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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大分岔》评《大分岔》郭慧英 [明清研究会]　　时间：2004年01月16日作者：郭慧英（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宾汉顿分校社会学系博士候选人）来源：明清研究会　　=========================================================================== 　　Kenneth Pomeranz在《The Great Divergence: Europe, China,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以下简称《Divergence》）一书中，本著其对中国经济史的娴熟，（注1）将东亚—特别是中国的发展模式带到近代世界史的讨论之中。主要问题意识是：东、西方在经历十六到十八世纪相似的发展之後，何以欧洲经济在十九世纪之後会超越亚洲。本文将介绍《Divergence》的主要论点，以及这部著作在近年来关於「欧洲中心」现代世界史观（"Eurocentric" modern world historiography）辩论的贡献。（注2）本书的主要论点可以摘要为以下两部份。　　首先，在十六到十八世纪这三百年的世界经济中，中国与欧洲的经济发展呈现诸多雷同之处—包括农业与科技（第一章）、地域性市场活动（第二章）、上层社会的奢侈垂~消费（第三章），甚至是政治势力规约经济活动的模式（第四章）。而整体言之，中国与欧洲的经济核心地带，皆存在著因人口成长所致的资源与生态压力（第五章）。但在中国，由於国家鼓励核心地区（例如长江下游、岭南等）和边陲地区（如广西和长江上游等）之间较为均衡的发展，例如官方介入米价的调整，以及将工业传布到边陲地区的方针，促成中国在十八世纪人口从拥挤的核心地区朝向人、地比例较为稀疏的边陲地区流动的趋势；反之在欧洲，由於东欧与西欧之间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特别是易北河以东强制劳动和领主专制—西欧的自由民并没有大规模移民东欧、寻找可耕地的现象。当中国的生态压力随著人口流动而由其核心扩散到边陲地区时，西欧的困境又是如何疏解呢？这里来到了论证的第二部份。作者指出，欧洲之所以能够在十九世纪初期突破这个压力，乃因为：一，煤矿的供应与欧洲核心工业地区在地缘上的相近—反之中国的工业中心与矿源所在地之间的交通不便；二，十八世纪之後，美洲大陆成为欧洲经济的新边陲（new periphery）（第六章）。　　就比较方法和分析架构观之，Pomeranz依循著年鉴学派大师布劳岱尔（Fernand Braudel）的架构来进行。布劳岱尔在探讨十五到十八世纪的文明与资本主义的三套钜著中将不同的经济单位--例如地中海经济、中国经济、印度经济等--定义为「世界经济体（a world-economy）。（注3）在单一的资本主义全球市场兴起之前，长程贸易及其所引进的奢侈品消费连接起各个独立的「世界经济体」之间的交流。在每个「世界经济体」之内，乃是由三个层次的经济活动所构成：最基础层次称为「日常生活」（material life）——即《Divergence》一书第一单元第一章所处理的议题；第二个层次是地域性的「市场经济」（market economy）——在该书第一单元第二章；第三个层次则是国家与市场互动的结果，布劳岱尔强调「资本主义」（capitalism）如何在欧洲全国性市场的出现、经济扩张的历史机缘（historical conjuncture）下出现——而在「资本主义」这个命题上，Pomeranz以美洲资源如何疏解欧洲生态压力的论点加以修正。　　如上所述，Pomeranz将欧洲在十九世纪以降之能够突破其生态限制，归诸於美洲大陆资源的贡献--而不是欧洲内部本身的因素。在这个论点上，Pomeranz呼应了近年来反思「欧洲中心」现代世界史观的研究结论，特别是法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的近作。（注4）然而为了点出《Divergence》一书在这个学术论辩上的贡献，以下的讨论将著墨在《Divergence》的论点与法兰克近作的歧异之处。　　先就二者对十六到十八世纪之间欧洲与美洲之间的经济关系的解释谈起。基本上，Pomeranz同意法兰克的命题——关於欧洲人是出於好运才在十五世纪末期踏上美洲大陆。他们也同样重视这份好运如何导致欧洲在十九世纪的兴起。但在法兰克的分析架构里，美洲白银是十六到十八世纪世界经济的关键——由於白银，欧洲人方得以加入亚洲区间贸易，从而获得印度生产的棉布和中国制造的丝织品；而Pomeranz却更强调来自美洲的其它物品——例如巴西的黄金、北美洲北部的兽皮，以及北美洲南部的烟草、糖—在十九世纪之前对於欧洲大陆奢侈品市场的重要性(页189—190；第六章)。Pomeranz认为，同样是出自於对奢侈品的需求，欧洲和亚洲之间的长程贸易方以兴起—例如欧洲白银与中国丝绸的交换。

黄宗智：续论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 --对彭慕兰的反驳的回答* 作者：黄宗智　不妨就从承认我的一个数据错误开始，这样我们可以把它放到一边以能讨论实质性问题。彭慕兰在其反驳中一而再不厌其烦地在这个计算失误上大做文章，提了总共十几次，几乎把它变成全文的中心论点。这让人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因为在本人就彭著《大分岔》的书评文章中找不到这个失误。后来，我终于在拙著《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1350-1988》（以下简称《长江》）中找到了这个附带提到的数据：即米价误计为每斤0.06两白银，而这个数据应该是0.006[1] 。所幸这一失误无碍全书大体；连彭氏也承认拙著中所用的其他价格数据都是正确的。我的主要论点的基础本来就不是价格数据而是我所谓的"具体生产状况"，即农场规模、劳动投入、作物组合、牲口与肥料使用以及技术、产出等情况。《长江》一书以及拙文都表明了这一点。我在书评中其实完全没有提到任何价格。现在我们可以回到我就手工业生产提到的几点重要事实。首先，织布这一环节是手工土布生产中报酬最高的部分，其收入与种田所得基本相等；而纺纱则不同，其所得只相当于种田收入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彭慕兰现在已经接受了这些基本事实。值得称赞的是，他也接受了我对他提出的批评[2] ：他曾误以为织布会占去生产一匹布所需七天时间中的三天（实际上仅占一天），而低报酬的纺纱则占去四天（另外两天时间花在弹花、上浆及其它杂事上）[3] 。现在他承认那并非事实。纺纱--土布生产中最大的一块--要耗费七天中的四天，而报酬仅为种田所得的三至五成。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对小农而言越来越多的土地用于棉花种植及土布生产而不是用于种植粮食作物意味着单位劳动的报酬降低。事实上，在有太多变动的因素（特别是家庭劳动的具体组成）无法计量的情况下，我克制了自己想进行精确估计的欲望；而彭慕兰在其反驳中则尝试对这两类经济活动的收入差异作出精确估计。他把棉花与布匹生产中使用的童工换算为成人劳动后，最后得出二者差异为1:3与/或1:2的结论[4] 。这个数据大致还不算离谱，并凸显出一个基本事实：即皮棉手工生产在劳动报酬方面较之种植粮食作物有所降低。而这一点实际上是拙著《长江》以及对彭著的书评中有关内卷的论述的核心所在。彭氏告诉我们现在他同意这一点："在更多的人从粮食作物种植转向棉花种植的情况下，平均劳动报酬的减低仍旧显而易见"[5] 。此外，他也承认第二茬小麦--长江三角洲在18世纪时较之此前比较普及--也意味着劳动回报的减低[6] 。从而，我们之间就长江三角洲存在内卷这一基本事实也就没有什么实质性分歧。应该指出的是，这一共识却被彭氏指责我夸大了粮食生产与花－纱－土布生产间的差异所掩盖。他不吝篇幅地论证我混淆了劳动投入方面的差异与产出的差异。我虽然指出每亩棉、布生产所需劳动投入为每亩稻米生产所需投入的18倍以及每亩小麦生产的27倍，但从未提出过在劳动回报方面也存在如此差异。在"劳动密集化"一节，我特别指出我所讨论的是劳动投入，以为下一节中有关内卷（也就是说边际劳动报酬递减）的讨论奠定基础。正如我反复强调，纺纱毕竟是土布生产过程中报酬最低的环节--仅相当于种田所得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因此，如果说劳动报酬的差异也可以达到18至27倍无疑是非常荒谬的论断。阅过拙文的读者可以看到，在这个问题上我的论述毫无含糊之处。另外，还需要澄清一个枝节性问题。彭慕兰渲染我在消费需求数据使用上不一致[7] ，而他自己却忽视了在把小孩计算在内的人均粮食消费需求（2石）[8] 与成人人均消费（3石）[9] 之间的差别。当然这只是一个小问题，但它关系到一个更为重要的实质性问题。我所用的2石与3石的数据（即分别为320斤与480斤稻米）指的是实际消费的粮食，并仅仅这一项，也就是说每人所吃的一斤斤的粮食。彭氏误把该数据等同于维持生存所需，而忘记了农民在食物方面的副食补充以及衣被油盐等其它生活必需。我倒很想见识有谁仅靠彭慕兰先生确定的生活费用--即实际消费的粮食--就能维持生计。然而，事实上粮食消费一般只占农户家庭预算的50-60%[10] 。如果我们讨论的是生活费用，而不仅仅是粮食消费量，则我们至少必须再在2石/3石的数据上增加三分之二。这一点在彭氏对我的反驳中并非至关重要，但却是他对罗伯特· 布伦纳与艾仁民的书评所做反驳的关键所在[11] [12] 。

