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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在你身边”赈灾晚会昨晚登场晚会由胡一虎、沈星、戴军、吴庆捷深圳新闻网讯（深圳报业集团记者何文琦）晚会由深圳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主办，深圳卫视联合凤凰卫视共同录制活动设立捐赠热线：８２４８５５２８，呼吁市民踊跃向灾区人民伸出援助之手。连日来，四川地震灾区的每一条消息，都牵动着深圳人民的心。一场主题为“爱在你身边”的大型赈灾募捐晚会将于明晚在深圳登场。由深圳词曲作家连夜创作的歌曲《爱在你身边》已被选作募捐晚会的主题曲。这场晚会由深圳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主办，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局、民政局、市文联、深圳报业集团、深圳广电集团联合承办。深圳卫视将联合凤凰卫视首次共同录制。参与协办的单位则有深圳市的慈善组织和红十字会组织等。据晚会筹办方介绍，在这台晚会上，来自深圳本土和海内外的艺术家们将汇聚一堂为地震灾区放飞爱的歌声，献上最真诚的祝福。当天晚会现场所募集的款项将全部捐给四川灾区为灾区人民送上深圳人的一点爱心。晚会将由胡一虎、沈星、戴军、吴庆捷、刘茗茗等共同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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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汉代中国的马鞍和马镫问题汉代是中国古代历史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其初步奠定了中国后世2000年的大致疆域，从此使“天下一统”的观念深入汉民族的内心深处，并且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对周边地区甚至远至中西亚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第一次使中国作为一个稳固强大的帝国登上世界历史的一级竞争舞台。汉朝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原因之一就在于其强有力的军事力量，这一力量的最重要来源就是它能征善战的骑兵部队。而对于骑兵来讲非常重要的马具，其最关键的马鞍和马镫在两汉时代、尤其是西汉是否存在的问题也就成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事情。对于这一问题，由于长期以来始终没有在考古中发现西汉马鞍和两汉马镫的实物和雕塑、绘画等方面的证据，传统观点是这样认为的：“西汉时，马鞍、马镫仍未出现，多少影响了骑兵的战斗力”⑴、“……（西汉）但马镫仍未出现，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骑兵的战斗力。”⑵ 而需要强调的是，这里及本文所说的“马鞍”并非指其广义上所含概的所有用于隔开人体和马背的物体，而是指其狭义，即两端上翘的“高桥马鞍”。那么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这里就要对此进行一下粗浅的讨论。马鞍和马镫是全套马具中继马嚼和缰绳之后最重要的发明。在没有鞍镫的时代，人们需要骑跨于裸马的背上，仅靠抓住缰绳或马鬃并用腿夹紧马腹使自己在马匹飞驰的时候不致摔落。但这种方式是很不可靠的，首先是长时间骑马容易疲劳，同时在奔跑的马背上也难以有效地使用弓箭，而在近战中，骑手无法随心所欲地使用刀剑和长矛，劈砍或刺杀落空、双方兵刃的撞击等都随时会令骑手从马上滑下。因此这一时期骑兵除速度占优外，其战斗力是远不如脚踏实地的步兵的，所以在骑兵到达目的地后，往往下马作为步兵投入战场，亚历山大时代的马其顿骑兵就是如此。第一个革新（这只是一般性的看法，但其实际的发明顺序不一定是这样）是高桥马鞍的出现，马鞍两端从平坦转为高翘，限制了骑手身体的前后滑动趋势，提供了纵向的稳定性。第二个则是马镫的使用，它通过固定双脚提供横向稳定性，同时在马鞍的协助下将人和马结为一个整体，使骑兵利用马匹的速度进行正面冲击成为可能。西方学者这样评论进入欧洲的匈奴人携带的新装备：“马鞍是人与马完全结合在一起的关键。匈奴人独特的马鞍引起了罗马人的惊奇。