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志凡红尘的个人资料

又要过洋节了，崇洋媚外不？

随笔无锁的岁月小时候生活在无锁的家庭，除了大门备一把锁外别的门都没有锁，有时外出懒得锁就用一根绳子系着了事。长大了来到城市，在单位，办公桌上锁，休息室的存包柜也上了锁。在家里，小区大门上电子锁，自家大门两个门各配一个锁，卧室的几个柜子也上了锁。我不仅不喜欢锁也不喜欢记密码，手机、电脑、背包、行李箱，都用密码。我们的生活无锁无密码是不可能的，我只希望其数量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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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娥死前发了“三大毒誓”，如今全部应验古代的很多王朝，都留下了比较有代表性的文化。唐朝的诗歌、宋朝的词作，皆是让后世人膜拜的经典，元朝的杂剧戏曲也相当有名。元朝仅延续90多年，与其他朝代相比，算是较为短暂，却出现过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等许多杂剧作家。关汉卿乃一代才子，被誉为“元杂剧的奠基人”，既然有如此高的评价，绝对不是浪得虚名。他的很多作品历经几百年而不朽，其中《窦娥冤》几乎无人不知。虽然窦娥是关汉卿笔下的虚构人物，却因被刻画的栩栩如生，成为家喻户晓的悲剧女子。窦娥可以说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位历史人物了，不光光是她的故事。那首脍炙人口的窦娥冤可以说是中国的悲剧文上非常重要的一篇了。是你是否知道，窦娥的故事里面有的不光光是窦娥的冤假错案，还有着窦娥自己的惊世的三个大预言。窦娥出生于一个贫寒的家庭，父亲窦天章是个读书人，由于家里发生了一些事情，窦天章从蔡婆婆那里借了不少银两，很久都不能还上。无奈之下，含泪把女儿窦娥送到蔡家当童养媳，其实他也舍不得，只是当时的处境没得选择。蔡婆婆心肠也不错，不仅不让窦天章还账，另外还给他一些银子，支持他安心读书，争取以后能考取功名。从小就很懂事的窦娥，深的蔡家人的欢心，不把她当外人。正当日子一天比一天好的时候，灾难降临到蔡家，窦娥的丈夫和公公先后病死。命运就是这么不平，丈夫去世的早，她恪守妇道，尽心尽力的侍奉婆婆，两个人相依为命。尽管窦娥抱怨过，也曾一个人躲在房间痛哭，但生活还是要继续，只能坚强地活着，照顾好日渐年迈的婆婆。窦娥生的一副好姿色，有个名叫张驴儿的公子哥，早就对美丽善良的窦娥有非分之想。想要威逼利诱她为妻子，但她并不为之所动容。张驴儿的出现，让窦娥的命运就此开始黑暗起来。为了迫使窦娥嫁给他，张驴儿买了砒霜，他想杀死窦娥的婆婆，然后霸占窦娥。没想到聪明反被聪明误，阴差阳错的毒死了自己的父亲。张驴儿恼羞成怒，便诬陷窦娥和她婆婆杀了自己的父亲。张驴儿怎么可能就此罢休，和县太爷串通一气，逼迫窦娥承认自己的的罪行，但是窦娥怎么可能会屈服，从未低头认罪。可是贪官不分青红皂白直接判成死罪，窦娥经受了残酷拷打，拒不承认。但是可恶的贪官居然要拷打婆婆，可她也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婆婆受罪，只能无奈按照他们意图招供。在被砍头之前，窦娥对着苍天发了3个毒誓：第一条是她要让刑场的白绫上面溅满了血，这一条果然实现了；第二条是她希望六月飞雪，果不其然，正值六月暑天这个地方却白雪飘飘，仿佛在为窦娥的冤魂叫屈；第三条窦娥希望这个地方大旱三年，最后也得到了验证。第三条誓言灵验后，当地的人们都十分痛恨窦娥，纷纷唾骂她。因为连续三年干旱意味着他们将颗粒无收，最后要面临被饿死的危机，他们这才慌了神。不过这也一点都不冤，当窦娥被苦苦诬陷时，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愿意站出来为窦娥作证。也没有一个人为窦娥说一句公道话，他们都是冷漠的看客，和张驴儿串通一气。这三个毒誓是窦娥对封建社会压迫的不满，更是对那些上层阶级的反抗。她想用大旱三年来证明她的冤屈，迫使政府重查冤案。暴露封建统治者的罪孽。她本意并非真的伤害百姓，而是为了唤醒人们的抗争。让贪官污吏受到应有的惩罚。窦娥的三种誓愿最终都应验了。最后，她的父亲成为大官，亲自彻查此事，为窦娥还了清白。窦父说：“你们明知窦娥是冤的，却不敢说句公道话，是谓不义。更有人相信贪官，认为窦娥真的杀了人，而诬蔑忠良，是谓不仁。老天有眼，没有无妄之灾，天灾人祸就是在惩治不仁不义之徒哪！” 窦娥是封建社会被压迫典型的妇女形象，她的刚烈是每个被压迫妇女保留尊严的筹码。而我们记得窦娥不止是因为她冤枉、更多的是她忠贞不渝的节气。

一个被小人物改变的历史北宋仁宗年间，陕西府有张，吴两位书生，二人精通军事颇有谋略，只因朝中无人提拔，旷世奇才一直埋没民间。二人无路可走，又不忍虚度年华，便常作狂放之态，傲啸日月，指点天下。地方官见这两个家伙很不安分，便加强了监管，伏下细作监视二人，一旦发现他俩有出轨的言语，即行抓捕。二人很是郁闷，便把自己的治国方略写成揭帖，遍传天下，希望能引起朝廷重视。揭帖很快便传到了仁宗手中，他看完后，便在大殿上对群臣说：“这两个书生的看法颇有些道理，朕想重用，众卿以为如何？” 大家七嘴八舌一番商议，晋国公丁谓力排众议，大声奏辩道：“上天设置君臣就是为了调理阴阳牧养万民。岂容底层无赖任意施展抱负？当年武则天不分良莠，只要有人一言符合圣意，便大开幸进之门。以至于大周帝国轰然倒塌。治理国家有皇上和群臣足够了。民间智慧必须掐灭，民间人才必须打压，民间言论必须控制。只有如此，才是维稳之道。” 仁宗觉得丁谓说的很有道理，便发下圣旨，让长安道缉捕这两位书生。两位书生发出揭帖后得意洋洋，脑中顿时勾画出，皇上看见揭帖后击节赞叹，不次提拔的场景。白日梦刚做一半，在县衙做师爷的同年便偷偷传来消息，说他们犯案了，赶紧逃跑吧，县太爷接到圣旨，正在组织人马实施抓捕呢。二人闻听，魂飞魄散。家产也不要了，只收拾些金银细软。牵出两头青驴，便漫无目标的跑了出去，他们转了很多地方，但城门口都有捉拿他们的图形文书，万般无奈，二人一咬牙，便偷偷溜出关外，躲到了党项族的地盘。当时党项族的首领名叫李元昊，李元昊生性强悍，胸怀大志。苦于身边没有智谋之士辅佐，所以犹如困龙不得施展抱负，宋朝皇帝为了笼络他，赐他姓赵。也算和皇上联了宗，属于外围皇室。其实，此时的赵元昊还没有太大的欲望，只想让党项族富强一些，自己这个首领就不算白当，为此他四处搜罗人才。张吴两位书生来到后，审时度势，经过一番策划，非常大胆的在街头店铺上写下了，“张元，吴昊到此一游”的文字。在街头巡逻的衙役们一看。好家伙，这不是犯了我们首领元昊的名讳了吗？得了，抓住他们到首领处领赏去吧。赵元昊看着两个狂放书生大声质问：“大胆狂生，竟敢冒犯我的名讳？二书生哈哈笑道：”你连姓都不在乎，何必在乎一个名字？言外之意是，你明明姓李，赵家皇上给你个姓，你就乖乖的当孙子，这等奴才还有什么资格和我们争名字？赵元昊闻听，心中暗思，我早就不安现状，想干番大事，苦于无人辅佐。这两个莽书生正是上天赐给我的人才啊，我岂能错过？所以赵元昊亲自解开二书生的绳索。并拜以师礼，加以重用。两位书生不负众望，他们先分析了天下局势。然后建议赵元昊，把党项族按照国家的模式进行治理，待国家初具模型，就用各种理由向大宋索要粮草物资，同时用要来的粮草武装兵马。赵元昊按照书生的计划，向大宋朝廷索要各种物资，朝廷为安抚党项族，一开始还满足要求，到后来见赵元昊贪得无厌。终于忍无可忍，断然拒绝了党项族的无理要求。赵元昊大怒，在二书生的怂恿下，直接抛掉了赵姓，然后宣布立国，国名大夏，又叫西夏。元昊在大家的拥戴下自立为皇帝。此时西夏国在二位书生的治理下，早已兵强马壮。于是开始对大宋用兵，几番征战，大宋一败涂地。并且丢失了许多国土。万般无奈，只得年年拿出大量的岁币，向西夏进贡。以此来换取片刻安宁。宋仁宗感觉非常窝囊，他怎么也想不明白，当初那个野蛮愚笨的党项族，咋就忽然之间崛起成一个强大的国家？经多方打听，才知道真正的原因，是因为自己听了丁谓关于打压民间智慧的建议，生生让两个书生报国无门，最终还被逼成了汉奸。仁宗大怒，但此时丁谓已死，他有气无处撒，便质问群臣，：“两个乡村笨书生，都能把蛮荒之地开创成强盛之帮。你们这些国家的栋梁之才，这些年又干了些什么？群臣齐声回答：”这些年，我们按照皇上的旨意，一直在挖空心思的防范和打压国内舆论呢。

