轩风频阳 轩风频阳
一个喜欢文学和历史的懵懂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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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任何文学作品都是写给一部分人的 贾平凹是一个高产的作家,2014年下半年,他的第15部长篇小说《老生》出现于公众视野。在这本小说中,贾平凹把《山海经》的古老神话元素融入乡土小说创作,鲜活地展现了陕西南部山坳里几代人命运的四个革命故事。这段历史时间跨度接近百年,涉及革命、饥荒、土改、改革开放时期的农村土地流变等诸多乡土小说不可或缺的元素。   在这本书中,贾平凹试图将“历史归于文学”,字里行间充满了对那个逝去的饥饿年代的怀想。在中国作家的创作中,农村是绕不过去的主流题材。同一个乡土题材,在不同时代和不同背景中对不同年代的人会呈现不同的意义。随着“80、90后”年轻读者的长成,我们不禁有这样的疑问:以现今读者的阅读口味,对农村写作还能接受吗?   进入文本 文学和历史怎么搭?   记者:《老生》在叙述中穿插了《山海经》的内容,有人说这和小说内容没有太大关联。你曾解释说这是借鉴《山海经》的写作模式:“它是一个山一个山来写,然后构成了它所说的那个世界,我借鉴过来是一个村一个村来写”,这种模式是你的一种文体创新突破吗?   贾平凹:《老生》中仅仅采用了一些《山海经》原文,不存在“文体创新突破”。之所以采用这种形式,一是可以溯源,溯中国人思维的源,溯中国山水的源,从而鸟瞰这古老美好又伤痕累累的土地。二是小说结构的需要。有读者觉得插入《山海经》太突兀,这是我有预料的。但我想引导读者去思考,如果有新思考,就不至于觉得突兀。   记者:你曾说写《老生》“不要单一指向,不要是与非”,小说中涉及的人物有很多让人读来怵目惊心的性格,如马生不可一世的浑、老黑斩钉截铁的狠、老余不着痕迹的滑……写这些人物时都没有道德判断。这种写法,是你理解的“文学和历史的融合”吗?   贾平凹:故事的叙述是以一个社会底层的唱师之眼为角度的,他在说“古今”。文学和历史不是什么整合的问题,如果把文学变成历史,那就没有文学了。我要思考的是历史归于文学时,文学该如何写这近百年的历史,太具体是不好的,太政治角度也不好。   记者:有人说你写《老生》是尝试了一次“民间写史”,你认同吗?   贾平凹:我没有说过“让自己尝试民间写史”,我只说叙述人是民间的唱师,他在回忆他近百年的所经、所见、所闻。当然,他绝不是什么戏说。   记者:你经常说“写作要接地气”,然而在当下,土地、饥饿等题材和我们的生活其实隔得挺远。   贾平凹:接地气并不是说只有写土地、饥饿、革命等等,接地气就是写出真实,写出生活的味道,写出关于生命的、人生的意义。年轻人的生存环境变了,但写出年轻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的真实来,也是接地气。   记者:你曾说过“我得改造我的读者,征服他们而吸引他们”,那么你想怎么来征服年轻读者呢?   贾平凹:我的作品其实有相当多的年轻读者,这我有过了解,这一点我还是自信的。当然,读者一代接一代,如何使作品阅读的延续更长,我就要更加注重作品的质量。我说过,一部作品五十年后还有人读,才可以称之为比较好的作品。   记者:《老生》中从打游击到土改、从“文革”到改革开放,饥饿感挥之不去,所有发生的事情都和土地、饥饿感有明显或隐晦的关联。你们那个时代过来的作家,饥饿感似乎是逃不掉的书写主题。这些对饥饿感的描写,不担心年轻人体会不了吗?   贾平凹:改革开放之前,饥饿是中国人无法逃避的一个词,近百年来中国人就是这样过来的。但是现在有许多年轻人却不太清楚,我写这段历史就是想让读者了解我们是怎样走过来的。   记者:作家格非曾说“我们现在是写农村还是城市?现在学生对农村写作已经无法忍受了。”你觉得乡土题材小说还有吸引力吗?   贾平凹:任何文学作品都是写给一部分人的。但我要说的是,现在年轻读者不了解过去,不一定就不读叙写过去的小说,如果是那样,中国的四大名著怎样看,外国的小说又怎样看?   记者:《老生》是“说着曾经的革命而从此告别革命”,这像一种记忆回溯式写作,你接下来有没有考虑过尝试一种“未来式写作”?   贾平凹:记忆是文学的一种,我的长篇小说大多是写当下社会生活的。它是我的思考,其中有批判也有预测。中国作家和美国作家有一个区别,中国作家写记忆的多,向后看的多,美国作家向前看的多,这和历史、文化、人的思维以及体制环境都有关系。
贾平凹《老生》:山水不老 人情弥新(作者李星,文学评论家) 十多天才读完贾平凹的新作《老生》(刊于《当代》2014年第5期,单行本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直觉告诉我,因为这部小说的主要社会历史内容这些年来在他的作品和他人作品中多有呈现,此作可能产生不了如《古炉》《带灯》那样“震撼”和某种程度的“轰动”效果,甚至会招来如“新意不多”的评议。但我仍以为这是一部对长篇小说艺术有贡献有创造,凝聚着已过60岁的贾平凹的思想、智慧,于混沌、琐细中饱含社会历史感悟和人生命运的深厚之作。   我以为,它对长篇小说艺术的创新具有独特的意义和价值。这部作品主要是以中国最早形成的人文地理著作《山海经》引起串连了现当代发生在这片山、这块地的故事,赋予这些故事以更加深远、广阔的文化历史背景,既有结构上大筋脉的作用,又有隐喻的意义。读了它,我的脑海中总要回响起秦腔《白蛇传》戏词中白素贞所唱的“西湖山水还依旧,憔悴难掩满面羞”。社会是进步的,但是祖先的土地山河却总充满着苦难与不幸,人命如蚁,山河如蚀,被贪婪自私的人以一个个伟大的名义毁坏着,作为炎黄子孙,能不反省又反省、羞愧又羞愧?!   用一个唱阴歌的唱师的回忆和叙述,让不同历史时代,甚至不在一地一山发生的不同人物命运故事,成为一个结构、一个整体,断中有续、碎中有序,意味深长隽永,诗意盎然,如《山海经》这部古老的著作一般的鸟瞰高度,如它一样的时空视野,没有人敢这样写,也没有人能这样写,写出大悲悯大关怀,让人顿生“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莫名其状的感慨、乡愁。这是《老生》的非凡之处,也是贾平凹的非凡之处。   我在谈《古炉》的文章中曾经说过,把当代的故事与这片古老土地上的文化—文明连接起来,使事件的意义得以突显、深化,造成大江大河般的历史—文化内涵,使《古炉》中一个村子的“文革”事件与深厚的传统相通,从而使它与许多就当代现实论现实的小说拉开了距离。《老生》对当代事件的观察与思考亦如此,更能给人以贯穿古今的大江大河之感。   不知年龄的唱师讲的故事,也内化成了写作者的心灵记亿,涵纳了三代人的民族生存故事。人的记忆总是有选择性的,作家的记忆更是具有选择性,他选择的只能是那些让他动心、动情并刻骨铭心的体验,或许它并不是完整的历史,却会完整、丰富、具体地呈现历史之大潮流在凡夫俗子生命、情感、心灵中的感受;它们不是对历史客观、全面的评价,却铭刻着进步的代价,揭示着大历史的疏漏和遗憾。贾平凹小说中的记忆正是这样的,有高歌猛进中的破坏和残忍、光明之下的黑暗、理想化追求中的痛苦和凡人的不幸。奈保尔说,用文学之眼或者借助于文学,可以看到许多人所看不到的东西。在《老生》中人们看到的正是许多人看不到,或者看到了却因为许多原因不愿说、不便说的真实的苦难和不幸、黑暗和血污,以及由“革命”、“进步”所造成的伤害和痛苦。小说反省革命中能否少些杀戮和仇恨,建设中能否不以“斗争”的名义行撕裂、人整人之实,不给马生、老皮、刘学仁之流以行其私的正当空间;如改革、发展能否改变权力本质的“政绩”文化,少些“形象工程”,让老余这样的人不能以一个个“规划”之名行折腾之实,毁山、毁水,最终造成自毁。当代社会中有多少政治家良好的初衷被从私欲出发的“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政绩”文化所危害、断送,却很少去注意百姓大众的意愿和实际感受。贾平凹对人,对一家一户、一村一社的生存关怀和不幸的命运遭际的悲悯同情,在《带灯》中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老生》中的老城村、棋盘村、当归村的故事,延续的正是他近些年来一以贯之的人文情怀。