他们的马鞍不像罗马人的那样由裹住马肚子的皮革制成，匈奴人的马鞍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有一个两头高的木制托架。这样不论马怎么跑，骑士们都能稳稳地坐在马背上。……相反，罗马人笨拙的骑术使不少骑手经常在战斗中失去平衡，而从马上掉下来，这通常很危险，有时甚至是致命的。……除了马鞍，匈奴人还从亚洲带来了一项在当时具有革命性的创新：欧洲人从未见过的马镫。为了防止腿在长距离的骑马后会疲劳，人们在马鞍上系上了绷带、皮带或者用一种亚麻织成的腿带。这样，脚就有了可踏的地方。……尽管当时这种马镫还不完善，但它给骑手们一种安全感，同时也能让他们在马上站起来向各个方向转身。由于有了木马鞍和马镫，匈奴骑手们能在骑马的过程中朝每个方向射箭。”⑶ 鞍镫的引进，在欧洲来讲是一件大事，正是它使骑兵取代步兵成为中世纪战争的主力，“一旦马镫成为8世纪的法兰克人通用之物，马匹不仅能用于迅速集中力量，并且也能用来作战了。速度可以转化为突击。”⑷“马镫使中世纪穿戴沉重的铠甲的封建骑士得以产生。”⑸ 由此可见其重要的程度。既然马鞍和马镫是以骑兵为主力的作战方式产生的前提，从中国古代骑兵运用的情况中就大致可以发现一些端倪了。可以认为，在中国至迟到秦代，马鞍和马镫仍未产生。作出这一判断不仅是由于始皇陵兵马俑中具有表现细致的马具，却惟独没有高桥马鞍与马镫（图1），而且还因为在兵马俑战阵的布局上，骑兵数量相对很少，且被布置在远离主阵的侧面角落里，这说明在秦代以前，骑兵的作用只是侦察、侧翼包抄、骚扰遮断、偷袭和追击，并不能成为作战主力，更不用提独立承担整个战役了。

徽商兴衰的启示作者：黄兴模赵云旗刘翠微杨波　徽商大致产生于明中叶，在明清商业史上与晋商齐名，“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注：《丰南志》第5册。）。徽商在我国历史上大约存在了400余年，其贸易活动领域遍及全国各地，其商品曾远销到世界市场并大受欢迎，对当时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我国近代对外贸易的兴起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总结和研究徽商经营的成功经验，不仅对我国商贸行业应对今后日益复杂的经济贸易全球化局面有很好的启示和借鉴意义，也对加入WTO后我国财政总体筹划有一定的意义，　　　　　　一、徽人经商的基本经验　　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明清时期徽州商人正式形成了一个商帮集团。徽商的兴起，通常认为与地理环境有关。徽州粮食产量少，但特产却很丰富，陆路交通困难，水路交通却还方便，于是他们将境内丰富的土特产运出销售，再将本地需要的产品从外地输进来。徽商出行的势头，犹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他们的足迹踏遍全国，不但京城、省会及大小城镇是徽商活跃之处，连穷乡僻壤、深山老林、沙漠海岛等人迹罕至的地方也不乏徽商的活动。徽商的商业资本发展犹如滚雪球一般快速壮大，拥资百万乃至千万的大富商人数愈来愈多。一个徽商发财后，总有一批人在其卵翼下发展成新富商。因此，徽州的富商愈来愈多，其资金总量也越来越大，各种渠道流入的资金使得整个徽州“富甲天下。”　　徽商的成功经验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采取灵活的资本运作方式　　徽商的资本组合形式是多样化的、灵活的，主要类型有自由资本和借贷资本相结合、独资和合资相结合、委托和非委托经营相结合等。每一类中又有许多形式，如行商坐贾并行、商品的囤积与垄断贸易并行，产销一体化与赊销赊购并行等。徽商很早就懂得资本对于经商成功的重要性，因此，其所采取的资本运作方式十分灵活。许多创业伊始的徽州商人出自贫苦之家，是迫于生计才外出经商的，而从事长途贩运活动通常都需要大量的资本，因而这些商人在从商之初大都采用贷资经营、合资经营或委托经营的方式。采取贷资经营方式的，其借贷活动一般都在同乡同族之间或徽州商帮内部，债权人往往念及乡族之谊，给债务人很低利息的贷款以进行资助和救济，因而债务人的负担较小。合资经营是乡族宗亲之间通过投资入股，再对投资合股者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制定详细明确的规定，这种方式由于将经营风险按股分摊给大家，因而每个人所承担的风险就极小。还有些徽州人虽具有经营才能，但却苦于没有资本，只好通过出售服务，运营至亲好友委托给他的资本。在这种委托经营方式下，盈亏都由资本所有者承担，被委托人的风险较小，但须努力盈利以赚取酬金来积累资本。