的中军略等于汉代的南北军,担负着宿卫皇宫、拱卫京师的任务,所以《历代兵制》认为“魏制略如东汉,南北军如故”,依然把魏的中军称为南北军。不过由于汉末三国战事频仍,中军常常四出征伐,与汉代北军相比,魏中军的作战任务重得多。 《历代兵制》叙述了魏中军的发展:“初,曹公自置武卫营于相府,以领军主之。及文帝增置中营,于是有武卫、中垒二营,以领军将军并五校统之。”武卫营是曹魏集团最亲近的宿卫禁兵,其设置时间,王欣夫《补三国兵志》说在建安十三年(公元二零八年)。那时曹操刚做相国,便在相府自置武卫营。当时汉帝的禁兵为数已不多,且在曹操控制之下,武卫营一成立,相府更是威重汉宫。武卫营的统帅最初是许褚,官职为武卫中郎将,后迁武卫将军。曹魏王国作武卫将军的,都是皇帝很亲近的人。魏文帝置中垒、中坚二营,归中领军统帅,魏明帝又置骁骑,游击二营。《历代兵制》只提到武卫、中垒二营,有所疏漏。《历代兵制》说“武卫、中垒二营,以领军将军并五校统之”,也是不确的。事实上,曹魏先后置武卫、中垒、中坚、骁骑、游击等新五营,归中领军统帅;东汉以来北军的屯骑、步兵、射声、越骑、长水五营,曹魏时期依然存在,但兵员已少的可怜,五校地位已不如武卫将军等,已无可能去统帅武卫、中垒等新营。  关于魏中军的组织系统,《历代兵制》说:“有中、左、右、前军各一师,又有中护、中领军、领、护军将军各一人。其他杂号无常数。”陈傅良认为,汉的南北军到曹魏时期演变为中、左、右、前军了。其实,只有中军相当于汉的南北军,所谓左、右、前军等,显然与中军相对,可能是对留屯在不同地方的外军的称呼。《三国志》、《资治通鉴》常有“东兵”、“东军”一类提法,都是指留屯东方的外军,左、右、前军等也是这类提法。中军的统帅,陈傅良认为有“中护、中领军、领、护军将军各一人”。历来谈曹魏兵制者,多象他一样,以为魏中军同时存在中护军、中领军与领军、护军这样一批统帅。其实领军与护军和中领军与中护军是不同时期的职官。《玉海》卷一三七:“魏武为相,以韩浩为护军,史涣为领军,非汉官也。建安十二年,改护军为中护军,领军为中领军。”这段话与史实略有出入,但指出中护军、中领军的前身就是护军、领军,无疑是正确的。改领军、护军为中领军、中护军,是由于当时中央军在事实上已分成中军与外军,所以要在中军统帅领军、护军前冠以中字。由于领、护军改名中领、中护军后还有人沿袭旧称,载之史书,故后人往往认为领、护军与中领、中护军并存。对于中领军或中护军中资历厚重者,可进称为领军将军或护军将军,但中军也不可能同时既有领军将军、护军将军,又有中领军、中护军。中领军是中军诸营的统帅,他亲领中领营,并兼领中军诸营;中护军在中军的地位仅次于中领军,他负责武官的选用,并亲领中护营。
魏国的官制组成和特点   三国之中,只有魏国是和东汉一脉相承下来的国家,而且两个朝代很难找出一个划时代的严格标志。以魏文帝即位为始,则名义上说得通,实际上不符合;以建安元 年曹操迎汉帝都许昌为界线,贯际上有道理,名义上分 不开。所以在官制上魏汉非常相似,在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一段里,既是汉又是魏。魏文帝及其后继者又无根本改变,二者相同之处必然较多。此其一。在三国之中,魏国占地广阔,建国最早,尽管蜀、吴都不承认,而客观的印象,魏国总有代表中央或全国最高统治者的气魄。这就使魏国在官制上比较齐全。此其二。