躲在家门口抽一根烟、坐在卫生间里刷刷手机、躺在家里沙发上放空躲在家门口抽一根烟、坐在卫生间里刷刷手机、躺在家里沙发上放空、坐在熄火的车里看朋友圈、随意地散散步…每个人都是靠这些几分钟或几十分钟、不必交谈不必思考的绝对安静时刻、来修复每一天不停受损的情绪和精力。当代人比过去活得更累，我觉得是源于当代社会变化过快，留给我们消化的时间太少。在还没消化完一件事的影响时，另一件事已经扑面而来，刚理解了一种见解，舆论导向就发生了新的变化。没有时间沉淀思考，无法形成自己的思维体系，被时代之势推着走，没有办法守住眼前，也没有办法规划清晰的未来，看似顺势而为，实则被势所迫。一切都不稳定，一切都不靠谱，不知道该坚持什么，也不知道能改变什么，这种心灵上的不安定，才是折磨当代人的首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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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颜色看，这是第四茬了；从高度看，这是马上到根儿了；从粗度看从颜色看，这是第四茬了；从高度看，这是马上到根儿了；从粗度看，这是用了点肥料；如果从断痕看，这刀磨的够快的！

越向往光明，越要默默地扎根于黑暗。—— 尼采越向往光明，越要默默地扎根于黑暗。 —— 尼采

行贿送金钱美女都已经奥特了，看看人家送儿子的！

现在看新闻跟猜灯谜似的……

瑞典小孩吞了一枚硬币，看瑞典医生是这样处理，这是什么原理？

经典语录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不活在人们心中的人，就真真死掉了，哪怕你的名字刻在碑石上，写进书卷里，那都不是让你不朽的方式。记住，只有活在人们心里，活在有良知的人心里，你才不朽。

网易又不讲政治了，这个问题还需要问吗？

2019关键词；投案自首

大兵——糊涂县官

何为人世？千山，万水，历悲欢。可否具体？你来，我往，皆过客。

一首闽南语歌曲——落雨声

经典歌曲欣赏——人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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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砖被时迁第98带传人取出来了！

吾辈当一日三省，我该如何存在！

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奸佞覆乾坤。千人诺诺不如一士谔谔，有些事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奸佞覆乾坤。千人诺诺不如一士谔谔，有些事知道了就必须说给更多人知道，有些事明白了，就希望更多人也能看明白，有些事总归要有人去做，有些血总归要有人去流，也许比不上谭嗣同的慷慨，但也还是想学到谭公的半分勇气。

蝴蝶为花碎花却随风飞人生总是这样在不经意间伤害到别人蝴蝶为花碎花却随风飞人生总是这样在不经意间伤害到别人又在不经意间被别人伤害

每天逛贴吧，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皇帝批阅奏章，君临天下的幻觉。每天逛贴吧，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皇帝批阅奏章，君临天下的幻觉。国家大事潮水般涌来，需要迅速作出各种判断，提出各种建议，做出各种批复，做各种转发。各种忧国忧民，各种踌躇满志，各种醒世恒言，各种美容美食美方子，万物皆备于我。每个人心中都藏着一个披星戴月上朝堂的皇帝梦。

张鸣:皇帝的衬衣不好洗　　时下的流行语“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套过来,不怕皇帝,就怕皇帝爱写诗。皇帝不同于一般人,他要写诗,得有人给他修改润色,做这个活计,用德国大诗人歌德的话来说,就是给皇帝洗脏衬衣。　　皇帝的脏衬衣不好洗。不是皇帝的衬衣特别脏,而是衬衣的主人是皇帝。中国人有写诗的嗜好,士大夫吟诗作赋,老百姓哼哼民歌民谣。皇帝也是人,喜欢会作几首歪诗的皇帝,大有人在,连做亭长出身的刘邦,放过牛的朱元璋,都做诗,何况别人。算起来,最喜欢作诗的皇帝有两个,一个是隋炀帝,爱诗爱到臣子有佳句者,嫉妒得要取他的性命;另一个是清朝的乾隆皇帝,属于高产诗人,保留到现在的就有四万余首,编成集子,可以卖到几万元一套。　　隋炀帝有没有人给他“洗脏衬衣”于史无征,但乾隆有。比较有名的一个,叫沈德潜。此人是清朝大臣中的九老之首,活到九十七岁,在今天也算长寿公了。此公不仅活的长,而且位极人臣,官拜太子太傅,虽说是个名誉衔,但有清一朝,能有这个头衔的人像白乌鸦一样稀少。沈德潜活得长,但发迹却很晚,考上进士,点翰林那年,已经是六十七岁皤然一老了。不过,科场蹭蹬的沈德潜,却是一个名满江南的老名士,诗做得好。据说入翰林后,沈德潜例行考试并没有考好,由于乾隆的看重,不仅没有给发下去做知县,反而走进皇帝的南书房,挂上了“上行走”的头衔,从此一路畅通,翻着跟头升了上去。但是有一点,就是此公到八十多岁退休之前,一直没有离开皇帝的身边。如此好运的沈德潜,唯一的凭借,就是自家的一手好诗,以及低调而且善于迎合圣意的老道功夫。因此,有人认为,沈德潜其实是乾隆的枪手,乾隆的诗,实际上是沈德潜的手笔。不过,看过一些留下来的乾隆御制诗之后,觉得沈德潜给乾隆的诗修改润色应该没错,清史稿也说,他曾为乾隆校正《御制诗集》。但捉刀代笔好像不准确,因为乾隆的诗实在太差,有的像张打油,有的则像散文码齐了押上韵,实在不大可能出自一个诗坛老手的手笔。　　皇帝衬衣不好洗,原因是凡是皇帝,就不想承认自家的衬衣也脏过。因此,“洗衣妇”的活儿,只能悄悄地干,干了之后,还不能让别人知道。但是凡事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皇帝也知道这一点,知道一般情况下“洗衣妇”是不敢张扬的,但还是担心洗衬衣的人,把这等事跟家里人说,有朝一日透露出去口风,自家脸上不好看。　　老名士兼老大臣的沈德潜,当然明白这个道理,十几年伴君如伴虎,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没有透露半点“给皇帝改文章”的得意,由此挣来了逐年增加的恩遇,功名利禄,死了之后谥美号,立祠堂祭祀。可是人算不如天算,老名士活的时候总算安然渡过,但翘了辫子以后,还是出事了。　　出事的原因,是老名士虽然已经变成了老大臣,但虚荣心却并没有真的丢到长白山或者爪哇国去,无论如何,给皇帝改文章都是难得的荣耀,当时不敢说,却不想从此被湮灭掉,因此,沈在自己的遗稿中,还是留下了表明自家荣耀的明确痕迹。不想,老名士想传之后世的,恰是皇帝所格外忌惮的,沈德潜死后,乾隆借故从沈德潜的家人那里,骗来了他的遗稿,这下老名士的馅露了。皇帝被气了个半死,公开发作不方便,找了一个茬,“夺德潜赠官,罢祠削谥,仆其墓碑”,就差掘坟鞭尸了。这个茬,有人说是沈德潜诗题曰黑牡丹者,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之句,可以上纲上线牵强扯成不满“本朝”的勃逆言论。也有一说是沈德潜给某举人的文集做过序,而这个文集后来被人检举,有关碍文字。　　不管怎么说,反正沈老名士死后没有保住名节,骸骨都不得安宁,其真正的原由肯定不是这种牵强附会的罪过,还是跟那倒霉的诗,倒霉的洗脏衬衣有关。用乾隆的话来说,就是,“朕于德潜,以诗始,以诗终。”皇帝和名士虚荣心都强了一点,互相较劲的结果,最终皇帝让人洗脏衬衣的西洋景,还是露出了破绽,皇帝最不希望别人看的脏衬衣,以及如何找人洗的事,都让人知道了。沈家丢了皇家给的好处,而皇帝则丢了人。　　其实呢,但凡是个人,舞文弄墨,总免不了有不怎么样的地方,写诗更是如此,从手民之误,鱼鲁亥猪,到平仄不协,压错了韵脚,找人修改,本是寻常之事,改的人不见得比本主高明,被修改的人也不见得就此低人一等。然而,这种百姓的平常事,到了皇帝那里,就一定有麻烦,因为皇帝是圣上,一生下来就不能有错,有了错,需要改,也得悄悄地进行,假装从来没改过。臣子们也一定要咬紧牙关,坚持捧臭脚到底,明明知道皇帝其实也写错别字,也出臭诗,但一定要给皇帝事先抹平,如果抹不平,皇帝随口就说出来了,那就错也不错,将错就错。比如乾隆给灵隐寺题字,把个灵字(繁体)上面的云字头写大了,下面不够写了,于是臣子就出主意改题为云林禅寺。比如乾隆近视,把浒墅关看成许墅关,把西川看成四川,臣子们就把地名都改了,一直沿用到今天。　　反正,皇帝是不能有错的。