周秦社会变迁与中国家庭伦理体系的建立（一）

汉魏晋南北朝的家族、宗族与所谓的“庄园制”关系辨析作者：李卿杨际平　 [内容提要]常为今人称为“庄园”的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例证，实际上只是一般的封建大地产，它们都不是最基本的、独立的生产和经营单位，也没有什么独特的生产方式与经营方式，因而不具有“封建庄园”的基本特征，与其时大量存在的一般的封建大地产，也并无区别。“闭门为市”的生产方式不大可能；大地产的所有者未见“族长”迹象，且并非都是世家大族；居住关系也不是以“庄园”为范围的“聚族而居”；封建大地产上的生产者佃客、部曲等也未必都是族众。“庄园与家族二位一体”的看法并无事实根据。所谓“庄园”也不具有“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形态结构的重要特点．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整个宗族的有组织的聚族活动尚不多见的原因或即在--7-~未形成宗族共有的族产。[关键词]汉魏晋南北朝；家族宗族；庄园制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家族、宗族与所谓“庄园制”的关系问题，徐扬杰先生认为：“地主庄园制的发展和自然经济的再次强化，就是这一时期经济上的重要特点，也是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产生的经济上的根源”，“在一般情况下，一个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就是一个地主庄园的经济实体，这是它的形态结构的重要特点之一”。徐扬杰先生认为，这一时期家族组织与地主庄园形态结构重要特点表现在以下三方面：(1)家族与地主庄园的二位一体。即“一个家族就是一个庄园(当然也有许多大家族占有多个庄园的)，族长就是庄园主。族长占有大量土地，将成片的土地用沟堑围圈起来，形成很大的院落或者园林。庄园内部独立地进行农业和日用手工业的生产，基本上不需要同外界发生经济上的联系，少量的物品交换也在庄园内部各户族众之间进行，即所谓的‘闭门成市”’；(2)以庄园为范围的聚族而居。“魏晋以后家族聚居的形式，除了那些族众尚未向同宗大地主依附、大地主尚未建立庄园的地方，仍然以村落为单位聚居以外，一个庄园即是一个聚族而居的单位，好像同姓聚居的村落一样。庄客多数为同宗族人，他们的住宅就建筑在庄园内部，而且大多环绕着族长的别墅建造”；(3)庄客的族众兼依附农民的双重身份。“一个庄园主(即族长)必须胁迫大批小农为庄客，把他们附着在庄园里，为自己耕种庄田，供自己驱使服役。这种庄客，在文献中又有佃客、庄户、徒附、私附、部曲、奴客、人客等等名称。名称虽然不同，身份却是基本相同的，大多都具有族众兼依附农民的双重身份”①。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是否存在类似欧洲中世纪和日本的那种“庄园制”，史学界历来有争议”，本文不准备对此多作讨论。本文所要辨析的只是，持庄园说的学者所说的那些封建大地产，亦即所谓“庄园”与所谓的家族、宗族“组织”是否普遍存在着如徐扬杰所说的那种关系。一为便于讨论，我们先把常被今人称为“庄园”的例证列举如下。(1)袁广汉筑园《三辅黄图》卷4《苑圃》记：“茂陵富民袁广汉，藏镪巨万，家僮八九百人。于北山下筑园，东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中。构石为山，高十余丈，连延数里，养白鹦鹉、紫鸳鸯、牦牛、青兕，奇兽珍禽，委积其间。积沙为洲屿，激水为波涛，致江鸥海鹤，孕雏产彀，延漫林池。奇树异草，靡不培植。屋皆徘徊连属，重阁修廊，行之移晷，不能遍也。广汉后有罪诛，没入为官园，鸟兽草木，皆移入上林苑中”。(2)樊重田业《后汉书》卷32《樊宏传》载：“(宏)父重，字君云，世善农稼，好货殖。重性温厚，有法度，三世共财，子孙朝夕礼敬，常若公家。其管理产业，物无所弃，课役童隶，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财利岁倍。至乃开广田土三百余顷。其所起庐舍，皆有重堂高阁，陂渠灌注。又池鱼牧畜，有求必给。尝欲作器物，先种梓漆，时人嗤之，然积以岁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赀至巨万，而赈赡宗族，恩加乡间”。樊氏田业情况又见《水经注》卷29《比水》条：“仲山甫封于樊，因氏国焉，爰自宅阳，徙居湖阳，能治田，殖至三百顷，广起庐舍，高楼连阁，波陂灌注，竹木成林，六畜放牧，鱼蠃梨果，檀棘桑麻，闭门成市。兵弩器械，赀至百万。其兴工造作，为无穷之功，巧不可言，富拟封君”。

由市廛律例演变看明清政府对市场的法律规范（二）作者：邱澎生　一‧由「市制」到「编审行役制」由汉至唐，历朝政府原则上都以「市制」控制民间工商业者的财货和劳动力，并以此管制工商业者在市场上的交易行为。「市制」有三项基本内容：一是坊市隔离制，二是市官市署管理制，三是市籍登录制。在坊市隔离制下，市场交易受到「市官」的控制，同时，民间工商业者也因为「市籍」的存在，在购买田宅、远方服役和贡举任官等方面，都遭到不利的差别待遇。尽管唐初的「市籍」已和秦汉时代稍有不同，脱离了原先不属「良家子」的卑贱身份，在任官限制方面也有改善 [20]。但是，在「市制」存在的前提下，民间工商业者的交易行为仍受到很大的管制。在「市制」之下，市场交易受到市令、市丞等「市官」（唐律所谓的「诸市司」）的严格管理，不仅市场交易被限制在特定的「坊市」之中，依定点、定时进行交易；市场交易的价格机制，也依法受到「诸市司」的管制。同时，民间工商业者更因为「市籍」的特殊法律身份，使其财货和劳动力，都要依法接受政府的无偿征调和役使。尽管有某些特定的大商人曾经坐拥巨赀，受到政府的礼遇，不受「市制」的约束，但人数更多的全国一般民间工商业者，其市场交易行为和财货劳力，都在「市制」的管控之下。这是唐律「市廛」法律的基本制度背景。八世纪唐末以后，「市制」逐步解体。市制的解体，伴随着全国各地市场交易数量的增加，民间许多工商业者不仅不再在身份上被特别归类为「市籍」，同时，营业范围也不再强制限定在固定的市肆区域 [21]。为了应付市制解体后政府官员对民间工商业者财货和劳动力征调的需要，保障皇室和各级政府所需物质和劳力能及时填补，由晚唐至明初，政府即逐步形成一套「编审行役制」，将民间工商业者强制编入册籍中，宋代多称「团行」，明代则泛称「铺行」。被编入册籍的民间工商业者即称为「当行」；每行选充一名负责人，称为「行头」 [22]。在「编审行役制」下，民间工商业者虽然不再在户籍上被特别编成「市籍」，但仍依行业不同被政府编入供应货品和劳力的册籍，当皇室与各级政府对货品和劳动有所需求时，即按册索骥，向「当行」的「团行、铺行」工商业者，「购买」货品和劳动力 [23]。明人沈榜《宛署杂记》（初刊于万历年间），对明代中期以前的「编审行役制」有简要描述：「铺行之起，不知所始，盖铺居之民，各行不同，因以名之」；「编为排甲，而以其所业所货注之籍。遇各衙门有大典礼，则按籍给值役使，而互易之，其名曰行户。或一排之中，一行之物，总以一人答应，岁终践更，其名曰当行」 [24]。「按籍给值役使」一词，正明白指出这种「编审行役制」，其性质介于有价购买的「给值」以及无偿强制的「役使」之间。「编审行役制」与「市制」的不同，除了坊市隔离制、市官市署管理制和市籍登录制的消失之外，还在于：虽然政府仍将民间工商业者编入册籍，但「理论上」政府并不能再和过去「市制」一样，在「编审行役制」下，政府「依法」要付予民间工商业者一定的价格，不能无偿征调民间工商业者的货品和劳动力，这种政府依法购买民间工商工商者财货劳力的新制度，就是晚唐以下政府向民间工商业者进行的「和买」。元代除「和买」之外，还有「和雇、和籴」等不同名称，但基本上都是在向民间工商业者「购买」财货和劳动力。在「和买」过程中，常造成许多官员吏胥苛扣价款，不按财货和劳力市场价值给价的情形，对民间工商业者带来很大的财货劳力损失 [25]。政府「和买」造成工商业者损失，有其必然性。当民间工商业者彼此间进行市场交易时，因为交易双方彼此身份基本上平等，故可依照市场价格进行买卖；但当政府向民间工商业者「和买」时，名为「买卖」，却总难避免官员吏胥的「强取」。在「官尊民卑」的政治架构和文化传统下，民间工商业者在「和买」过程中，常难免损失财货和劳动力，不肖官员吏胥时常以「低价」甚或「白夺」的方式进行「和买」。「和买」经常造成民间工商业者的损失，但在「编审行役制」之下，各行业工商业者还是无法拒绝政府的「和买」，由宋至明初，政府持续凭借着「编审行役制」的实施，得到所需的财货和劳力。

许倬云《西周史》选载(三)：第八章“周人的生活”第4、5、6、7、8 许倬云《西周史》选载(三)：第八章“周人的生活”第4、5、6、7、8节作者：许倬云　第四节服饰与衣料　　叙述服装，当由头上的首服开始。古代首服有冕、弁、冠、巾、帻多种。冕是王公诸侯的首服，而弁却是由天子至士的常礼之用。二者的差别，据《周礼》“夏官•弁师”，爵弁前后平，冕则首低一寸余，冕前面的旒，也因爵位高低而有多少。　　冠是有身分的人共用的首服，小孩成年时即须行冠礼，表示他已能肩负成人的责任。《仪礼》“士冠礼”：“弃尔幼志，顺尔成德。”从此这个孩子是有名字的成年人了。平时冠的颜色是用玄黑色，有丧服则用缟素（《仪礼正义》：29/10）。冠的形制，尚少实物为参证。既须束发受冠，冠必高耸。所谓峨冠，即是高帽子，中间用发笄贯簪。传统丧礼中服御的麻冠，虽是礼经注疏家考证的结果，当仍与古制相近。但冠制总会因地方习尚与个人喜好而有不同的样式，西周的冠式，也未必处处时时完全相同。　　一般人则御巾帻，据说是卑贱执事不冠的首服（尚秉和，1966：29）。然而庶人也未尝不能御冠，《礼记》“郊特牲”说到野夫蜡祭时，也是“黄衣黄冠”。野夫是农夫野老，也仍可衣冠行祭。　　风日雨雪，但凭冠巾不足以御寒。古人有台笠，《诗经》“小雅•都人士”：“彼都人士，台笠缁撮。”意谓以莎草制的笠帽，加在缁布的冠上。牧人长时在野，自然更须披蓑戴笠，《诗经》“小雅•无羊”：“尔牧来思，何蓑何笠，或负其糇。”正是写实的描述。妇女有的用笄簪处理头发，有的以飘带束在发端，有的以发尖梳合上指，如《诗经》“小雅•都人士”：“彼君子女，绸直如发……彼君子女，卷发如虿……匪伊垂之，带则有余；匪伊卷之，发则有旟。”发式变化，也不输于今日。　　次说衣裳。古人上衣下裳，上衣右衽，由胸前围包肩部，由商代石刻人像到战国木俑，基本上并无大差别。裳的形制，似是以七幅布围绕下体，前三幅后四幅，两侧重叠相联，状如今日妇女的裙子，不过折裥在两旁，中央部分则方正平整。《仪礼》“丧服”：“凡衰，外削幅；裳，内削幅。幅三袧。”郑玄注云：“袧者，谓辟两侧，空中央也。祭服朝眼，辟积无数。凡裳，前三幅，后四幅也。”正是说明裳的制度。裳的下面是芾蔽膝。《诗经》“小雅•采菽”：“赤芾在股，邪幅在下。”据郑玄引汉制解释：“芾，大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谓之芾，其他服谓之韠，以韦为之。其制上广一尺，下广二尺，长三尺，其颈五寸，肩革带博二寸。胫本曰股。邪幅如今行縢也。幅束其胫，自足至膝。”由此看来，邪幅是相当于今日军中的“绑腿”。同时，裙下有长长的遮蔽，于观瞻及保护两方面，均属有用。　　金文中赏赐之物，很多衣物。衣，或称“玄衮衣”，当是绘有卷龙图物的命服。或称“戠衣”，戠即织的本字，当为以练丝织成的命服。或称“玄衣黹屯”，黹为如铜器上云雷纹的钩联纹，当是用这种纹饰缘边的赤黑色命服。或称冂衣，当是以苘麻织成的命服。市，《诗经》“小雅•采芑”：“服其命服，朱芾斯皇”，属于命服的一部分。金文铭辞中提到赐市时，有赤市、朱市、市、市、叔市等项。朱赤各如其意，指颜色，可能是染黄，也可能指有联环形的绣纹。可能指黑布，也未尝不可能是皮韦。叔，可能是“素”的音借（黄然伟，1978：170—172）。这后面三种市的本义，到底还难肯定。总之，不外以颜色或花纹来表示荣耀而已。　　衣裳芾幅，究竟穿着不便，于是有深衣之制，衣裳相连，被体深邃。据《礼记》“深衣”篇的说明，这种衣服宽博而又合体，长度到足背，袖子宽舒足够覆盖肘部，腰部稍收缩，用长带束在中腰，在各种正式场合都很有用。　　最后说到鞋子。古人鞋分屦舄两种。据《周礼》“天官•屦人”郑注，复下曰舄，禅下曰屦，则显然依双层底与单层底而有区别。金文所记赏赐礼物中，赤舄也是常见的项目。《诗经》“豳风•狼跋”：“公孙硕肤，赤舄几几”；又“大雅•韩奕”：“王锡韩侯……玄衮赤舄”；都与金文铭辞所见相符（黄然伟，1978：172—173）。红色的靴，似乎须经特赐，则平日大致也有更平常的颜色了。最近河南柘域孟庄的商代遗址，出土了一片树皮纤维织的鞋底，其编制方法与今日草鞋相似（考古研究所等，1982：66）。这是考古发现的第一件织成鞋底。商代有之，西周也就可能有类似的行屦，供普通人日常使用。否则单凭那种双层底单层底的红鞋子，恐怕未必经得起长时的跋涉。

