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盟李飞的个人资料 - RAT

友盟李飞友盟李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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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官渡古战场在私人的官渡博物馆遇上两妹纸，同是打车来的，来中牟县官渡，开封至新郑机场的轻轨之绿博园站，或郑州地铁鲁庙站包车往农村吧，我打了八十元（含司机等车与问路）。建议路线：官渡古寺->博物馆->前古战场景区->曹公台曹公台在最后，因在农田旁的小台丘建一雕像，不好找路，最后还只能徒步。

刚从新城回来，300路总站下车，一小时车程，十多分钟一班，西七里塘地铁站就在不远。

魏之印（不断更新）曹休镇楼

摹汉中石门一楼喂度，更新中暂別回复。

汝、颍多奇士被贼所围的北海相孔融遣太史慈求援，刘备首先惊异的是，连全国名人的孔融，也知道有我刘备的存在，“孔北海知世间有刘备邪！”原来我是薄有名气。这反映出汉末的一个事实：以名取人。阎步克先生在《察举制度变迁史稿》第四章引用《论衡．答侫篇》后总结：“如果士人因‘高行奇知’而‘名声显闻’，长官便有了察举辟召的义务。士人依一己名声大小，待价而沽，择高而就；长官亦依自身之威能大小做谨慎选择……士人也著意培养这种名望……吴质未得‘士名’，出官后仍居心怏怏───在时人看来，未得‘士名’纵令为官，也是不光彩的。” 汤用彤先生在《魏晋玄学论稿及其他．读人物志》也回顾：“溯自汉代取士人別为地方察举，公府征辟。人物品鉴遂极重要。有名者入青云，无闻者委沟渠，朝廷以名为治（顾亭林语），士风亦竟以名行相高。声名出于乡里之臧否，故民间清议乃隐操士人进退之权。于是月旦人物，流为俗尚；讲目成名（《人物志》语），具有定格，乃成社会中不成文之法度。” 刘肇在永元五年三月下诏称：“选举良才，为政之本。科别行能，必由乡曲。”就是连皇帝也对此情况（乡里之臧否）的承认；日后位高至都督、侍中的单家吴质，也得不到“士名”，其实就是反映出“士名”大多数为地方大族所垄断之事实。《太平御览》卷269引苏林《广旧传》曰：“（仇览）虽同侪群居，必正色后言，终身无泄狎之交，以是见惮。学通三经，然无知名之援、乡里之举。年四十，召为县主簿。”相反，有识却没名声者如仇览，晚至四十岁才为县吏。为得士名自然要让他人了解自己，遂促成交游谈论、清议品题的风气，更极端是公府累次征辟不至，但名声反更高的歪风，这也预示了察举制的变质。袁绍的“爱士养名”，就是顺势而为。怕被许劭看见其车队甚众而单车归，更是怕其舆论影响；被陈琳在《为袁绍檄豫州》骂其“赘阉遗丑”的曹操，更需向桥玄、许劭求名，也是相同的道理，哪怕以他的出身和学识，以孝廉、明经、明法等科入仕，问题不大。其中，《三国志．武帝纪》云：“玄谓太祖曰：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 “命世”二字，出自《汉书．楚元王传》中的“圣人不出，其间必有命世者焉”一句；“世名知人”、“长于人物”的太尉桥玄在“曹操微时，人莫知者”时对其有如此极高的评价，让曹操有极大的号召力或知名度（“声名益重”）。陈宫（见《三国志．武帝纪》注引《世语》）、程昱、赵俨、陈珪（见《三国志．吕布传》）都曾用“命世”来形容曹操，可见绝对不是偶然，其中赵俨说这话时更是与曹操素未谋面，可知桥玄的话影响力有多大。“（荀）彧闻操有雄略”，大概是源自于此。早在西汉时已禁止沒有特別凭证而夜行者，可见例子有李广、大司空士（见《汉书．王莽传中》），东汉时仍然如此，“钟鸣漏尽，洛阳城中不得有行者”（见《文选》卷《放歌行》引崔元始《政论》载永宁诏）；出自阉宦的他，因孝廉出身（《唐六典》卷三十注曰：“后汉洛阳置四尉，皆孝廉作”），故能出任洛阳北部尉。刚就职便拿大宦官蹇硕的叔叔开刀，棒杀犯禁的他，自此“京师敛跡，莫敢犯者”，此事为贬曹的《曹瞒传》所记录。王隐《晋书》则云：“魏武帝为北部尉，贼不犯界。”萧惠开吹建康令萧道成时，虽云过曹操，但至少说明洛阳北部尉时的他“人服其英”。（见《南史．齐高帝纪》）曹操又上奏朝廷，谋求为窦武、陈蕃这些党人翻案，一如其同族永昌太守曹鸾般上谏，分別只在于曹鸾被杀（见《灵帝纪》），而曹操沒事。当时还沒爆发黄巾之乱，曹操所求的名，不是为日后当军阀时能招揽人才的名，只是希望能尽早融入儒家士人的一圈，或者向清流派显示出，他与他们有很多共识。樊陵阿附宦官至太尉，为节志者所羞（见《后汉书．李膺传》），这是士人与宦官泾渭分明的例证。据《世说新语．方正》“南阳宗世林”条记载：“（宗世林）甚薄其（曹操）为人，不与之交”；注引《楚国先贤传》补充：“宗承字世林……魏武弱冠，屡造其门，值宾客猥积，不能得言，乃伺承起往要之，捉交，承拒而不纳。帝后为司空，辅汉朝，乃谓承曰：‘卿昔不顾吾，今可为交未？承曰：’松柏之志犹存。‘帝不说，以其名贤，犹礼敬之。”这例可见一斑（但最后倒成曹丕东宫官属，见《晋书．王湛传附孙述传》）。不过，党人何颙见曹后曾叹：“汉家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党人领袖李膺之子李瓒，死前对其子李宣等曰：“时将乱矣，天下英雄无过曹操。张孟卓与我善，袁本初汝外亲，虽尔勿依，必归曹氏。”两人之言尽管有点神化，但至少显示曹操开始被部份党人视为同类，这为日后士族投曹奠定基础。《后汉纪》卷24云：“皇甫嵩、朱俊连战失利，遣骑都尉曹操将兵助嵩等。”《后汉书．皇甫嵩传》云：“会帝遣骑都尉曹操将兵适至，五月，嵩、操与朱俊合兵更战，大破之，斩首数万级。”曹操于长社从讨颍川黄巾之功，连主帅本传也承认，饱受战乱的当地百姓不会忘记三人之名吧；另一方面，曹操此时也不会料到，日后还要靠当地人才，此战功算是吸引当地人来投的政治资本。战后任为同是二千石的济南相时，奏免贪官污吏，达至“一郡清平”、禁淫祀（注10），故张作耀先生在《曹操评传（修订本）》第一章第四节评：“淫祀风盛，民坐贫穷，为甚么数百年间愈演愈烈，而历世长吏没有一个敢出来禁绝呢？这是因为要触动权贵和世族，要触动因此而得到好处的一大批贪官污吏和乡绅，还涉及到变易民风民俗的问题。”曹操迎刘协后，一直继续打击淫祀。可见其名声，大多是因自身的努力而获得。故当曹操拒绝董卓的骁骑校尉、“欲与计事”，并首倡义兵之时，在陈留便得到卫茲的认同，一同合兵并在荥阳一役战死。在河南中牟，任峻连同其宗族、宾客与家兵数百人，举地归曹。曹操妻以从妹，这亲信正是日后推行屯田，达至“军国之饶，起于（颍川）棗祗而成于峻”的任峻。“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馀，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萧条。”了解这背景后，可知仕峻可称为股肱重臣。