清廷自己选择了一条不归路 1911年10月30日，武昌起义20天后，清廷一天之内连下四道上谕，做出大幅度让步、妥协，企望渐成燎原之势的“乱事”能因此迅速平息。这四道上谕是： ——《俟简贤得人组织完全内阁不再以亲贵充国务大臣谕》此谕终于承认，半年前惹众怒的“皇族内阁与立宪政体不能相容”，而“本年设立内阁，仍令王公等充国务大臣，原属一时权宜之计，朝廷本无所容心”。宣布解散皇族内阁，许诺“一俟事机稍定，简贤得人，即令组织完全内阁，不再以亲贵充国务大臣，并将内阁办事暂行章程撤销，以符宪政而立国本”。 ——《准开党禁颁布特赦谕》此谕先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党禁”：“党禁之祸，自古垂为炯戒，不独戕贼人材，抑且消沮士气”，但是“况时事日有变迁，政治随之递嬗，往往所持政见，在昔日为罪言，而在今日则为谠论者。虽或逋亡海外，放言肆论，不无微瑕，究因热心政治，以致逾越范围，其情不无可原。兹特明白宣示，特沛恩纶，与民更始，所有戊戌以来，因政变获咎，与先后因犯政治革命嫌疑惧罪逃匿，以及此次乱事被胁自拔来归者，悉皆赦其既往，俾齿齐民。嗣后大清帝国臣民，苟不越法律范围，均享国家保护之权利。非据法律不得擅以嫌疑逮捕。至此次被赦人等，尤当深自祓濯，抒发忠爱，同观宪政之成，以示朝廷咸与维新之意。”不仅戊戌以来的政治犯全部赦免，而且准其组党。 ——《实行宪政谕》朝廷再次承认自己“用人无方，施治寡术”，“皇族内阁”多用亲贵，破坏了立宪原则；铁路收回国有政策是被奸臣所欺骗，“动违舆论”。虽行新政多年，但“官绅或借为网利之图”，“权豪或只为自便之计”，结果是“民财之取已多，而未办一利民之事”。而且，“司法之诏屡下，而实无一守法之人。驯致怨积于下而朕不知，祸迫于前而朕不觉”，结果导致“川乱首发，鄂乱继之。今则陕、湘警报迭闻，广、赣变端又见，区夏腾沸”，生灵涂炭。但是，“此皆朕一人之咎也”。对这次“鄂、湘乱事”，此谕认为虽由新军发动，但强调应由湖广总督、奉旨会办川汉、粤汉铁路事宜，积极推行“干路国有”的政策，扬言对倡议争路者“格杀勿论”，并于10月初在武汉大肆搜捕杀害革命党人的瑞澂负全责。“实由瑞澂等乖于抚驭，激变弃军”引起，同时还承认朝廷用人不当之责：“朕维自咎用瑞澂之不宜。”因此“军民何罪”？强调此次“祸变”的参与者“与无端构乱者不同”，“果能翻然归正，决不追究既往”。“兹特布告天下，誓与我国军民维新更始，实行宪政。凡法制之损益，利病之兴革，皆博采舆论，定其从违。以前旧制旧法有不合于宪法者，悉皆除罢。” ——《著溥伦等迅拟宪法条文交资政院审议谕》爱新觉罗·溥伦是道光帝嗣曾孙，袭封“贝子”爵位，任资政院总裁、农工商大臣，是宣统年间皇族内阁重要成员之一。此谕承认“宪法为君民共守之信条”，谕令资政院总裁溥伦等“敬遵钦定宪法大纲，迅将宪法条文拟齐，交资政院详慎审议，候朕钦定颁布，用示朝廷开诚布公，与民更始之至意”。一天之内，连发如此四谕，且让步妥协之大，出人意外，足见清廷心情之急迫。如此急迫，当然是出于无奈。这20天中，湖南于10月22日宣布独立；陕西于23日宣布独立；江西九江的革命党人和新军于23日起义，占领九江后继而乘胜攻占了马当、湖口两个要塞，成立九江军政分府。给清政府打击、震撼最大的，是10月29日，北方这一天之内发生两件大事。一是太原革命党和新军发动起义，击毙山西巡抚陆钟琦和四十三混成协统领谭振德，成立山西军政府；一是驻河北滦州新军二十镇统制张绍曾联合统领蓝天尉等人发动“滦州兵谏”，电奏朝廷，提出速开国会、改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皇族永远不得充任总理和国务大臣、特赦国犯等十二条要求。太原、滦州离北京都不算远，满朝震动，隆裕太后和摄政王载沣惊惧异常，准备携溥仪逃往热河。虽因袁世凯急电阻止而未“北狩”，但为解燃眉之急，载沣还是颁此四道上谕。然而，革命的扳机一旦扣动，就很难停下来，这四道上谕未起任何作用。严复认为，如果一个月前做到其中任何一条，效果就会大不一样。但是“历史现象往往重演。这和十八世纪末路易十六所作所为如出一辙。所有这些都太迟了，没有明显效果。” 这“急于星火”的四道上谕，对大清王朝生死存亡来说，究竟是一个月前抑或更早一些颁布效果才会大不一样，很难精确“度量”。但清王朝肯定错失，或者说浪费了一些历史的节点。不必从鸦片战争细往后数，仅盘点一下这四道上谕的内容，就知其最近浪费了哪些至关重要的历史节点： ——此时清廷许诺“速行宪政”、“速定宪法”，然而就在一年多以前，从1910年1月起到12月止，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以地方士绅为主的“立宪派”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声势浩大，遍及全国。尽管“开国会”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清廷就是毫不妥协，不愿让出点滴权力，拒不开国会，拒不立宪，反而采取越来越激烈的手段镇压立宪运动，结果必然是立宪派的激进化、革命化。如果说立宪派、绅商仍是“民”，其要求不足为意，那么朝廷对一些亲贵、多数封疆大吏的类似要求，竟也不以为意！对是否组织内阁、开国会，清政府内一直有不同意见。载洵、载涛是摄政王载沣的两位亲弟弟，他们掌握海陆军大权，因曾出洋考察，思想相对开明，支持立宪。载涛曾以贝勒名义连上密奏，条陈军政大计，主张“速设责任内阁”和“缩短国会年限”，宣称：“如以臣言为是，则请迅速举行；如以臣言为非，即负欺君之罪，请立予罢斥。”密折虽然留中未公开，但载沣传谕载涛到府邸会商。（《涛贝勒两陈军国大计》，《申报》1910年9月14日）载涛在接见国会请愿代表时曾表示：“予因人民要求国会，尝细心考察各国国会利害，实无丝毫流弊。”（《国会问题之大警告》，《申报》1910年10月20日）在后来召开的枢垣王大臣等集议开设国会问题时，载涛又当众声言：“国会早开一日，则中国早冶一日，士民得参政权，担任国债，上下一心，共谋进步，中国之危局可于是挽回。”（《专电·初二日未刻北京专电》，《时报》1910年11月4日）载洵在出洋考察海军回国途中就曾“电促明年即开”国会，回国后受摄政王载沣召见时“极力主张从速组织阁会，措词极为痛切。略谓：以吾国现情与各国比较，不但陆海军力相去霄壤，关于行政立法等事，亦纷乱异常。美国大统领于谒晤时，力言吾国危状暨各国对待吾国方针，几有不可终日之势，再迟二年后恐吾国将无以自存”。（《专电“北京》《国会縮短年限之余谈》，《申报》1910年11月5日，11月14日）在地方大员中，云贵总督李经羲、东三省总督锡良等一大批高官明确支持立宪。但权倾一时，掌控军机处大权的亲庆王奕劻却表反对。对成立责任内阁，他消极抵制，当无法抵制时，就主张先成立内阁，后开国会，确保自己的权力。两江总督张人骏、陕甘总督长庚、陕西巡抚恩寿、直隶总督陈夔龙也反对立宪。 1910年秋，张人骏得知李经羲、锡良等人商议奏请设立内阁与开国会时，立即通电各省督抚表示反对。他以古今中外之民情风俗不同、中国民间“久无政治思想”为由，对李经羲等人开设内阁与国会的主张提出质疑，认为既不能开国会，也不能设责任内阁。如果“操切急进，仆蹶堪虞”，势必激成“举国骚然”的大动乱。所以筹备宪政应当避缓就急，不能开国会，也不能成立责任内阁。当前急务就是“饬吏治，兴实业”，所谓“吏治修，则民志安；实业兴，则民生厚。内讧不起，外患可弭。及时修明刑政，整饬戎务，未尝不可为善国。”（“各省督抚联会商要政电”，《东方杂志》第7年第10期）他的主张，仍是在传统政治框架内整顿纲纪。长庚也明确反对内阁与国会，曾电奏阻开国会内阁，强调“谓祖宗成法，万不可废。”（《专电·北京》，《申报》1910年11月2日）恩寿、陈夔龙则主张先设内阁后开国会，这种先设内阁而缓开国会的主张，虽与张人骏、长庚等观点不完全一样，但主要还是针对李经羲、锡良等责任阁国会同时并进的主张。对张人骏等人的主张和观点，锡良等一大批官员起来反驳。1910年10月25日，东三省总督锡良、湖广总督瑞澂、两广总督袁树勋、云贵总督李经羲、伊黎将军广福、察哈尔都统溥良、吉林巡抚陈昭常、黑龙江巡抚周树模、江苏巡抚程德全、山东巡抚孙宝琦、山西巡抚丁宝铨、河南巡抚宝棻、新疆巡抚联魁、浙江巡抚增韫、江西巡抚冯汝骙、湖南巡抚杨文鼎、广西巡抚张鸣岐、贵族巡抚庞鸿书等，几经商议，认为时机紧迫，最终还是联名致电军机处代奏，批驳那些反对设立内阁、开国会官员的观点。针对中国民间“久无政治思想”，程度不足，立宪会导致动乱的观点，他们反驳说：“程度不足，官与民共之，不相磨砺，虽百年亦无所进。法律难定，情与俗碍之，互为参考，历数载可望实行”。他们特别强调，现在“时局危险”，“缓无可缓，待无可待”，此时内阁、国会同时并举才能“上下合力”，而且已有过晚之嫌，不能再迟。要求立即组织内阁、翌年开国会。（《各督抚请设内阁国会之章奏》，《申报》1910年11月2日）但几天后，锡良等人得到的是朝廷仍决定三年后再开国会的消息，焦急万分，于11月1日又上一折，再次强调速开国会、建立内阁的紧迫性。他们对即将发生大变感受深切，所以提醒朝廷可能已无三年时间了：“若又迟以三年，则三年之内风潮万状”，官员“皆欲趁此三年夤缘援结，以据要津；贪利之臣亦皆乘此三年黩货营私，以肥囊橐。失败之政仍归咎于君上，监督之力终难及于当权。朝廷宜防官邪，不宜徒防民气。”（“庞鸿书讨论立宪电文”，《近代史资料》总59号）这次电奏，比上次少了张鸣岐、宝棻、广福，但增加了上次未列名其中的闽浙总督松寿和四川总督赵尔巽。此奏不长，但对形势的分析非常透彻，尤其提出朝廷应防“官邪”，而不是防“民气”，一针见血。究竟是同时成立内阁开国会，还是先成立内阁后开国会，或者是干脆根本不成立内阁也不开国会、完全承继“祖宗成法”，朝廷内部各种政治力量一直在激烈博弈。不必细述具体过程，总之，载洵、载涛二位皇叔的意见，锡良等一干大臣的奏折，全都未发生作用，最终获选的是先成立内阁、后开国会这种相当保守的主张，朝廷于1910年11月4日发谕公布。此决定使积极参与立宪的地方督抚大员大有挫败之感，连清政府一纵高官都备感挫败，那些绅商、立宪派的挫败感则更加强烈，其中许多人对清王朝大为失望，产生了强烈的离心力，以“釜水将沸，而游鱼不知”形容清廷的麻木。绅商、立宪派是清政权能否稳定、甚至存亡的重要基础，他们的这种心理叛离，寓示着清王朝其实已危在旦夕。如果清廷一年前能接受、采纳载洵、载涛和锡良等人的建议，结果或许不一样。 ——此时清廷特赦“所有戊戌以来”的政治犯，从改革的康、梁到革命的孙中山。然而，就在三年前，1908年8月中旬，风闻梁启超有可能回国领导立宪，清廷突然下旨查禁梁领导的政闻社：“近闻沿江沿海暨南北各省设有政闻社名目，内多悖逆要犯，广敛资财，纠结党类，托名研究时务，阴图煽乱，扰害治安，若不严行查禁，恐将败坏大局。著民政部、各省督抚、步军统领，顺天府严密查访，认真禁止，遇有此项社夥，即行严拿惩办，勿稍疏纵，致酿巨患。”（《光绪朝东华录》，第5967页）由于清廷严禁，梁启超不得不解散政闻社。近十年来，梁启超一直与革命党论战，坚决反对推翻清王朝、极力为清王朝辩护，一直主张合法、体制内变革，《政闻社宣言书》明确表示：“政闻社所执之方法，常以秩序的行动，为正当之要求。其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其对于国家，绝无扰紊治安之举。此今世立宪国国民所常履之迹，匪有异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第28－29页）然而，他此时仍被清王朝当作“悖逆要犯”而“严拿惩办”。清廷如此严厉镇压政闻社、追拿梁启超，使“至上而下”的改革理论的说服力大大减弱，使信服“革命”的人越来越多。清廷对一心护卫自己的改革者竟以“悖逆要犯”待之，政权内最高统治者一直对十年前内部“权争”之事耿耿于怀，不仅不想法设法抚平创伤，不安抚当年因主张体制维新而受迫害的政治家，不让影响巨大的梁启超为己所用，而是依然毫不宽容当年的政敌，仍把他们当作体制的敌人，终于失去了领导“预备立宪”的能力与机会。

