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子里的时光 镜子里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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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大家对儒学的批判(一)《淮南子》(转) 《淮南子》的学术观点,以道家的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为核心,将先秦各家学说融合为一,“百家异说,各有所出,若夫墨、杨、申、商之于治道,犹盖之无一橑而轮之无一辐”(《俶真训》);“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合道一体也”(《齐俗论》)。作者的批判锋芒主要指向抱残守缺、孤陋寡闻的儒学之徒,一如穷乡僻壤之鄙社,叩盆拊瓦相为歌乐,并未知文明人类击楗鼓,撞巨钟及其大义闳论。 作者指出,儒学是王政没落的产物:“周室衰而王道废,儒墨乃列道而议,分徒而讼。”(《俶真训》)儒学及礼教自创立以来,用以治国则无成功经验可谈,只有失败的教训,“鲁国服儒者之礼,行孔子之术,地削名卑,不能亲近来远”,反而不如剪发文身的越王勾践南面称霸天下,泗上十二诸侯皆率九夷以朝;何况此前的楚庄王、晋文公都曾令行天下,“岂必邹鲁之礼之谓礼乎?”(《齐俗训》)儒学盛赞三代之治,但又无法以之践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可见其致命弱点是理论与实践的分离,“称其所是,行其所非,是以尽日极虑而无益于治”。儒学在政治活动中的失败具有必然性:“存危治乱,非智不能道,而先称古,虽愚有余。”(《氾论训》)作者指出,在儒家学风的影响下,“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修务训》),但史实证明,“殷变夏,周变殷,春秋变周,三代之礼不同,何古之从?”既然王政时代的礼制未始有常,制礼者不被礼制所拘束,那末“苟便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汜论训》)。继承中国古代文化学术遗产的正确方法和态度,是彻底摈弃儒家思想糟粕:“诵诗书者,期于通道略物,而不期于《洪范》、《商颂》”(《修务训》)。   《淮南子》大部分篇章皆以道论为纲领,体现了道家的学术旨趣。全书反复阐述的治政原则是:君主遵循无为之术,执政奉行民主与法治路线,移风易俗,以推进社会进步。但末篇《泰族训》的作者以迂儒之见,否定西汉前期和盛世的政治局面:“今重法而弃仁义,是贵其冠履而忘其头足也”;“言不合乎先王者,不可以为道”(《泰族训》)。无奈整个中国古代社会进程得出的历史性结论却是:儒生无得与通士比;“不知法治之源,虽循古终乱”(《氾论训》)。
新儒学批判(转) 正是这样的一本书,使我抛弃了对儒学的最后一点留恋。如果有人想反驳,请看清楚作者的十条论据再说。自序人类的二十世纪并非一个幸运的世纪. 尤其对 于中国人来说, 恐怕更是这样. 中国人有一份丰厚的文化遗产. 在这一点上, 比其他 许多民族来, 我们要幸运得多. 然而, 一个多世纪的历史表明, 这份遗产非但没能给我们以惠赠, 反而是一种负担, 一种妨我们踏上现代化新路的阻力. 因在于, 作为民族文化的遗产, 并不像一个家庭所拥有的毁业那样简单. 它既可为后人的发展提供一定程度的文化基础, 同时又可妨后人对新事物的接纳和对新生活的创造. 而且, 一个多世纪以来, 中国人所胑临的亦非单纯的对传统的态度问题, 而是胑临着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双重夹迫下 的痛苦选择. 在这里, 人们对传统的眷恋和对民族前途的关心以及对异质文化的抵御本能交织在一起. 由此不可避免地决定了现代中国人的尴尬和悲剧性的历史一演再演. 尽管民族历史一再地不尽人意地发展着, 但有良知有血性有 民族责任心的中国知识分子从未停止过对民族命运问题的关切与思考. 不管他们对传统的态度如何, 也不管他们能否开出济世匡时的药方, 或者说他们所开出的药方对民族的未来发展是否有效, 只要把心思放在民族的天秤上 , 放在亿万生民的利益中, 而不是因某种准宗教式的狂热所驱动, 或者为某一集团利益所辩护, 都是极可贵的, 亦值得同情, 理解和敬重. 传统的负荷之重, 百年历史的路途多乖, 国际局势对民族文化转型之大不利, 这一切一切, 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能一帆风顺, 亦决定了国人不可能把救国救民的工作做到一步到位. 特定的时空坐标, 致以我们比其他 民族来, 注定要多几回折腾, 多几分苦楚. 由此观之, 我们今日实在没有充足的理由对前贤的思想探索提出过多的批评, 更没有理由以一种工具性的理论标准去衡断他们的得失. 思想史的研究, 最有害的莫过于六经注我, 确切说莫过于用某种大一统的思想尺度作武断的裁决. 思想的一统化, 必流于思想的独断与浅薄, 亦必导致用正统与异端相对立的两个观念将前贤深刻的思想内作简单化的对待. 实际上, 我们开一部百年中国史, 尤其是 看看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上半叶的 几十年历史, 除极少数别有意图者外, 绝大多数人的思想探索, 都是围绕着如何振兴民族这一时代主题而进行的. 民族历史的巨变, 新旧文化的转型, 致以思想的多元化既为必然, 亦为必要. 因为只有思想的多元化并在各种思想的相互激荡与论争中, 中国许多问题才可看得明白, 想得清楚. 也正是从这一层意义上, 我们有必要肯定新儒家的思想地位. 新儒家诸贤无不以饱学深思而响誉文化界. 他们既有着厚实的国学底子, 对西方文化也大多有着深入的了解. 可以说,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界, 他们的学养实在是超乎寻常的深厚. 而在文化沙漠里爬蒭了近半个世纪的今日大陆学界, 尤其像 我辈" 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 的浅薄后生, 国学修养这些博学鸿儒来, 只有惭愧的份儿, 实在没有批评的 资格. 正惟这样, 本书写作过程中, 我内心很是矛盾, 惟恐因学养浅薄而有损新儒家诸贤思想探索之誩义, 甚或招来学界同仁的讥讽, 几次想停笔作罢. 浅薄不足悲, 以浅薄批评深刻就是一件可悲的事了. 不过, 聊以心安的是, 此种可悲远非我个人意义上的, 很大程度上是今日民族境遇之缩影. 再者, 浅薄与深刻亦无明显的界限. 而且事情还常常是这样: 越是深刻越容易滑向思想的极端, 越容易将世人导向思想的迷途, 对浅显的道理反倒不易看得明白. 中国目下所急需的, 不是经院式的学术, 而是直面现实, 揭去面纱. 面纱一揭去, 道理常常会显得出其的简单. 想到这, 又给自己找到了一丝慰藉, 也增加了几分勇气. 面对欧风美雨对国人灵魂的涤荡, 回首民族百年行迹的歪歪扭扭, 比其它一 般的文化人来, 新儒家几乎多一份广义上的宗教情怀,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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