祭子建（聊城东阿）明天见

观郸邯（古邺城）观郸邯（古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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谯、沛子弟兵一楼献祭

再次警告，勿再伪造史料我不讨论绝北道是否深入魏后，两个吴传的始有大功是否追述史书如武纪在建安二十年记刘备袭刘璋取益州，程昱何时说过名将唯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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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劝大家一句，勿杜撰史料或真有人敢把刘琮左右改成他本人。如遇上这等低端吹黑，欢迎艾特我执法。

对中枢系统的改造建安元年八月，从大将军领司隶校尉韩暹、车骑将军杨奉（见《后汉书．董卓传》）等白波贼手中迎回汉帝的曹操，尽管刘协下诏他们有护驾之功，“一切勿问”，但曹操还是先从韩暹收回“司隶校尉”这职衔；九月时太彪杨彪、司徒淳于嘉、司空张喜才被罢免（见《资治通鉴》卷62汉孝献帝建安元年），那应是他们随同刘协东逃。若曹操马上迁大将军，恐怕速度也过快，故迎刘协后，倒是开了一个先例，非重号将军（镇东将军）领司隶校尉的他，居然能录尚书事！（司隶校尉的重要性详见《监察官员的兼领、复置与首创》一章）东汉一朝，能同时拥有这权力之官，有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将军五职。当中，三位录尚书的外戚大将军为梁冀、窦武和何进，皆权倾一时；曹操让出大将军之位予袁绍后，退而求其次，只能任司空、行车骑将军，但仍继续保留录尚书事，由此可见尚书台在中枢系统的重要性───执政权。东汉时出现三公录尚书事者，盖这原因，至少能解决位秩不变（三公的号万石对比尚书令的千石）的情况下，又能参与枢密，更不用受制于名义上的上司少府之制肘。曹操的司空府的职能，肯定是杨秉口中的“汉世故事，三公之职无所不统”，其规模还有所扩大，非欲加强三公职权，只是曹操欲扩权。同为三公的司徒赵温，理论上还在曹操之上，但不但无法制衡曹操，还被曹操以“辟臣子弟（欲辟曹丕为掾），选举不实”为借口而免掉。扫除这仅余的三公后，曹操便恢复西汉的丞相并自任，好能更名正言顺的扩权；太尉一职仍然沒人担任；御史大夫却是职如司空，不领侍御史（见《续汉书．百官志一》引《晋百官表注》），“御史察计簿”（见《汉书．宣帝纪》）、“总领百官，上下相监”（见《朱博传》），这些考课、监察之权当然与郗虑无关，特別是纠察权，因为不领御史中丞这个能执行这职权的属官，只另置长史为副手（见《续汉书．百官志三》引《魏志》）。实际上这无兵司令（如同尚书令沒有尚书、尚书郎般）能否执行司空的“水土事”职责也成疑问。这名义上的副丞相更执行曹操的决定，持节策诏，带兵杀伏后，连曹操与荀彧同是汉臣般的同事关系也看不见。直正的丞相副是曹丕这五官中郎将，他的属官可比郗虑多。曹操实行的是霸府统治（霸府之权、架构等，详见《首创霸府模式》一章），其在权力中枢的各种改革措施，针对的主要是其府属官员，通过他们掌握朝政，这情况以曹操为魏公后，魏国也有尚书、侍中时，尤为明显。这让曹操在秦汉的三公九卿制过渡至隋唐的三省六部制过程中，也留下其足跡。尚书台开始正式从少府独立出来，下隶诸曹，为外朝办事的最重要机构；侍中寺则参与机要，与曹操谋画军国大事；先从曹操起了关键性作用的中书省开始说起：