清王朝的最后时刻，清廷确是自己选择了一条不归路 1911年10月30日，武昌起义20天后，清廷一天之内连下四道上谕，做出大幅度让步、妥协，企望渐成燎原之势的“乱事”能因此迅速平息。这四道上谕是： ——《俟简贤得人组织完全内阁不再以亲贵充国务大臣谕》此谕终于承认，半年前惹众怒的“皇族内阁与立宪政体不能相容”，而“本年设立内阁，仍令王公等充国务大臣，原属一时权宜之计，朝廷本无所容心”。宣布解散皇族内阁，许诺“一俟事机稍定，简贤得人，即令组织完全内阁，不再以亲贵充国务大臣，并将内阁办事暂行章程撤销，以符宪政而立国本”。 ——《准开党禁颁布特赦谕》此谕先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党禁”：“党禁之祸，自古垂为炯戒，不独戕贼人材，抑且消沮士气”，但是“况时事日有变迁，政治随之递嬗，往往所持政见，在昔日为罪言，而在今日则为谠论者。虽或逋亡海外，放言肆论，不无微瑕，究因热心政治，以致逾越范围，其情不无可原。兹特明白宣示，特沛恩纶，与民更始，所有戊戌以来，因政变获咎，与先后因犯政治革命嫌疑惧罪逃匿，以及此次乱事被胁自拔来归者，悉皆赦其既往，俾齿齐民。嗣后大清帝国臣民，苟不越法律范围，均享国家保护之权利。非据法律不得擅以嫌疑逮捕。至此次被赦人等，尤当深自祓濯，抒发忠爱，同观宪政之成，以示朝廷咸与维新之意。”不仅戊戌以来的政治犯全部赦免，而且准其组党。 ——《实行宪政谕》朝廷再次承认自己“用人无方，施治寡术”，“皇族内阁”多用亲贵，破坏了立宪原则；铁路收回国有政策是被奸臣所欺骗，“动违舆论”。虽行新政多年，但“官绅或借为网利之图”，“权豪或只为自便之计”，结果是“民财之取已多，而未办一利民之事”。而且，“司法之诏屡下，而实无一守法之人。驯致怨积于下而朕不知，祸迫于前而朕不觉”，结果导致“川乱首发，鄂乱继之。今则陕、湘警报迭闻，广、赣变端又见，区夏腾沸”，生灵涂炭。但是，“此皆朕一人之咎也”。对这次“鄂、湘乱事”，此谕认为虽由新军发动，但强调应由湖广总督、奉旨会办川汉、粤汉铁路事宜，积极推行“干路国有”的政策，扬言对倡议争路者“格杀勿论”，并于10月初在武汉大肆搜捕杀害革命党人的瑞澂负全责。“实由瑞澂等乖于抚驭，激变弃军”引起，同时还承认朝廷用人不当之责：“朕维自咎用瑞澂之不宜。”因此“军民何罪”？强调此次“祸变”的参与者“与无端构乱者不同”，“果能翻然归正，决不追究既往”。“兹特布告天下，誓与我国军民维新更始，实行宪政。凡法制之损益，利病之兴革，皆博采舆论，定其从违。以前旧制旧法有不合于宪法者，悉皆除罢。” ——《著溥伦等迅拟宪法条文交资政院审议谕》爱新觉罗·溥伦是道光帝嗣曾孙，袭封“贝子”爵位，任资政院总裁、农工商大臣，是宣统年间皇族内阁重要成员之一。此谕承认“宪法为君民共守之信条”，谕令资政院总裁溥伦等“敬遵钦定宪法大纲，迅将宪法条文拟齐，交资政院详慎审议，候朕钦定颁布，用示朝廷开诚布公，与民更始之至意”。一天之内，连发如此四谕，且让步妥协之大，出人意外，足见清廷心情之急迫。如此急迫，当然是出于无奈。这20天中，湖南于10月22日宣布独立；陕西于23日宣布独立；江西九江的革命党人和新军于23日起义，占领九江后继而乘胜攻占了马当、湖口两个要塞，成立九江军政分府。给清政府打击、震撼最大的，是10月29日，北方这一天之内发生两件大事。一是太原革命党和新军发动起义，击毙山西巡抚陆钟琦和四十三混成协统领谭振德，成立山西军政府；一是驻河北滦州新军二十镇统制张绍曾联合统领蓝天尉等人发动“滦州兵谏”，电奏朝廷，提出速开国会、改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皇族永远不得充任总理和国务大臣、特赦国犯等十二条要求。太原、滦州离北京都不算远，满朝震动，隆裕太后和摄政王载沣惊惧异常，准备携溥仪逃往热河。虽因袁世凯急电阻止而未“北狩”，但为解燃眉之急，载沣还是颁此四道上谕。然而，革命的扳机一旦扣动，就很难停下来，这四道上谕未起任何作用。严复认为，如果一个月前做到其中任何一条，效果就会大不一样。但是“历史现象往往重演。这和十八世纪末路易十六所作所为如出一辙。所有这些都太迟了，没有明显效果。” 这“急于星火”的四道上谕，对大清王朝生死存亡来说，究竟是一个月前抑或更早一些颁布效果才会大不一样，很难精确“度量”。但清王朝肯定错失，或者说浪费了一些历史的节点。不必从鸦片战争细往后数，仅盘点一下这四道上谕的内容，就知其最近浪费了哪些至关重要的历史节点： ——此时清廷许诺“速行宪政”、“速定宪法”，然而就在一年多以前，从1910年1月起到12月止，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以地方士绅为主的“立宪派”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声势浩大，遍及全国。尽管“开国会”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清廷就是毫不妥协，不愿让出点滴权力，拒不开国会，拒不立宪，反而采取越来越激烈的手段镇压立宪运动，结果必然是立宪派的激进化、革命化。如果说立宪派、绅商仍是“民”，其要求不足为意，那么朝廷对一些亲贵、多数封疆大吏的类似要求，竟也不以为意！对是否组织内阁、开国会，清政府内一直有不同意见。载洵、载涛是摄政王载沣的两位亲弟弟，他们掌握海陆军大权，因曾出洋考察，思想相对开明，支持立宪。载涛曾以贝勒名义连上密奏，条陈军政大计，主张“速设责任内阁”和“缩短国会年限”，宣称：“如以臣言为是，则请迅速举行；如以臣言为非，即负欺君之罪，请立予罢斥。”密折虽然留中未公开，但载沣传谕载涛到府邸会商。（《涛贝勒两陈军国大计》，《申报》1910年9月14日）载涛在接见国会请愿代表时曾表示：“予因人民要求国会，尝细心考察各国国会利害，实无丝毫流弊。”（《国会问题之大警告》，《申报》1910年10月20日）在后来召开的枢垣王大臣等集议开设国会问题时，载涛又当众声言：“国会早开一日，则中国早冶一日，士民得参政权，担任国债，上下一心，共谋进步，中国之危局可于是挽回。”（《专电·初二日未刻北京专电》，《时报》1910年11月4日）载洵在出洋考察海军回国途中就曾“电促明年即开”国会，回国后受摄政王载沣召见时“极力主张从速组织阁会，措词极为痛切。略谓：以吾国现情与各国比较，不但陆海军力相去霄壤，关于行政立法等事，亦纷乱异常。美国大统领于谒晤时，力言吾国危状暨各国对待吾国方针，几有不可终日之势，再迟二年后恐吾国将无以自存”。（《专电“北京》《国会縮短年限之余谈》，《申报》1910年11月5日，11月14日）在地方大员中，云贵总督李经羲、东三省总督锡良等一大批高官明确支持立宪。但权倾一时，掌控军机处大权的亲庆王奕劻却表反对。对成立责任内阁，他消极抵制，当无法抵制时，就主张先成立内阁，后开国会，确保自己的权力。两江总督张人骏、陕甘总督长庚、陕西巡抚恩寿、直隶总督陈夔龙也反对立宪。 1910年秋，张人骏得知李经羲、锡良等人商议奏请设立内阁与开国会时，立即通电各省督抚表示反对。他以古今中外之民情风俗不同、中国民间“久无政治思想”为由，对李经羲等人开设内阁与国会的主张提出质疑，认为既不能开国会，也不能设责任内阁。如果“操切急进，仆蹶堪虞”，势必激成“举国骚然”的大动乱。所以筹备宪政应当避缓就急，不能开国会，也不能成立责任内阁。当前急务就是“饬吏治，兴实业”，所谓“吏治修，则民志安；实业兴，则民生厚。内讧不起，外患可弭。及时修明刑政，整饬戎务，未尝不可为善国。”（“各省督抚联会商要政电”，《东方杂志》第7年第10期）他的主张，仍是在传统政治框架内整顿纲纪。长庚也明确反对内阁与国会，曾电奏阻开国会内阁，强调“谓祖宗成法，万不可废。”（《专电·北京》，《申报》1910年11月2日）恩寿、陈夔龙则主张先设内阁后开国会，这种先设内阁而缓开国会的主张，虽与张人骏、长庚等观点不完全一样，但主要还是针对李经羲、锡良等责任阁国会同时并进的主张。对张人骏等人的主张和观点，锡良等一大批官员起来反驳。1910年10月25日，东三省总督锡良、湖广总督瑞澂、两广总督袁树勋、云贵总督李经羲、伊黎将军广福、察哈尔都统溥良、吉林巡抚陈昭常、黑龙江巡抚周树模、江苏巡抚程德全、山东巡抚孙宝琦、山西巡抚丁宝铨、河南巡抚宝棻、新疆巡抚联魁、浙江巡抚增韫、江西巡抚冯汝骙、湖南巡抚杨文鼎、广西巡抚张鸣岐、贵族巡抚庞鸿书等，几经商议，认为时机紧迫，最终还是联名致电军机处代奏，批驳那些反对设立内阁、开国会官员的观点。针对中国民间“久无政治思想”，程度不足，立宪会导致动乱的观点，他们反驳说：“程度不足，官与民共之，不相磨砺，虽百年亦无所进。法律难定，情与俗碍之，互为参考，历数载可望实行”。他们特别强调，现在“时局危险”，“缓无可缓，待无可待”，此时内阁、国会同时并举才能“上下合力”，而且已有过晚之嫌，不能再迟。要求立即组织内阁、翌年开国会。（《各督抚请设内阁国会之章奏》，《申报》1910年11月2日）但几天后，锡良等人得到的是朝廷仍决定三年后再开国会的消息，焦急万分，于11月1日又上一折，再次强调速开国会、建立内阁的紧迫性。他们对即将发生大变感受深切，所以提醒朝廷可能已无三年时间了：“若又迟以三年，则三年之内风潮万状”，官员“皆欲趁此三年夤缘援结，以据要津；贪利之臣亦皆乘此三年黩货营私，以肥囊橐。失败之政仍归咎于君上，监督之力终难及于当权。朝廷宜防官邪，不宜徒防民气。”（“庞鸿书讨论立宪电文”，《近代史资料》总59号）这次电奏，比上次少了张鸣岐、宝棻、广福，但增加了上次未列名其中的闽浙总督松寿和四川总督赵尔巽。此奏不长，但对形势的分析非常透彻，尤其提出朝廷应防“官邪”，而不是防“民气”，一针见血。究竟是同时成立内阁开国会，还是先成立内阁后开国会，或者是干脆根本不成立内阁也不开国会、完全承继“祖宗成法”，朝廷内部各种政治力量一直在激烈博弈。不必细述具体过程，总之，载洵、载涛二位皇叔的意见，锡良等一干大臣的奏折，全都未发生作用，最终获选的是先成立内阁、后开国会这种相当保守的主张，朝廷于1910年11月4日发谕公布。此决定使积极参与立宪的地方督抚大员大有挫败之感，连清政府一纵高官都备感挫败，那些绅商、立宪派的挫败感则更加强烈，其中许多人对清王朝大为失望，产生了强烈的离心力，以“釜水将沸，而游鱼不知”形容清廷的麻木。绅商、立宪派是清政权能否稳定、甚至存亡的重要基础，他们的这种心理叛离，寓示着清王朝其实已危在旦夕。如果清廷一年前能接受、采纳载洵、载涛和锡良等人的建议，结果或许不一样。 ——此时清廷特赦“所有戊戌以来”的政治犯，从改革的康、梁到革命的孙中山。然而，就在三年前，1908年8月中旬，风闻梁启超有可能回国领导立宪，清廷突然下旨查禁梁领导的政闻社：“近闻沿江沿海暨南北各省设有政闻社名目，内多悖逆要犯，广敛资财，纠结党类，托名研究时务，阴图煽乱，扰害治安，若不严行查禁，恐将败坏大局。著民政部、各省督抚、步军统领，顺天府严密查访，认真禁止，遇有此项社夥，即行严拿惩办，勿稍疏纵，致酿巨患。”（《光绪朝东华录》，第5967页）由于清廷严禁，梁启超不得不解散政闻社。近十年来，梁启超一直与革命党论战，坚决反对推翻清王朝、极力为清王朝辩护，一直主张合法、体制内变革，《政闻社宣言书》明确表示：“政闻社所执之方法，常以秩序的行动，为正当之要求。其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其对于国家，绝无扰紊治安之举。此今世立宪国国民所常履之迹，匪有异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第28－29页）然而，他此时仍被清王朝当作“悖逆要犯”而“严拿惩办”。清廷如此严厉镇压政闻社、追拿梁启超，使“至上而下”的改革理论的说服力大大减弱，使信服“革命”的人越来越多。清廷对一心护卫自己的改革者竟以“悖逆要犯”待之，政权内最高统治者一直对十年前内部“权争”之事耿耿于怀，不仅不想法设法抚平创伤，不安抚当年因主张体制维新而受迫害的政治家，不让影响巨大的梁启超为己所用，而是依然毫不宽容当年的政敌，仍把他们当作体制的敌人，终于失去了领导“预备立宪”的能力与机会。