从以上三种方式可以看出，对于创业之初自有资本较少的徽州商人，他们通过低息贷款、与人合资及出售服务等方式，既可以在短期内获得大量资本将其经营规模扩大，又只需承担少量风险，这是十分有利于鼓励他们充分发挥其商业才能而经商盈利的。而那些经商致富的徽州商人，则常常将大量的资金转化为金融资本。如徽商开设的茶行，在毛茶的收购季节时，将大量资金贷给急需资金的徽州茶商，之后又代理销售茶商加工好的茶叶。有些徽商是用大量资本转来经营典当业，他们利用这些具有高利贷性质的当铺一方面大量赚取广大农民和小生产者的钱，另一方面又有力地扶持了徽州粮商。每年米谷丰收的时候，徽州粮商如果收购的资金不足时，他们就将已收上来的米谷当给当铺。这就既获得了所需的资金，又可免去库存费用。而当市场上米谷紧缺、价格飞涨时，他们又将囤积在当铺中的米谷赎出进行抛售，从中大获其利。由此可以看出，徽州商人通过多种灵活的资本运作方式，已经将相互间的商业资本或商业资本与金融资本进行融合。　　2.善于开拓市场　　值得一提的是徽商的途程观念。途程是指地理、水陆交通路线方面的知识。明清时期，徽州“商贾四出”（注：《肇城志·东南十一·徽州府》。），他们奔走于世界各地，主要从事长距离的商品贩运贸易。长途贩运活动不了解有关的地理、交通、关津、民俗以及物产行情等常识是无法进行的。徽商在前辈商人的传授下和行走四方的过程中熟谙了这些知识，并将自己的多年积累编纂成商旅路程图书作为经商行路的指南。其中最著名的是明中叶休宁大贾黄汴的《一统路程图记》，书中详细介绍了各地道路的起讫分合、距离、行走难易和水陆驿站名称、食宿条件、物产行情、社会治安、行会特点、船轿价格、名胜古迹等。时人评价说：“商贾得之，可知风俗利害。……万里在一目中，大为天下利益”（注：见杨正泰：《明代驿站考·附录》。）。徽商在经营过程中所树立起来的牢固的途程观念和所掌握的丰富的途程知识，为他们开拓当时占国内市场绝大部分的广大农村市场起到了重要作用。首先，徽商熟知交通路线，在商品运输过程中可寻找到捷径，从而可以缩短运输时间、减少运输费用；其次，徽商了解商品运输路途中何处有险滩风浪、何地有响马盗贼等等自然的和人为的危险，从而有可能设法避免这些危险，确保人身和货物的安全；第三，徽商通晓各地的物产行情和民风民俗，避免了购销过程中的盲目性和被动局面以及与客户的沟通困难，从而在商业经营中能做到有的放矢、无往不胜。

2004年辽宋西夏金元经济史研究述评 2004年辽宋西夏金元经济史研究述评李华瑞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 100037) 2004年辽宋西夏金元经济史研究发表论文据不完全统计达到160余篇。研究范围广泛，尤其是有关商业、贸易、城市、货币、市场受到较多地关注．虽然重复、应景之作仍占相当多的篇幅，但是也不乏具有新视角、新方法的力作。由湖北大学主办的“唐宋经济史高层研讨会”围绕葛金芳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一一“唐宋之际经济结构变迁与经济政策转轨的互动关系”。就唐宋变革期诸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西华师范大学、四川华蓥市政府与中国宋史研究会联合主办了“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十一届年会暨安丙学术研讨会”和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办了“唐宋时期的社会流动与社会秩序研讨会”，两次会议与会代表亦提交近30篇有关辽宋夏金经济史的论文。现据笔者所见，作如下评述。总论袁冬梅认为导致两宋积弱积贫的原因是复杂的，一方面是社会结构在发挥作用，但另一方面也离不开时代文化的催生，更重要的原因是宋人重义轻利的财富观影响。①对此，李裕民发表了不同意见，认为自从钱穆提出宋代“积贫积弱”说以来，人们几乎都将它看作是宋王朝的基本特点，但这并不符合事实。和以往任何一个朝代相比宋朝都不贫，甚至还富一些。如果从综合国力考虑，宋不仅不能说弱，还应该说是相当强的。②李晓认为宋代农民在农业生产的同时，普遍以兼业的方式从事手工业小商品生产、小商业经营、小雇佣劳动，其家庭经济是由多种成分构成的复合式单元，从而出现了小农、小工、小商的三位一体化趋势。③史锦梅探讨资本主义萌芽在宋朝茶叶生产中的表现，并分析未能顺利成长的原因。④ 区域经济张国庆认为辽代中后期的农耕区域有很大变化，农业经济的繁荣，对辽代社会的进步及金、元时期北方地区农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⑤梁中效认为宋代蜀道畅达的交通，开放的交通网，为商品流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⑥吴擎华认为四川具有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经济地位，宋朝在该地区实施了多种特殊的经济政策，从而促使四川经济演生出特殊的发展道路。