浅说租调制汉末各种天灾战乱，这点在桓、灵二纪随处可见，乱世时人相食是常态，卖官鬻爵、加稅倒是积极，宗室刘瑜之奏更可圈可点：穷人走投无路，要卖首给杀良冒功的军官，以全其家人。中原残破、人口锐减，关东群雄面对的不仅是董卓，还有不充实的仓库。 “修耕植，畜军资”，毛玠说的道理大家也懂，可如何具体化执行实现，那就是大学问了。让韩暨作水排提高器具生产效率；兴役修水利如天井堰、利槽渠等（见《水经注．浊漳水》），更是日后经营河北稳定时，对初平年间的曹操来说是遙不可及。曹操平定青州黄巾后，大量无地流民需要安置，对比光斩杀的公孙瓒，曹操决定把汉边地的屯田（注73）大规模引入。设立典农中郎将、典农校尉，军事化管理的民屯，既提供大量军粮，又解决了安全隐患。采袁涣议后，听任流民自愿加入与否。可有地的编户呢？任命一批劝课农桑、兴修水利、繁殖耕牛的良刺史守相外，曹操比群雄多干了一件事：从税制上改革。早在官渡之役时，已有李通急录户调收绵绢，赵俨透过荀彧向曹操建议缓调，对抗豫州汝南人袁绍对本州的策反。既决定收绢，如还继续按人头征收，必产生大量零碎布段，改以户征，势成必行。真正成制是何夔为长广太守时前后，“是时太祖始制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税绵绢”。这句前是他上任后各种定乱，关键人物有袁谭、管承和张辽，三者有助于分析时间。管承尚健在且受袁谭官位，那就是袁绍死后、袁谭生前的事，即建安七年至十年。张辽在建安五、六年定鲁国、东海昌狶，十年徇海滨，破辽东贼柳毅（公孙度曾越海收东莱诸县，置营州刺史）。张辽与何夔讨牟平贼，长广、牟平本是汉青州东莱郡属县，助何夔应是十年时。另一个角度看，曹操在官渡之役后没有乘胜追击至青州（仓亭在兖州东郡、黎阳在冀州魏郡）的记录，破袁尚后才乘机讨毀约的青州袁谭。故租调制全面推行正是建安九年攻克邺后。高敏先生认为先有李通录户调，后有何夔收租稅绵绢，即先有户调后有田租，并非同时成立，可聊备一说。郭嘉曾说：“汉末政失於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公纠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胜三也。”在目睹袁氏官员“多蓄聚”，破邺后仅沒收审配等家财物“货以万数”（见《王修传》）后，不但免除河北当年租赋，还重豪强兼并之法，百姓喜悅。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袁氏之治也，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衒鬻家财，不足应命；审配宗族，至乃藏匿罪人，为逋逃主。欲望百姓亲附，甲兵强盛，岂可得邪！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注74）、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郡国守相明检察之，无令强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赋也。裴松之把《收田租令》放在建安九年九月攻克邺城后，所以有人怀疑这令只是针对刚得的河北而制订的临时性低稅额，不过，现存史料就这么一条，租调制是否还有其他稅额，根本无法验证。曹操这次改革有几个重点：人头税改成按户定额、取消货币稅改征实物、田租确立为定额、把汉诸稅统一整合。在这之前，自耕农需缴田租（含刍稾稅）、算赋和口钱（人头税），政府可征其服徭役（日后变成缴代役钱，即更赋），这是常规负担。《盐铁论．未通》云：“加之口赋更徭之役，率一人之作，中分其功。”还有临时性质征收各种物资（调）。唐长孺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论丛．魏晋户调制及其演变》整理诸例后说：“从西汉以来，‘调’只是调度与调发之意，用以应付迫切的需要，而主要的是助边费。正稅项目中的赋钱和田租可以调发，盐、铁、帛、马等也可以调发，但是更可以随时随地地任意征发人民的财产，包括一切物品。在东汉初年调已成为人民经常的负担，可是没有规定其数额及缴纳物，直到曹操始将调加以固定化及普遍化，而取消了算赋和口钱。”调有多苦？随便节录两条：河內一郡，尝调缣素绮縠才八万余匹，今乃十五万匹。官无见钱，皆出于民；民多流亡，皆虚张户口。《后汉纪》卷二十比年羌寇特困陇右，供徭赋役为损日滋，官负人责数十亿万。今复募发百姓，调取谷帛，炫卖什物，以应吏求。《后汉书．庞参传》杨际平先生在《中国财政通史》第二卷第十章第五节慨叹：“我们似乎可以认为：东汉后期，横调、横赋敛已经成为民户不亚于田租、口赋的沉重负担。”