王安石20岁进京赶考，元宵节时路过一地，一大户人家悬灯出题招王安石20岁进京赶考，元宵节时路过一地，一大户人家悬灯出题招亲。上联曰：“走马灯，灯走马，灯熄马停步。”王安石思来想去不会答，只得望美止步。到京后，进了考场，谁知主考官所出之联竟然是：“飞虎旗，旗飞虎，旗卷虎藏身。”王安石暗自大喜，提笔就以招亲联作答，得中进士。衣锦还乡时，路过那个大户人家，发现那个招亲联居然还没有人会答，王安石就又以考题联作答，竟又得了个漂亮媳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没事要多出来遛遛，不要老潜水，机会都是遛出来的。

一生为“奴”●孙存准“分奴”6岁时，背起书包上学堂，从小学一一生为“奴” ●孙存准 “分奴” 6岁时，背起书包上学堂，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三，整整12年时间。在父母的督促下,在老师的教育下，在同学的激励下,埋头奔向一个目标:高考出佳绩，考取名牌大学。为此,12年如一日,打基础,做模拟，拼名次，争高分，没有假期，没有休息,除了读，就是作业;除了作业,就是读书，读得眼睛近视,读得血压增高了，读得头发变白了…… “房奴”. 参加工作了，就得忙着买房结婚。但房价太高,买不起，东借西筹交了首期付款,通过银行按揭买下了房子,但从此走上还贷之路。每月去银行交钱，少则七八百，多则三四千,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短则10年，长则30年。还贷成了人生第一重任，至于吃、穿、行、休闲,除了省，就是抠...... “学奴” 房款还得差不多了,孩子大了,读高中读大学了,就集中精力筹集学费吧,“学生比分数,家长比钞票是也。为了孩子的未来,去兼职，去打工，去节衣缩食吧..... “病奴” 年龄大了,故障多了,时不时生病,得上医院，钱像流水般流到医院。要是一不小心得了重病、大病、急病,那就不得了了,要么债台高筑,要么殃及子孙，要么提前送终...... “墓奴” 死了,该解脱了,该人土为安了,该不再做“奴”了吧?且慢!什么叫“死不起”?先从殡仪馆开始,殡葬暴利就让人“死而却步”。后人忍痛将死者火化后，在购买安放骨灰的墓地的时候,就会遭遇比买房更大的尴尬——现在的墓穴、塔位比房价还高少则几万,多则几十万。