许倬云《西周史》选载（一）：前言、目录作者：许倬云　前言西周介于殷商和春秋之间。自从商代遗址遗存及大量卜辞出土后，商代文化、社会及历史的研究颇有可以依据的材料。今人对殷商的知识，可说超迈太史公的时代。大史公可能见到今人无法再见的载籍，可是太史公见不着商代的居室、墓葬及遗物，也见不着商人自己书写的龟甲卜骨刻辞。春秋之世的史事，有《左传》、《国语》两部大书，及诸子百家的记载，为史学工作者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史料。许多当时的事迹、人物，及风俗文化，都斑斑可考。夹在中间的西周，论文献史料，只有《诗经》、《尚书》中的一部分，及春秋史料中追述西周的一些材料。在近代考古学发达以前，金文铭辞已有若干资料，足以补文献之不足。但是相对的说，有关西周的史料，比之商代及春秋，都远为贫乏。惟此之故，西周史在古史中是比较冷落的园地。最近三十年来，中国考古资料大出。由旧石器文化以下，每一个时代都比以前有远为丰富的史料供史家董理梳爬。西周史也因此添了不少新素材。大致说来，这些素材包括三类，一是西周的遗址，如岐下的周原、长安的丰镐、洛阳的东都……以及数十处西周的墓葬和窖藏；一是遗址中出土的遗存，例如礼器、用器、工具、兵器、车马……；一是若干青铜器的铭辞，使金文资料的总数增加不啻倍蓰，其中有些铭文，透露了不少前所未知的消息。到今日，累积的考古报告及专题研究的专书与论文，也已有数百种。只是综合性的西周文化史、尚未出现。本书作者不辞狂妄，竟尝试整理这许多累积的原始资料及研究成果。作者的目的不在为西周文化提出终极的论断，而毋宁是为了开一个端，譬如长途远行的中途，稍作逗留，为过去的累积作一个小结，惮便自己及有同样兴趣的史学同行，由此小驻的尖站，作更进一步的探讨。作者另一个目的则是为一般读者提供稍为通论的读物，俾知中国古代有这一段历史及其发展模式与型态。为了后一目的，本书的格式尽力避免作史料考证细节的讨论，也不加一个附注，只是交代了依据史料及前人论点的出处。作者本人只希望这样的体例，占了学术专著与通俗作品的执中点。——也许，两头都落了空！凡事成败，总由尝试开始，后果如何，在开手时殊不易逆睹；是以也只能暂时不管后果了。西周史的若干中心议题，为史学同行聚论焦点的，至少可以有下列几项：西周的社会性质如何？封建的本质如何？商周文化嬗替的关系如何？周人以蕞尔小邦，开创了八百年的王业，这番业绩是如何成就的？凡此问题，我人由今日拥有的史料，颇已可提出若干初步的假设，起码不必再如三十年代作猜谜式的“论战”了。本书的中心议题，集中在“华夏国家”在西周时代的形成过程，也就是由西周的发展，观察中华民族及中华文化逐渐成形的过程。本书各章的讨论，都围绕这个议题，诸凡社会组织、经济型态、文化扩散、华夷关系，无不在这个主题下论述。西周年代学，已是周代历史上的显学。年代学本来也应是任何史学工作的基石。不幸，西周年代学有许多根本性的难题，这些难题至今仍难解决。两周年代学待决的问题，一是周代开始的确切日期，一是各王的统治年数，而这两个问题又不可分割的纠缠在一起！自从嘉道以来，不少前辈学者提出了对西周积年与各王断代的意见，也已有好几家成体系的西周年历谱，如吴其昌、董作宾、陈梦家、白川静诸位先生的力作，都成一家之言。附表可代表主要各家的意见（图1）（白川静，1975：324；劳干，1978；Nivison，1980，1980A；周法高，1971；屈万里，1971：787）。这十几家不同的意见的歧异，主要由于依据的古史说法不同，也由于对金文资料中月相名词的了解不同。兹先说古史说法的不同。西周共和以后，年代可据，但共和以前诸王年代有待推定。单以武王伐纣年来说，刘欲根据《武成篇》的资料，以三统历推定武王伐纣年相当于西元前1122年。但是裴駰《史记集解》、僧一行在《新唐书》“历志”大衍历议订的武王伐纣年，董作宾先生推定相当于西元前1111年。其他的说法还有西周诸王中若干王的年代，分别见于《帝王世纪》等处。又《史记》“鲁世家”的鲁国诸公年代，可用来补共和以前诸王年代的空白。但是今本“鲁世家”和刘散《世经》所引“鲁世家”，其年代又颇多不同。依据这些不同史料，各家各有选择，也各有其拼合迁就处，所得结果难免有歧异了。屈万里先生仅以共和以后诸王年代的若干异说及共和以前鲁公年代的两种说法台排，即可得到九种不同的西周积年（屈万里，1971：789—790）。

利玛窦对汉语的贡献作者：黄河清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次外来文化输入的高潮，一次是汉魏隋唐时代印度佛教文化的输入，一次是明代后期及近代西方文化的输入。两次外来文化大规模输入之时，宗教文化皆为开路先锋，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十六世纪，天主教文化东传，在众多传教士的努力之下，经过一番艰苦地发展过程，逐渐进入中国大地，促成第二次中西文化交流大潮的涌现。在此过程中，意大利传教士、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堪称勇开先河并取得卓越成就的第一人。虽然，利玛窦来华的目的是传教，但在传教的过程中也带来了西方文化，而对于中国的影响更在于后者。虽然有些学者对利氏所带来的西方文化中的某些部分存有微词（如在宇宙观上，他向中国介绍的是托勒密地心说，没有介绍哥白尼的日心说），但作者认为，从总体上讲，我们应该对利玛窦加以肯定，他在向中国人介绍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在许多领域有着开拓性的意义，甚至在汉语词汇的发展上，利玛窦的贡献也是十分显著的。关于利玛窦在汉语词汇上的贡献已有一些学者提及过，但全面论述，似乎还不多见。作者对利玛窦的一些中文著译进行了考察。对利氏使用过的一些词语进行了挑选，选出了利玛窦创造的，现在仍在使用的汉语词语 1 ，同时对这些词语的创制方法进行了研究。作者所考察的利氏著译一共是12种：1 .《交友论》（1595年） ; 2 .《西国记法》（1595年） ; 3 .《二十五言》（1599年） ; 4 .《上大明皇帝贡献土物奏》（1601年） ; 5 .《坤舆万国全图》（1602年） ; 6 .《天主实义》（1603年） ; 7 .《西字奇迹》（1606年） ; 8 .《几何原本》（1607年）（此书是与徐光启合译的） ; 9 .《浑盖通宪图说》（1607年） ; 10 .《畸人十篇》（1608年） ; 11 .《理法器撮要》（1610年） ; 12 .《乾坤体义》（1610年）2 。在这12种著译中，我们作了全面而十分仔细的词语调查，查找出了很可能是利玛窦著译中首见的，现在仍在使用的83个词 3 。这83个词我们一一与《汉语大词典》的相关条目作了比较，发现《汉语大词典》不是例证晚出，就是例证缺失。下面便是这83个词的词表：词表一半圆（9）报时（4）北半球（5）北极（5）边（8）比例（8）测量（11）赤道（5）大厦（10）点（8）地平线（5）地球（5）度（ ①“经度或纬度”的“度”，5 ; ② “角度或弧度”的“度”， 11）钝角（8）多边形（8）飞鱼（5）分（ ① 经度或纬度中“度”下面的单位，5 ; ② “一分钟”的“分”，9）复制（10）割线（8）古典（4）弧（“圆弧”的“弧”，8）会友（6）火星（5）极（“北极南极”的“极”， 5）角（8）界说（8）几何（8）金刚石（5）金星（5）经线（5）刻（“一刻钟”的“刻”，9）罗经（11）面（8）面积（11）秒（ ① 经度或纬度中“分”下面的单位，5 ; ② “五秒钟”中的“秒”，9）木星（5）南半球（5）南极（5）平面（8）平行（8）平行线（8）强（“1/4 强”中的“强”，11）切线（8）曲面（8）曲线（8）锐角（8）三角形（8）三棱镜（4）上帝（1）圣经（6）圣母（4）审判（10 ）时（“一小时”的“时”，9）十字架（4）数字（2）水星（5）四边形（8）天国（7）天狼星（9）天球（5）天主（5）天主教（8）体积（11）土星（5）推论（8）纬度（5）纬线（5）线（8）西历（9）虚线（5）阳历（11）耶稣（6）银币（4）阴历（11）仪器（11）月球（12）造物主（2）枕骨（2）直角（8）直线（8）子午线（9）主（基督教徒对上帝的称呼，6）座（“星座”的“座”，9）4 在上表83个词中，除了“界说”一词外，其他词语的使用现在还十分活跃，还看不到有什么消亡的迹象。而且这些词语中的有些在早先的时候就传到了日本（如“地球”、“几何”、“上帝”、“ 天主”、 “审判”、“三角形”、“三棱镜”、“子午线”，等等），对日语词语的发展也起了促进作用。因此，本对这些词语的讨论也就更具有了意义。