在“老生常谈”里面所包含的却是贾平凹不变的目标和文学坚守。《老生》又一次告诉我们,真正的文学永远与现实中的痛苦和不幸联系在一起,作家应与他的时代和人民同生死、共命运。 在《〈老生〉后记》中,作者站在自己人生命运60年的结点上,回顾走过的路,说道:“回望命运,能看到的是我脚下的阴影……命运是一条无形的路吧,那么,不管是现实的路还是无形的路,那都是路,我疑惑的是,路是我走出来的?我是从路上走过来的?”在外界看来,贾平凹是成功的,是当代文学无法忽视的重要作家,似乎不能理解这份怀疑、迷惘、孤独。从《老生》中,我们看到了人与自己的“影子”,命运与自己的“影像”,这影像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摆脱不了的既定历史的影响。如同人逃不出自己的影子,任何人也逃不出自己的时代和历史,“历史决定论”是列宁的正确观点。人们所能并企图改变的只可能是未来,哪怕是当下的后一秒钟。《老生》所涉及的七八十年间的秦岭山地的历史,就是影响和决定着百姓命运的七八十年的社会历史,政权更替、阶段斗争年代、“文革”劫难和大多数人不再为吃发愁的“改革开放”;上升与下降、死亡与新生、光荣与耻辱、梦想与希望、痛苦与快乐、繁荣与萧条……贾平凹把这些都放在自己的操作台上回忆与思考,坚定与怀疑,坚守与迷惘。   以中国人的观念,人进入60岁就进入老年了。“六十而耳顺”,他对世界的思考常常是“删繁就简”,单纯而明了。《老生》可谓贾平凹进入“老年”后的第一部作品,它耕耘的仍然是他已经耕耘了许多遍的山水土地,却有了以往人所不见的发现,更惊心动魄的故事,更深邃幽暗的人心,更惨烈的人生命运,更加丑陋、荒诞的历史和现实。曾经的“看山是山”,经由“看山是山”,又回到了“看山是山”,一部《山海经》终于使他获得了对祖国山水情感的灵感,找到了以小说的形式整合心中60年山水苦难的锁钥。小说对《山海经》的理解,充满着老年人的耐心和智慧,发现了古人于繁复琐碎中的单纯和世界观念,发现了山水、社会与人和谐相处的哲理,感悟了从“天人合一”退化到“天人对立”的人性之恶、历史之罪。遗憾的是,爱看故事的读者,也许会跳过它所引、所解之“经”,但其责任却不在作者,哪有仅供人娱乐的严肃文学?那些让人痛苦、绝望的故事和命运也不是让人们消遣,而是让人们思索反省的。其实,从这些所见所闻的故事中,仍然能感到作者讲故事的智慧和技巧,感到讲述者内心的深情和温热。“庾信文章老更成”,作为比平凹拙长几岁的更老的人,我却像喝青茶一样,品着其中的涩与苦,及苦涩中的悲悯与关怀,也理解着在讲述这些故事时作者“回望来路,感慨万千”,痛苦而孤独的心境。
将历史的灵魂回归文学 以前读贾平凹的《秦腔》《高兴》《古炉》《带灯》,我总能够感觉到一个时代的命运,感觉到贾平凹的悲天悯人。现在读贾平凹的新著《老生》,除了悲天悯人、关注弱小外,贾平凹还试图将历史的灵魂回归文学。 《老生》讲述了从20世纪初直到现在,发生在陕西南部一段跨越近百年的历史。全书通过时间的递进,写了四个不同的故事——有的人物始终贯穿,有的则只出现在某一个故事里,各人有各人的命运。四个故事有不同的主人公,但“老生”是灵魂人物。他是葬礼上唱丧歌的人,也是民间所谓能通阴阳之人,因为不死,所以成为了一段历史和家国命运的见证人。小说中,“老生”这个人物的出现并不玄幻,反而很真实,因为民间一直在传说有这种通灵之人,他看透了生死,也超越了朝代的更迭,他见证、记录了几代人的命运辗转和时代变迁。 《老生》呈现了过去的国情、世情、民情。 贾平凹一个村一个村、一个人一个人、一个时代一个时代地写,无论怎样沧海桑田、流转变化,都是写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人的命运。老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精神主线,由他把四个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发生的故事连缀在一起。小说中那些人和社会的关系,人和物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是那样的紧张而错综复杂。这里有着清白和温暖,有着混乱和凄苦,更有着残酷、血腥、丑恶、荒唐。小说跨越了将近百年的历史,百年间的社会、历史的变迁。读之,感觉是在用中国的方式讲述中国的故事。 《老生》中渗透着浓厚的地域文化,以及对中国古代典籍的领悟。书中直接引用了不少《山海经》段落,贾平凹通过自己对《山海经》的理解,进行了专门的注释,用解读《山海经》的方式来推进历史,使小说具有了很强的空间感。贾平凹笔下,《山海经》与《老生》的主体故事是灵魂相依的关系,这也构成《老生》的亮点。
第六届"冰心散文奖"揭晓 铁凝贾平凹等名家散文曾获奖 人民网北京6月3日电 (陈苑)5月31日,第六届“冰心散文奖”揭晓,96部(篇)作品获奖。据悉,第六屇冰心散文奖设散文集奖、散文单篇作品奖、散文理论作品奖以及优秀散文奖共4个奖项。参评作品既有坚持传统散文创作的名家力作,也有对散文创新写作的新秀妙笔,代表了近两年来我国散文创作的总体水平。细数历届获奖作家,不难发现,既有铁凝、贾平凹、肖复兴此类文坛名家,也有倪萍这样的跨界新秀。   第六届“冰心散文奖”获奖名单   经过评委多次筛选,贺捷生的《父亲的雪山·母亲的草地》、石英的《石英散文新作选》、葛水平的《河水带走两岸》等30部作品获散文集奖,从维熙的《漓江情韵》、陈祖芬的《陈寅恪的后世有缘人》、门瑞瑜的《海峡两岸同醉》等30篇作品获散文单篇作品奖,李一鸣的《中国现代游记散文整体性研究》、张振金的《中国当代散文史》、柏峰的《初春的抒情歌手》等8篇作品获散文理论作品奖,另有赵培光的《微生活》等28篇作品获优秀散文奖。   铁凝贾平凹等名家散文曾获奖   冰心散文奖是我国权威文学大奖中以散文为评选对象的奖项,也是中国目前散文单项评奖的最高奖。冰心散文奖是根据已故作家、中国作协名誉主席、中国散文学会名誉会长冰心先生生前遗嘱于2000年创立,每两年评选一次,目的在于繁荣散文创作、培养文学新人。此前,铁凝、贾平凹、肖复兴、赵丽宏、迟子建等上百位作家曾获此殊荣。   倪萍《姥姥语录》朴实无华打动评委   知名主持人倪萍凭借《姥姥语录》荣获第五届“冰心散文奖”,该作品用质朴的语言,原汁原味地记录了姥姥生前的故事。对于这部作品之所以能入选,中国散文学会常务副会长周明说:“因为真情实感、朴实无华”。而中国散文学会常务秘书长红孩认为这部作品展现了倪萍散文创作艺术的成熟,他评价:“倪萍通过写姥姥,不单单是要表达她与姥姥的感情,更重要的是要告诉社会:我们要学会接受平凡,学会尊重普通人,学会从生活中感悟生活。不要以为只有领袖才可以创造语录,人民大众同样是生活的主宰。”   (本文参考:齐鲁晚报、中国文化报、华商报等)
肖云儒与百名志愿者登上西安城墙 倡导关注保护古建筑 人民网西安5月26日电(张伟)5月25日,500余名志愿者与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文化学者一起登上西安城墙,通过健步走方式,倡导全民关注保护古建筑,吁社会各界关心西安城墙、古建筑的保护工作。文化学者肖云儒与志愿者一同参与了此次活动。 西安城墙景区管委会保护管理处处长、西安城墙保护基金会秘书长刘东在活动中表示,西安是古城,包括城墙在内的众多的古建筑留存,如同一本厚重的历史画册,诉说城市的故事和灵魂,也成为市民的文化和精神寄托。多年来西安城墙景区管委会及城墙保护基金会通过不懈努力,营造了良好的城墙环境。 “城墙代表了西安的历史传统,陶冶和影响西安的城市氛围和城市文化,有理由得到更好的保护”,文化学者肖云儒说。 当天上午,500名市民志愿者与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文化学者从西安城墙西门(安定门)瓮城出发,经过玉祥门、尚武门,到达北门(安远门)后再返回起点。志愿者在完成规定路线后,获得了由主办方颁发的志愿者证书,志愿者们表示,今后将继续为城墙和古建筑的保护工作服务,为市民和社会各界起到表率作用。 西安城墙建于明洪武七年到十一年(公元1374-1378),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呈长方形,墙高12米,底宽18米,顶宽15米,总周长13.74公里。