真正囚禁人类的是思想的牢笼，没人能帮你打破，只有自我拯救。

卸磨杀驴它死的那天，我跑到现场。看它躺在磨旁，骨瘦如柴，毛色杂乱，瞪大眼睛。死相十分凄惨，唯独一条腿还使劲前驱。我知道它死时，仍是要拼命拉磨。因为昨天晚上，它说马上过节了，要最后努努力，把剩的400斤豆子磨完，完成任务，然后再回家好好休息。只是没想到，还是死在了磨上。我刚刚认识它的时候，它还是驴中的劳模，青年才俊，前途不可限量。我见过它磨面，步伐稳健均匀，面又白又细，没有一点杂质，而且一直勤恳任劳任怨，年年得到主人的称赞。我听它说，磨面一开始也并不那么紧张，每天按时上磨，然后卸磨回窝。可后来事情突然起了变化。主人决定改革毛驴磨面机制，谁磨的面，谁要负责，还成立很多的监管部门。这样一来，原本干活的50头驴，硬生生的被分成了不同的种类。有宣传驴，负责高喊生产口号，宣传驴的先进事迹。有监工驴，负责监督驴干活。研究驴负责研究，先进的磨面方法。还有计划驴，负责制定工作计划与任务。当然还有一些驴级别更高，负责管理其它的毛驴。最后剩下的才是这一线驴，等改革完毕，它一数才发现真正拉磨的一线驴，已经不到40%了。从那之后，驴就明显感觉累了，原本50头驴磨的面，现在要20头驴去磨。加强管理后，驴的种类不断增加，一线驴的数量急转直下。很多驴不拉磨了，跑去干别的了，有的驴写生产计划，有的驴搞调查研究，有的驴还去搞文艺节目。于是驴的种类越多，干活的驴越来于少，活多驴少的问题，日益突出。驴分了这么多类，每个类别都得具体干点工作。磨面的工作也要求，不断的推陈出新，来配合宣传工作。原来老老实实拉磨围着磨转圈不行了，不符合时代的潮流。于是先向大马学习，借鉴马拉车的先进经验，大步拉磨，后来知道驴马差异太大搁置了。又学习牛耕地的方式直线拉磨，发现技术上做不到，也失败了。很多驴没办法了，就只能变着花样拉磨。有的跳着拉磨，有的爬着拉磨，有的跪着拉磨，有的打滚拉磨，折腾一天，腿都要断了。折腾一圈，很多毛驴怨声载道，干劲不足。主人为了激励毛驴拉磨，就制定了一个计算工作量的办法。将驴每天拉磨的数量，磨面的数量、质量，都进行指标化管理，年底考核谁磨面多，就有奖励。奖励多的就可以积分，然后晋升为管理驴，不用再拉磨了。我当时就提醒它，不要再相信主人了，他曾经在驴面前放过一根胡萝卜骗你们。可它不听，还是拼了命的干活，连续三年都是第一。它自己带上大红花的时候，都觉得要熬出头了。可后来，主人却提拔了另外一头驴，原因竟然是那头驴会唱歌，是稀缺的驴才，给主人挣了面子。从那时起，它的信心受到了摧毁性的打击，慢慢的开始心灰意冷。我看它意志消沉，无心磨面，也曾劝过它离开，找一份轻松点有前途的工作。很多毛驴出去拉车、载客，一样可以过得很好。可它自己坚持认为，磨了这么多年的面，什么都不会了。年纪大了，拉车载客都不容易，已经学不会了。拉车自己没有那么大力气了，载客弄不好会伤到客人。现在虽然不如意，但总算安稳，就这么混着吧。可就算混日子，也还有那么多的活要干。我看它每天依然上磨磨面，下磨回圈。转磨的时候没精打采，脚步散乱，磨出来的面有粗有细，有的还带着土，精气神完全不复当年。终于有一天，毛驴还是倒在了磨边，就像主人号召的“好毛驴就要死在磨边”。主人来的时候，我在旁边看着，哭了半天，一滴眼泪没有。只是说起来它曾经多么优秀的毛驴，把一辈子献给了磨面事业，号召活着的毛驴们向它学习。等围观哀悼的毛驴散开之后，我看主人走进厨房，吩咐厨子，把驴杀了，肉炖了，皮熬成阿胶，给太太补补身体。

“权健”虽然最近倒掉了，但满大街骗钱的保健品依然在笑…… 看了新闻，天津有关部门对权健涉嫌传销和虚假广告调查，权健的很多人被抓了，后续结果会怎么样恐怕也不太好说。人民日报说，几乎所有的保健品都是骗人的，那为什么这些骗人的东西还能横行江湖？在我看来，滋生“权健“们的土壤不改良，即便是这个权健倒了，还会有无说个类似权健再出现。看看现在满大街给你怀里塞宣传单的现象，包括“无限极”、“完美”、“磁疗床垫”、“电级治疗”、“天狮”、“玫琳凯”、“康婷”、“中脉”、“罗麦”等一众保健品和权健有什么区别吗？我看都一样。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这么多品牌，身边骗子太多，傻子明显不够用了......我一位好友母亲听从一个卖保健的忽悠，买了一堆国珍保健品，说是要治肠胃炎。我给好友的母亲讲这个东西就是传销，骗钱的玩意，会吃死人的，有病去医院也不能买这个。跟好友的母亲讲道理，说事实，反过来给我一顿骂，唉……那些坑老年人退休金的人渣，你们良心真的不会痛么？什么叫望保健品兴叹，根本劝不住老人疯狂购买，一些保健品公司，以开会、讲座等名义把老人召集在一起，花言巧语不停给他们洗脑，搞的老人宁可不去医院，也用他们的保健品，一个床单床垫成千上万，发展会员，给安个区域头头，买的多还奖励旅游。满大街都有这种地方，老人天不亮去排队体验领鸡蛋，哎……着了魔一样。老人被他们骗得五迷三道，我一点办法也没有……

有一种残忍叫做“社会与我无关” 昨天又爆出一桩校园惨案，去年已经出现好多起类似的，要加上校园之外的比如公车上的，其频发程度令人心惊、心寒——凶手并非为了谋财而害命，只是内心愤怒要找个发泄口、无的放矢地寻找最脆弱、最无反抗能力的妇孺、老人，或者是无防备的路人。比凶手更让令人心寒的是校方领导那句话，大意是：“所幸他没有用刀，用的是锤子”，可拉倒吧倒！刀和锤子难道不都是一样的可致人死地的凶器么？有区别么？据不可靠传闻说这回犯案的凶手是被辞退的校工。每每出现这种残暴的悲剧时，有人就会给凶手的动因冠以一个貌似专业的名称：“反社会人格”，我觉得这些人的书白读了——倒不是说他们不热爱阅读，而是说他们在“社会大学”里没有认真学习——这是高看凶手的社会责任感了，要反社会，至少心里装着社会、有某种社会追求，只不过追求的方向反了，可是在我看来，现状远比“反社会”更糟，凶手们并非反社会，而是因为这个社会没有给他们带来——合作感。什么叫做合作感呢？为什么我不使用老少咸宜皆大欢喜的“参与感”呢？因为“参与感”这种事由不得你——你愿不愿意、有没有机会，都得参与，因为你身在社会当中生活而不是像鲁滨逊那样独自漂流倒某个孤岛上，你想躲开参与感门都没有。而“合作感”则另有深意，合作是一种平等、合作是一种权利、合作是一种人人都有的机会、资源和保障，合作是一种真正的和谐友善的紧密联系，更重要的是，合作肯定是要有回报的，“吃肉我没份，砸锅我一人赔”那能叫合作吗？这种在社会里的合作回报“与我无关”只是一个方面，最倒霉的是另一面却总是与我有关：你看吧，改革开放成果与我无关，勒紧裤腰带与我有关；繁华盛世与我无关，共度艰难与我有关；合作共赢与我无关，成本代价与我有关；升职加薪与我无关，返乡创业与我有关；社会保障与我无关，缴税罚款与我有关，消费升级与我无关，物价膨胀与我有关；正当防卫与我无关，过失杀人与我有关；现代社会福利与我无关，国际援助与我有关；外人的生日大寿与我无关，自家人的看病欠费却与我有关。总之，社会里的利润与我无关，成本却与我有关，进步、追求、利益都是你们有份，淘汰、降级、亏损都是我们的事，不仅如此，天天还得背上你们横加的一切道德职责、还有什么人性批判——不是说好的我们都是一样的人么？可是权益、机会、平台、筹码、资源为什么都在你们那边？这一切与我无关，所以我没有合作感，所以我要刷存在感——要以极端的行为来让你们知道，这个社会在什么时候不得不与我有关，所以，残暴的悲剧就屡屡发生了。这只是我尝试这推演这一次次令人痛心的惨剧的推动链——既不能简单书面化地一语冠之什么体制、系统性问题，也不能粗暴地归结为什么人性、道德之恶。最中肯最真实的根源还是这个社会正逐渐酿造出一种心态：“社会与我无关，凭什么我要维护它的美丽和谐？” 可怕的是，连之前人们口中的参与感也正在失去，哪里还谈得上合作感？一国之中的人们友善交流都成为难事，更罔论什么全球一家亲了，本该建桥的砖头都被拿去建什么了？人人缺乏足够的合作感，更可怕的事仍会层出不穷，岁月静好，好自为之。