论孔子的消费经济思想论孔子的消费经济思想 -------------------------------------------------------------------------------- 作者：尹砥廷　(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4-3-9 23:53:30发布)　　阅读2898次【内容提要】孔子从春秋时代社会分配所存在的差等现象中，发现了消费的差等结构，并主张不要过分扩大这种差距；他从治国安民的高度着眼，要求当政者“节财”，但同时又提出个人消费要“使足”的原则。他肯定了人的物欲的客观性和合理性，他本人也靠出卖知识而获取生活资料，但又强调克制物欲的重要，倡导重精神轻物质的消费观，从而使人的心灵得以净化，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得以升华。因此，深入研究孔子的消费经济思想，对于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消费观，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英文摘要】When Confucius found disparity existing in the soicaldistribution system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heprotested that it was not right to go on enlarging thisdisparity.With a view to achieving the goal of running thestate well and giving the people peace and security, heappealed to the state rulers to economize goods. Meanwhile, healso advocated that individual consumption be promoted. Heregarded men's material desires as natural and reasonable.And,he himself made a living by selling knowledge. At the sametime,he also stressed that it was necessary to control one'smaterial desires,advocating a life outlook of viewing spiritabove material so as to purify people's souls and heightentheir feelings towards each other. In this sense, it is ofsignificance to do further research on confucias'consumptioneconomic viewpoint, because it can help people set up acorrect consumption outlook.【关键词】差等/精神/劳务　　disparity/spirit/labour services【正文】　　中图分类号：B2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074（2001）01—0034—07　　孔子思想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孔子所开创的儒家文化，历万古而常新，在我国古代，它随着社会条件的改变而不断发展和进步。历史的风风雨雨，使孔子的思想逐渐渗透在我们民族的价值观念、思维方法、行为准则和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之中。因此，深入地对这份遗产进行研究，不仅是我国两个文明建设的需要，而且对当代世界文化的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至今，对孔子的哲学、社会学、教育学、伦理学等思想，学者们见仁见智，多方面进行阐释，而对孔子的消费经济思想，则涉及较少。现就散见于古籍中的有关材料，谈谈个人的一点看法，以就教于大方之家。　　一、差等结构的消费观　　孔子生活的时代，是我国经济迅猛发展，社会急剧转型的时代。生产力的提高，物质财富的增长，体脑劳动分工的明细，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地位，贫富贵贱也相应拉大了差距。对于社会发展中所形成的这种差等结构，孔子是清醒地认识到并极力地维护其上下尊卑的差等存在的。但怎样处理客观现实中统治者、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关系，即通常所说政治层面上的君民关系，经济层面上的贫富关系，对此孔子则有其独特的思考。在政治上，即在君臣关系上，孔子认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个上下差等是只能恪守而不能逾越的，而在经济上，即贫富悬殊的物质分配与消费上，孔子面对着剥削者的贪得无厌与奢侈浪费，在社会整体消费的差等结构上，提出了“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宏观调控主张。即占有丰厚物质的在上者，要降低消费而“节财”[1]（《史记·孔子世家》），以施惠于民；物质匮乏的在下者，要满足其生活的基本需求而“足食”[2]（《论语·颜渊》），以利于社会的再生产。

百年来我国对《马可波罗游记》的介绍与研究（1）百年来我国对《马可波罗游记》的介绍与研究（上） -------------------------------------------------------------------------------- 作者：杨志玖　(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4-3-4 23:49:44发布)　　阅读4043次马可波罗（1254—1324）是中世纪大旅行家。他1275年（元世祖至元十二年）从意大利到达中国，遍游中国各地，1291年（至元二十八年）初离华。他的《游记》，不仅详细记录了元代中国的政治事件、物产风俗，对西方世界也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因而在西方，关于《游记》的版本、译文和研究论著层出不穷。在我国，映堂居士于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在《中西闻见录》第21号上发表《元代西人入中国述》短文，是第一篇介绍马可波罗的文章。此后120余年来，我国已有《游记》汉文译本六种，蒙文译本二种，介绍及研究性专册、论文百余种。虽然比起国外研究此书的成就还有一些差距，但也有我们的特色，为这门学科的研究添砖加瓦，作出了一定贡献。　　　　　　一、关于汉蒙文译本　　六种汉文译本是：1.魏易：《元代客卿马哥博罗游记》，1913年北京正蒙印书局出版。　　2.张星烺：《马哥孛罗游记》，1929年北美印刷局印刷，燕京大学图书馆发行。此前，张星烺曾将英人亨利·玉尔英译本附注及法人亨利·考狄修订补注本《游记》导言部分译出，以《马哥孛罗游记导言》书名于1924年由北京地学会发行。至1929年，始将所译《游记》正文第1卷30章与《导言》合并印出。　　3.李季：《马可波罗游记》，1936年4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发行。　　4.冯承钧：《马可波罗行记》，1936年11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47年2月第三版，建国后中华书局曾于1954年重印。全书分上、中、下三册。　　5.张星烺：《马哥孛罗游记》，1937年7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6.陈开俊等合译：《马可波罗游记》，1981年11月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从1913年到1981年68年间，出了6种译本，数量可谓不少。至于各译本质量，已有人撰文论及〔1〕，无需赘述。笔者的印象是，就译者所据版本而论，张星烺先生前后所译《马哥孛罗游记》较好。因为前者是英、法两国对马可波罗书深有研究的学者的英译本，其中附有丰富而有学术价值的注释，对理解马可波罗书的记载极有帮助，可惜所译正文仅30章，仅及全书七分之一；后一译本是根据一种较新的《游记》版本，即称为《Z写本》的拉丁文写本，由意大利的拜内戴拖教授译为意大利文，又经人译为英文，张先生即据英译本译出。这一版本有许多记载为其它版本所无，弥足珍贵。不足之处是没有注解，因原英译本即无注解；又因“力求忠实，所有语句，类皆照译”（原书例言），使行文有欠简练流畅，但作为史料，仍极有价值。　　冯承钧先生所译《马可波罗行纪》是据法国人沙海昂（后入华籍）的法译本译出的，沙氏译本则系将法人颇节（一译鲍梯）的旧法文体转为新法文体，同时又将玉尔·考狄本注释摘要附录，颇节本所无而见于剌木学（一译赖麦锡）本者亦为补入。据冯先生说，沙海昂译此书仅出于业余爱好，非专家之作，其个人注解不免有误，冯译则“取其所长，弃其所短”，加之冯先生对元代历史颇有造诣，故所译本书较前译诸书在译文及注释方面具有独到之处。魏、李译本皆遭指责，张译本一则不全（旧本），一则无注（新本），满足不了读者的需要。陈译虽系较近出版，理应后来居上，但其所据译本并非新版，译文虽较通顺，仍有一些错误，有些涉及专业知识的地方，错误更明显〔2〕。因此，就目前而论，仍以张、冯译本为佳。　　现在好的英译本《游记》，当以1938年穆尔（A.C.Moule，一译牟里或慕阿德）与伯希和（P.Pelliot ）合译的《马可波罗寰宇记》（Marco Polo: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为最。此书综合各种版本为一书，并于正文旁注明版本的缩写，可称为百衲本的马可波罗书。注释本除玉尔·考狄本尚有价值外，则以伯希和的《马可波罗游记诠释》（Notes on Marco Polo）为精细深刻〔3〕。伯希和这两部书在国内都人在翻译，但出版尚遥遥无期。我们希望，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现代化的发展，这两部书能早日问世。