贾平凹:读《史思三叠》作者和历史在谈恋爱 沙莎这女子写了一本关于历史的书,我很高兴。书名叫《史思三叠》很有些女孩子的趣味,层层叠叠、反反复复,透着细致、溢着多情,像是谈恋爱的感觉。在她这样的年龄能和历史谈恋爱,需要心力,也需要美好的情致。关于历史和文物,很多人都抱着占有的心理,其实在时间的长河中,我们每个人都不过是历史的收藏。沙莎写历史文物的东西,她自己应该也是历史的藏物吧。历史收藏的是她对文化传承保护的讲述。 人类之所以区别于其他生物,是因为除了生物基因,人类还有强大的文化基因。这种文化基因的传递,很多时候是依靠某种讲述,历史、文学、音乐、美术,甚至科学,本质上都是用不同语言符号,来讲述他们所理解世界。 这种讲述的有趣之处在于,它的传承力量是不可抗拒的,但它又同时希望讲述出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它诞生于心灵,回归于灵魂。我们又会因为这样的讲述深刻地感到生之痛苦,活之孤独。然而,正是这种痛才让我们那么清晰地活着。 陕西土地,历史向黄土一样层层叠加,对于历史文物的理解、保护、传承是很多人都在做的事情。我经常想象那些历史的魂大约还飘在长安城上空,唱着不朽的魂歌。 沙莎应该是听到了,写下来。我认为这很美好。
贾平凹《泉》获一等奖 本报讯(记者 章学锋) 记者昨日获悉,贾平凹的《泉》在近日揭晓的第十一届全国微型小说(小小说)年度评选中获一等奖。 全国微型小说(小小说)年度评选活动由中国微型小说学会、镇江市委宣传部、镇江市文联主办,此前已连续举办了十届。贾平凹是文坛的高产作家也是获奖大户,他不仅囊括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还数十次获海内外各类大奖。这次斩获全国微型小说(小小说)年度奖,无疑会使贾平凹作品类型更加多元化。 昨日,在查阅贾平凹研究数据库后,贾平凹文化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立志告诉记者:“《泉》最初发表在1980年《安徽文学》杂志,当时是以小说体裁发的。后来,不仅多家出版社都把《泉》列为散文了,甚至还被当成散文范文,入选到2008年江苏无锡市中考语文卷的阅读理解题。”王立志打趣道:“这次《泉》获小小说奖,算是还原了‘真面目’!” 同一作品为什么会被贴上两个体裁的标签呢?知名青年作家萧迹告诉记者,小说和散文的界限正呈现出一种相互学习、相互融合的态势。当下,不少写作者开始有意识地进行模糊文体的创作。这导致我们在面对一篇具体文章时,很难断定它到底是小说还是散文,?比如,史铁生的散文名篇《我与地坛》最初发表时,就是以小说的面目发表在《上海文学》的。他认为,这类作品的出现,在瓦解人们对文体的传统认识的同时,也标志着“文学进入了一个以内容而不是形式论英雄的时代”。 作者:章学锋
贾平凹《带灯》获《当代》2013年度最佳奖 昨日,《当代》长篇小说年度论坛的颁奖仪式在京举行,《带灯》、《北去来辞》、《日夜书》、《无愁河的浪荡汉子》、《黄雀记》获2013年度五佳奖,其中贾平凹的《带灯》同时获得《当代》长篇小说论坛2013年度最佳奖。同时,他的《古炉》还获得了2009-2013五年内的五佳奖,另外四部作品是《一句顶一万句》、《安魂》、《陆犯焉识》和《三体3:死神永生》;其中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同时获得《当代》长篇小说论坛2009-2013五年内最佳奖。   点评:贾平凹离现实更近了   《当代》从2004年开始举办长篇小说年度评选,几年前改成论坛,评选整个中国内地年度出版的作品的奖。特色是零奖金、全透明、现场评选。今年在新闻出版署书号中心登记的原创长篇小说数量为4798篇。文学评论家白烨对2013年的长篇小说做了总结,他认为今年的长篇的感觉是没有特别让人看了以后眼睛一亮、眼见难忘,但是似乎也没有下滑,是持平之年。今年比较引人注目的板块是名家新作,名家今年的新作比较多,比如像贾平凹的《带灯》、马原的《纠缠》、余华的《第七天》、韩少功的《日夜书》,包括老作家王蒙的《这边风景》。白烨提出这些作品仔细看的话会发现它们都有一些变化,“比如贾平凹的《带灯》我认为是今年比较好的长篇,比他以往的作品好看多了,同时他离现实更近了,以小见大做得比较好,通过乡镇女干部勉为其难的维稳,显示了当下社会生活中的严峻问题,就是带群关系、人际关系,因为各种利益冲突发生的新矛盾和新危机,所以我认为这个作品是今年的一个好作品。”   比较:看好50后、60后作家   白烨还提到80后的写作,今年80后好多人有新作,但是其中颜歌的《我们家》和七堇年的《平生欢》,这两部作品有80后特别的视角,同样也是写青春,但是跟现在很多“致青春”、“小时代”还是味道不一样。他也提到今年比较传统型的乡土题材写作比较少见,更多的是写城乡交叉地带的生活,以及城镇化、全球化、市场化所带来的很多社会生活的问题、矛盾,包括给人精神上造成的某些隐痛,这是今年比较突出的特点。   白烨强调,文学创作、文学生命跟年龄有时候不成正比,“从我看到的作品看,很多50后的作品恰恰相反,他一方面表现了变化,同时在他的作品中还表现出了对于生活的热心关注,对于人的精神现状的关注,以及还包含了很多创造的活力和激情。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创作这个事情真不是说年龄越轻越好,或者年龄越长越不好,不是这回事。我在今年的评选中仍然看好的是50后、60后。”   文学陕军再出发,《带灯》获得了《当代》2013年度最佳奖可谓开了个好头。作为50后作家的代表人物,贾平凹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还不知道获奖的消息。
肖云儒评《大秦帝国》:上下千年气 纵横万里心 看了《大秦帝国·纵横》前四集,一股气自丹田腾起。是秦人的骨气,是国人的豪气。当下便不由得研墨铺纸,狂草一联:“养成上下千年气,自有纵横万里心”,连呼痛快。   我和小说作者孙皓辉友朋多年,也参加过《大秦帝国·纵横》的开机仪式,见过总导演甲丁,深知两位纠纠老秦誓要写出骨子的秦人秦魂、骨子里的国人国魂这一铁血志向。《纵横》的前几部,刀光剑影的史剧大幕已经徐徐拉开。   继一、二部秦惠文王嬴驷羞辱魏使,将齐魏两国称王变为秦齐魏三国称王,引发了魏的半路劫杀和秦的陈兵河西;三、四两部,魏诈嫁魏纾于秦,却在婚礼上刺杀嬴驷,甘龙世族集团与魏合谋,策动北狄义渠兵围咸阳,图谋另立新君以废止商鞅新法。年轻的嬴驷临危不惧,左右开弓,快刀斩棘,拆解齐魏联盟、消除义渠兵祸,一举击溃了老世族们的复辟阴谋。一路看将下来,好不回肠荡气!   富大龙表演的秦惠文王,给人印象深刻。一言一行中透出来的朝气、锐气,使这位秦王不同于以往屏幕上的任何君王。他青春正盛却具王者之风,时有张扬却有智慧深藏。彭城相王的大气,招贤犀首的恳切,推行新法的坚执,迎亲遭刺时的镇定大度,四面受敌时的运筹帷幄,把一个英主活脱脱表现出来了。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大秦光明的未来。   太傅嬴虔不谋私利权位,顾全社稷安危和国家大局,尽心辅佐嬴驷,精神感人。他严拒甘龙立己为君,不仅出于奸忠之辨,更是看出了他们废除新法的图谋。这就将惯常的忠君思想,提升到坚持社稷安危和历史进步的高度,人物一下便有了光彩。   第四集出现的芈八子(宁静饰)与义渠骇纯真的爱情,以及她救助张仪(喻思泰)、张仪书生气地说发迹后要将她嫁入王宫的许诺,不仅引出了纵横的另一个主角张仪,埋伏了此后千头万绪的情节线索,更给这部铁血历史剧增加了爱情的亮色和青春的鲜活。宁静和喻思泰的表演举重若轻,少少几笔就入木三分地画出了人物鲜明的个性色彩,让我们生出会意的笑。   “纠纠老秦,复我山河,血不流干,死不休战!”这个“战”字,我们应该读作“奋战”“奋斗”,秦的强盛靠的是一次又一次艰难困苦的奋战,中国的强盛,也要靠一次又一次艰难困苦的奋斗。这种奋斗是永无止息的。我想起几位学生在看完《大秦帝国》小说后对我说的话:“老师,看完这部戏,我们直想唱国歌,‘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他们是大二的学生,不到20岁。好作品就这样让青春燃烧,给人生以力量!