【荣耀新三国】之【天厌汉德】（历史向视频解析）

天师张鲁一、称雄巴汉 “五斗米道”教主，基本是一般人对张鲁的认知，是与在东方的太平道领袖张角齐名的人物，所以官方称他们为米贼、米巫等。但其实这并不是他们的自称，正式称呼应为“天师道”或“正一道”：《隶续》卷三载《米巫祭酒张普题字碑》云：“熹平二年三月一日，天表（卒）鬼兵胡九口口，仙历道成，玄施延命，道正一元，布于伯气，定召祭酒张普、萌（盟）生赵广、王盛、黄长、杨奉等，谕受微经十二卷。祭酒约施天师道，法无极才。”“天师道”、“正一”等字眼应是张陵（张鲁祖父）创派后所沿用，故见于此碑。日后道教典籍也这样称呼，比方《云笈七签》卷六称张道陵为三天法师、正一真人。黄老思想在巴蜀本已有根基，像修黄老的杨厚，教授门生，上名录者三千余人。好黄老的益州人还有翟酺、折像等人，加上皇帝也信道（见《后汉书．襄楷传》），这是群众接受的基础；东汉中期政治渐坏，天灾、疫疾遂给其以治病为名传教的好机会：“时巴郡巫人张修疗病，愈者雇以米五斗，号为五斗米师。”（见《后汉书．灵帝纪》注引刘艾《纪》）（注1）当地少数民族好鬼巫，自然容易被吸纳为教徒（注2）。鱼豢详细记录其治病方法：“太平道者，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修法略与角同，加施静室，使病者处其中思过。又使人为奸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号为奸令。为鬼吏，主为病者请祷。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 据成书于北周时的《无上秘要》卷二十三所引的《正一炁治图》，当中所列的二十四治，包括阳平治、鹿堂治、鹤呜山治（张陵修道处）、浕口治等，遍及益州各地，其中还有在司隶的北邙治，可作参考。《经典释文序录》称《想尔注》二卷。不详何人，一云张鲁，一云刘表，还有部份日本学者认为成书于五朝。以荊州的儒家学风来说，张鲁的可能性确实较大；饶宗颐先生根据敦煌天宝十载写本卷末记有“道经卅七章”、“系师定”等字句，在《老子想尔注校证》也认为：“当是张陵之说而鲁述之；或鲁所作而托始于陵，要为天师道一家之学。” 为使《老子》原文符会道教教义，第十六章的“公乃王，王乃大”一句中，“王”字改成“生”字，并作注：“知常法意，常保形容”、“能致长生，则副天也”、“人法道意，便能长久也”，把老子“秉要执本，包容大公，顺乎自然”的为政之道，改成“保形容，致长生”的修炼，以“生”比附天地，人可长生。第十七章的“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久者，以其不自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耶，故能成其私”一句中，“私”字改成“尸”字，并作注：“不知长生之道，身皆尸行耳，非道所行，悉尸行也。道人所以得仙寿者，不行尸行，与俗別异，故能成其尸，令为仙士也。”不修道的凡人行尸走肉，修道成功者通过尸解等方式，死而复生。书中內容为围绕著对“道”的信仰，排斥他教，神化老子，冀人信行真道，奉守道诫，结合积善及积精达致仙寿天福。治国者也需师道教化民众，才能获得太平符端。寇谦之“少修张鲁之术，服食饵药”（见《魏书．释老志》），可见天师教教徒冀服食丹药成仙。《后汉书》卷38论曰：“安顺以后，风威稍薄，寇攘寖横，缘隙而生，剽人盗邑者不阕时月，假署皇王者盖以十数。或托验神道，或矫妄冕服。”诚行谶纬的东汉，借助宗教或神迹起事，为数不少； “雄据巴、汉垂三十年”，张鲁在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向曹操投降，三十年前也就是中平三年（公元186年）左右；刘宏在中平五年改州刺史为州牧，同年刘焉入蜀，故刘璋在建安十九年才说他们父子在州二十余年，故张鲁政权如仅存在二十多年（从刘璋时据汉中开始计算），陈寿不应称三十年。陈寿这句是否错误，关键在于天师道在巴地的势力。虽然中平元年张修起义于巴郡，寇郡县后就沒有下文，但不代表沒有植根于当地： “鲁部曲多在巴西”（见《三国志．刘璋传》），所言非虚，张鲁的臣子除其弟张卫外，大多来自源巴地，不但有巴西阎圃、王平，还有三夷王杜濩、朴胡和袁约，板楯蛮李虎（李特曾祖父，见《华阳国志校补图注．李特雄期寿势志》）、杨车巴李黑等。李休则来自南阳，杨昂、杨帛、杨任和李伏（见《三国志．文帝纪》注引《献帝传》）的籍贯则不可考。因为在巴郡境內，“俗性剽勇”的板楯蛮早已成为天师道的信徒，“张鲁居汉中，以鬼道教百姓，賨人敬信巫觋，多往奉之”（见《晋书．李特载记》）。辖境应如任乃强先生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汉中志》分析：“杜濩名最大，所居在垫江界，今广安与渠县界间之賨王城是也（杜为垫江大姓）。朴胡所居在阆中界，今巴中县之平梁城是也。朴胡名虽次于杜濩，居地与汉中最近，故其后张鲁奔就之。且使胡先试降于操，得许封号后，乃送鲁出。范目所率以助汉王定三秦之七姓，即有朴氏……袁约所居疑在朐忍县界，故近年农民于开县耕地中得汉賨邑侯金印（曹操所颁给三賨王印）。” 唐长孺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范长生与巴氐据蜀的关系》一文中，引用《华阳国志．巴志》秦昭襄王重募射白虎的賨人、《南齐书．蛮传》中“虎皮衣楯，便弩射”一句，推论出他们善射，这正正是天师道争雄的资本。中平五年六月凉州（注3）马相聚众绵竹，自号黄巾，破雒县、杀益州刺史郗俭，更连下蜀郡、犍为，又別破巴郡、杀太守赵部，十一月板楯蛮复叛。“巴郡黄巾贼”（见《后汉书．南蛮传》）更像是天师道，而不是马相这群流民，所以板楯蛮才响应，但很快被西园上军别部司马赵瑾讨平；马相则被益州从事贾龙讨斩。《巴郡太守樊敏碑》云：“季世不祥，米巫凶虐，续蠢青羌，奸狡并起，陷附者众，君执一心，赖无污耻，复辟司徒，道隔不往。牧伯刘公，二世钦重，表授巴郡。”（见《隶释》卷十一）“牧伯刘公”四个字，说明是刘焉入蜀后的事，严耕望先生在《两汉太守刺史表》更认为樊敏是刘焉所表任。 “米巫凶虐”指的恐怕是中平五年巴郡曾一度失守这事，叛乱虽平息，但张鲁、张修根本沒死，从日后能击杀汉中太守并占其地，可知仍保有一定实力。（青羌即青衣羌、叟，但分不清他们是因马相，还是天师道才参与叛乱）张修未必如裴松之的怀疑实乃张衡，因为范晔也记张修在中平元年七月反，时人把同年反的妖道并列，并无不妥，故理据较薄很难成立。张修在《典略》与张角并列，又说明其在汉中的独立性，大概同是天师道的头目，但张鲁怎样也是教主，故只能听命：张鲁遣其党张修攻汉中太守苏固（见《华阳国志．汉中志》）。陈华昌先生在《曹操与道教及仙游诗研究》第五章第一节，参考了《三国志集解》注引李膺《益州记》所载的张衡卒年后，提出一个可能性：“不管她怎么驻颜有术，年纪也不应超过四十岁吧……其时的张鲁，最多不过二十多一些。如果张衡死于光和二年可信的话，其时张鲁只有十来岁……实际执掌教务的是张鲁母亲。中平元年黄巾起义时，张修亦起兵响应。他的行动，自然是得到教主的同意，实际上是得到张鲁母亲的同意。”可聊备一说。刘焉是一个有能力的群雄，移治绵竹后“抚纳离叛、务行宽惠”等一系列举动，一举数得：一、益州豪强势力挺大，他既不走刘表与豪强合作之路，只能打击，把州治移至刚被攻占的绵竹，远离他们，然后诛杀王成等十余人立威。贾龙联合犍为太守任岐反攻，但不敌被杀（赵韪之乱，更是后话）；二、对比以前益州治下的“赋敛烦扰”、“贪残放滥，取受狼籍”，“行宽惠”有助拉拢民心，更容易吸纳叛民成为自己的兵力。南阳、三辅的流民数万家，就这样变成党羽，号“东州兵”。高敏先生在《秦汉史论稿》第十二章第四节更猜测：“绵竹是益州黄巾发难的地方，义军的社会基础无疑比较雄厚。刘焉之所以要‘徙治绵竹’，显然是为了要加强对义军的分化瓦解，同时也在于摆脫州中权豪的控制”；三、张鲁自然是他拉拢的对象，情况如任乃强先生在所分析：“治绵竹厚抚东州流民为己用，犹恐不敌，察见五斗米道徒与巨室豪门势不相容，乃躬自崇奉其教以绥纳之……称五斗米教徒为义民，任张鲁为督义司马……以断北道事委张鲁，而留其母，弟若表示其信道甚笃者。故能得道徒支持，孤立巨室豪门。” 张鲁的“督义司马”和樊敏的“助义都尉”一样，皆是刘焉独创。刘焉还设前、后、左、右部司马，擬四军统兵，位皆二千石（见《华阳国志．刘二牧志》），秩如太守，张鲁和张修的大概也是二千石。四、“阴图异计”是刘焉的最终目的，假设招揽天师道后，让他们占领巴、汉，便有借口对外声称来往朝廷之路被断绝，因为确实“数害汉使”，“造作乘舆车具千余乘”，实则割据益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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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御下《四库全书》政法类法令目按语云：“刑为盛世所不能废，而亦盛世所不尚。”这是从治国层面看刑法存在的必要性。曹操在《遗令》曾说：“吾在军中，持法是也。”（见《文选》卷60《吊魏武帝文》）；《文心雕龙．论说》云：“魏之初霸，术兼名法。傅嘏（王晓毅先生在《儒释道与魏晋玄学形成》第一章认为应是与王粲同时期，也曾客居荊州的傅巽）、王粲，校练名理。”法术之治对曹操来说，尤其重要，故傅玄称：“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武纠乱以尚猛，天下修法而贵理”。崔寔口中的“刑罚者，治乱之药石也”，正正是部份臣民冀能扭转汉末乱世的良方，故陈珪对袁术说：“曹将军神武应期，兴复典刑，将拨平凶慝”；有德之士邢颙“闻曹公法令严”而主动投奔。故叶适曾在《水心先生文集》卷三总结法度时，对汉晋之际作了扼要简评：“东汉之末，四方分割，坏乱甚矣。魏武虽严科条、审律令，以重足屏息操制群下，而截然使人各得自尽以行其职守者犹在也。至晋之败，犹甚于汉。” 由此引申出刑、礼比较的争论，丁仪在《刑礼论》中用天人感应的儒家观点来解释先礼后刑，认为“天之为岁也，先春而后秋；君之为治也，先礼而后刑”，主张“故先生而后杀，天之为数；先教而后罚，君之为治也。”（详见《全后汉文》卷94）与之相左，刘廙曾作《答丁仪刑礼书》，可借內容早已散失，只留下“崇饰侈言，欲其往来”一句仍见于世（见《文选》卷4《三都赋序》注）。不过，以其著《先刑后礼论》的立场来看，肯定是反驳，也有支持的人，比方同郡谢景（见《陆逊传》）。曹操在建安十九年《以高柔为理曹掾令》：“夫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是以舜流四凶族，皋陶作士。汉祖除秦苛法，萧何定律。掾清识平当，明于宪典，勉恤之哉！”清楚交代要看情况来决定先后次序；同年又颁布《选军中典狱令》：“夫刑，百姓之命也，而军中典狱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军死生之事，吾甚惧之。其选明达法理者，使持典刑”，用上“百姓之命”、“三军生死之事”来形容，可见曹操的重视。关于议复肉刑，《晋书．刑法志》云：“是时天下将乱，百姓有土崩之势，刑罚不足以惩恶，于是名儒大才故辽东太守崔实、大司农郑玄、大鸿胪陈纪之徒，咸以为宜复行肉刑。”起初政府是欲压止不断上升的犯罪率，而曹操“议死刑可宫割”（见《钟繇传》），动机应是不欲让死囚斃命（轻刑），乱世下更多人口，但最终还是在孔融反对下搁置，其理由是受刑者若被施加肉刑，便失去自新余地。当魏国建立后再议，陈群重申其父陈纪废肉刑改笞，本兴仁反死者众，名轻实重的主张后，建议把一些死刑降至肉刑（斩右趾）。王修以“时未可行”反对，曹操认为难以藩国改汉朝之制，动议作罢。王朗在太和中时以“今复行之，恐所减之文未彰于万民之目，而肉刑之问已宣于寇雠之耳，非所以来远人也”反对（见《钟繇传》）。王朗在魏国时已反对复肉刑（见《陈群传》），结合葛洪在《抱朴子外篇．用刑》云：“咸谓宜复肉刑，而意异者驳之，皆不合也。魏武帝亦以为然。直以二陲未宾，远人不能统至理者，卒闻中国刖人肢体，割人耳鼻，便当望风谓为酷虐，故且权停，以须四方之并耳。”王朗应早于魏国时以此反对，曹操考虑后以“军事未罢”为由，结束讨论。汉魏时还有钟繇、荀悅、仲长统等支持，夏侯玄（见《通典．刑法六》）等反对。福原启郎先生在《魏晋政治社会史研究》第一章第四节认为支持复肉刑者冀达到‘惩恶’‘应报’的效果，以此建立权威、威信。反对者更重视舆论、人心。取代肉刑的中间刑确有必要存在，经历多次辨论后，南北朝时确立的流刑，就是这样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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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参考文献比较与入门原帖已崩，重新献祭。