史海钩沉：“蒙古兵法” 史海钩沉：“蒙古兵法” 蒙古军的迂回战略源于蒙古族的围猎。他们把围猎中的技艺，娴熟地运用到战争中，许多坚固的城堡，变成了他们围困中的野兽。因此，蒙古军队大迂回战略的突出特点是：它不以击溃敌人就算达到战争目的，而是用猎人那双狡黠、深邃的眼睛，盯着敌人的后方，以左右包抄的方式，将敌人包围，从不给对方留下一条逃生的出路。即使留有一条生路，那完全是一种战术运用。这种大迂回战略，与古代其他军队的进攻方式大相径庭，它不直接对敌列阵挑战，而是更讲实际，手段更隐蔽。并力图在使用力量之前，先施"计谋"将对方制服，与孙子的"诡道"思想一脉相承。　　13世纪，成吉思汗的子孙们征服了亚欧大陆的大部分，这场规模空前的战争，奠定了蒙古兵学在世界军事史的历史地位。成吉思汗之所以能在短短六、七十年的时间里，攻取那样广大的地区，并且攻必取，战必胜，西方史学家经过长期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当时蒙古军队的武器比别人更精良而且更适合于实战使用；成吉思汗兵制比较完善，军纪严明；将领多巧于计谋，擅长兵法和战略。"（《大统帅成吉思汗兵略》，234页，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由此可见，蒙古兵学中有十分丰富的军事思想，本文就蒙古兵学中的大迂回战略，做如下粗浅的的探讨。　　一、大迂回战略源于蒙古族的围猎，它的突出特点是，在使用力量之前，先用计谋将对方制服。它与孙子的"诡道"思想一脉相承。　　蒙古兵学中的大迂回战略是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在长期的征战中所形成的作战韬略之一。在全面侦察敌情、地形的前提下，蒙古军队凭借骑兵的持久耐力和快速机动能力，经常越过人们难以想象的大漠、险滩、雪谷、荒原，出其不意地向敌人的深远纵深大胆穿插、分割，并与下面进攻部队相配合，四面包围敌人，迫使对方迅速瓦解。　　蒙古军的迂回战略源于蒙古族的围猎。他们把围猎中的技艺，娴熟地运用到战争中，许多坚固的城堡，变成了他们围困中的野兽。因此，蒙古军队大迂回战略的突出特点是：它不以击溃敌人就算达到战争目的，而是用猎人那双狡黠、深邃的眼睛，盯着敌人的后方，以左右包抄的方式，将敌人包围，从不给对方留下一条逃生的出路。即使留有一条生路，那完全是一种战术运用。这种大迂回战略，与古代其他军队的进攻方式大相径庭，它不直接对敌列阵挑战，而是更讲实际，手段更隐蔽。并力图在使用力量之前，先施"计谋"将对方制服，与孙子的"诡道"思想一脉相承。　　孙武总结战争规律，提出了兵以诈立的"诡道"思想，从此，春秋以前以"仁义"为核心的战争指导思想在战国时期已销声匿迹。但随着封建帝国的建立，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把民间的兵书视为祸水。随着儒家思想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兵家的"诡道"思想渐渐出现了断流，更谈不上继承和发展。而成吉思汗，在战争实践上，全面继承和发展了孙子的"诡道"思想。当然，这并不是说成吉思汗熟读《孙子兵法》，而是说成吉思汗在与兽、与部落、与外敌长期的争斗中，同样悟出了这一真理。因为规律性的东西并不因时间的流逝而失去其作用。我们从成吉思汗战略侦察团队的行动中，就能看到孙子的"诡道"思想被他们运用得多么娴熟。成吉思汗远征欧洲前，派速不台和哲别担任侦察任务。他们穿过格鲁吉斯坦，打败了乔治亚的精锐团队，随后越过高加索的黑岩绝壁，来到贴尔克盆地。这里已有一支很强大的军队正等着他们。蒙古军队的确太疲劳了，激战一天胜负未决。第二天，他们带着黄金和贵重的布、优良的马来到库曼人的营地，对他们说："我们是同族，为什么要和外国人联合攻打你们的兄弟，他们给你们的好处，可以从我们这里得到。"库曼人带着蒙古军队送来的厚礼离开他们的同盟者远去。速不台却乘机追击并打败他们，索回了刚赠给他们的全部礼品。如果要讲仁义道德，速不台可谓犯了大忌，但他遵循的是战争规律。他们的侦察行动，促成了成吉思汗远征欧洲18年的计划。由此可见，成吉思汗的大迂回战略，不仅是一种军事行动，更重要的是一种与孙子一脉相承的思想，在中国军事思想的发展中，成吉思汗的大迂回战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中国骑兵的兴衰中国骑兵的兴衰骑兵，顾名思义就是骑马作战军队。其长处在于强大的机动能力和冲击能力。中国是世界上较早拥有骑兵的国家之一。中国在春秋时代以前作战以车战为主，步兵仅起辅助作用，兵车的数量多少成为军事实力的象征，基本没有骑兵这一兵种。那时的战争比的是阵法，比如周灭商的牧野之战中，虽然商军10倍于周军，但商军中的奴隶们临阵倒戈导致商军阵型大乱遂一败涂地。那时的战争沉闷得很，军队每行十数步就要停下重新整队，节奏非常缓慢。到春秋时期步兵开始兴起，军队成为车步并重，各国的军队中有了少量的骑兵，同战车步兵混编，仅是一种无足轻重的辅助力量。到了战国时代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战术的多样化及同北边游牧民族的战争需要，骑兵作为一个独立的兵种正式登上战争舞台。　　骑兵的起源时代 　　中国历史进入战国时代之后，战争已经从早年的死板的兵车战术的正面战，转向更为机动灵活的作战方式。骑兵作为一个独立的兵种出现了，当时各大国均建立了骑兵部队，如秦、赵等国均号称"车于乘，骑万匹"，军队作战由步、骑为主渐渐转变为车、骑并重。进行最大变革的首先是赵国。地处北边的赵国，与楼烦、匈奴等少数民族为邻，深受其扰边之苦，而赵国传统的车、步兵，在与灵活、快捷的北方少数民族骑兵作战时十分不利。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富国强兵，赵武灵王在国内进行了"胡服骑射"的改革，他声明"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削减军中的车兵，增加骑兵；要求改汉族传统宽袍大袖的衣服为北方少数民族式的紧身服装，方便于进行骑射。从这里开始中原各国中骑兵地位逐步提高，成为军队的一支主要力量。赵国也因为有了这支强大的骑兵，使之成为战国后期军事上能与秦国抗衡的强国。 　　战国时开始大量的使用骑兵作战。赵国以步骑兵攻林胡、楼烦，"略地千里"，李牧用万余骑配合步车兵大破匈奴歼敌10余万。秦国也以骑兵精良著称，秦赵长平之战，秦将白起用五千精骑截断赵军，对长平一役全歼赵军40余万起到了关键作用。楚汉战争时刘邦也曾为了对抗项羽的骑兵而用秦国降将李必、骆甲为校尉训练骑兵；韩信在列背水阵破赵之战中也是用两千轻骑偷袭敌军大营，使得战场情形立即逆转。影片《西楚霸王》中项羽刘邦征战天下的战场镜头中万马奔腾的骑兵冲锋还是占了绝大篇幅的。光荣公司的老游戏《项刘记》也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的战争面貌。 　　战国及秦代的骑兵配有齐全的鞍鞯，但是没有马镫，这对马上的格斗战十分不利，所以当时的骑兵主要武器为弓箭，作战以骑射为主，少量的使用青铜剑、戟作战(劈砍时剑容易折断，以戟为主)，并且这时已有专用的马甲出现(用于保护战马的防具)，从出土的兵马俑可以看出当时秦军已是采用车、步、骑混合编队，鞍马俑以持弓为主，戴小帽，穿紧腰窄袖袍，披短甲，足蹬短皮靴，装束便于骑射。这一时期兵法中也有了对骑兵使用的论述。《孙膑兵法》就曾说"险则多其骑"。　　 　　骑兵的发展时代 　　进入两汉时代，迎来了中国骑兵发展的黄金时代，因为对匈奴等游牧民族作战的需要，骑兵迅速壮大，军队作战从以前的车骑并重转变为骑兵取代车兵，骑兵成为决定胜负的力量。 　　说到汉代骑兵的发展就该说匈奴骑兵。匈奴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全族均为能骑善射之士，汉初时期匈奴已号称"控弦之士"30万，时刻威胁着汉朝的北部。匈奴人是典型的亚洲式轻骑兵，他们作为游牧民族，从小生长在马背上，长于骑射，他们马术精良，射术奇佳，只穿轻便的皮甲十分灵活。汉代晁错曾在《言兵事疏》中说匈奴有三大长处为汉军所不及：其一，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其二，险道倾厌，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其三，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这也就指明了骑兵较之车兵的较大优势，车兵只能在平原之上才能发挥威力，而骑兵在狭小的地形也能作战，比车兵更为机动灵活。

长弓兵资料介绍　　长弓兵战役：中世纪英国长弓手的几场著名战役简述[引自AcherJones的西方战争艺术] 　　1.13世纪末英格兰完成对威尔士的征服　　威尔士人与英格兰人之间断断续续的战争持续到1276年，又爆发了一场重大的冲突。北威尔士在卢埃林王子时期，不仅有着卢埃林亲王这样一位精明且富有经验的领导，而且有延伸到南部纵深的疆土作为有力的基地。卢埃林在耗费英格兰人物力财力的同时，使自己的领土得以扩大。然而，到了新英格兰国王时期，他的对手却是一位善战的优秀战略家——爱德华一世。早在王子时代的爱德华，在反对德·蒙特福特的伊甫斯罕战役中就展示了其才华。在1276年，爱德华国王召集了一支雇佣大军来到威尔士。这支大军只有少量的骑兵，大多是弓箭兵、长矛兵、木匠和矿工。这次，爱德华不像他父辈那样进行轰轰烈烈的，却短暂而无效的入侵。他计划在占领地实施持久战略。他使用极少的骑兵，避免了严重的后勤保障问题。他雇用的是一支能按他们自己的方式在荒野、山区和森林中与威尔士人作战的军队。　　爱德华国王的首次战役很快就攻克了卢埃林的一些防备不紧的边缘目标。紧接着进入了冬天，爱德华所面临的是威尔士西北部一片充满敌意的崎岖山区。爱德华继续进行作战，实施两个世纪前就沿用的快速战略追击。当然，他并没有忽视后勤战略。他封锁了任何通往卢埃林领地的供给活动。实践证明，他的这一冬季战役是相当有效的。不到一年的时间，威尔士王子就不得不求和，丧失大片领土及影响范围。在确定求和时，卢埃林肯定考虑到了爱德华国王进一步实施后勤战略的结果。在1277年9月，卢埃林王子虽然占领了威尔士北部海滨的安格尔西岛上大片肥沃的土地，但爱德华国王手下的人却收割了本来可以送回威尔士本土，供给爱德华对手的庄稼。　　爱德华国王不愧为是一个彻底的建设者，他接着就开始了旧城堡的修理和新城堡的修建工程。威尔士人为他们自己统治而修建的城堡，反成了英格兰人为了控制他们的新占领地所作的准备。5年以后，在另一次持续一年的战争中，爱德华的军队占领了北威尔士的剩余领土，夺走了全部城堡。　　这一持久战略，跨了整个冬季，完成了对威尔士的征服。在完成征服威尔士的过程中，英国人并没有遇到像他们所想像的那么多困难。因为，卢埃林早早地参加到他的先遣队中，碰到一名英国士兵，而这个士兵并没有认出他就是卢埃林，很快用矛将其刺死了。爱德华那宽松的领导艺术和他部队的高昂士气，使得爱德华轻而易举地完成了他对威尔士的征服。爱德华很快就转入修建城堡，巩固他的统治。在7年的时间内，爱德华就按照改进的设计方案修复或新建了9座城堡。　　在接下来的11年中，英格兰人遇到了两次反抗，但都被迅速而有效地平定了。在爱德华的整个征服战役中，威尔士人成了他的军队的主力。一个世纪后，尽管威尔士人有过一次短暂而强烈的反抗，但基本上保持了稳定。威尔士也就逐渐地成为更英化的、爱德华国王领地的组成部分。爱德华做了许多威尔士人的安抚工作，终于让自己那出生于威尔士的儿子，威尔士亲王[后来的弱智爱德华二世]，继承了当地统治者的位置。对威尔士人约两个世纪的不断渗透是其政治征服的重要内容。　　要塞以最有效的形式增强了防御的威力，但也给了防御者背上了难以实施战术进攻的包袱。一开始就集中精力占领并平定一小块地区，这可以使入侵者增大其在空间上对敌兵力的对比率。其要塞就不仅能防止威尔士人重新夺回所占领地区，也能阻止威尔士人对所占领地区的袭击活动。这样，英格兰人就可以逐渐地让战败者顺从他们的统治，并逐渐在文化上同化他们，直到用较少的兵力就控制这一地区，腾出更多的兵力去入侵并控制另一地区的领土。城镇的增长和土地的开垦加速了英格兰人的观点、制度以及语言在威尔士的逐渐传播。　　2.长弓兵在苏格兰的使用——班诺克本战役的经验与教训