魏国不但上承于汉,而且下接于晋,这表明魏国在统治过程中治国有方,晋以魏为基础建立一代新王朝,减蜀、减吴,实现又一次大一统。在官制上三国时期的真正创新,大多出于魏国。此其三。以上三点可以说是魏国官制组成上的特殊之处,或说特点亦可。   丞相、相国,建安十三年汉罢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六月,曹操为丞相,总揽朝政。曹操死后,其子曹丕嗣位为丞相。建安末钟繇曾为相国。文帝初即位,又命御史大夫华歆为相国。属官有左右长史,左右司马,从事中郎,署诸曹事,主簿,掾属,舍人。     大傅、太保,魏初置,以钟繇为之。末年又置太保,以郑冲为之。其属有左右长史,署诸曹事,司马,从事中郎,主簿,掾属,舍人。     大司马、大将军位在三公上,大司马掌武事;大将军掌征伐,其属有左右长史,左右司马,军师,从事中郎,参军,列曹掾属,舍人。大将军其属官主簿外尚有记室,列曹掾外尚有都督。     太尉、司徙、司空,位为三公。魏文帝即位之初,以大中大夫贾诩为太尉,黄初元年改相国为司徒,御史大夫为司空。太尉典兵狱,司徒主民事,司空掌水土。其属官均有军师,长史,司马,从事中郎,主簿,参军,列曹掾,诸都督,舍人等。    骠骑将军、车骑将军,位从公,其属官有军师,长史,从事中郎,正行参军,诸都督,主簿,掾史等。    光禄大夫,位从位,掌劝善规过。汉代多为临时派遣之特使,自魏始转为优重,不复以为使命之官。往往用为诸公告老再拜之位或在朝显职。    尚书令、左右仆射、列曹尚书,魏尚书台置尚书令一人,典总纲纪,无所不统。仆射主封门,掌授禀,假钱谷,令不在,可代理奏下众事。建安四年始分左右,魏相沿而置。魏改选部尚书为吏部尚书,主选部事,又有左民、客曹、五兵、度支,共五曹尚书,加二仆射、一令,合之称为「八座」。其属官有左右丞,诸部郎中,诸曹典事,主书令史等。    中书监、中书令,典尚书奏事。中书之名始于西汉武帝游宴后庭,开始使宦者典事尚书,谓之中书谒者,置令和仆射。成帝改中书谒者令为中谒者令,罢仆射。东汉省中谒者令,而有中官谒者令,非此职。曹操为魏王,置秘书令,典尚书奏事。文帝黄初初期改为中书,置监、令,以秘书左丞刘放为中书监,右丞孙资为中书令。中书有监、令自此始。其属有中书通事郎,次黄门郎,黄门郎已署事过,通事再署名。已署,奏以人,为帝省读,书可。中书主事令史,著作郎,著作佐郎等。曹魏加强中书权力和扩大官制组织不但是这一个国家的事情,而且是整个三国时代官制的一大变化,影响极为深远,也备受重规。历来被认为是中国官制史上中枢机要改变的一个标志。原来都认为秦汉机要之位,由丞相而归三公。东汉机要之位,由三公而归尚书。魏晋机要之位,由尚书而归中书。魏文帝有此一举,便以亲信之人充任。于是运筹惟幄,权拟丞相,而名义上的丞相不但空有其位,即尚书已经逐渐加重之权,也因此而看轻。中书省成了政权的机要重地。    侍中,魏置四人,不算另外加官者数。掌侍皇帝出入,壮威仪,大驾出则次直侍中护驾,正直侍中负玺陪乘,不带剑,余皆骑从。御登殿,与散骑常侍对扶,侍中居左,常侍左右。备切问近对,拾遗补阙。