该凭借什么活着？活着，在经历过一定岁月洗礼的人心里，一定没有那么轻松惬意，甚至它是悲苦的，有的人的悲苦还是持续的，是愈加强烈的。在这种苦难的经历中，生命会被进行另外一种解读，即生命不一定值得留恋。因此，有人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不管是近期的新闻报道，还是对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日本的研究，越来越多的信息表明人这种生命个体对自己生命无法接受接续存活，已经成为一种现象，而不是特例。卡夫卡在活着时候就已经认为自己死了，而且他的这种自我判决死刑，并非来自个体本身而是来自对存在的绝望。理由是卡夫卡曾经写下过这样一句话：你活着的时候应付不了生活，就应该用一只手挡开点笼罩着你命运的绝望，同时，用另一只手记下你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如果不是给自己判了死刑，认为自己已经死了，他不会这么解释他的生命，不会在去世前要求好友马克斯.勃罗德将自己的手稿全部焚毁。然而，当我们无法真正结束自己的生命时，我们该凭借什么活着，以让我们有理由把苦难承受下去，让生命继续存活下去，成为生命本身而不是成为受难者本身。因为，生命本身是美好的。生命为什么是美好的，抗争，就是因为抗争赋予了生命以价值和意义，所以生命才是美好的。人所承受的苦难，绝大多数并不是由他自己主动导致的，相当一部分是客观环境带来的，而且随时岁月的流逝，人经历的越多，苦难也就越多。西西弗斯因为想要给人类带来火种，所以被惩罚接受无尽的折磨，永远推不上去的石头和罡风的凛冽对他肉体的伤害成为理想主义者无法逃避的沉重。生命的消耗，在这种苦难下显得那么荒诞且毫无价值。但很多人只是仅仅想活着，是普通生命的最基本意愿。可何其艰难。不论是来自于权力的还是来自于世俗社会的挤压，存活越来越让我们感到窒息，每一种力量都在想要让我们彻底屈服，彻底放弃尊严与理想，直至真正沉沦，成为行尸走肉般的存在。但是，凭借抗争，我们能够即使再艰难也能提醒自己，我在，我们要对生命负责，我要得到我希望得到的，谁都不能剥夺我赋予自己生命价值还有意义的权力和能力。鲁迅说，活着，爱才有所附丽。这种解释很轻飘飘，也很空洞。我想说的是，活着，生命的价值才能体现，一切才有可能。而抗争，是手段，是达到这些的唯一手段。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之所以被评价那么高，唯一的内质就是海明威想要告诉我们的，你可以打倒我但你不能打败我。此外，活着的另一个凭藉便是爱。有爱的生命，会不那么空洞，会不那么晦暗。不论是对幼弱者的爱，还是对无关者的爱，亦或者对亲人的爱，都会让生命更加充盈，更加厚重。一个无爱的生命，本身已经是行尸走肉般的状态了，还如何从这生命中找到价值和意义？生命，不可以卑微，不可以被挤压，不可以带着重负。它必须以轻盈的姿态呈现，如此的生命状态才是真实的生命，才是生命的终极体现。爱人者人恒爱之，依然是弱者的心态。真正的强者是无所谓他者的爱的，真正的强者追求的是，自己的爱的体现。这种爱施与之后，心灵得到餍足，精神充满快慰与平和。对幼弱者，卑微者的爱，有可能会让他们也得到从未有过的信心与保护，在这种情境下，幼弱者卑微者也有可能会真正找到强大起来的力量。就让生命，在抗争与爱中延续下去。

一场大雪美如画，本想吟诗赠天下。奈何自己没文化，一声：“** 一场大雪美如画，本想吟诗赠天下。奈何自己没文化，一声： “**雪好大！”

严厉打击私自组建业主委员会的非法活动！请相信，这绝不是仅仅是一则搏眼球的标题！现如今很多小区的业主都会在私底下拉帮结派的组建微信群，这是危险的，也是错误的，更是违反基本法的！现致小区全体业主的一封信众所周知，所有小区的业主委员会主席都必须由开发商指派，所有的物业公司也都是向开发商竞标之后才能取得合法的经营管理权力。这么好的“业主”管理、小区管理组织大家不相信，不尊重，不配合，是愚蠢的也是愚昧的。业主们居住在这个小区里，怎么可能懂得如何管理这个小区呢？怎么可能知道如何经营这个小区呢？只有那些整日无所事事的人，整天吃饱了撑的没事儿干的人，才会把眼睛盯在什么天棚漏水下水管道堵塞之类的历史遗留问题不放，才会整天关注外墙开裂地基沉降之类的小事上，恶毒攻击物业公司，诋毁抹黑开发商！甚至连小区的停车位数量和绿化质量这类关乎整个小区发展的大事都敢插嘴，这不是唯恐小区不乱是什么？正是这些反动业主的蛊惑和煽动，让很多不明真相的业主错误地相信自己是才是小区的业主，甚至还相信了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乌七八糟的什么权力和规则，在私下里串联勾结，不是与物业做对就是与开发商为敌，长此以往，小区必乱无疑，居住在小区里的业主们也不想想，小区乱了倒霉的难道会是已经赚到钱的开发商吗？会是已经收完了几年管理费的物业公司吗？大家一定要记得，如果小区乱了，业主们就无家可归了！何况，供电、供气、供暖与出行和安保权力都在物业公司手里，你们这些业主手里连个下水道都没有，怎么跟人家斗？凭什么相信联合起来就能达到让物业公司按照业主的需求和要求提供服务的目的？真的以为嘴皮子能干得过大棒子？这岂不是开国内玩笑！换言之，业主们提出的问题和困难我们心系小区安危，一心为小区业主服务的物业公司不但记录在案而且也已经在长达数十年的上千次会议中正式的，严肃的，认真的探讨过了，业主们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我们的物业公司也已经全部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进行审核报备了，审核不通过也不能说全是物业的责任吧？作为一家合格的物业公司，虽然没有能力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但还是很有信心解决提出问题的刁蛮业主的。所以现决定，即日起开始由物业公司组建代表全体业主的委员会，全体代表和领导全部由物业公司内部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他们的第一项任务就是严厉打击由业主们非法组织业主委员会！有意见当然欢迎大家以合理合法的方式提出来，最好能够表明身份姓名和门牌号码以及上下班时间，方便物业公司的保安重点照顾！最后，请广大业主们明晚自愿全家集合在小区门口，每人务必自觉缴纳五百块钱庆祝一下本小区业主委员会成立。虽说是全凭自觉自愿，但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还是要提前通知大家一声：少来一人罚款50000元，少缴一分钱罚款5000块！物业：2018年（宣）

其实，你过与不过，圣诞节都存在。不悲不喜。抵制来抵制去的，何必呢！很多不知道圣诞节是何物的，原本不打算过圣诞节的，比如我，就打算找几个酒友在平安夜喝个通宵，喜迎圣诞节。

最强的国力不是武器，而是思想

讲规矩与讲道理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不幸的是，我比较喜欢无论什么事儿，都要讲道理，如果不讲道理，就让我理解服从，不理解也服从，无论如何，我都心里不痛快。用我们领导的话来讲，我这个人硌色，跟别人不一样。不消说，像我这样的中国人，命里注定，命好不了。因为从小到大，无论碰上谁，只要他的位阶比你高，是你的长辈或者领导，人家真正在乎的，不是道理，而是规矩。规矩为什么会这样定？有的我能明白，有的，则怎么想都不明白。比如小时候在家，吃饭的时候，大人不许我们掉饭粒在桌上，掉了，一定捡起来吃掉。这个规矩，我能想明白，是因为一粥一饭来之不易，要节约。但是，另一个规矩，吃饭时必须用手捧着碗，不能把碗放在桌子上吃。我就想不明白了，为了这事，没少挨我妈的打，但她就是不告诉我为什么非要捧碗不可。上学之后，老师总是喜欢要我们这些小学生听课的时候，把双手背在后面，我一样也想不明白，就是不遵守，为这，我一次小红花也得不到，还总挨老师的批评。上班工作之后，最大的规矩，就是领导说什么，就是什么，不是也是。领导要是批评你，不能辩解，就算你是对的，也是错。同样，这种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规矩，我就是想不通，为此，无论在哪个单位，领导都不喜欢。我们的社会，尽管不是一点道理不讲，但跟讲规矩比起来，后者在国人的心目中，分量显然要大得多。最大的规矩，就是要服从礼法，对长辈，对领导，要有足够的尊重，就算人家冤枉了你，你也不能顶嘴，顶多事情过去之后，私下沟通一下。所以，所谓的讲规矩，其实就是讲服从，服从还要有态度，态度不好，服从也是白服从。道理？敢跟有权的人讲道理，活腻了吗？从根子上讲，这样的服从，就是无条件顺从。从小训练到大，能训到无论受了什么委屈，都能帖然接受，才是好家伙。所以，在有的时候，官场上盛行不打不骂不提拔。把人平白折辱一顿，发现对方一点脾气没有，逆来顺受，这样的人，才是当官的好材料，于是，就提拔了。所以，经过这样的教育，无论家庭、学校还是社会，折腾个够，人也就不在乎道理了，在意的只有规矩。一辈一辈这样传下来，都习惯了。偶尔碰上一个像我这样的犟眼子，于是大家一起共诛之。然而，人之所以为人，就是该讲道理的。即使是规矩，必须有立规矩的道理在，把里面的道理给人讲清楚，自然多数人就会自觉遵守了。非得不讲，非让人闭上眼睛盲目服从，无非就是让人迷信权威，甚至迷信权力，反正，讲规矩，都是针对在下位的人。所以，都说中国是个官本位的国家，不确切。确切地说，中国是个权本位的国家。在家里，家长未必是官，但对于孩子，却拥有支配的权力，所以，无论怎么做，都要孩子顺着。小时候大人常说，孝顺孝顺，关键是要顺，不顺，谈什么孝顺。显然，这里的顺，常常罔顾了道理，家长说什么，就是什么。做孩子的，没资格跟大人理论。当然，同样的道理，走到社会上，就该无条件服从领导。现在由于独生子女的缘故，好些家长已经不拥有对孩子的权威了，但孩子长大，进入社会，对领导依然还是那个规矩，必须服从，不，顺从。如果真的不能顺从，那么，自己创业去吧，不然，就做个体劳动者，包括卖文为生。其实，但凡是个有点头脑的人，都是需要讲道理的。不讲道理，只讲规矩，讲服从，本质上，就是压服。压服可以带来秩序，但时间一长，积累的不安和躁动也多，戾气集聚，所以，中国历史周期律，安静久了，一定会大乱。到那时候，屁的规矩都没有了。