⑦郎国华从人口、农业、矿冶、盐业等人手，对宋代广东在全国所处经济地位的变化加以考察。⑧李倩认为元代汉水流域经济得到持续发展，其重要因素是因为农业发展为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原材料和商品流转。⑨蓝武认为元政府的重农政策和措施、人口增长以及土地占有形式的变化等因素，促使元代广西社会经济取得一定程度的发展。⑩农牧业、土地、水利孟庆山认为契丹民族对发展了自己的畜牧业、农业，建立了以牧业、农业为主体的经济体系作了考察。⑾张志勇指出辽金统治者在长期的渔猎活动过程中认识到滥猎滥捕的危害，并产生了“珍-----------------------------① 《从宋人的财富观论宋朝的民贫问题》，《许昌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② 《宋代“积贫积弱”说商榷》，《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③ 《论宋代小农、小工、小商的三位一体化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④ 《从宋朝茶叶的生产看资本主义的萌芽》，《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⑤ 《辽代牧、农经济区域的分布与变迁》，《民族研究》2004年第4期。⑥ 《宋代蜀道城市与区域经济述论》，《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⑦ 《试论宋代四川经济特殊性》，《中华文化论坛》2004年第l期．⑧ 《试论宋代广东的经济地位与中央政府的政策》，《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4年第1期。⑨ 《元代汉水流域农业和工商业发展初探》，《江汉论坛》2004年第¨期。⑩ 《元代广西社会经济发展论纲》，《广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1l期。⑾ 《辽代的农牧政策与农牧经济发展》，《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爱物命”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①李新贵结合西夏时期干旱、寒冷的气候，草原、荒漠的植被，对其牧业经济若干要素进行了考察。②刘复生指出唐宋之际，中国土地制度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这是古代专制社会中生产关系的一次调整，是认识宋代社会的基础，宋代社会由此出现了许多新的面貌。③高楠认为宋代社会的私有田宅交易中，围绕亲邻法出现的田宅纠纷在宋代的经济矛盾中占有较大的比重。④李爱军认为在北宋时期利用占城稻的耐旱特性，扩大粮食种植面积，达到了增加粮食产量的目的，并为以后江南地区稻麦两熟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⑤沈慧认为宋代是湖州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跃居全国前列的关键时期．⑥方铁指出蒙元享国虽仅百年，却是云南经济发展史上重要的转折点。⑦瞿大风认为随着元朝在北方统治的逐步稳定与人口增加，山西地区的农业生产获得较好的恢复发展。⑧

深刻的见解精微的辨析——《三国人物散论》读后感深刻的见解精微的辨析——《三国人物散论》读后感芮传明拜读了新出版的方诗铭先生遗著《三国人物散论》，得益匪浅。是书颇多高见和新解，对于后生之辈，实有不可多得的教益。以此之故，即使未曾专治过三国史，也不揣谫陋，撰此短文，庶几与同好共享这份“遗产”。作者根据现存史料，仔细考辨，以人物为中心，以散论为形式，撰成多篇论文或札记，汇为一集，便成《三国人物散论》的主体，力图还许多三国人物的本来面目。全书围绕二十余位核心人物，以其业绩或人事关系为线索，分别在各短文中论述，共计七十篇，主人公则多为妇孺皆知的著名人物。作者夹叙夹议，言简意赅，充分利用了“散论”形式的长处。围绕重大历史事件而逐步展开人际关系或者人物的深层思想，既运用了丰富而确凿的史料，却又要言不繁，恰到好处。同时，巧妙地把握住读者的思路，适时提出问题，逐一解答。