上帝永恒的召唤--中世纪音乐介绍　　歌特音乐(Gothic Music)这个词汇本身就和中世纪有着密切相关的联系，而歌特音乐领域中的重要DARKWAVE乐风中许多重要的乐队例如Ataraxia，Qntal ，Estampie, Camerata 　　Mediolanense,Love Is Cold Than Death等或多或少的有着某种中世纪的情节，他们其中的乐队干脆被媒体称之为中世纪组合。他们从中世纪音乐中吸收氧份，涉取着某种神秘的元素。而中世纪时期的欧洲被称之为黑暗时期，这更加看出和DARKWAVE某种内在联系或是相通性，或许巧合，在这里不敢妄言。不过正如ARCANA乐队的主脑Peter Petterson所说"我们是中世纪的，我们的理想是做出中世纪的灵性音乐，这一切来源对我们对浪漫的追求。"也许大家和我一样，为了更好的理解音乐喜欢去溯源，那下面就让我们去了解一下中世纪的音乐吧。　　中世纪的历史介乎于欧洲古代和近代之间的大约一千二百年的历史时期。中世纪开始时，欧洲政治和社会结构土崩瓦解，生活困苦，一派萧条，以后接踵而来的是漫长而迟缓的复苏。然而这个时期在文化艺术方面的成就却不容忽视。音乐遗产亦很重要，虽然其思维方式及认识特点与今天相去甚远，但在其它一些重要方面，当代音乐却从中世纪音乐中继承了大量财富。　　"中世纪的"（Medieval)这一形容词与其英语的词和其他语言中的对应词一样，都来源于拉丁名语。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学者人为，自古代文明衰落至十五世纪，文化，文学和艺术"复活"的整整一千年，仅仅是一首不值得称道的"哥特人"的黑暗插曲。历史学家虽然早已驳斥了这种偏见（可是这一观点由"黑暗时代"一词部分的保留下来）但是习惯上仍将这个慢长时期视为一个独立的历史阶段。通常公认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和1453年（君士坦丁堡失陷于土耳其人）为这一时期的上下限。　　"中世纪是从粗野原始状态下发展而来的，它从没落的古代世界承受下来的唯一事物就是基督教和一些残破不全而且失掉文明的城市"。罗马天主教会在思想意识上处于统治地位，在教会严密禁锢下，堕落到愚昧主义和禁欲主义的深渊。圣经被认为是绝对权威的，是判断是非的威严标准，一切权威性的解释都是来自于上帝。一个人从摇篮到坟墓，从思想言行到日常工作都是受到教会的影响和控制。中世纪的教会竭力鼓吹禁欲望主义和来世观念，宣扬原罪，来世抱应等教义。僧侣门获得了知识和教育的垄断地位，而教育本身也渗透着神学的性质。中世纪留下了一方面是封建主的暴力和寺院僧侣的宗教统治的遗迹，另一方面是诗歌，音乐，文学，，建筑和雕刻的艺术创造。音乐在艺术中当推首位。圣托玛。达坎（1225-1274 天主教神学家，《神学概论》作者）称之为"七大文艺之冠"并把它看作"最高尚的现代科学"。它既是艺术又是科学，在大学里和算数，几何，天文一起作为教授的科目。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制定了严格的音乐规则，并按照经院学派的精神，将音乐创作视为一种理性的成果，更甚于想象或感性的产物。但是这种有时被夸大了的理性结构的需要，这种代表中世纪音乐活动的特性在此却产生了极好的影响，因为它关系到这样的几个问题：澄清刚问世的复调音乐的混乱；确定节奏的小节，并找出一种表示音响时值和高度的记号。可是这种不顾一切地想忠于古代概念的愿望---这些概念往往被错误的理解---有时却搅乱了理论家的思想，在某些方面多少推迟了音乐技巧的发展。　　早期音乐，教堂在此起了重大作用，因此我们首先应该注意的正是宗教音乐，教堂音乐。在所有的音乐史中，从基督教到现在算起来有二千年的时间，可在这二千年的音乐史中，前面的以前年只占了很少一部分，以至于成为我们对西方音乐不能真正了解的一个重要原因。更重要的是了解音乐本身。史实不过是干巴巴的骨架，只有音乐才能赋予骨架以生命和意义。在研究素歌圣咏这种不太为人们熟悉的音乐时，尤其需要牢记这一点。　　圣咏必须反复谛听和咏唱，直至习惯它们。可我们现在的困难比较大。只是到了二战以后，二十世纪西方的音乐学家开始注意中世纪音乐和古代音乐，这时才开始有一些学术成果。后来录了很多唱片，有一大部分是在天主教堂，各种教堂里面录的。音响效果很好，有一些回声很有意思。

中国古代兵器纵谈　　　序言　　悠悠五千年华夏，兵家文化博大而精深，岂料到了如今，竟然还敌不过欧洲中世纪、日本战国之类雕虫小技脍炙网民，真乃奇耻大辱也！本文撰写的目的，就是要通过纵谈的形式，展现华夏先进的军事文化，用铁的事实证明华夏兵家的伟大！　　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却绝非易事。由于我国史学者的失职，可以寻找到的相关资料大多是古籍只言片语的照搬、五花八门兵器的罗列、或者考古文物的介绍，以如此凌乱的咨料，想撰写高质量的纵谈实在是颇费思量的事情。为此，笔者不但要查阅大量相关资料，甚至还要从许多不相关的资料中搜集有用信息，经过分析、归纳、到撰写成文，断断续续历时近2个月，着实大费了一番周章。　　欣慰的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纵谈终于是完成了。虽然还有诸如火器、杂兵器、野战战术之类内容暂时未能涉及，但笔者可以自信的说，这已经是至今为止网络上介绍最为系统、最有参考价值、也最言简意赅的关于中国古代兵器的普及读本了。即使图书中也难有匹敌者！呵呵，这可不是自卖自夸，而是由于查阅了大量资料，加上笔者认真的研究分析，实在没理由达不到这种程度。　　好了，再自吹自擂下去要挨臭鸡蛋了。笔者最后再多一句嘴，希望大家在看完本文之后，能够对咱自家的兵家文化多几分钦佩与自豪，对欧洲中世纪、尤其是小日本的所谓日本战国文化多几分冷静比较，这就是笔者最大的初衷了。　　2001-6-12 　　第一章刀与剑　　深思的是，历史会如此迂回。剑并非中原发明，刀才是正宗原产，然而从东周到西汉初，刀却一度被废弃了，而长刀则消沉得更久。　　商代铜刀长度很短，长者也只与罗马短剑相当，充其量算把西瓜刀。也许正因短刀重量较沉，灵活性反而比不上短剑，西周才受北方游牧民族影响废刀用剑了。　　短刀第二次出现已经是时隔 8、 900年的西汉了。西汉是铁的时代，蓬勃兴起的炼钢业将汉军队铸成为那个时代罕见的钢铁雄师。钢铁提供了兵器更为坚韧的骨骼，催生出长达 1米的环首刀。在尚无马鞍和马蹬的骑兵眼中，那粗犷有余细致不足的直窄刀身蕴含了前所未见的凌厉杀气，厚实的刀背将轻易承受住猛烈挥砍的应力，使他们化身为扑袭的猎鹰。　　环首刀彻底取代长剑是在东汉末年，在那之后它将作为一个经典和传奇横跨过 300年时光直达隋唐。不过值得一提的是，短刀在东晋就出现了分裂，导致两种刀式的并行发展，一种是直窄样式，另一种是近代常见的宽体样式。但古人对事物的革新总是异常谨慎，就如同他们腰里别着剑鞘千余年，才在波斯双环的影响下，用绳将刀剑挂在腰际，宽体刀还要再承受几百年的寂寞。　　对环首刀的改进就是增加护手，并取消了刀柄端的圆环，这个转变自魏晋始至唐成熟，但这已经使环首刀再无法称为环首了。改进后的刀分为三种，其中的战刀称作横刀。尽管环首刀日后将在中国完全绝迹，但‘唐样大刀‘却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了日本太刀，并于明代重返故里。　　大动乱的年代到来了，那称得上帝国最黑暗的时期之一，充斥着嗜杀成性的暴君，战乱迭起刺激了武器技术的发展。攘平动乱的宋朝既是刀复归的时代，也是刀发扬的时代，短刀改变了，长刀东山再起。　　直窄刀身有联为一体的刀脊，令同样宽度的刀身能承受更大应力，从而斩甲断骨，但却缺乏使刀刃开膛破腹的流畅弧线。弧曲刀身恰好相反，柔韧有余而刚硬不足。但这只是欧洲和西亚的难题，中国用坚重的宽体刀将两者合而为一，这完美的结合将只有日本太刀的灵活锋锐可以打破。　　太刀说来就来了，高碳钢精锻而成的微弧刀身异常迅猛，令人与兵器皆数粗制滥造的明军大为惶恐。师夷长技不敢当，因为明军缺乏倭寇的野蛮，但对兵器样式的学习倒显得相当诚恳。于是明军的短刀序列成了一水日式，从 1米长的单手刀，到 2米长的双手刀，连骑兵也未能脱离此列。

斧典　　斧　　斧是一种古代兵器。斧又名戚，惧，斤，铁糕糜等。斧因其式样和用途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名称。但大体式样基本相同，均为一面是扇型刃，一面是长方形，下部装有木柄。斧的用法有：挑，拦，架，格，砍，抹，刺等。远在旧石器时代，就出现了石制的斧，以作耕种捕猎之用。　　新石器时代，斧有了椭圆形，扁平形，胄身梯形式样。石斧上凿有洞孔便于挥使。至商代，由于冶铜业的发明，大量的青铜斧成为军队的主要兵器之一。此间，商代还造出了铜铁相间斧。至周代斧在当时军中逐渐退为次要兵器，大多作为饰物或权利的标志或斩杀的刑具。至春秋战国时，斧向广大的少数民族地区流行。到了秦汗三国之际，战争形式有了很大的改变，骑战和步战成为当时战斗的主要形式。又由于铁器制造业的发展，铁斧的质量和重量有了很大的提高，具有很大的杀伤力，故斧又被军队作为主战兵器之一。至隋唐五代，斧的代表式样有凤头斧，长柯斧等。斧的刃部加厚，手柄缩短，这种斧的砍杀效果相当高。唐代诗人李白在《赠宣城赵太守锐》诗中写到“持斧佐三军，霜清天北门”之句。《旧唐书.李嗣业传》记载，李嗣业在唐玄宗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与安禄山的香积寺之战，李以步兵三千，持手刀，长柯斧堵击敌兵，取得战斗的胜利。至宋元时期，斧在战场上仍然使用。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金兵将领图术率领精兵一万五千余人骑达郾城，宋军名将岳飞领将士各持斧刀，上砍敌人，下斩马足，大败金兵。金将领完颜图术当时承认，“宋用军器，大妙者不过神臂弓，次者重斧，外无所谓”（摘于《会编.征蒙记》）。当时宋军使用的战斧有大斧，凤头斧，娥眉斧等。至元代蒙古兵使用的战斧有锚斧，镰斧。至明代时，大斧的种类有日华斧，开山斧，无敌斧，静燕俯，长柯斧等，其样式与宋斧相似。清代斧被编进十大类军器中，八骑前锋营装备了圆刃斧和直刃斧。而绿营装备的是柄长四尺的长柄斧和柄长壹尺六寸的短斧。另有每把仅壹斤重的双斧，双斧柄长仅尺余，斧刃很小，携带方便，使用灵活，很受将士的的钟爱。