贾平凹太白山下传授写作“秘笈” 无论是作家还是主持人,看似不善言辞的贾平凹驾驭起来都十分游刃有余。如今,他又增添一新身份—教师。多年来,事务繁忙的贾平凹虽然也带博士、硕士生,兼任大学里的客座教授,但真正有幸听到贾老师讲课的学生还真不多。前日,贾平凹携百名作家走进秦岭深处的太白山脚下,第一次在作家读书班上开课传道,将自己多年来珍藏的写作秘笈,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年轻作家。 年轻一代要坚守传统文化 作家贾平凹当教师传道授业,会是什么模样?前日,陕西省作家协会读书班在太白山脚下开班,来自各地的百名年轻作家们,走进了太白山将闭关集训15天,而开班的第一堂课就由贾平凹来上。为了给后辈们准备好这堂写作课程,贾平凹提前花了不少时间备课,还抽空写了几大张纸的讲义,讲足整整一个小时,可以说是花费了不少心思,将自己的写作秘笈倾囊相授。 为何要将全省年轻作家们集体封闭在太白山脚下集训?据介绍,早年贾平凹短篇小说精华之作《太白山记》就是以太白山为故事发生地。他认为,“读奇书,游名川,见大人,以养浩气”。文学创作有时需要通过汲取自然山水的养分来激发灵感。他说:“太白山一直以来都是文人墨客所向往的名山大川之一,选在远离城市喧嚣、空气清新的太白山里写文章,能与外界隔绝,静心静气。中青年作家需要开阔视野,千万不能关到房子里。”省作协书记蒋惠莉表示,“其实,年轻作家很少有这样的机会聚在一起,在山水之间读书、交流、谈心,关注秦岭的生态环境并留下美文美言。” 选择文学就选择了清贫,面对浮躁繁华的都市,如何才能让笔下的文字灵动起来?贾平凹认为,如今我们每个人都处在时代转型的洪流之中,下笔创作时不可避免地会带上鲜明的时代烙印。在转型时期的城市化进程中,关键是要注意保护好我们的民族文化。“在转型的过程中,农村人都走向城市,很多村子都拆迁了,农耕文化受到了冲击和破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用手中的笔,去坚守属于传统文化的一方天地。” 要看到云层上面的太阳 20年前,贾平凹就提出大散文的创作理念。而今,贾平凹依然坚持让年轻一代在写小说时注重大视野、大格局。因为,“云层上面都是太阳”。贾平凹举例说,自己早年没坐过飞机,之前一直以为这云层一遮以后,就那么一点点太阳,可当自己坐着飞机穿过厚厚的云层之后,发现云层之上万里晴空,自己顿时就觉得眼界开阔了。 贾平凹觉得自己当时这个状态很像文学创作,比如作家写一篇东西的时候,可能打算通过去写一片云来给读者讲一个故事,但最好是写这片云的时候思路境界要高、要有品味,同时视野一定要看得很宽、很高远。也就是说,作家在下笔写某个题材时,不仅仅要单纯地讲好故事,更要注重提升整篇作品的品位、格局。这样的作品才能达到被读者牢记多年。 如今,许多作家将自己整日关在书斋里读书、写字、苦思冥想,较少出来走动,生活圈子狭窄,贾平凹认为这样既不科学也不现实。在他看来,作家是否深入生活、接地气是最关键的问题,作家要写身边最熟悉的东西,写出来的文字才能真实饱满。但要写出来的前提是,你必须深入下去。“要没有深刻的生活体验,通过网络、他人告知或别的渠道了解到的素材,写出来的文字你绝对不会深刻。” “作家写文章不能局限在一个故事里,搞原创必须视野要宽,特别是境界要高,优秀的文学作品让人读了以后震撼,其实那全是从生活中来的,只有活生生的生活体验,才没有刻意之感,才不会让读者觉得那些境界、启示之类的东西是硬贴上去的。”贾平凹举例,文学作品不管是崇高的境界也好、人生启迪也好,都应贯穿在人物的命运或者事件发展过程中,这很不容易把握,考验的不是文字的驾驭能力,而是完全取决于生活的历练。” 记者职茵 实习生孙悦萍 《西京故事》荣获文华大奖 本报讯 (记者职茵 实习生孙悦萍) 26日晚,第十四届“文华奖”颁奖仪式在青岛市青岛大剧院举行。省戏曲研究院、西安交大戏剧学院创作演出的大型秦腔现代戏《西京故事》再传捷报,一举荣获“文华大奖”并摘得全部单项奖,为三秦父老又一次带来惊喜。 “文华奖”是我国政府主办的国家级舞台艺术政府奖,设立于1991年,迄今已评选了十三届。 此次第十届中国艺术节上,有87台剧目参评第十四届“文华奖”的各个奖项,这些剧目均为三年来全国数百台创作演出剧目中的佼佼者。其中,包括《西京故事》在内的14台剧目摘得文华大奖;《西京故事》主演李东桥等21名演员获文华表演奖、编剧陈彦获文华剧作奖、导演查明哲等获文华导演编导奖、作曲王激等获文华音乐创作奖、舞美罗江涛等获文华舞台美术奖。另外,剧中罗甲成的扮演者王战备也荣获第十届艺术节表演奖。这次荣获“文华大奖”,意味着《西京故事》已经包揽了全部国家级戏剧类重大赛事的大奖。 “意·象—雍生画展”开幕 本报讯 (记者 曾世湘) 10月26日,由省美协、陕西国画院、西安美院、长安画派艺术研究院主办的“意·象—雍生画展”在西安美术馆隆重开幕。赵振川、邢庆仁等多位我省美术界名家及来自北京、江苏、广东等地的嘉宾出席开幕式。 本次展览展出的80余幅大写意山水、花鸟作品是画家从多年创作的数百幅作品中甄选出的,是画家继十年前陕西国画院举办的“在路上、雍生水墨艺术展”后在西安的又一次亮相。 雍生的水墨山水主要以西北黄土高原为创作母题,花鸟画则以大写意的笔墨为要。其水墨山水题材不是他游历的他乡之山,而依旧是故乡的黄土沟壑;只是笔下的黄土高原、黑山白云,若真若幻,若思若吟。雍生早年毕业于凤翔师范美术专业,先求学于西安美院版画系和中央美院国画系,曾多年在北京、广东等地访学、创作。2011年回西安定居,出版有《亲历长安》访谈集,《丹青典藏·雍生》卷二册(山水、花鸟各一册)。 作者:职茵 孙悦萍
于丹西安秘会贾平凹 昨天的西安很闷热,然而在翠华山上樊洲画馆里,却有一种别样的凉爽。昨天下午,“学术超女”于丹和著名作家贾平凹来到这里。原来,从事古典文化研究的于丹对终南山隐士一直颇有兴趣,此番她来宝鸡讲学,特意提前一天赶到西安,与老友贾平凹一起,拜会长期在终南山隐居的画家樊洲。   贾平凹:当个于丹也挺难   于丹此行颇为秘密,一下飞机她就直奔翠华山而来,还约上了多年的老友贾平凹,目的就是为了和老友一起寻访终南隐士,进一步了解隐士文化。虽然秘密,但不少媒体记者还是听说于丹来到西安的消息,很早就守候在了樊洲画馆前。   看到这么多记者,于丹颇感意外,不过态度却一如既往地谦和:“其实这本来就是一次私人的会晤,没想到见到了这么多媒体朋友,我真的有点意外的惊喜。我和贾平凹老师是多年的朋友,但和樊洲老师只有一面之缘,听说他常年以终南山为创作基地,我很有兴趣,于是特意赶来。”   记者眼前的于丹画着淡妆,笑靥如花,一件背带裙看不出来教授的刻板,反而有几分俏皮可爱,她始终笑脸相迎,有人说:“于老师,我特别喜欢你!”于丹说:“我知道,我知道!”她直言:“樊洲之前多次邀请我来终南山,刚好这次借讲学之便,而我又和贾老师多年没见,这次就借终南山这一方宝地,和贾老师见上一面,主要是聊聊天。”听闻此言,贾平凹当即调侃:“你当个于丹其实也挺难的!”   于丹:心隐才是真的隐 作为古典文化的普及传播者的于丹说,她之前对终南隐士有所了解,有人问“现在还有隐士吗?”于丹答道:“问问大家,舍得关手机吗?关不了的人就当不了隐士。”于丹认为,安静也是生产力。她说:“中国人讲究一颗心,什么时候心没了,亡心为忘,一颗心逃逸了就忘了。所谓隐士,关手机,听听琴,读读书,那一刻自己的心回来,明天太阳升起来,再用心为社会做事,我认为在当下就可以了。真正的隐士是心隐,如果心不能隐,那么身隐是没用的。”   虽然于丹、贾平凹、樊洲三人的交谈并没有让记者进入。不过,有消息灵通人士说,于丹开玩笑说,樊洲每天眼前是山、身后是山、案头笔端是山,当然梦里梦外也大都是葱郁或苍茫的山了,风景是否优美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生命的真实!
贾平凹新作《带灯》持续畅销 关注现实姿态引人瞩目 新华网南京6月11日电(记者刘巍巍、王文)日前,贾平凹长篇小说《带灯》学术研讨会在常熟沙家浜国际写作中心举行。 著名作家贾平凹先生新作《带灯》自今年1月份出版以来,销量持续走高,单其电子书在腾讯阅读平台即月销过万。在畅销的同时,作品却在评论界引起激烈交锋:欣赏者大有人在,争议声亦时有起伏。 《带灯》叙述一位充满文艺青年气息的女大学生萤,来到位于秦岭地区的樱镇镇政府工作,因不满“腐草化萤”的说法,改名为“带灯”,寓意萤火虫在黑暗中发光发亮,带灯负责综合治理办公室维稳工作。小说从一个中国乡镇的角度,折射出当下正在发生的社会剧变。 “真实地呈现社会,真诚地投入情感,认真地对待文字。”常熟理工学院党委副书记丁晓原博士认为,《带灯》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和人的各种行为,带着强烈的中国文化特点。“以文观察世间,有敢担当,令人敬佩”。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高度评价《带灯》对现实的深切关注。他认为贾平凹在带灯身上写出了他对今天中国乡村基层干部的一种理解,也写出了他对中国乡村政治的期盼。“他的现实关怀是实际而诚恳的,他的人物是真实而具有现实感的。”陈晓明说。 “《带灯》是一部写给未来的小说,是理想主义的挽歌。”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所长陈众议认为,《带灯》的叙事方式使作品形象难以在当前浮躁的阅读环境里闪光,但“带灯是金子,她属于未来,要等到风把尘埃吹散之后。”陈众议表示,贾平凹通过《带灯》这部作品实现了他不同寻常的文学价值、精神价值。“他为中华民族的故乡情怀和乡土意象所唱响的挽歌非但带灯,而且是带血带泪带疼的。” 在《带灯》后记中,贾平凹说出了这样一个事实:“文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其实是社会出现了困境,是人类出现了困境。”对此,他表示:我想写出中国文化支撑着的世情、国情、民情,只有这样,才能给人类发展提供一种经验。
白先勇西安“密会”贾平凹  在忙碌的西安行时间表中,白先勇在前日下午划出了一个“特别时间”,用来拜访西安著名作家贾平凹。一位是台湾著名当代文学作家,一位是西安当代文学大腕,虽然年龄相差十几岁,但对于文学和戏曲的同样挚爱,让二人相谈甚欢。昨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被问及与贾平凹聊了些啥,白先勇开心大笑:“我们主要是谈秦腔。”   白先勇说,自己在台湾看过一次秦腔,那种发声自土地的原始爆发力和自己熟悉的昆曲的温婉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情感表达形式,让他很是着迷,再加上贾平凹所写的《秦腔》在台湾读者很多,“所以我这次去见贾平凹,主要是请教和谈论关于秦腔的问题。我们聊得非常高兴”。二人当天畅谈了个把小时,“除了谈秦腔,贾先生还做了回‘导游’,告诉我来到西安应该去看什么地方,他推荐我看有‘中国金字塔’之称的茂陵,可惜我这次行程太匆忙。我告诉他,西安一次绝对看不完,我希望能多来几次”。   虽然去不了茂陵,但在与贾平凹会面后,白先勇为自己的行程又加了一项安排——今晚,在西安看一场秦腔。   作家身份之外,白先勇最被瞩目的头衔就是“昆曲推广者”,9年前,他启动昆曲传承计划,目标观众就是大学生。近年,他先后推出青春版《牡丹亭》《玉簪记》等新排昆曲,在两岸三地被年轻观众追捧追随,让古老昆曲焕发新生。秦腔与昆曲一北一南,却同为中国戏曲“活化石”,这次来西安如此关注秦腔,白先勇是否有计划加入推广秦腔者的行列?   白先勇笑言,虽然对秦腔很感兴趣,但由于对秦腔还不够了解,所以目前还没有这个考虑,但他仍然为秦腔的传承发展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地方特色戏种的传承保护需要来自政府的保护政策,民间爱好秦腔的人也需要有自发性的传承组织,昆曲有‘曲社’,有许多活跃的民间推广者,秦腔是否也需要一个同样的机构?”