娓娓道来，犹如行云流水，遂令读者了解历史真相，悟出严肃道理。一辩证看待历史公允评论人物若要研究和评论某段历史，对其时人物的分析和评价将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散论》以极其认真的态度去研究历史人物，努力揭示出客观的历史真相。一个典型的例子，见于对曹操的评论。在普通大众的心目中，曹操几乎始终是个篡夺汉朝政权的“逆臣”和狡计百出的“奸相”。而现代的史学家，则颇多为他“翻案”者，以至高度赞颂者亦不乏其人。《散论》的作者则根据史料，结合当时的客观政治环境，对曹操作出合情合理的分析，使读者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曹操，而不是被过度丑化或美化的曹操。从《散论》对曹操与袁绍之双边关系的发展过程的描绘中，可以领悟到，什么是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观。曹操和袁绍最初是亲密朋友。为什么他俩会成为好朋友？其“贵公子”出身、“游侠”的性格志趣和共同的政治目的——“反对宦官，解救东汉王朝的政治危机”（第35页）——固然是原因，但最为重要者则是：当时的情和势都迫使曹操必然与反对宦官的政治集团首领袁绍密切联合：“东汉末年的动乱时代中，在统治阶级内部，如前所说，人们都把斗争矛头集中到宦官身上。谁能够挺身而出反对宦官，谁就能够得到信任和拥护。当时，每个统治阶级中有才能的人，都面临着选择。当宦官家族窃据高位，横行郡国，为人们所切齿时，曹操所能够选择的道路，不是同流合污或默默无闻，就是起而反对宦官。二者必居其一。”（第37页）显然，曹操与袁绍结合成“好朋友”的主要或关键因素，乃是东汉末年客观的政治形势，而非双方的出身和爱好。《散论》如此说，令人信服。此后，曹操的事业确实颇得力于袁绍及其政治集团之助。然而，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曹、袁之间的关系也逐步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曹操在京师以外的地方谋求实力的增强，他借助于袁绍集团中的得力干将，时任陈留太守的张邈之力，建立了五千人的武装，后又获得袁绍的支持，出任东郡太守，开始了稳定和发展。嗣后矛盾逐渐转化，以袁绍为首的政治集团内部出现裂痕：袁绍作为盟主，渐生骄气，张邈责备之，袁绍因此忌恨，要曹操杀死张邈。曹操身处两个昔日的好朋友之间，出面调停，使袁、张之间的矛盾不致趋于激化。然而，曹操调停二人的动机，主要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即，考虑到天下未定之际，集团不宜内讧。十分明显，曹操与袁绍的“亲密关系”，几乎完全建立在政治利害关系的基础上，而并不以私人感情为转移。这是符合客观现实的论断。正因为如此，由于政治利益方面发生冲突，他们之间的关系出现危机，也相当顺理成章。曹、袁的矛盾导源于兖州。盖兖州为军事要地，袁绍将它视作自己的势力范围，曹操则企图据为己有。袁绍曾趁吕布夺取兖州，曹操陷入困境之际，试图诱使曹操将家属迁居邺城，以控制曹操；曹操得到兖州之后，则“兵众强盛，内怀反绍意”，力图摆脱袁绍的控制。两人矛盾的进一步激化，是在曹操迎汉献帝建都许昌之后。袁绍对此怒不可遏，骂道：“曹操当死数矣，我辄救存之。今乃背恩，挟天子以令我乎！”于是二人公开敌对，以至兵戎相见（第59页）。

盖棺未必成定论　遗山不独是诗人盖棺未必成定论　遗山不独是诗人　　　　　　　　　　　　　　　——略评《元遗山新论》　　　　　　　　　　　　　　　　　　　　李凭元好问无疑是金元之际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但是，历来对于他的介绍与研究大多侧重于他的诗作。最近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降大任同志新著（元遗山新论》，则比较全面地评价了元好问。降大任同志这本书确有创新之见，尤其是在元好问气节的评价上。原来，在元好问的历史上有两处所谓的“污点”：其一，1233年蒙古军围困金都汴梁，金哀宗仓惶出逃，元好问身陷围城，参与了为守汴叛将崔立撰写功德碑的事情。其二，金亡之后，元好问不能洁身远引，反而依违于新贵之间，屈事于新朝。这两处“污点”成了元好问长期以来受人诟病的原因，人们或微词婉讽，或感慨称惜，几乎众口一词地认为元好问气节有亏。这大概也是人们乐意称道他的诗作，而较少评论他的思想与品德的重要原因。