智勇双全之一代名将张辽假如问一般人，你对关公的印象有甚么？演义中的单刀赴会是其中一个答案。不过，用单刀赴会来形容张辽只身往三公山，也同样适用！张辽是有识人之明，不错，但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诸葛亮也有看错马谡的时候，谁敢保证这先后五反的人渣昌豨，不会临时变卦？！事后曹操那些话，只是其爱惜手下大将的表现，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详细情形还是当是人张辽较清楚。何况军中还有夏候渊，就算张辽一去不返，也不会导致群龙无首的糟糕状态。这证明了张辽有识人之明和过人胆色，但这是否一时意气下的草率决定？！答案肯定是不！张辽和程昱以七百兵守鄄城一样，是经过深思熟虑下而得出的结论，大家的胆色都被比作孟贲和夏育。这个推论是由其一生的表现而得出来的，看看他的说降技巧：他不是直接亲身前往，而是先派使者，确认自己的想法无误后才动之以利（难道和这种人与他谈仁义道德吗？注定是浪费唇舌的），然后为了安抚他，便只身前往他的家拜会其妻子，因为古时会见人家的妻室是一种关系亲密的表现，与吕布和刘备、鲁粛和吕蒙一样。所以张辽是经过一番工作后才成功劝降，而不是盲目的谈判。这事也算得上是张辽有信的例子，如果张辽无信的话，会有人信任他而投降吗？还会亲密至拜家眷？