贾平凹:对字画繁荣不应沾沾自喜 “很多潜规则在各个行业里拉动了字画一时的繁荣。每个人真正在为自己的精神需求而做收藏时,才是真正繁荣富裕的社会,而且是人的素质提高的一个标志。” 贾平凹的工作室是一个复式的房子,摆放着数不清的佛像和石雕,一楼会客和写书,二楼画画和写字。进门是贾平凹的大字“文门”,客厅上挂着“文观”二字。转入书房,第一眼是门神像,题字“我家主人在写书,勿扰”。登上二楼,不免格外留心木板楼梯两旁摆放的诸多小石像,写字台上笔墨纸砚俱全,书架上挂贾平凹的书法,其中一则为:“神在决定与安排着一切,听受命。” 每天上午,贾平凹多在写书,下午则是会客和卖字画的时间。2012年11月3日下午的采访中,前后来了三批买书法的人,贾平凹在谈笑间挥毫自如,这半天所得也许不少于一个普通作家一年的收入。 贾平凹并不讳言自己书画的收入丰厚。“一般作家很清苦,一本书写上几年,啥也不干,值不上几个钱,还不如画家。像我写长篇,稿费算是高的,就是啥也不干,三年写一部长篇,挣几十万块钱,这算好的,大部分作家是写了还赔钱。但是像绘画,一般一幅画几十万还不属于那种大画家,大画家的几百万。”然而,贾平凹对书画市场自有看法:“经济发展以后,书画市场必然繁荣,但是这种繁荣也是在这个国情下产生的。当外国经济好的时候,大家都把收藏绘画作为一种品位的艺术象征,属于奢侈品投资。中国经济繁荣以后,也有这种艺术收藏需求,但是更多的情况是送礼。目前这个社会大变,太起伏,必然有很多社会弊病。行贿、受贿,要买通关系、打通好多关节,又不能说送钱,必然只能是送一些奢侈品,这里面自然有一个很大的升值空间,画就突然发展起来了。如果经济一下来,几年后画家就不行了,这是明显能看出来的。有时候严格来讲,字画也是泡沫,是作为礼品来取得繁荣的,而礼品的背后是这个社会不公平。很多潜规则在各个行业里,在这种情况下,拉动了字画一时的繁荣。所以,字画繁荣不应该沾沾自喜,每个人真正在为自己的精神需求而做收藏时,才是真正繁荣、富裕的社会,而且是人的素质提高的一个标志。我觉得现在还不是这种情况。” 话题的焦点竟都集中在书画上,一时让人忘了他是一个小说家。而我们的谈话中,贾平凹对文学只是轻轻带过。“我无意做书画家。因为我觉得有时功利心太强,反倒做不好。完全按心性,或许还能做出一些东西。如果一心想挣钱,反而还挣不来钱。越想把啥事情干好的,用力太狠,就容易用力用偏了。一个人一生的精力特别有限,干成一件事情就了不得了。”他说,“你看,西安市的好多广告牌,原来都是房产广告,现在变成书画家的广告。一方面说明经济在衰退了,商家不做广告了;一方面说明社会上书画这么热,也不正常,而且证明书画家很浮躁的心理,极力地想把自己推出去。” 贾平凹自认喜欢写书。不同于陈忠实一部《白鹿原》定终生,贾平凹每几年就会出一部长篇小说。贾平凹说:“我觉得写好了是享受,写不好或者画得不好都是一种受罪,都折磨人。写顺了,或者我这幅画画好了,或者那幅字写好了,就能带来无上的喜悦。愉悦和折磨是同样的,枯水的时候,弄不下去的时候就不弄了。就等,等来了,必然就产生一些东西。”2013年1月,长篇小说《带灯》出版,再次成为文坛话题。 小说、散文、书法、画画在生命中的地位,贾平凹如此安放:“写作当然是我第一位的,因为我写了几十年。我是依靠这个活过来的。例如我写长篇,突然就有一个题材适于写散文,我就写成散文。互相有一个思维调节、情绪调节的过程,互相有吸收。写字、画画能调节好多东西,受好多启发。不可能倒置了,除非觉得我的文学枯竭了,写不出来了。” 艺术分类过细则式微 ●问:余英时先生为《张充和诗书画选》作的序中说,诗、书、画在张充和身上融为一体,这是中国文化艺术的一个传统。其实在中国传统文人里面,像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苏东坡的书法写得清雅。你认为这个传统在现代中国慢慢式微了吗?
贾平凹新书《带灯》腾讯阅读平台销售过万 当代著名作家贾平凹新书《带灯》,电子书在腾讯阅读平台上架一个月,就创下销售12000册的佳绩,引发网友热烈反响。 电子书月销售过万册,不以低价吸揽用户 本次《带灯》电子书,单本定价15元,借助腾讯阅读平台大量的用户群基础及强势的推广传播,获得了单月过万册的销售成绩。 较之过往,在中国的网上电子书市场,“赔本赚吆喝”已成一种常态。各电子书销售平台的惨烈竞争,使得电子书长期处于“贱卖”的状态,“低价”策略似乎成了唯一的法宝。 目前,电子图书最常见的销售价格是2元—5元,超过这个价格,要么根本无人问津,要么就是叫好不叫座。各大平台为了拉动销售,只好采用低价吸引用户。看似热闹的电子书业务,如何吸引握有版权的出版商和作者,提高版权内容的价值,成为整个市场亟待解决的问题。 电子与实体双赢:间接拉动实体书销售,创造图书营销新格局 对于电子书销售的火爆景象,《带灯》实体书的销售也是佳绩频传,具出版社提供的数据  资料显示,从1月初实体书上线以后,在当当、卓越等多家电商平台《带灯》均进入了新书销售排行榜的前20位,近期的实体书销量均已突破了万册,结合全国各地的新华书店等实体渠道,年内有望销量突破50万册。 不同于过往一般的图书宣传,本次《带灯》的线上宣传,有内容丰富的图书专题,具有深度的文化解析,还充分利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阅读平台,调动和利用丰富的用户资源,最终实现出版社与电子书销售平台双赢的局面。
贾平凹式“进球”(编辑点评) 贾平凹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带灯》,把他擅长的农村题材往现实又推进了一步。小说写了矛盾纷繁集中、“如陈年的蜘蛛网,动哪儿都落灰”的乡镇基层。主人公带灯是镇政府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因此她的故事毫无疑问地就和乡村纠纷、群众**、旱灾水灾、征地搬迁、招商引资、农民工、矽肺病等勾连上了关系。这是贾平凹意识和把握到的现实经验。 贾平凹将之前的《秦腔》、《古炉》的写法比之巴塞罗那足球队,后者不讲究传统阵型和战术,所有人都是防守者和进攻者,不停地传球倒脚,繁琐细密,似乎毫不经意,可突然球就踢入网中。类似于此,他的小说也一贯不倚重主干故事,而靠细节铺陈、靠“泼烦”的叙事推进,眼花缭乱间,故事收尾了。 这一次《带灯》,他期望能实现写法上的新变。可是读罢全书,却有种新瓶装旧酒之感,眼见着贾平凹又以熟悉的方式“进了球”。没错,《带灯》中语言是明了了,线条是清晰了,但贾平凹还是太擅长也太舍不得那些各自招展的细节了,这些细节之间缺乏有效的“传帮带”,如水袖绮丽甩过,却始终缺乏有力的转身,少一股“劲儿”。 带灯和竹子虽是乡镇干部,却更像是《红楼梦》里的无瑕白玉、浊世清流,处处清高寡合。这种“干净”之人、怪人、受虚无诱惑之人是贾平凹小说人物的典型,他们所营造的也是贾氏典型的阴柔的文人气。然而,人物过早地站到故事前面来,作者过早地站到人物前面来,实在有些可惜,它们遮挡了新素材所可能有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小说结尾处,一边是主人公被萤火虫阵围绕,如佛一样周身晕光;一边是镇政府的餐桌上,击鼓传花的游戏越玩越紧张,每个人都恐慌地把花扔出。清流不改,浊世依然。这是贾平凹的辛辣之处。只是,文学中这种二元对立的表现,对于今天的复杂现实来说,效力是否还够?