但是，降大任同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思想武器，将元好问摆到金元之际社会震荡而文化却发展的广阔背景之下，努力地采用宏观把握与微观剖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元好问的生平活动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从而突破了封建的正统观念和狭隘的民族畛域，力驳成说，对元好问的气节作出了恰如其分的估价。降大任同志并不否认元好问参与过为崔立撰写功德碑的事实，只是经过考证之后指出他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参与的。但是，关键之处在于功德碑碑文的内容。降大任同志搜集了大量的史料，并对它们作了细致的考订与排比，从而去伪存真地论证了碑文并未对崔立无耻地褒扬，而是确如《金史·王若虚传》所言“止直叙其事而已”。从而指出，指责元好问附逆颂功的看法是失之偏激的。至于那些批判元好问在崔立叛变至金哀宗自缢期间未能殉节而死的人，就更加迂腐了。降大任同志指出：首先，对于金哀宗这样一个置民众生死于不顾而导致了国破家亡的无道昏君，元好问不肯为之殉节是无可非议的；其次，更重要的是，元好问之所以不愿去死，是因为他怀着救民之志，负有修史之任，受过道义之托。元好问不受忠君思想的束缚，正表明了他的人生观与世界观比那些务世之人要高旷得多。因此，元好问没有为金哀宗殉死，不仅不能说明他在政治上的失节，恰恰相反，说明了他比时人具有更加进步的气节观念。所谓元好问屈事新朝的问题主要指下述三件事实：（一）沛梁城破不久，元好问即上书当时任蒙古中书令的耶律楚材，请求他保护54名金朝秀民才士，并酌加任用；（二）金亡之后，元好问与蒙古在中原的汉人世侯及大批幕府人物保持长期而密切的交往；（三）元好问同张德辉一起觐见尚在潜邸的忽必烈，请他作儒教大宗师，并请求免除儒户兵赋。这三件事是元好问民族气节大亏的主要依据，是他备受责难的重大“错误”。赵翼曾批评元好问上书耶律楚材事，曰：“遗山仕金，正当危乱，尤不当有境外之交。”（《瓯北诗话》卷八《元遗山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全祖望则对元好问屈事“蒙面异姓”，“可以已而不已”大表遗憾（《鲒埼亭集·外编》卷三十一《跋遗山集》，收于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 1936年版）。今世学者也有认为他“细行不加谨慎，终不免盛德之累”的（陈中凡《元好问及其丧乱诗》，刊于《文学研究》1958年第2期）。降大任同志指出，如果将上述三件事实置于当时那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状况下分析，就不仅不是“错误”，反而是有积极意义的。金元之际是中国北方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当时的金朝已经陷于政治腐败、经济崩溃，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境地，元好问在《雁门道中书所见》（《元好问全集》卷二《五言古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一诗中吟道，“食禾有百螣，择肉非一虎”，正是这一悲惨状况的写照。蒙古大举攻金，虽非正义之举，而且给中原各族人民带来了惨烈的灾祸，但是，这场战争的结果却摧毁了金国这具严重地阻碍着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使整个北方社会经济有了恢复与发展的可能。不过，要使这种可能变成现实还需要有一个过程，其中包括蒙古统治集团的努力。为了蒙古在新占领的中原地区的统治长治久安，蒙古统治集团必须迅速地制订出一套适合于中原社会的政治与经济的方针政策，迅速地网罗一大批能够为之服务的中原地区的优秀人才，以忽必烈、耶律楚材等为代表的蒙古统治集团中的一批英明的政治家正是这样做的。而元好问的上述所谓屈事“蒙面异姓”的三件事实，恰好配合了忽必烈、耶律楚材等人所作的努力，从而适应了北方社会发展的需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就不仅不是