智勇双全之一代名将张辽假如问一般人，你对关公的印象有甚么？演义中的单刀赴会是其中一个答案。不过，用单刀赴会来形容张辽只身往三公山，也同样适用！张辽是有识人之明，不错，但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诸葛亮也有看错马谡的时候，谁敢保证这先后五反的人渣昌豨，不会临时变卦？！事后曹操那些话，只是其爱惜手下大将的表现，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详细情形还是当是人张辽较清楚。何况军中还有夏候渊，就算张辽一去不返，也不会导致群龙无首的糟糕状态。这证明了张辽有识人之明和过人胆色，但这是否一时意气下的草率决定？！答案肯定是不！张辽和程昱以七百兵守鄄城一样，是经过深思熟虑下而得出的结论，大家的胆色都被比作孟贲和夏育。这个推论是由其一生的表现而得出来的，看看他的说降技巧：他不是直接亲身前往，而是先派使者，确认自己的想法无误后才动之以利（难道和这种人与他谈仁义道德吗？注定是浪费唇舌的），然后为了安抚他，便只身前往他的家拜会其妻子，因为古时会见人家的妻室是一种关系亲密的表现，与吕布和刘备、鲁粛和吕蒙一样。所以张辽是经过一番工作后才成功劝降，而不是盲目的谈判。这事也算得上是张辽有信的例子，如果张辽无信的话，会有人信任他而投降吗？还会亲密至拜家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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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勇双全之一代名将张辽假如问一般人，你对关公的印象有甚么？演义中的单刀赴会是其中一个答案。不过，用单刀赴会来形容张辽只身往三公山，也同样适用！张辽是有识人之明，不错，但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诸葛亮也有看错马谡的时候，谁敢保证这先后五反的人渣昌豨，不会临时变卦？！事后曹操那些话，只是其爱惜手下大将的表现，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详细情形还是当是人张辽较清楚。何况军中还有夏候渊，就算张辽一去不返，也不会导致群龙无首的糟糕状态。这证明了张辽有识人之明和过人胆色，但这是否一时意气下的草率决定？！答案肯定是不！张辽和程昱以七百兵守鄄城一样，是经过深思熟虑下而得出的结论，大家的胆色都被比作孟贲和夏育。这个推论是由其一生的表现而得出来的，看看他的说降技巧：他不是直接亲身前往，而是先派使者，确认自己的想法无误后才动之以利（难道和这种人与他谈仁义道德吗？注定是浪费唇舌的），然后为了安抚他，便只身前往他的家拜会其妻子，因为古时会见人家的妻室是一种关系亲密的表现，与吕布和刘备、鲁粛和吕蒙一样。所以张辽是经过一番工作后才成功劝降，而不是盲目的谈判。这事也算得上是张辽有信的例子，如果张辽无信的话，会有人信任他而投降吗？还会亲密至拜家眷？一、生年之谜张辽，字文远，雁门马邑人（今山西朔县) 。他的生年有两个较流行的说法：一个是生于东汉桓帝延熹八年（公元165年）；另一个版本则是四年后，也就是桓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提出前者说的人，相对于持后者说的人，对古文的理解力和对当时历史熟悉的水平都较低，所以才弄出两个版本。张辽生年的大概范围就在于这关键的一句：“布为李傕所败，从布东奔徐州，领鲁相，时年二十八。” 前者说的人认为吕布为反攻长安的董卓旧部李傕等所败后，就马上东奔徐州，吕布也以张辽为鲁相，当时张辽二十八岁；吕布败走长安是发生于献帝初平三年（公云192年），这就是前者说的由来。但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陈寿的句子中说明张辽从吕布奔徐州后才被授以鲁相一职，而不是为吕布败走长安后的同年领鲁相。当中的分別只要翻一翻《吕布传》就会一清二楚，吕布败走长安后，先后投奔袁术、袁绍、张杨后（《后汉书》和《三国志》在吕布投袁绍和张杨的次序记录有所不同，不过也不是重点，暂忽略），为陈宫所迎，与曹操争夺兖州激战一年多后，于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兵败定陶后才奔徐州。所以张辽在初平三年时绝对不可能是二十八岁。但张辽也未必是后者说所认为的，一定是生于建宁二年。因为陈寿只是记录了张辽领鲁相时年二十八，但却沒有明确交代他于何年领鲁相。理论上的时间范围段，是从吕布奔徐州至吕布败亡后张辽投降，也就是建安三年十二月（按西历的话已是公元199年）。但实际上，吕布自己也变成丧家之犬之时，半块地盘也沒有，哪有可能表手下张辽为鲁相？这时中国大地上谁是豫州刺史，史料不详，无法得知。刘备在陈珪等人支持下领徐州，不太可能仍任豫州刺史；去年仅在《三国志．荀彧传》出现了名字的历史过客郭贡，是否还健在，根本无法考证，但从荀彧智退郭贡的一番话中可以得知，他不是吕布的盟友，所以也不可能表吕布手下的张辽为鲁相，故不可能是兴平二年任鲁相。一年后的建安元年，也是后者说认为张辽任鲁相之年，因为吕布在六月成功偷袭刘备，抢得徐州，吕布此时若效法陶谦表刘备为豫州刺史那样（反正也是遙领的空衔），不是全无可能。但张辽这个鲁相，可能比刘备的刺史更名不符实，刘备好瓦也屯在豫州的沛国，不是全无实土；鲁国治鲁县（今山东曲阜），被曹操的兖州东、西、北三面包围，仅东南一隅之地与徐州相接，最重要的是沒有太多吕布军在鲁国留下足跡的记录，所以张辽基本为遙领。任务应该就是监视走投无路，弄至军队出现人吃人的刘备，吕布接受刘备的来投后，遣还他屯小沛的。当吕布在建安二年五月，欣然接受了曹操控制下的朝廷所颁的左将军职衔后，不太可能还保持对曹操所署的豫州刺史刘备有领土野心的姿态，所以建安二年五月后转任他郡。若这假设是事实，那张辽任鲁相的时间范围，也就是建安元年六月至二年五月。但这个前提却是《英雄记》那条裴注，在《资治通鉴》成书前的北宋时（《资治通鉴》也是记作北地太守）已经误抄：吕布既已立足于徐州，根本也不可能再对远在西北的北地郡有甚么领土上的野心，所以张辽为北地太守的时间，只能是吕布和王允掌权时为朝廷任命；又或者是李傕、郭汜患吕布下，大封诏书以吕布为颍川太守时，张辽同时被表北地太守。但根据《英雄记》所载，建安三年九月他和高顺一起破刘备仍为北地太守，那就是在这之前张辽一直遙领。故若不是北地太守，而是附近某郡的太守，才能符合后者说。根据兖、豫、徐三州的郡国，字形上和北地相近的，只有任城国和山阳郡。但由于任城是国，所以只余下北地太守乃山阳太守之误的可能。但这可能性也不算太大，“北”和“山”、“城”和“陽”在字形上也不是太过相似，误抄的机率也挺小的。假若《英雄记》所记无误的话，正如前述分析，张辽一直遙领北地太守，直至吕布在破刘备获得豫州后，军事目标转为曹操，才任命张辽为鲁相。这个可能性是现存文献中，加上常理推测中，较接近历史原貌的最大可能性，也就是说张辽的生年，实际上是桓帝建宁四年（公元171年），比公元169年说晚了两年。