刀典　　刀　　我们先说说刀，刀是古代一种用于劈砍的单面侧刃格斗兵器。由刀身和刀柄两部分构成。刀身刃部狭长，刀柄有短柄和长柄之分。中国古代刀的出现，原于新石器时代，这一时期主要以石刀为主，另有骨刀。在甘肃东乡马家窑发现了距今5000年现存最早的青铜刀。商代铜刀开始渐多，一般刀身较小，有直柄刀，兽首刀，长刀等。商末至西周刀的形制仍没太大变化，但在北方草原少数民族地区兽首刀极为流行，有大量实物出土，青铜冶铸技术及制造工艺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西汉时期刀有了长足发展，最有代表性的为环首刀（也称环柄刀），一般为钢铁制造直背直刃，刀背较厚，刀柄窄呈圆环状，刀形细长。两汉时代刀的长度多为一米左右。环首刀一直沿用到南北朝时期。汉代另外还有阮家刀。据说阮师作刀“受法于宝青之虚，以水火之齐，五精之陶。用阴阳之侯，取刚柔之和”，三年造刀1770口。北齐时期发展了晋代创造的用生铁与熟铁合炼成钢的灌钢法造出了著名的宿铁刀。此刀钢质柔韧坚硬，经久耐用，可以“斩甲过三十扎”。隋唐时期军队中大量使用横刀和陌刀，并配有双附耳的刀鞘。横刀也称佩刀，短柄。陌刀也称拍刀，为长柄两刃刀，长约三米，主要流行于盛唐。北宋开始出现，以后各代一直沿用的手刀，刀身及刃部较宽，刀头上翘，刀柄有护手。另外在宋《武经总要》中还介绍了掉刀，掩月刀，戟刀等多种刀型。火器的出现使刀在战争中的威力也逐渐减弱，因此宋以后用于实战的刀，开始日趋减少。明清时期腰刀已不作为有效的进攻武器，除骑兵部分使用外，还被用作防身和权力等级的象征。

漫谈倭五王(下) 三、倭王们的真面目：经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否定了诸多观点，仍然没有得到倭五王到底是哪几位天皇的答案。这令人有些灰心，莫非我们确实无法从史料中寻得真相了吗？我尝试作了一些探索，似乎可以解决得更好些。让我们还是把注意力集中到赞和珍的关系上来。《日本书纪》虽然有着很多的错误，尤其在天皇在位的年代上有意拉长，将本非一系的天皇粘合在一道，但是其中所记载的事迹从应神天皇以下应当还是有一定可信度的。这样一来，如果不改变不改变《宋书》所说各王关系也就无法和《日本书纪》匹配。和“大和说”第三种观点类似，我也认为济并非珍之子，珍也并非赞之弟，前一个原因就是排除《梁书》的结果，而与后一个判断相应的看法却不同。我不认为在430年遣使是一位既非倭王赞又非倭王珍的倭王，而认为这还是原来的倭王赞，沈约如此安排是因为他觉得这种推测很自然，无需明言。那么从421年到430年出现的就都是同一个倭王了，而到了438年出现的就是倭王珍，其间相差了8年。依照《纪》，履中天皇和反正天皇在位的时间都不长，皆记作6年；而《纪》当只会将天皇在位时间拉长，所以这两位天皇的实际在位时间不会超过6年。我们发现在430年至438年之间恰好能够放入一位天皇的统治时期，如果那位天皇在此期间在位，则就说明他没有向宋廷遣使，也当然就没有他的名字了。这么看将仁德天皇之子履中放到其中正合适，而到了他去世之后，下一位天皇反正才有遣使来朝，说明兄长去世自己即位。由于宋廷不知道有履中天皇的存在，自然有可能误认为反正天皇所说的兄长便是先前的赞（仁德），于是记下珍是赞的兄弟。由此，这些问题就都获得了解决，得到和“大和说”第三种意见相同的结果：赞——仁德、珍——反正、济——允恭、兴——安康、武——雄略。这里和改意见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从421年到478年向宋廷遣使的还是五位天皇，即不必是“倭六王”。如果《纪》所载履中、反正、安康三位在位时间短暂的天皇的在位年限是正确的话，既没有被拉长，再按照《纪》上对应的登基、驾崩的月份及《宋书》所载的进贡的月份，可以得到一个大致的年表：仁德天皇（???——431）赞履中天皇（431——436）反正天皇（437——442）珍允恭天皇（442——459）济安康天皇（459——462）兴雄略天皇（462——???）武一些学者在处理《宋书》没有记载济与珍关系、《日本书纪》说反正与允恭为兄弟、《梁书》说济乃弥之子的矛盾上也是很慎重的。他们提出《宋书》没有记载是因为确实不知道他们之间存在的血缘关系，或者说他们之间没有什么血缘关系；而《日本书纪》则是依照万世一系的原则将允恭置于仁德之子的地位，这是政治因素的考虑；《梁书》所说的关系不知其依据为何。注意到，允恭天皇的本名是“雄朝津间稚子宿祢”，而“宿祢”这个词是代表天皇的臣下豪族身份的姓氏称号之一。大和朝廷导入氏姓制度这一政治身份制度是为了将诸豪族纳入以天皇家族为中心的组织之中。“宿祢”这个姓是684年天武天皇制定的“八色姓”中8个阶级姓中的一个，无论如何将一个臣下意思的姓“宿祢”冠在天皇的名字上都是很难令人理解的。名字上加有“宿祢”这个姓的人成为天皇，表明某时发生了宫廷政变，允恭天皇讨死了反正天皇而登基。事实上，允恭天皇既非反正天皇的弟弟，也不是仁德天皇的儿子，他只是一个豪族。鉴于万世一系的主张，《日本书纪》从来不记述王朝交替和天皇血缘的变化，所以就将允恭天皇说成是反正天皇的弟弟。也就是说，应神的后代到了反正的时候也就暂告一段落，直到允恭天皇的孙子清宁天皇以后皇位又回到履中天皇的孙子手里。这期间允恭家族经历了4代天皇，统治了日本40多年。这样，我们就将421年至478年间的10次遣使所对应的天皇都弄清楚了，那么第一条记录也就是413年遣使又是哪位天皇呢？依据《梁书》，这位倭王是赞，也就是仁德天皇，然而为什么《宋书》没有记载这位天皇的名字呢？《梁书》的依据又何在呢？我们还是需要进一步的考察才能得出结论。这位究竟是仁德天皇，还是他的父亲赫赫有名的应神天皇。

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仲尼居，曾子持。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训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参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复坐，吾语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至始也。立身行道，扬名於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於事亲，中於事君，终於立身。」大雅曰：「无念尔祖，聿修厥德。」天子章第二子曰：爱亲者不敢恶於人，敬亲者不敢慢於人。爱敬尽於事亲，而德孝加於百姓，刑於四海，盖天子之孝也。甫刑云：「一人有庆，兆民赖之。」诸侯章第三在上不骄，高而不包。制节谨度，满而不溢。高而不包，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富贵不离其身，然后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盖诸侯之孝也。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卿大夫章第四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无择言，身无择行，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怨恶。三者备矣，然后能守其宗庙，此卿大夫子孝也。诗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士章第五资於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爱，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忠顺不失，以事其上，然后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盖士之孝也。诗云：夙兴夜寐，无忝尔所生。庶人章第六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三才章第七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顺天下。是以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陈之以德义，而民兴行。先之以敬让，而民不争。道之以礼乐，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恶，而民和禁。诗云：「赫赫师尹，民具尔瞻。」孝治章第八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遗小国之臣，而况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万国之欢心。以事其先王。治国者不敢侮於鳏寡，而况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欢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况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欢心，以事其亲。夫然，故生则亲安之，祭则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诗云：有觉德行，四国顺之。圣治章第九曾子曰：敢问圣人之德，无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惟人为贵。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严父，严父莫大於配天，则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後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祭。夫圣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故亲生之膝下，以养父母日严。圣人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圣人之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其所因者本也。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义也。父母生之，续莫大焉。君亲临之，厚莫重焉。故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以顺则逆民，无则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虽得之，君子不贵也。君子则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乐，德义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观，进退可度，以临其民。是以其民畏而爱之，则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诗云：淑人君子，其仪不忒。纪孝行章第十子曰：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事亲者，居上不骄，为下不乱，在丑不争，居上而骄，则亡。为下而乱，则刑。在丑而争，则兵。三者不除，虽日用三牲之养，犹为不孝也。五刑章第十一子曰：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无上，非圣人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广要道章第十二子曰：教民亲爱，莫善於孝。教民礼顺，莫善於悌。移风易俗，莫善於乐。安上治民，莫善於礼。礼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则子悦。敬其兄，则弟悦。敬其君，则臣悦。敬一人而千万人悦。所敬者寡而悦者众，此谓之要道也。广至德章第十三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室至而日见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诗云：恺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顺民如此其大者乎？广扬名章第十四子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顺可移於长。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以行成於内，而名立於后世矣。谏诤章第十五曾子曰：若夫慈爱恭敬，安亲扬名，则闻命矣。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昔者天子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於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於不义。故当不义，则天不可以不争於父，臣不可以不争於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感应章第十六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长幼顺，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虽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庙致敬，不忘亲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庙致敬，鬼神著矣。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无所不通。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事君章第十七子曰：君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德，故上下能相亲也。诗云：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丧亲章第十八子曰：孝子之丧亲也，哭不哀，礼无容。言不文服美不安，闻乐不乐，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无以死伤生，毁不灭性，此圣人之政也。丧不过三年示民有终也。为之棺椁衣衾而举之，陈其□簋而哀戚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为之宗庙，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时思之。生事爱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尽矣，死生之义备矣，孝子之事亲终矣。