有关身密的论辩节选自南怀瑾的《道家、密宗与东方神秘学》　东密与藏密最大的差别，就是对身密修持方法的不同。东密所传对身密修持的方法，大多都是配合梵文字轮的观想，布满身体内外的各部分，它仍是利用心意识趋向“专一”的定境。藏密对于身密修持的方法，除了一部分仍然保持字轮的观想，配合身体内外各部分的作用以外，它唯一的特点，就是特别注重气脉的修持。这在原始密教所传的经典文献中，几乎是找不出同样的根据，显见它与东密是另一传承。所以东密原始传统尊重龙树或龙猛。藏密的原始传统，却别树一帜，推尊莲花生大师。但因藏密传承，特别注重气脉的关系，它与中国道家的修炼方法，有许多地方非常相似。因此便有人怀疑藏密的修法，实含有道家的成分。甚至，也有人干脆认为藏密之中的有关身密的修法，便是道家丹道方术的变相。并且因藏密的弘开，以及传说莲花生大师入藏传授密教的时期，正当初唐的时代，也便是唐文成公主下嫁藏王松赞干布和蕃之后。而当文成公主入藏的时期，她曾经带去道士及儒生各若干人。于是就以此事作为有力的证据，认为藏密对于身密的修法，实在是与道家的丹法有关。相反的，有人认为道家丹法的修炼方法，实含有佛教密宗的成分。甚至，还有人认为道家大部分的方术，都从印度神秘学派等传进来的。因为在秦、汉以前的道家修炼方法，与汉、魏以后，显然是有区别的。但在秦始皇时代，所谓梵僧——婆罗门，已经有人到过中国。这事在《佛祖历代通载》上，也曾经有过记载，因此特别提出作为证明。　　这些有关文化历史考证的事故，确实很难断定，在此只列举双方的论据要点，稍加牵涉而不愿再作深入的探讨。不过，在过去的西藏，的确早有“太极图”的标记，而且喇嘛们运用念佛珠等的占卜方法，大体上，与中国的天干、地支的占卜方术，也实有相同之处。究竟是“老子化胡”，或“迦叶变老子”，我认为与真正修持的经验谈，都不关紧要。关于这些问题，正如清初诗人吴梅村所谓：“故留残阙处，付与竖儒争。”所谓“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而已。三密之一的“声密”　　无论东密或藏密，对于身密做如何的争辩，但密宗之所以成为神秘的特点，它最重要的部分，便是神咒“声密”的秘密。这里所谓的“声密”，就是密宗所称三密之一的“口密”，也便是一般人所谓的“咒语”。　　关于神秘的咒语问题，这是人类文化史上非常有趣，而且也很重要的事实。世界上富有历史性的神秘古国，如埃及、印度与中国的文化中，都认为它与原始的语言、文字，几乎是不可分离的文化重心。甚至，还有人认为它的历史重要性，也早在文字语言之前。但因为人类有了实用文字的进步之后，对于音声的研究，除了应用在文字言语的结构以外，便把有关声音的神秘部分，轻轻松松地归到神秘的迷信里去，而留给巫师们作为巫术的神奇运用了！只有佛教的密宗，还比较有系统地保留了印度神秘的传说，特别形成了密教的中心。但随时代的推进，就此残余仅有的密教，也将随历史文化的变迁，快要成为过去，而只有留待未来的科学去研究了。重视咒语的神奇早在佛教之先　　早在释迦牟尼之前，印度传统文化的重心——婆罗门教，素来便很重视咒语的神秘性。他们也和密教瑜伽士们的信念一样，认为咒语的作用，可以与形而上天神的心灵，直接感应而发生效力。等于修持密法念诵咒语的人，认为咒语便与佛菩萨的电报密码相似，可以呼应通灵，互相感召。因此，念诵咒语，绝对用不着去运用思维，只须深具信念，专心一志去念就好。上古的印度，不但婆罗门教，佛教如此，其他如瑜伽术以及任何教派，大体上也都相信咒语具有神奇的能力。如果从释迦牟尼所传“显教”的经典而言，他是极力破除迷信，提倡智慧上的正思维。但是积重难反，因此大乘的经典中，有时也利用梵文字母音声的作用，阐声教义的重点。例如，在中国佛教的显教中，普通最为流行的观世音菩萨所说的《心经》，其末了的一段，便是采用这种方法，利用一般人习惯的观念，强调地宣说般若（智慧）的解脱法门，就是至高无上的咒语。如云：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８个真实战例战例1 　　西山口一邦迪拉反击战中，我某部9连副班长庞国兴，在和主力失散的情况下，和另外3名战士自动组成战斗小组，使用2支56式冲锋枪和2支56式半自动步枪，深入印军纵深7.5千米，多次主动向敌人优势兵力发起冲击，占领两个炮兵阵地，缴获7门87.6毫米加农榴弹炮，后又配合主力部队缴获另外8门。　　战例2 　　印军第7旅第9旁遮普联队的一个巡逻队遭到攻击时，乔杜里少校向他的旅长达尔维将军请求火力支援，结果在距离1500米以外二线阵地上的达尔维拒绝开火，一个奇怪的理由是看不清目标和事先未曾标定距离。其实，是达尔维顾虑我军迫击炮的轰击。　　战例3 　　西山口主阵地上印军三挺重机枪火力配备很内行，中间一挺靠前，左右两挺靠后，这样即可以互相支援，又不会被一下子全消灭。曾把我军某团前指压制在一个巨石后面(幸亏印军没有用迫击炮打几下)，该团一个平时号称“十发十中”的75炮班在1000米外对故重机枪射击，由于测距不准(75毫米无后坐力炮在远距离射击时，准确测距非常关键，尤其是山地，很容易误判)，三发不中，最后班长爬上去用手榴弹炸掉了前面的重机枪。但是我军一个连遭到印军另外2挺机枪的侧射，向敌冲击的三个排全部伤亡。　　战例4 　　在多龙桥战斗中，印军马德拉斯联队第1营(欠第4连)从邦迪拉逃跑，于11月21日 10时到过多龙桥，多龙桥东南700米有我军某营部和1个步兵班(5人)、 1个82迫击炮排 (15人，3门炮)以及1个重机枪班(7人)，其余部队在3千米外。