贾平凹高建群昨日各发新作 高建群、贾平凹与陈忠实并称为“陕军东征”的“三驾马车”,2013年北京图书订货会上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文坛鬼才”贾平凹和浪漫派文学“最后的骑士”高建群昨日各自首发长篇力作《带灯》和《统万城》,《带灯》是贾平凹首次尝试 女性视角并首次直面现实的突破之作,当天现场还举行了《带灯》的电子版签约仪式,电子版会与实体书同时首发;《统万城》是在《最后一个匈奴》之后沉寂20年的高建群的史诗巨作,也是他有意告别文坛封笔长篇之作,同时首发的还有该书繁体版和英文版。 贾平凹 鸡不下蛋它憋呀 书还未出就有盗版的《带灯》不仅是刚入花甲之年的贾平凹送给自己60岁生日的礼物,更是他带给文坛和读者的新惊喜,这部突破之作不仅保持了他以往的艺术特点,更是达到了新的文学高度。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名叫带灯的女乡镇干部,这不仅是贾平凹首次尝试以女性视角创作,也是他唯一一部直面当下现实的长篇力作。贾平凹说,根据他的创作习惯,每部作品都是有所寓意和象征的,“把《带灯》作为书名,是因为故事中的主人公小名叫小萤,古时候对萤火虫的描述就是 夜行自带灯 ,越是在晚上,它的灯越亮。” 《带灯》被视为贾平凹作品中最为瑰丽忧伤的创作,用最文学的方式表现最为冷峻的社会现实,充满悲悯和关怀,其以两条线索展开情节,一条线索是带灯写给远方乡人的信,另一条则是带灯的现实生活,由于以真实的人与事为创作基础,《带灯》不仅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可读性,更隐含了人性、民族性等更多内容。贾平凹坦言,在社会转型时期,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是必然的,而这些问题的出现,给文学提供了创作的契机,但是“文学并不是给社会开药方,作家没有这个能力,无法改变任何东西,只是把看到的写出来”,于是贾平凹塑造出这个符合自己心性的女性角色带灯。带灯前行,或许对自身无益,却引导了后面的追随者。 此外,新作在写作手法上也摆脱了贾平凹之前作品中把现实与奇异的夸张和变形纠结在一起的特征,而是更为明快和流畅,更容易让读者接受。贾平凹坦言:“到了这般年纪,心性变了,对中国西汉时期的 文章风格起了兴趣,它没有那么多的灵动、委婉、华丽,但它沉而不糜,厚而简约,用意直白,下笔肯定,以真准震撼,以尖锐敲击。” 50余万字的《古炉》余温未消,近40万字的《带灯》又至,贾平凹的才气和勤奋可见一斑,不过不用电脑纯用手写的贾平凹却谦虚地把这种勤奋戏称为“鸡不下蛋它憋呀”。对于一个年过60的作家,在盛誉天下的《秦腔》《古炉》之后,能有如此改变的勇气,茅盾文学奖评委李星也赞叹称:“《带灯》所带给中国社会和文坛的不只是一部伟大的小说,还有一种伟大的精神和伟岸的人格。” 高建群 用这本书向小说告别 中国文坛独行客高建群的最新长篇历史小说《统万城》和他20年前震惊文坛、红遍全国的《最后一个匈奴》一样,依旧以诠释匈奴民族文化为主题。《统万城》主体内容由两部分构成,主线写匈奴末代大单于赫连勃勃的传奇一生,可视为赫连勃勃大传;副线写西域第一高僧鸠摩罗什的传奇一生,可视为鸠摩罗什大传。通过这两个人物的遇合经历,作者的笔锋深深楔入中华文明史一个重要的节点,即长达280年之久烽烟四起的五胡十六国时代。对于这部宏大叙事、深具崇高感的奇书,茅盾文学奖评委李星现场给予高度评价,称其以特有的东方美学和东方智慧,向世界诠释着匈奴文化,足以与世界文学对话。 记者了解到,《统万城》的繁体版和英文版同时出版发行,而根据该作品改编的电影和电视剧也正在筹拍中。当年畅销逾百万册的《最后一个匈奴》曾被改编为电视剧《盘龙卧虎高山顶》,并在央视八套播出,如今,根据《统万城》改编的电影则由青年导演金铁木执导,计划3月开拍,采用国际大片模式,将在广阔的陕北平原重现统万城的辉煌,力求体现出欧亚大平原的辽阔壮丽;同时大型电视连续剧也在积极准备中。 因为高建群直言:“我不欠小说艺术什么,小说艺术也不欠我什么。OK,我可以用这本书,释然地向它告别了。”所以《统万城》也被视为高建群对长篇小说这种艺术形式的最后敬意,对于新作是自己长篇小说封笔之作的说法,高建群解释说:“是真的,我太累了。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几年前写完《大平原》以后,我生了一场大病,面瘫,住了20多天院。这次写完《统万城》,我把笔折断,对自己说,以后再也不写长篇了。不过,几个月过去了,我觉得这个话可能说得有些早,也许演员谢幕后,有时观众的掌声会把他召唤回舞台。”新报北京电 记者 仇宇浩
写完《带灯》贾平凹感慨老了 贾平凹即将出版的新作40万字长篇小说《带灯》中花费大量笔墨,以一个基层女干部视角,为读者描绘出一批乡村干部与基层百姓的人生百态。昨日,贾平凹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揭秘《带灯》背后故事,及其蕴含的文化意味和精神内涵。    厌恶在书斋里胡编   认为乡土题材毫不过时   前日,全国众多媒体、读者和网友评选的“2013最值得期待新书”榜单出炉,柴静新书《看见》上榜,贾平凹《带灯》居榜单之首。看到公众对这样一部反映乡村现实题材、略显沉重的文学作品抱有期待,贾平凹非常欣慰:“读者还是愿意看到真实的、反映当下现实 生活的文字。我不爱那些书斋里胡编乱造的作品,相信读者也不爱,读者爱的是作家投入真挚的感情、有亮点的文字。”   读者对乡村题材文学作品依然有着浓厚的期待,这也折射出人们心中的乡土情结,土地归根结底还是人类灵魂的根。贾平凹说:“当然,大量农民每年都在进城,好多城里人是从乡下来的。往上数两三代,几乎每个人都和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城市和乡下只是地域上、生活形态上的区别,大家总的精神状态、关注的社会热点依然是一致的,对许多内在困扰,关乎人性的问题依然感同身受。”   时下,网络文学传播的力度与广度远远大于传统文学,“这对传统文学的冲击是毫无疑问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样式,每一个时代作家,只需完成他的使命就行了,只能这样,无法也不可能都去顺着潮流走。”   这次莫言获得诺奖,其绝大多数作品也均是乡土题材,可见乡土题材的魅力也打动着评委和读者。贾平凹对此十分赞赏,他说:“这么好的一个作家得了这么大一个奖,向他致敬,这肯定对中国文学、中国作家有着积极的作用。”   文字越写越惶恐   写完《带灯》感叹“老了”   花费三年时间写完《带灯》,贾平凹也度过了自己六十大寿,面对渐渐老去的事实,贾平凹有着说不出的恓惶和不服气:“我感觉这事丢人的很,咋就活到这样个岁数,我想不通。”贾平凹还讲了个幽默但在他看来很忧郁的笑话,映射自己的无奈:俩90后在夜店门口商量着进去耍,其中一个很鄙夷地说,跟里边一群80后“老皮”有啥可耍的。“哎,80后都老了,咱这50后的日子该咋过呀?”   其实,作家不仅仅是对年龄的惶恐,更有对自己耕耘了一辈子的文学惶恐。从事写作数十年,出版数百万字,但贾平凹发现年龄越大竟越恐惧,对文字越敬畏。“年轻时我对文字总有一种冲动,还喜欢天马行空地编故事,年纪大了觉得再空想意思不大,在文字中要呈现自己的思考和思想。所以,这些年写得战战兢兢,老是怕写得不对,写不出来,或者觉得自己水平不够,还不如以前写的,让人看了不妥,哎,总之越写越害怕。”   因为常怀敬畏之心,所以《带灯》写得非常扎实,人物也刻画得相当真实。贾平凹说:“写现实生活必须写出文学性,否则就成了纪实文学,那不是我的初衷。《带灯》虽有些艺术加工成分,但都是我这几年采访到的事实,书中每个人物都有真实的原型,没有编造。这40万字我说的都是真话,我觉得编造的文字就像说假话一样,发自内心的真话,和矫揉造作的假话,大家都有智慧,都能看来。”   掏心窝子地说真话,贾平凹觉得没有不妥,“我因为太爱这片土地,才有说话、表达的欲望,就像看自己最爱的亲人有不对的地方,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却忍住不说。人们在宴席上,端上酒 杯子都是一堆恭维话,谁都知道那是客气,并非发自内心。我写的‘带灯’就是指一种小生灵萤火虫,它们从自己身体里发出那点微弱的光,也能照亮一星半点的世界。”   所幸,这次《带灯》各方读者给他反馈的消息,增加了作家的信心。“我要表达的东西能获得大家的理解、关注,我很宽慰,我真心实意写作的苦心没白费。”