鲁肃墓:沧桑岁月的见证 时光的隧道,从三国的战火一直抵达现代文明的今天,烽烟弥漫的历史通过岁月的浸染,变得愈发深重,但是今天的文明却无法叩开那扇厚重的历史之门。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说起岳阳,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岳阳楼,岳阳的发展和知名,不能说这与岳阳楼没有关系。但是,岳阳楼起于何时,是谁站在历史的高度为岳阳描下点睛之笔?也许人们只记得范仲淹和他的《岳阳楼记》,而对三国时鲁肃于巴丘邸阅,始筑巴丘城,又于西城门筑阅军楼,常在这里操练水军,即今天岳阳楼的前身,却鲜为人知。 鲁肃(公元172-217)字子敬,临淮东城(今安徽省定远县东南)人。从他的字号上看,他好象是一个严肃而又清高之人,实则他既和善慈祥,而又足智多谋。他出身富贵人家,家道殷实,乐善好施。当时,天下大乱,他没有心思治理家事,于是大散家财,赈济穷贫,结交豪俊,深得乡亲父老的爱戴。一日,周瑜带领百余士兵到鲁肃家求粮。鲁肃家中有两个各屯粮三千斤的大谷仓,他就给了一个与周瑜。周瑜见他慷慨解囊,也就好心劝其一起投奔孙权,鲁肃欣然应允。他乃率部属百余人跟周瑜到了江南。周瑜将他推荐给了孙权,两人交谈,分析天下形势,甚受孙权的敬重。公元215年,鲁肃奉命代替周瑜镇守巴邱(今岳阳市),以抵御关羽的进攻。鲁肃便将巴邱邸阁扩筑为巴邱城,又在依山面湖的城西门上建有阅兵台,检阅和训练水军,并亲自到常德与关云长谈判,划湘江为界,魏、蜀、吴遂成三国鼎立之势。当时鲁肃修建阅兵台,为的是检阅水军,他站在新建的阅兵台上,看见浩浩荡荡的水军,是何等的威严气派,鲁肃的心是那样的感慨万千和充满凌云壮志,仿佛统一三国的梦想很快就会实现。谁知公元217年(建安二十二年),他因病而撒手而去,享年只有45岁。人们为了纪念他,就将其安葬在岳阳了。多少年后,鲁肃的阅兵台成为远近知名的岳阳楼,传闻远在天国的鲁肃曾化作一个老翁来到了岳阳楼,他也被眼前的无限风光感染,即刻变为一团祥云,久久萦绕在岳阳楼的上空,不肯离去。 鲁肃墓,位于今湖南岳阳市的三五一七兵工厂厂内,十分高大,周围砌有石栏,墓前竖有一块大石碑,上阴刻着“东吴鲁太傅之墓 ”,为光绪年间立。两侧的石柱上勒有一幅对联:扶帝烛曹奸,所见在荀或上;侍吴亲汉胄,此心与诸侯同。牌坊上书“威恩大行”。公元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巴陵知县周至德,对墓身进行了一次维修,在墓的两边铺有石级阶梯延伸到墓顶,增筑了一个小庙,新立了一个墓碑于坟前,上面这样写着: 光绪十五年乙丑季冬月 吴鲁公肃墓 特授巴陵知县周至德立 公元1915年(民国四年)北洋军阀曹锟镇守岳阳时,将鲁肃墓又整修了一次,将墓顶的小庙拆除了,改建一座直径三点五米的伞式纯木结构的六方小亭,换立了墓碑,加高了墓陵,重刻了曹琨写的墓志铭,记述了当时他组织修墓的情况。1956年鲁肃墓被湖南省人民政府列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可惜的是,墓和亭均毁于“文革”初期了。为了发展旅游业,恢复名胜古迹,岳阳市人民政府决定重修鲁肃墓。1985年由湖南橡胶总厂集资,岳阳市文物管理部门负责重建工作,坚持“整旧如旧”的原则,其规模按民国初年所拍鲁肃墓的照片恢复旧制,墓高8米,四周镶有麻石护栏,亭中竖有刻着鲁肃传的大石碑,顶上建有一座复盖琉璃瓦的六角亭,总共占地800多平方米。原鲁肃墓朝东正面竖有一幅大石枋门,高约三点五米,宽一点二米,有石直达碑前,现改西面为正门,增设牌坊,朝洞庭湖,并列入岳阳旅游区向游客开放。 “未必上流须鲁肃,腐儒空白九分头。”南宋诗人陈与义对鲁肃给与了高度的评价。岳阳一带,自古尊鲁肃为贤人,原建有三贤祠,其一就是鲁肃祠。北宋时,人们还在会泉门外修建了鲁将军庙,以供祭祀、朝拜鲁肃之用。