该营发现敌人后，派指导员王文保、副连长史洪信、班长冯长喜(携带冲锋枪1支，半自动2支)直插桥南堵截过桥的印军；另派5人从北侧山腰迂回印军侧后；又派炮手4人沿公路由西向东侧击印军；82迫击炮和重机枪在营指占领阵地向印军开火。10时12分战斗打响，又有炊事班等7人闻声赶来加入桥头战斗，我军首先歼灭已过桥的印军34人，控制了多龙桥。后通过俘虏喊话，迫使其余印军投降，此战我军56人(伤3人)共歼灭印军241人(击毙35人，俘 88人，投降 118人)。　　战例5 　　我某营机炮连82迫击炮排(有3门炮、 64发弹)，在步兵连被敌机枪拦阻的情况下，虽然雾大看不到目标，但该排根据枪声概略确定射击诸元，以1800米距离发炮5发，压制了目标。不久敌火力点复活，该排发现敌迫击炮阵地和其他暗火力点，于是采用2门炮交替前进的办法，每炮前进40米～100米，射击3～4发，共进行10次射击，耗弹63发，有力的支援了步兵占领2891高地。　　战例6 　　我军某82迫击炮班，炮1门，38发弹，1周给养，行军6天，跟随步兵渗透到略马东。12时，发现印军一个炮兵连乘车沿公路开来，该班立即射击，第一发得远弹，第二发命中印军车队尾车，第三发命中首车，然后向印军车队中央炮击，我步兵向敌冲锋，歼灭了这个炮兵连。15时30分，溃退的敌军大队开来，该班转移阵地100米，为保证测距准确，采取多人集体目测，取平均值的办法，8发炮弹准确地落在敌群中，把敌人打散，然后又向一股逃窜的印军拦阻射击6发，把敌人拦回，后由步兵全歼。战斗中在来不及装定表尺的情况下，炮手灵活地摇动方向机和高低机，炮弹在敌群中左右开花。　　战例7 　　进攻“阿印8号”据点的战斗中，骑兵某团无后坐力炮排的 2门57炮，发炮28发，命中25发，摧毁9个地堡，自己无一伤亡。由于在海拔5000米以上作战，上级要求每排带20发弹，该炮排带了29发，参战的很多分队都努力克服体力困难，尽量增大携弹量。　　战例8 　　我军在攻击阿印16号据点的战斗中，由于在敌阵地前600米遇到三道雷场，拖延了突击时间，此战仅消灭印军29人，10多名印军逃跑，我军伤亡81人。

中国流氓史：惯用伎俩及切口黑话揭秘

==梁祝全套典藏==

影响人类历史的黑色人物羞辱无休无止，痛苦无人知晓。魏玛，1900年3月25日，弗里德里希．尼采去世。他生命的最后十一年完全是在疯狂和黑暗中苟延残喘。几乎没有人愿意读他的书，大家都在为一个即将到来的新世纪狂喜，这是工业时代，摩登时代，掘金时代，机器开动，轰轰作响。在欧洲，世界的中心，资本才是最热门的话题，人们杀伐自然，物竞天择，自己动手戴上“万物之灵长”的桂冠，没人理会莎士比亚在道出这个称谓时的讥讽语调。　　而只有被遗忘在魏玛的这个疯子，急匆匆地预言了人类精神的荒原。　　上帝死了，他说。人类两千年的理想大厦立刻在他的声音中塌陷。　　一个时代注定要出卖一些人。不是“与时俱进”的那些人，而是超越时代的人。尼采所希望建立的人类精神帝国，始终是镜中空花，梦幻泡影。

曾荫权简介即将接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曾荫权是政务官出身，也是港英政府时代首位出任财政司的华人。现年59岁的曾荫权在香港出生，生长于基层家庭，自幼家境不算富裕。中学就读香港华仁书院，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希望毕业后成为一名西药推销员。曾荫权于1967年港英政府管治期间加入政府公务员队伍，1985年至1989年间担任副常务司，负责落实执行《中英联合声明》；在1991年至1993年出任贸易署署长，负责所有影响香港的贸易谈判及管理事宜。1993年五月，升任库务司。1995年，曾荫权获港英政府委任为财政司，成为首位华人出任这个职位，打破了150年来由英国人担任这一要职的传统。直到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他也顺利过渡，成为特区政府的首位财政司司长，掌管财政大权。在他出任财政司司长的6年期间，于1997适逢金融风暴席卷亚洲。曾荫权毅然入市，动用外汇储备基金买入逾千亿港股，成功击退外国炒家。2002年7月1日，曾荫权离开公务员体制，晋身新问责制政府的主要官员，担任政务司司长一职至今。近期由他统筹西九龙文娱艺术区项目，以及领导政制发展专责小组负责香港政制发展事宜。曾荫权爱穿西装、打领结，广东话叫“煲呔”，因此又被称为“煲呔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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