笔耕不辍 新年文坛拒绝沉寂 2013年的中国文坛拒绝沉寂。这从当代一线作家已经显露出来的那股子活跃的劲儿,便可预知一二。这是在同辈作家 莫言已经获得诺奖情形下的一批创作者,诺奖或多或少在对这个文坛产生着“正能量”。但是,人们现在谈论得最多的却是谁将是“下一个”。名家很活跃:新年文坛拒绝沉寂 2012年12月末,两则消息让文坛颇感意外。一则消息是贾平凹的最新长篇《带灯》发表;一则消息是 王安忆的新书《众声喧哗》将在1月8日首发。意外之处是,贾平凹的上一部长篇《古炉》出版于2011年初,而 王安忆的上一部新作《天香》首发于2011年的年中,两位名作家在1年多后即出新作,实属“神速”。 两则消息传来之时,正逢 莫言刚从瑞典斯德哥尔摩领回诺贝尔文学奖10多天,而人们此前以为,文坛的热闹将暂时告一段落。 2012年10月11日 莫言获诺奖后不久,就有人对2013年的文坛做出了大胆的判断:因为 莫言的获奖将意味着在今后几十年中,国内作家将与诺奖无缘。基于其他一线作家陷入深深无奈,信心遭受挫折的可能性,中国文坛将进入一段时间的沉寂。 可是现在来看,这个预测是大错特错了。不仅是贾平凹和 王安忆绝非如此,其他著名作家也颇为活跃。不久前, 苏童就亲口向本报记者证实,其“香椿树街系列”的新长篇已经完稿,2013年的春天即可接受读者检阅。而 马原时隔20余年再写长篇《牛鬼蛇神》后,便一发而不可收,他向本报透露,新作2013年3月便可交稿。 如此多一线作家在同一年集中推出长篇力作,这在以往也是罕见的。所以,一个可以肯定的事实是,2013年的中国文坛非但不会陷于沉寂,而且会比过去更加热闹。这固然有各位名家创作计划不谋而合的因素在,但从其中,人们还是隐隐约约能感觉到诺贝尔文学奖所谓“正能量”的影响。 诺奖“正能量”:中国作家被诺奖激励 据记者观察,不少作家有一个普遍特征是,他们从来都乐于大声宣称自己不为获奖,尤其是不为诺贝尔文学奖而写作,但是他们心里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种诺奖的情结。这和国人此前的心态是一致的。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何 莫言在电话中得知自己得了诺奖后的第一反应是“狂喜并惶恐”(诺贝尔奖委员会成员、文学奖宣布者彼得·恩隆德语)。 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就直言,诺奖对中国作家创作的“刺激”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前提是,“诺奖几十年内不会再颁给中国作家”的误会必须得到澄清。相比最初看待 莫言获奖的消极态度,现在一种积极的态度渐渐占据上风——业内普遍认为, 莫言获奖不是“关门”而是“开门”,通过这一契机,让西方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水平,关注中国其他作家的优秀之作。而在此过程中,一些新的预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著名文学评论家、华师大中文系教授杨扬不久前透露了他听闻并认同的一种说法:10年之内,中国必将产生第二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这种说法现在很有市场。而诺奖评委马悦然上月在中国访问时,也没有否认近年再有中国作家获奖的可能性。 中国一线作家的“心结”已然打开,于是,诺奖对他们只是意味着“正能量”,2013年文坛的热闹是不可阻挡的。何建明已经预测,诺奖的刺激将使文学工作者在“生产”作品的环节,精益求精,好中求好,相信最近几年会有更多的纯文学精品出现。 资深出版人李德明则对本报记者表示, 莫言也在准备自己的新作品。但相比 莫言现在以“打破诺奖得主再写不出好作品的魔咒”为动力的创作,中国其他一线作家此刻的干劲应该更足才是,“ 莫言的获奖已经结束,但是其他名家大有机会。客观上,他们在以自己新的创作,为未来那份可能的‘颁奖评语’添加有分量的新词汇。” 谁是“下一个”:获奖者将是挖掘民族性的“独一个” 那么,中国文坛中谁将是“下一个”呢?按照文学评论家贺仲明的判断, 张炜、 王安忆、刘震云最有希望成为下一个诺奖中国得主,而在评论家张清华的预测名单中,余华和 格非赫然在列。此外,贾平凹、 苏童、阿来等也呼声颇高。 可问题是, 莫言的路子,其他同辈作家无法,也不可能去进行复制。再说,即便出现了另一个“ 莫言”,这还能吊起诺奖评委的胃口吗? 在文学评论家、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葛红兵看来, 莫言胜就胜在他“独一个”的特征上。“无论是价值观、伦理观、叙事观,还是语言观, 莫言都表现出‘独一个’的特征,他似乎游走在狂欢理论、酒神理论、民间理论等视域之内,又似乎在其之外。”也就是说,获得诺奖的标准,不在于模仿,而在于独创。
肖云儒畅谈莫言获奖、陕籍作家的现状 主持人:肖老师您好,您作为一个文学评论家,您还是一个作家,您觉得作家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业呢? 肖云儒:作家严格的说不是一个行业,绝大部分作家都是业余的,是各个行业之中的,他有了生活感受、生命感受、艺术感受,然后写作。但是有一部分人,在我们中国的体制下,成为专门的作家,被作家协会供养起来了。作家是什么,作家是你有感受,拿起笔或者敲开键盘,把你的感受向世界表达的人。 主持人:近期,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您觉得为什么是莫言呢? 肖云儒:这是个无解的问题,为什么是莫言呢,这有必然性,首先是我们国家,我们中华文化的地位随着国家的强大逐渐被世界认可,莫言是这个认可过程中的一个人选,同时,跟莫言的价值观、艺术观跟世界的接轨有关系。 其实文学获奖真的是很次要的事情,获奖只是能够提供一种氛围,就是大众都去关注这个奖项,但是这种氛围有可能是假象,比如莫言在获奖前获奖后没有一点变化,他还是那个莫言,所有的作品都是获奖之前写的,只是社会氛围变了,所有的聚光灯都聚集在莫言的身上而已。还有很多在幕后的人他们都有可能是下一个氛围的主角。 主持人: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您能跟我们聊聊吗? 肖云儒:魔幻现实主义,是从西方翻译过来的,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还有卡夫卡,《变形记》把人变成虫,变成了生命中最低微的主体,他就可以以最卑微的角度看待世界。就像我们变成乞丐,人类就会毫无遮拦地在他面前显示真善美,和假恶丑,即便很自私的人在乞丐面前也会毫无遮拦地显示自己,这是位居高位的人无法看到的生活。《变形记》采取了魔幻化的手法,透视了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精神与物质、灵与肉的分裂。 莫言应该是魔幻现实主义进入中国以后全面的、集中的、成功的运用这一手法的作家。莫言从一开始,特别是他的《透明的红萝卜》,属于自叙传,写一个孩子,手冻得像透明的红萝卜,写他各种各样的,超乎常人的感觉、视觉,这都不是一般的作家的眼光能够感受到的。 魔幻化就是把常态的生活、性格、感情推向极致、推向极态、推向魔态,或鬼态、妖态,这就是魔幻现实主义。莫言在魔幻现实主义进入中国上是极大成者,他不是最早的,但是极大成者。 主持人:诺贝尔评奖的时候是不是更加偏向于魔幻? 肖云儒:应该说,外国人更偏向在中国的作品中选择跟世界通用的价值观和表述方式,外国的诺贝尔奖我们对它要有赞扬、也要有分析、有警惕,诺贝尔奖希望选择一个跟中国传统艺术方法相反抗、叛逆的作品。不能说他们普世的价值观都是魔幻,但是对中国,它觉得魔幻现实主义更是西方艺术价值观在中国的反映。 主持人:对于目前的“莫言热”、“诺奖热”,给陕西文学界发展带来哪些启示,在激励、引导作家创作及青年作家培养方面,我们还需做哪些努力? 肖云儒:在我谈到对艺术上的启示之前,我先说一下秦地社会心理对文学的期待。因为陕西作者的文学实力很强,舆论界对于陕西作家,例如陈忠实、贾平凹得诺奖的呼声也时有耳闻,因此我觉得莫言得诺奖,陕西的文学界以及陕西的文学环境一定要注意两点:1、不要失落,一个奖有一个奖的标准,它并不代表谁得了诺奖谁就是最好。2、全中国的作家也不要把诺奖看成是文学水平的最终评定,因此去追逐得奖。以追逐诺奖作为人生最终的目的,这样你的创作就进入了歧途,因为创作是你的生命有所感悟,然后用笔写出来,传播出去让大家共享,这才是创作。创作的最终目的是宣泄生命,而不是得奖,也不是得诺奖。但是,我觉得莫言得奖的确对陕西文学有很多很深刻的启示,属于陕西文学应该反思的。莫言为何得奖,一方面并不是说明他是最好,而另一方面来讲的确是名至实归。原因:1、莫言所有的文学题材都不是具体的历史社会事件,而是生命。生命是超越地域、民族、国家的人类共同语言,是人类都懂的。2、莫言的创作心态可以看出他在创作当中自始至终都非常放松和自由,而陕西的部分作家在写作中就不是这种心态,常常想与创作无关的东西。莫言在创作中天马行空、放任自己,只有自己,这才是最好的创作状态。陕西作家达到这种状态的人不多。陕西的作家心里应该更自由,社会应当给陕西的作家营造一个广阔的、自由的、燃烧生命的天地,而不仅是评论家或领导要营造这种气氛,评论家要敢于批评、敢于提倡。3、莫言选择了一个世界比较通用的文学表述渠道,带有灵幻色彩的现实主义表现手法。有些作家的创作心理总是被环境绑架也被资料绑架,而莫言找到了一个魔幻现实主义渠道,就取得了心灵、情绪和艺术想象的自由。陕西文学界、文化界要尊重各种价值坐标、各种艺术观念,以及对各种侧面的解读都要尊重。
韩鲁华:对贾平凹新作《带灯》的一些认识 你的长篇新作《带灯》复印稿,我用了近二十天看完,这中间主要是病了一个多礼拜。首先感谢你对我的信任,能够在作品未正式发表面世前,让我一睹为快。这次阅读心情比较复杂,想的问题也比较多。这一方面是,近年来我在阅读当代作品时,总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背景,习惯于将作品置于百余年来文学发展历史背景上去考察。同时,也有意无意之间将问题的思考,引向世界文学发展的语境。另一方面,这部作品坦率地讲,我是以一种更为平静的心态去阅读的,也许是年龄的原因吧,接近六十岁时,没有了以往的激情,啥事都能坦然待之。更为重要的是,这部作品所给我带来的思考更为复杂,它可以引发许多问题。 我感觉这部作品与此前的《秦腔》、《古炉》等在艺术叙写上有变化,主要体现在:一是内在的风骨更为突出,作品的内在质感更强;二是叙述上更加质朴,白描性、直叙性更强;三是于整体艺术建构上,意象性似乎在减弱,细巧的东西也少了,更加沉静、厚实、直白,是一种生活骨架本真式的建构。 更加令我心灵震动的是,从这部作品中,我看到了你在文学艺术创造上的一种追求,或者叫野心,那就是你在实现着将中国文学艺术精神打通的探寻。你以前倾心于明清,现在对两汉更感兴趣,以两汉笔法叙写今天之事,也许将来你还会将目光投向先秦。你作品中两宋元明清的艺术因质是明显的。在拉通中国文学艺术历史的过程中,寻求中国式的文学艺术建构。