曹操宗族墓砖文书体考略作者：李灿

考课与上计《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云：“明主治吏不治民。”治国者治吏的主要手段有监察与考课；而地方长官派专员至京师汇报，这专员称为上计吏。主管屯田的国渊，除屡次向曹操建议兴革建议外，“相土处民，计民置吏，明功课之法”这些落实至农家的措施才是最重要，终达至“五年中仓廪丰实，百姓竞劝乐业”。傅玄曾上疏：“近魏初课田，不务多其顷亩，但务修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余斛，水田收数十斛。”魏初肯定是指魏制，上限能否延至曹操时呢？《晋书．乐志上》中，“魏初，乃使军谋祭酒王粲改创其词”这句，倒显示有这可能。当中的明功课之法，对象是典农中郎将等，国渊应是沿用汉制：豤田簿署岁上中下度得谷口率，其有菑害者署顷亩口率口口（113．6，139．24）这两条居延汉简带出的信息是：一、制定垦田簿用于登记垦田亩数、收获量；二、记录时，谷物按质量分为上、中、下三等；三、若遇灾害则记录收灾程度。《流沙坠简考释》卷二第31简就有这样记录军屯的簿书，各类种植物、耡田与灌溉的实数都详细列明：（正面）将张佥部见兵廿一人大麦二顷已截廿亩下糜九十亩溉七十亩小麦卅七亩截廿九亩禾一顷八十五亩灌廿亩莇九十亩（背面）将梁襄部见兵廿六人大麦六十六亩已截五十亩下糜八十亩溉七十亩小麦六十三亩溉五十亩禾一顷七十亩莇五十亩溉五十亩居延新简则载有第四农部的屯田绩效核算简，列明用了多少人和时间、垦地亩数和成果：第四长安亲，正月乙卯初作，尽八月戍戌，积二百口（廿）四日，用积卒二万七千一百卌三人。率日百廿一人，奇卅九人。垦田卌一亩卌四亩百廿四步，率人田卅四亩，奇卅亩百廿四步。得谷二千九百一十三石一斗一升，率人得廿四石，奇九石。（72E．J．C．1号文书）这其实只是郡国每年上计予中央报告的其中一项，其他的还有：秋冬岁尽，各计县户口垦田，钱谷入出，盗贼多少，上其集簿。丞尉以下，岁诣郡，课校其功。功多尤为最者，于廷尉劳勉之，以劝其后。负多尤为殿者，于后曹别责，以纠怠慢也。《续汉书．百官志五》注引胡广曰郭弘为郡上计吏，朝廷问弘颍川风俗所尚、土地所出、先贤将相儒林文学之士，弘援经以对，陈事答问，出言如浮，引义如流。《太平御览》卷463引谢承《后汉书》天子以正月上原陵，公卿百官及诸侯王、郡国计吏皆当轩下，占其郡国谷价，四方改易，欲先帝魂魄闻之也。《后汉书．明帝纪》注引《汉官仪》郡国岁因计上宗室名籍。若有犯法当髡以上，先上诸宗正，宗正以闻，乃报决。《续汉书．百官志三》众利侯郝贤……坐为上谷太守入戍卒财物，上计谩，免。《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股肱大职，及州郡督司，边方重任，虽备其官，亦未得人也。此非选者之不用意，盖才匮使之然耳。况於长吏以下，群职小任，能皆简练备得其人也？其计莫如督之以法。不尔而数转易，往来不已，送迎之烦，不可胜计。转易之间，辄有奸巧，既于其事不省，而为政者亦以其不得久安之故，知惠益不得成于己，而苟且之可免于患，皆将不念尽心于恤民，而梦想于声誉，此非所以为政之本意也。今之所以为黜陟者，近颇以州郡之毁誉，听往来之浮言耳。亦皆得其事实而课其能否也？长吏之所以为佳者，奉法也，忧公也，恤民也。此三事者，或州郡有所不便，往来者有所不安。而长吏执之不已，于治虽得计，其声誉未为美；屈而从人，于治虽失计，其声誉必集也。长吏皆知黜陟之在於此也，亦何能不去本而就末哉？以为长吏皆宜使小久，足使自展。岁课之能，三年总计，乃加黜陟。课之皆当以事，不得依名。事者，皆以户口率其垦田之多少，及盗贼发兴，民之亡叛者，为得负之计。如此行之，则无能之吏，修名无益；有能之人，无名无损。法之一行，虽无部司之监，奸誉妄毁，可得而尽。”事上，太祖甚善之。《三国志．刘廙传》注引《廙別传》散骑常侍刘劭作考课论，制下百僚。林议曰：“……及汉之季，其失岂在乎佐吏之职不密哉？方今军旅，或猥或卒，备之以科条，申之以内外，增减无常，固难一矣。且万目不张举其纲，众毛不整振其领。皋陶仕虞，伊尹臣殷，不仁者远。五帝三王未必如一，而各以治乱。易曰：‘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太祖随宜设辟，以遗来今，不患不法古也。”《崔林传》民曹一郎，主天下户口垦田功作。谒者曹一郎，主天下见钱贡献委输。《汉旧仪》卷上刘廙在建安末上疏当时的弊端：一、地方长官每次转换人选，“送迎之烦，不可胜计。”在任时间短，地方奸巧不易发现，同时善政未必能成于己，苟且却免患，最终“皆将不念尽心于恤民，而梦想于声誉”；二、地方长官优劣因无考课准则，只能靠名声，结果反受制于“往来之浮言”，即地方大族舆论；地方长官的奉法、忧公、恤民，有时无可避免触犯地方豪族的利益，长吏为了升迁而对他们妥协，获取美誉。安作璋先生和熊铁基先生合著的《秦汉官制史稿》第三编第二节开宗明义的说：“汉代官吏的任期，虽无明文规定期限，但从许多资料看来，两汉多重久任之制。”但后来就变成左雄上疏的：“自是选代交互，令长月易，迎新送旧，劳扰无已，或宦寺空旷，无人案事，每选部剧，乃至逃亡。”刘廙所讲的第一点，像久为官的梁习、杜畿、吕虔等，符合左雄欲达成的“史称其职，人安其业。”但心术不正的官吏任期过长，则会与不法份子勾结，为祸地方，因此久任最关键还是看人，这要靠监察制度来制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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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剩一条龙绝杀!