被“埋没”的鲁肃 被“埋没”的鲁肃   黄文山   将帅的才能,并不只限于提兵布阵,纵横沙场。三国时代,英雄辈出,群星灿烂,令人目不暇接。然而,却有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无论在小说或在影视、戏剧中总是被人忽视,乃至遭到贬损。这便是东吴大将鲁肃。   在罗贯中先生的笔下,鲁肃不过是一个忠厚而又平庸的好人。比如写诸葛亮“草船借箭”一节,诸葛亮偕鲁肃同往,一个成竹在胸,一个被蒙在鼓里;一个谈笑自若,一个惊慌失色。最后是孔明借箭成功,志得意满,而鲁肃钦敬拜服。再如关云长“单刀赴会”一节,鲁肃在被孙权多番埋怨的情况下,为讨回荆州,设下刀斧手,请关羽赴宴。结果不仅未达到目的,反被关羽识破机谋,佯醉退席。小说这样写道:关羽强拉着鲁肃的手直到船边,鲁肃吓得“魂不附体”,“如痴似呆”,眼睁睁“看着关公的船乘风而去”。在各种影视戏剧中,这样的场面被更加夸张地加以渲染,鲁肃似乎愚蠢到几近无能了。   然而,事实上,鲁肃却是这样一位非凡的人物,没有他,三国的历史就要改写。三国局面的形成,取决于孙权和刘备联手打败曹操的赤壁之战。而在这场大战前后,积极穿梭于孙、刘之间,分析形势,指陈利弊,同时有效协调两家关系,最后导致战争胜利的就是这位鲁肃。   当时,曹操大败刘备,并乘胜东下。东吴朝野震惊。在孙权召开的朝会上,投降派占了上风。正是鲁肃力挽狂澜,他先以利害得失打动孙权,而后又奔赴夏口,说服刚刚打了败仗惊魂未定的刘备和孙权联合抗曹。更重要的是,他作为抗曹联军总司令周瑜的副手,处处从大局出发,以高超的外交手腕,成功地协调了孙、刘两家以及周瑜、诸葛亮个人间的微妙关系,维护了团结,从而保证了战争的胜利。   可以说,没有鲁肃的宽容忍让,没有鲁肃的深明大义,没有鲁肃的大智若愚,特别是没有鲁肃的高瞻远瞩,便不可能有赤壁之战的辉煌胜利。把鲁肃说成是这场战争的总导演其实并不过分。   这一点,东吴国君孙权看得很清楚。战争刚刚结束,孙权得知鲁肃回来,亲自出城迎接,一见鲁肃,便下马施礼,对他十分恭敬。   这一点,东吴统帅周瑜看得也很清楚。因此,周瑜临终前极力向孙权推荐鲁肃顶替他的统帅职务。须知当时功勋卓著的老将程普、黄盖等俱在,而鲁肃不过是一介书生罢了。   这一点,诸葛亮看得更清楚。鲁肃病逝,诸葛亮为之发哀。他明白,孙、刘联盟自此宣告解体。果然,不久,便有吕蒙白衣渡江袭荆州之举,导致关羽战败走麦城;更导致刘备兴兵伐吴,最后兵败彝陵。鲁肃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他去世后,充分体现出来了。   这样一位雄才大略的将帅,在文艺作品中本应该光辉四射。然而,有意思的是,鲁肃不曾被时势埋没,不曾被当时的政治家们埋没,却被千百年后的文人们埋没了。   只是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有多少个鲁肃就这样被“扭曲”和“埋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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