朱子治家格言朱熹　　　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自奉必须俭约，宴客切勿留连。器具质而洁，瓦缶胜金玉。饮食约而精，园蔬胜珍馐。勿营华屋，勿谋良田。三姑六婆，实淫盗之媒．婢美妾娇，非闺房之福。奴仆勿用俊美，妻妾切忌艳妆。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居身务期质朴，教子要有义方。勿贪意外之财，勿饮过量之酒。与肩挑贸易，勿占便宜．见贫苦亲邻，须多温恤。刻薄成家，理无久享．伦常乖舛，立见消亡。兄弟叔侄，须多分润寡．长幼内外，宜法属辞严。听妇言，乖骨肉，岂是丈夫．重资财，薄父母，不成人子。嫁女择佳婿，毋索重聘．娶媳求淑女，毋计厚奁。见富贵而生谗容者，最可耻．遇贫穷而作骄态者，贱莫甚。居家戒争讼，讼则终凶．处世戒多言，言多必失。毋恃势力而凌逼孤寡，勿贪口腹而恣杀生禽。乖僻自是，悔误必多．颓惰自甘，家道难成。狎昵恶少，久必受其累．屈志老成，急则可相依。轻听发言，安知非人之谮诉，当忍耐三思．因事相争，安知非我之不是，须平心遭暗想。施惠勿念，受恩莫忘。凡事当留余地，得意不宜再往。人有喜庆，不可生妒忌心．人有祸患，不可生喜幸心。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见色而起淫心，报在妻女．匿怨而用暗箭，祸延子孙。家门和顺，虽饔飧不继，亦有余欢．国课早完，即囊橐无余，自得至乐。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君国。守分安命，顺时听天。为人若此，庶乎近焉。

鬼谷子　　鬼谷子，姓王名诩，春秋时人。常入云梦山采药修道。因隐居清溪之鬼谷，故自称鬼谷先生。　　鬼谷子为纵横家之鼻祖，苏秦与张仪为其最杰出的两个弟子〔见《战国策》〕。另有孙膑与庞涓亦为其弟子之说〔见《孙庞演义》〕。纵横家所崇尚的是权谋策略及言谈辩论之技巧，其指导思想与儒家所推崇之仁义道德大相径庭。因此，历来学者对《鬼谷子》一书推崇者甚少，而讥诋者极多。其实外交战术之得益与否，关系国家之安危兴衰；而生意谈判与竞争之策略是否得当，则关系到经济上之成败得失。即使在日常生活中，言谈技巧也关系到一人之处世为人之得体与否。当年苏秦凭其三寸不烂之舌，合纵六国，配六国相印，统领六国共同抗秦，显赫一时。而张仪又凭其谋略与游说技巧，将六国合纵土蹦瓦解，为秦国立下不朽功劳。所谓「智用于众人之所不能知，而能用于众人之所不能。」潜谋于无形，常胜于不争不费，此为《鬼谷子》之精髓所在。《孙子兵法》侧重于总体战略，而《鬼谷子》则专于具体技巧，两者可说是相辅相成。　　《鬼谷子》共有十四篇，其中第十三、十四篇已失传。《鬼谷子》的版本，常见者有道藏本及嘉庆十年江都秦氏刊本。此文本为道藏本。国标码表中无对应的少数汉字，均以"□"符号代之。捭阖第一奥若稽古圣人之在天地间也，为众生之先，观阴阳之开阖以名命物；知存亡之门户，筹策万类之终始，达人心之理，见变化之朕焉，而守司其门户。故圣人之在天下也，自古及今，其道一也。变化无穷，各有所归，或阴或阳，或柔或刚，或开或闭，或驰或张。是故圣人一守司其门户，审察其所先后，度权量能，校其伎巧短长。夫贤、不肖；智、愚；勇、怯；仁、义；有差。乃可捭，乃可阖，乃可进，乃可退，乃可贱，乃可贵；无为以牧之。审定有无，与其虚实，随其嗜欲以见其志意。微排其言而捭反之，以求其实，贵得其指。阖而捭之，以求其利。或开而示之，或阖而闭之。开而示之者，同其情也。阖而闭之者，异其诚也。可与不可，审明其计谋，以原其同异。离合有守，先从其志。即欲捭之，贵周；即欲阖之，贵密。周密之贵微，而与道相追。捭之者，料其情也。阖之者，结其诚也，皆见其权衡轻重，乃为之度数，圣人因而为之虑。其不中权衡度数，圣人因而自为之虑。故捭者，或捭而出之，而捭而内之。阖者，或阖而取之，或阖而去之。捭阖者，天地之道。捭阖者，以变动阴阳，四时开闭，以化万物；纵横反出，反复反忤，必由此矣。捭阖者，道之大化，说之变也。必豫审其变化。吉凶大命□焉。口者，心之门户也。心者，神之主也。志意、喜欲、思虑、智谋，此皆由门户出入。故关之矣捭阖，制之以出入。捭之者，开也，言也，阳也。阖之者，闭也，默也，阴也。阴阳其和，终始其义。故言「长生」、「安乐」、「富贵」、「尊荣」、「显名」、「爱好」、「财利」、「得意」、「喜欲」，为『阳』，曰『始』。故言「死亡」、「忧患」、「贫贱」、「苦辱」、「弃损」、「亡利」、「失意」、「有害」、「刑戮」、「诛罚」，为『阴』，曰『终』。诸言法阳之类者，皆曰『始』；言善以始其事。诸言法阴之类者，皆曰『终』；言恶以终其谋。捭阖之道，以阴阳试之。故与阳言者，依崇高。与阴言者，依卑小。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由此言之，无所不出，无所不入，无所不可。可以说人，可以说家，可以说国，可以说天下。为小无内，为大无外；益损、去就、倍反，皆以阴阳御其事。阳动而行，阴止而藏；阳动而出，阴隐而入；阳远终阴，阴极反阳。以阳动者，德相生也。以阴静者，形相成也。以阳求阴，苞以德也；以阴结阳，施以力也。阴阳相求，由捭阖也。此天地阴阳之道，而说人之法也。为万事之先，是谓圆方之门户。【注释】　捭：〔音ｂａｉ３〕分。　　阖：〔音ｈｅ２〕关。

为了日食而战作者：wallish《尚书》中有一篇叫做《胤征》，记述夏第四代君王仲康时的一次征讨前的誓师讲话。“惟仲康肇位四海，胤候命掌六师，羲和废厥职，酒荒于厥邑。胤候承王命据徂征，告于众曰：……。惟时羲和，颠覆厥德，沉乱于酒，畔官离次，俶扰天纪，遐弃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闻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诛。”这段话大致的意思是：夏后仲康在位时将王师交给胤候（侯）掌管，当时负责天象气候预报的羲和没有完成职责，漏报或错报了一次重要的天文现象，也就是“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造成民众的极大恐慌，于是瞎子在那里鼓琴，小吏和老百到处奔走惶恐，羲和的罪过实在是太大了。接下去《胤征》里描述的就是胤候让手下士兵不要因为羲和是天子手下的官员就心慈手软，一定要消灭首恶，给其他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乍看上去，这是一段相当完整的纪录，是夏代留下的极少的几个断代依据之一。根据一些天文学现象推出历史年代精确时间是目前用得非常多的一种断代方法，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武王伐纣就是采用这种方法确定在前1046年的。然而，《胤征》这篇后来被认定为伪书，系后人伪造。比如“朔”和“房”（如果解释为房宿）都是后来才有的概念，前者形成于东西周之间，后者则更晚些。那么约一千年前的早夏怎么会引用这样的名词呢？这样一来，这个用天文学现象断代的目的似乎要落空了。然而，却有人找到了这件事的旁证。人们对于尊敬的太史公司马迁的记述往往是信任的，正是在他写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中找到了“帝中康时，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太史公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所以有很多人开始重新相信这篇的内容。但是《汉书·儒林传》中有这样一段话：“ 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韦》兹多于是矣。遭巫蛊，未立于学官。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滕》诸篇，多古文说。”这样一来，人们看清了为什么太史公会在《史记》里引《胤征》，这其实是有师生渊源的，这个旁证要打个折扣。不过，我们又在《左传》昭公十七年里找到了此事的痕迹。“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请所用币，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举，伐鼓于社；诸侯用币于社，伐鼓子朝，礼也。’平子御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有伐鼓、用币，礼也；其余则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日过分而未至，三辰有灾，于是乎百官降物，君不举，辟移时，乐奏鼓，祝用币，史用辞，故《夏书》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此月朔之谓也，当夏四月，是谓孟夏。’平子弗从。昭子退，曰：‘夫子将有异志，不君君矣。’”这里讲的夏书很有可能就是指的《尚书》中的《虞夏书》，也包括《胤征》。杨伯峻先生认为现在流行的《左传》成于前403年至前389年之间。这就要比孔安国的《尚书》传世早200余年，不太可能受到伪书的影响。所以这之后的学者大多认为《胤征》是伪，但其所记的这次历史事件是真的，只是其中的诸如“朔”、“房”、“季秋”之语不可采信，“季秋”更可能是后人将“房”理解为房宿而反推的当时的月份。有人争论《左传》中的“孟夏”与《胤征》中的“季秋”矛盾，李学勤先生指出《左传》中的“孟夏”不是指《夏书》的事件，而是指昭公十七年的事，这就解决了其中的矛盾。而在今本《竹书纪年》中有“帝仲康五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也可为此作旁证，但是可信度较低。我们暂且认为这是件真实的历史事件，但是当时到底发生的是什么天象呢？为什么胤候要因此而讨伐羲和呢？从前面的记录已经可以看到古人都认为这是一次日食。有这么几个理由：1、“辰不集于房”：“辰”是日月相会的意思，“房”解释为房舍即位置，全句的意思就是日月没有在它们应该相会的地方会合，也就是日和月中少了一个，那只能是发生了日食（因为月食发生时不是日月应该相会的位置）。2、“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有什么在当时能引发如此大的惊恐呢？除了日月食就是大彗星出现，从这话里很难体会出有彗星的意思，所以就解释为日食，而且是一次大食分的日食。3、“羲和湎淫，废时乱日”：吴守贤先生认为“废时乱日”明显隐含了日食，因为中国古代天文学家遵循“历法疏密，验在交食”，只有通过观察日食才能得出“废时乱日”的结论。古人也同样依据这几点认为这是一次日食的描述，这点几乎没有疑义，而且把这称为“仲康日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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