姜邓斗智－－－兼略谈演义对他们的艺术描写红字是邓艾，粗体是姜维。

合肥新城遗址和西朱村曹魏墓入选第八批全国重点保护文物单位虽然仍未查明到底是郭太后、曹淑，还是其他人，但它的高规格（在曹休墓之上）及其价值，国务院核定并提升至国家级。与曹魏相关的分別是：第一批：褒斜道石门及其摩崖石刻（汉魏十三品包括曹操的衮雪、李苞通阁道题名）、汉魏洛阳故城遗址、辽阳壁画墓群（时间横跨东汉、公孙氏、魏、晋时期的墓葬群）第三批：邺城遗址第四批：曹植墓第五批：亳州曹氏家族墓（曹腾、曹嵩、曹胤等人，曹四孤堆修建公园，內有曹操祠，附近有市博物馆）、受禅碑与受禅台、亳州古地道（？？？其实我对曹操始建是极度怀疑的态度，因为汉唐土木区发现一枚汉五铢就代表是东汉始建？不能是后人无意留下吗？）第六批：讲武城，（宋人洪皓曾有诗名曰：讲武城，说的就是曹操攻下邺城，并在漳水筑大城；《（正德）临漳县志》卷6云：按旧志云：有二，一在漳河之上、一在滏阳县，皆魏曹操所筑，故址犹存）第七批：汉魏许都故城遗址、无极甄氏墓群（甄宓的家族墓）、辽阳苗圃汉墓群（汉魏时期）、安阳高陵（第六批公布的时间为06年，09年才被文物局认定的曹操墓，可谓马上入选）、洛阳高平陵、许昌关帝庙（全国唯一一间內有曹操的关帝庙）第八批：汉晋下邳故城遗址、曹魏合肥新城遗址、陕西眉县柳巷城遗址、西朱村曹魏墓、弘农杨氏家族墓地

襄阳行一个旅游主打卧龙的城市

智勇双全之一代名将张辽假如问一般人，你对关公的印象有甚么？演义中的单刀赴会是其中一个答案。不过，用单刀赴会来形容张辽只身往三公山，也同样适用！张辽是有识人之明，不错，但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诸葛亮也有看错马谡的时候，谁敢保证这先后五反的人渣昌豨，不会临时变卦？！事后曹操那些话，只是其爱惜手下大将的表现，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详细情形还是当是人张辽较清楚。何况军中还有夏候渊，就算张辽一去不返，也不会导致群龙无首的糟糕状态。这证明了张辽有识人之明和过人胆色，但这是否一时意气下的草率决定？！答案肯定是不！张辽和程昱以七百兵守鄄城一样，是经过深思熟虑下而得出的结论，大家的胆色都被比作孟贲和夏育。这个推论是由其一生的表现而得出来的，看看他的说降技巧：他不是直接亲身前往，而是先派使者，确认自己的想法无误后才动之以利（难道和这种人与他谈仁义道德吗？注定是浪费唇舌的），然后为了安抚他，便只身前往他的家拜会其妻子，因为古时会见人家的妻室是一种关系亲密的表现，与吕布和刘备、鲁粛和吕蒙一样。所以张辽是经过一番工作后才成功劝降，而不是盲目的谈判。这事也算得上是张辽有信的例子，如果张辽无信的话，会有人信任他而投降吗？还会亲密至拜家眷？

闲说刘表用搜寻器搜索刘表，除了显示其个人基本资料、游戏和文艺作品外，“刘表坐谈”是最多的相关结果之一。这恐怕要感谢“坐谈客”一词的始作俑者郭嘉，比贾诩的“平世三公才；不见事变，多疑无决，无能为也”更损人，他在普通人心中只是一个守境安民有余，毫无野心的汉宗室荆州牧罢了，但实情果真如此吗？恐怕要深究一下。

都督制的萌芽与士家制的形成一楼喂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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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行祭长沙桓王

徐公明征战史 “太祖建兹武功，而时之良将，五子为先。”

徐公明征战史 “太祖建兹武功，而时之良将，五子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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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公明征战史 “太祖建兹武功，而时之良将，五子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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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关、合肥新城之役两战虽都是由诸葛恪挑起，相隔也是区区数个月，有一定的关联性，但又可以独立分开来看。前三章是东关之战，后三章是合肥新城之役，如果只想看后者的话，直接跳进第四章也可以，沒看前三章也影响不大。只需知道孙吴在东关大胜后，诸葛恪欲乘胜追击这个前提，就可以了。

曹丕三路伐吴一、概述魏黄初三年，也就是刘备为陆逊败于夷陵，退走白帝的那一年。正当徐盛、潘璋等议乘胜追击刘备之时，陆逊、朱然等却认为曹丕拥大众，明为相助，实则暗藏奸心，所以不再追击。果然，曹丕欲遣辛毗、桓阶往与盟誓，并征孙权的太子登入朝为质，为孙权拒绝后，便于九月遣三路大军来犯：东有曹休、张辽、臧霸出洞浦口；中有曹仁攻濡须坞；西有曹真、夏侯尚、张郃、徐晃围江陵。孙权的对应就是遣吕范等督五军，以舟军拒曹休等；以朱桓为濡须督拒曹仁；诸葛瑾、潘璋、杨粲救朱然于南郡。东路一线曹休军略有斩获；中路和西路则延至明年三月才有结果：夏侯尚军围江陵半年而不破，加上疫疾、怕被火攻，最重要的是因曹仁军而被朱桓所破而被迫一同退兵。这个结果恰好正如战前贾诩、刘晔所料无功而还，此后蜀吴很快又和好，故此战可以看成自襄樊之役、夷陵之役后，三家转为战略胶著状态的分水岭。

淮南三叛－－－兼论司马师为篡魏而做的各种制度的改变一楼献祭百度

魏灭燕之战一、概述从公孙度于东汉中平六年（189年）为董卓任命为辽东太守开始，期间东伐高句骊、西击鸟丸、往南越海收青州东莱诸县，极盛时期东至朝鲜半岛中部，南跨海占有山东半岛东莱诸县，西抵滦河流域，北至鲜卑、夫余，建立了东北地区强大的地方割据政权。其后下传予长子公孙康、次子公孙恭、孙公孙渊。公孙氏曾与曹操军交锋，虽一度臣服，但公孙渊上台后摇摆于魏与吴之间，魏明帝曹睿遂先后发动三次战斗，终在景初二年（238年）为司马懿讨平，结束了公孙氏五十年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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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关、合肥新城之役两战虽都是由诸葛恪挑起，相隔也是区区数个月，有一定的关联性，但又可以独立分开来看。前三章是东关之战，后三章是合肥新城之役，如果只想看后者的话，直接跳进第四章也可以，沒看前三章也影响不大。只需知道孙吴在东关大胜后，诸葛恪欲乘胜追击这个前提，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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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洛阳故城距白马寺也就一两公里，可先坐公交后找位懂路的司机（懂西门排水沟和东北角城墙。永宁寺要穿越火车路，未必愿去。皇城区更别想，考古队在），翻过没锁的大闸，随便走和拍照。我挺幸运遇上个村里长大的司机，他能拿到保护各时期城墙的参观楼的锁匙，还有人想去的话，可私聊问我他的手机。城果真大，徒步从西门到东北角？想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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