这一方面许多人都在做着努力,但我认为这一方面于新世纪,或者再早一点就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成就。虽然如此,我认为这一历史使命并未完全实现,并没有从根本上彻底解决。百年来,中国文学一直未能解决“我是谁”的问题。西化移植模仿,或者以实用主义的方式,从中外文学中拿来一些东西,貌似古典的、西方的,实际上却给人一种拼帖的感觉,并没有完全地融会贯通。我以为承续传统,更为内在的是,在艺术创造中,融会贯通着中国文学艺术的思维方式和艺术精神,内在骨子里具有着一种中国文人的风骨,有一种中国文学艺术的精神神韵。也就是说,至今中国式的艺术思维、艺术精神还未完全建立起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作家理论家所应当彻底检视和思考的问题。 正是从这一方面考虑问题,《带灯》所引发的思考,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带有根本性、本质性的。而且我有一个感觉,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到了一个需要进行历史性总结的时期。这一思考是在莫言获诺奖之前便考虑的。有不少作家似乎都在做着这一方面的努力。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我认为你于这一方面的努力是最持久、最具特色,也是最富有建设意义的。或者说你是最中国化的当代作家。所以,这部作品我在阅读时,就显得更为凝重。我是把它放在建构中国式文学写作的语境下来阅读思考问题的。 —————————————————————— 韩鲁华,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学院副院长。
读长篇小说《带灯》后对贾平凹说的几句话 要知朝中事,去问乡间老。 《带灯》如一推着磨子的老人沉重地讲述着当前农村发生的事情。 读完《带灯》,让我知道了马王爷真是三只眼,用三只眼去看世界,什么都会清楚明白,但能长三只眼的只有马王爷啊! 我是一个普通读者, 不懂文学,自觉《带灯》是一部叙事散文小说,不知对不对?这种散点推进的写法是凹公写作的再突破,读起来轻快,节奏转换中给人以思索和回味,更适应读不进去《秦腔》和《古炉》的人去阅读。 我思考过凹公以前的作品,认为有揭示,无担当,但要担当何其不易!如今《带灯》之呐喊和扛鼎让人振奋!凹公嗅到了社会变革的气息,先觉了树欲动而不止的风,满腔忧患但不使愤青之慨,以文学的使命记录和展现了社会的实情,让人反思。 谁都躲避不了虱子之痒,其痒是社会之痒。 带灯给元天亮的信是人心之向往。 带灯遍开药方能治了谁的病呢?!小医是治不了大患的。 带灯的夜游可见人们的迷失。 带灯去看萤火虫阵是在寻觅希望。萤火既点不着火,又照不了路,萤火虫阵永远影影绰绰。 《带灯》是可传世的画卷,它以生活的禅意定格了众生的苦难,它以幻化的笔墨勾勒了天堂和地狱。读它,使我了然凹公的文与画的转换是有通道的。 火焰烧得高是柴牺牲了自己,柴不以火焰的辉煌去骄傲,烧时噼啪作响是柴的哀鸣。火焰骄傲地不停舞摆着自己,变幻着姿态,以为是它的能耐,不管了造就火势的是柴的燃烧。柴燃尽了火必灭呀! 这是读了《带灯》想说的几句话,凹公见笑! 向您致敬! 木南 2012.10.8 ———————————————————————————————— 木南,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贾平凹文学艺术馆馆长。
林少华与施小炜 “ 林少华, 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著名翻译家。毕业于 吉林大学日文专业,现为中国海洋大学日语系教授。因译村上春树《 挪威的森林》而为广大读者熟悉,此后陆续翻译32卷村上春树文集及 夏目漱石、 芥川龙之介、 川端康成、 井上靖、 东山魁夷等名家作品。林少华以优美典雅的文字和对日本文学作品气氛的出色把握,受到读者的推崇,同时他还应多家报刊邀请,撰写专栏,亦是国内知名的专栏作家。” “施小炜,早年毕业于 复旦大学外文系日本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后留学于日本 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日本文学研究科,并执教于日本大学文理学部。经他翻译的 村上春树的《当我谈跑步时谈些什么》,以及日本著名女作家 川上弘美的《老师的提包》等多部译著,获得了读者广泛好评。也是村上春树新作《 1Q84》第一二三部的译者。” 林少华从事村上春树文学翻译二十多年,充分了解村上的行文思路,能够很好的把握住村上春树文学的一些潜在的东西,毕竟时间过于漫长,不自觉的沾染上了村上的气质,这也是众多读者喜欢林译本的原因。 施小炜,在《1Q84》未出版前很少见到他的文学翻译作品,个人觉得他是近几年才出来从事文学翻译工作的,对于翻译技巧的把握还处于摸索阶段。 因为一些版权费用的考虑,《1Q84》中文版权没有再次给予上海译文出版社,所以林少华也就错过了再次翻译村上文学作品的机会。而南海出版集团似乎和林的关系不怎么样,加上希望拿这个翻译变迁作为噱头,就另觅了原来翻译过春树另一部作品的施小炜担当翻译。 此版翻译作品一经问世,村上的粉丝就分裂为两大阵营,一个是支持林少华的“挺林派”,一个是支持施小炜的“挺尸派”,各派各抒己见,争得乌烟瘴气。可是各派的人员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细节,就是林少华和施小炜并没有翻译作品的重叠,也就是没有翻译过同一部作品,如果真要比出个高低,也只能期待某一天两人会有相同的翻译作品出来。但是,估计到了那时候,也会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说了这么多,还是那句老话——“让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虽然是两派,却都有着同一个目标——小说家村上春树。
行走在低处——读贾平凹的《天气》 《天气》是贾平凹亲手汇编的一部散文集,其中有不少散文新作,是作者于小说创作间隙写成的。全书除了一些小说后记和友人书信外,大部分都是作者近几年走出书斋,行走于定西大地的所见所思,于山脉河流、乡间村落,艰辛而执著地行走之后思考并创作的。 散文集名《天气》,是来自其中一篇散文的题目,文中说:“跪下来给天气祷告啊,我们顺从着天气,让天气赐给我们好的命运!”天气就是天意,一切皆有天意,我们应该顺从天意,不可违逆,否则将遭惩罚。 贾平凹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他从省城西安出发去寻访故土,这是城乡的改变带给他的使命。他要用自己的一双脚去触摸故乡的每一寸热土,用一颗赤诚的心去感受山山水水、沟沟岭岭的变化。这是对底层生活的关注,是对农民生存状态的思考与叩问。 跟随贾平凹在定西大地行走,我们能体会到一种关注民生的大情怀,质朴而宽广。能让曾经生活在农村的读者看到自己熟悉的一切,也能让一直生活在城市的读者,了解眼下农村的生活与变革。 贾平凹是从棣花走到西安的,几十年过去了,他发现故乡棣花变化很大。高速路和铁路的相继修成,城与乡在拉近。如今,农村已经变得不像农村了,越看越像城市,这表明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农村和城市一样正享受着现代物质文明的发展成果。 在行走中,贾平凹发现农村变化很大,城里人喜欢往乡下跑。如今,农村盛行农家乐,吃饭的人特别多,路上来回的汽车掉不了头,堵塞在那里,乘客下车会一边走,一边说:乡下真美! 而农村有些地方还是相当落后的。那些粗笨的农具,怪脾气的牲口,呛人的炕灶烟味,虽然作者看见巷道里的瓦砾、柴草和散落的牛粪狗屎,就产生出一种兴奋来,但他仍热切地希望这一切能够改变,甚至消亡,这才是中国农村走向富强的出路。 “边城是繁华着,其实边城里的人每每都在想着有一日离开这个地方,他们这一辈已经没力量出外,希望就寄托在下一代上。”这是乡村人最真切的希望。 城市和乡村逐渐融合,贾平凹却有一种担扰:乡下的树和石头也要到城里去,去城里当然好啊,但城里的汽车尾气多,又太嘈吵,不知道能不能适应。这种担扰不是多余的。乡村有乡村的好,它仍保留着未被现代文明开垦的土地,它是一块净土,更是乡村人的乐土。可乡村越来越多的人都去了城里,或许这会带来某种缺失和遗憾。 在诗意的行走中,贾平凹常写到树。在他的笔下,乡村的树是那样富有灵性。乡村少不了树,多少树和乡村一起成长和老去。树离不开乡村,正如乡村离不开树,可树却在不断减少。有些改变是伴随着疼痛的,这些树,这些有关树的事,无不灵验异常,让人惊叹。当我们在举起斧头时,是不是该思考些什么?而松云寺为一棵寺松让行,则体现为大情怀。树犹如此,何况苍生?我们需要这种情怀。 行走太清宫,作家又恍惚走成了一棵树:游青城山,他不由得去搂一棵树,羡慕着树安静地长在那里。亲近一棵树,与树结缘,就是陶醉于大自然,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因此,一棵漆树落花,他就站住不动,让花雨淋着。这是在诗意地享受自然的恩赐,是何等的幸福! 其中,一些散文的写作,融入了小说的元素。比如写故乡棣花的历史,就用了小说的笔法,离奇,怪诞,但暗寓一切有定数,人不可违背天意。 《天气》的语言质朴、简练,一如定西的大地,苍凉、朴实、厚重,平白如话的描述带有很浓的地域色彩和生活气息。这些散文的特点应该与作者行走在低处、密切关注社会底层的生存状态有关,体现为贾平凹文学创作的大情怀、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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