送给运动员的刀片、上吊绳与道德大棒

臣子的卑微跟他们自己有关虽说是王朝时代，但臣子上朝开会议事，一般来说是有座位的。在没有引进椅子（胡床）之前，行礼罢了，都坐在席子上，据周礼上讲，席子的层数，也是礼仪需要讲究的。东汉御史中丞、尚书令和司隶校尉专席独坐，地位特尊，人称三独坐。至于宰相或者三公，在皇帝面前，坐而论道，更是该有之事。有了椅子之后，大家就坐在椅子上，只是臣子的座位，要比龙椅矮上一点。宰相单独见皇帝，也是如此，事讲完了，皇帝赐茶送客。君主之间，客客气气的。这样的习惯，一直延续到隋唐五代。五代之际，虽说是军人做皇帝，但依旧保持着唐朝的惯例，宰相议事，在皇帝面前是可以坐的。这倒不意味着这些武夫皇帝对文人宰相有所尊重，仅仅就是延续前代的习惯而已。虽说坐而论道多半谈不上，但宰相在皇帝面前有座位，却也被视为当然。范质是后周的旧臣，从后唐开始入仕，一手好文笔，深得几朝的皇帝赏识，特别后周世宗柴荣，对他恩遇有加，贵为宰相。柴荣临死，范质为顾命大臣。然而，柴荣尸骨未寒，这边陈桥兵变，柴荣的爱将赵匡胤被兵士推为皇帝。事起仓促，范质还来不及反应，就被刀架在脖子上，接受了新主子。换了新朝之后，范质还是做宰相，但在新主子面前，这个宰相做的未免有点缩手缩脚。毕竟，周世宗柴荣，是个雄才大略之人，伺候了那么多主子的范质，跟柴荣的确很投缘。现在换了一个武夫，他不知道该怎样应付，同时，也因为顾命的事儿，感觉对不起前朝。后来不做宰相了，死的时候，要儿子不请谥号，不刻墓碑。不知怎样应对，就只能更加谨慎小心。宰相需要经常跟皇帝商量政务，不愿意见，也得见。每次上朝，范质都把要说的事儿，写成劄子，进呈上去，说是这样不容易出错，防止了随意说话，不严谨。进呈之后，就可以告退了，等皇帝看了劄子，下次再做定夺。这样一来，坐而论道的程序，就可以免了。时间一长，专门给宰相预备的椅子，也给撤了，赐茶这点事儿，也随着免了。打这儿之后，宰相坐而论道之礼，就消失了，宋朝没有，此后的朝代也没有。到了清朝，军机大臣见皇帝，无论讲多长时间的话，都得跪着。以至于军机大臣的裤子的膝盖处，得在里面缝块棉花。宋朝承五代之弊，一直在恢复文治，待臣子应该说也比较客气。但是，能不让臣子在眼前坐着说话，皇帝就会顺势撤掉椅子。所以，撤掉宰相椅子的事儿，有传说是范质在跟皇帝论道之时，皇帝借口有的字不清楚，让他辨认，随后让小宦官偷偷撤掉了范质的椅子。从此，范质上朝，就只好站着了。现在看来，这样的传说并不真，但真实的赵匡胤，也的确不想继续跟宰相坐而论道。能矮化臣子，就尽量矮化。当然，这个矮化，也是臣子乐意的。只有在臣子刻意矮化自己，突出主子的高大的时候，这样的双簧才会沿着君尊臣卑的路线行进，而且越走越远。所以，到了后来，臣子在君主面前站着，已经不足以显示君主的高大了，所以，下跪就成了臣子的标配。不仅臣子见皇帝下跪，臣民见官，也得下跪。难怪清朝有人说，人生个膝盖，不就是为了跪的吗？

无题局长西门光因车祸不幸去世，局里为他举行追悼会。一切准备工作就绪，惟有这悼词让办公室胡主任作了难。问题出在西门局长的年龄上。他本来是1951年出生，为了能在官场上多干几年，就通过关系改档案，把“1951”改成了“1959”，一下子“年轻”了8岁。胡主任只好按照他的档案写了悼词。悼词写好，去征求西门局长家属的意见。西门局长的三个儿子看完悼词，个个脸涨得通红，都说，“这样写不行，我爸爸的年龄有问题。” “啥问题？”胡主任明知故问。三儿子首先说：“我的同事朋友都知道我是1972年出生，他们都来参加追悼会。要说我爸爸是1959年出生，只比我大13岁，我这脸往哪搁？” 二儿子接着说：“我是1970年出生，如果爸爸1959年出生，爸爸只比我大11岁，更不像话。” 大儿子更是哭丧着脸：“我是1968年出生的人，爸爸只比我大9岁，这不是骂人吗？” 除此之外，三个儿子还提出，爸爸1959年出生，1967年就初中毕业了，这也不符合常理。胡主任一听，为难了，“这咋办？档案里的年龄都是你爸爸亲手填的。” “改！”大儿子一拍腿，“按我爸的实际年龄，1951年出生。” “不行。”胡主任说，“作为一名干部，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实事求是，如果一改年龄，就等于承认你爸爸在年龄问题上弄虚作假，岂不毁了他一生英名？” 三个儿子一想，胡主任说得也是啊，爸爸一生都爱面子，总不能让他到死落个坏名声啊。沉默了半天，二儿子说了：“要不，悼词上不提俺爸爸的年龄。” “那更不行。”胡主任说，“常言说，盖棺定论，假若追悼会上连你爸爸的年龄都定不下来，岂不天大的笑话？” 三儿子想了想，说：“干脆，追悼会上取消念悼词这一项。” 胡主任马上否决：“不念悼词，还叫什么追悼会？这不是开国际玩笑吗？” 三个儿子愁眉苦脸，一个劲儿直挠头，一时想不出好主意。悼词的事一拖再拖，离追悼会还有半个小时，三个儿子突然跪在了胡主任面前：“胡叔，求求你了，这悼词你看着改吧，只要别让俺弟兄仨丢丑就行。” 胡主任无奈地点点头。追悼会开始了，只听局党委书记在悼词中念道： “西门光同志，1959年出生，自幼聪明过人，人称神童，8岁就读完了小学和初中的全部课程。9岁至13岁，他先后收养了3个孤儿。对此善举，西门局长一直守口如瓶，直到他不幸身亡，三个孩子才知道西门局长不是他们的亲爹……”

人不应盲目自妄，也无需无奈自悲幸福是人类生活的目的，追求幸福是每个人天赋的权利。而追求每个人的幸福，就是追求整个国家的强盛与进步。作为华夏族的一员，人不应盲目自妄，也无需无奈自悲。我们不应盲目自妄，也无需无奈自悲很自然地我就想到了一个人和他的一首诗，这就是南宋的文天祥和他的千古绝唱《过零丁洋》。全诗如下：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此诗的背景是：公元1278年（宋祥兴元年），文天祥在广东海丰北五坡岭抵抗元军兵败被俘，次年过零丁洋时作此诗。随后，文天祥又被押解至崖山，元军元帅张弘范逼迫他写信招降固守崖山的张世杰、陆秀夫等人，文天祥不从，出示此诗以明志，其高风亮节与舍生取义的英雄气慨跃然纸上。也就是这一年（公元1279年），宋军在崖山（今广东江门市新会区南约50公里）与元军进行决战，宋军惨败，最后左丞相陆秀夫背着少帝赵昺投海自尽，许多大臣追随其后，十万军民跳海殉国，宋军就此全军覆灭，南宋灭国。南宋军民如此惨烈之举，在世界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真可谓是可歌可泣。说到这里，我不得不对文天祥、陆秀夫以及蹈海的十万军民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崇高气节肃然起敬。有如此坚贞、英勇的先烈，这是我们民族的骄傲，他们的精神永存，他们虽败犹荣，虽死犹生。可是回顾当下的社会，到底还有多少人具备如此凛然的正气与血性呢？除了臣服权力，跪拜金钱，苟且偷生外，还有多少作为华夏民族一员的责任之感与勇敢之心呢？二十一世纪也已是地球村的新时代了，而作为其中的一员，若还抱残守缺，或以另类而自得，甚至抗拒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那掉队和落伍也就在所难免了。抗拒的东西可以有许多，但千万不要抗拒文明与进步；忽视的东西也可以有许多，但千万不能忽视民生。幸福是作为人生活的目的，追求幸福是每个人天赋的权利。而追求每个人的幸福，就是追求整个国家的强盛与进步。作为华夏民族的一员，更不应盲目自妄，也无需无奈自悲。正义也许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必须坚信正义与进步的力量。古代的文天祥、陆秀夫等倘能以道义为重而舍生取义，可当人面对社会的不公时，能不能、敢不敢坚守良知并勇敢抗争？要知道，天上不会掉馅饼，任何权利都是要靠自己努力争取才能获得的；也许发出的声音是微弱的，但汇聚起来，便是洪音巨声而振聋发聩。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人需要的是一个开放的文明，而不能再做麻木和自私的旁观者，一切均在路上，争取幸福，只需站起来并奋勇前行。

善谋权无知识的慈禧 110年前的今天，1908年11月15日，慈禧去世。据国史馆总纂恽毓鼎从内廷宦官处听来的消息，老太后临终之前： “忽叹曰：不当允彼等立宪。少顷又曰：误矣！毕竟不当立宪。” 这两句叹息，其实是这位执掌清廷最高权力近40年之久的老太后，对自己“善权谋而无知识”的自供状。事情要追溯到三年前，慈禧派了载泽、端方、戴鸿慈等五人出洋考察各国政治。1906年，载泽考察归来，向慈禧进了一道《奏请宣布立宪密折》，其中“宪法之行，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一句，引起了老太后极大的兴趣。为什么“宪法最不利于官”？载泽在密折里有详细的解释。载泽说，君主立宪的核心是“尊崇国体，巩固君权”，地方督抚之所以频频阻扰，是因为他们很清楚，立宪后，“其权必不如往日之重，其利必不如往日之优”。他以日本宪法为例，列举了17条立宪后将由君主完全掌控的统治大权，得出结论：立宪后，“国之内政外交，军备财政，赏罚黜陟，生杀予夺，以及操纵议会，君主皆有权以统治之”，君权不减反增，可使“皇位永固”，“君位万世不改”。自庚子之变，地方督抚拒绝北上勤王，联手实施“东南互保”，其财权、人事权乃至兵权的坐大，始终是慈禧心中亟欲解决的头等要事。听闻载泽的“宪法最不利于官”之说，慈禧非常兴奋， 8月23日，载泽进呈密折，9月1日，她就宣布要“预备立宪”，9月2日，又宣布要改革官制，拟用“立宪”的名义，从地方督抚们手里“合法”夺权，即所谓的“丙午官制改革”——在奏请改革官制的折子里，载泽和端方说得非常明白：“循此不变，则唐之藩镇，日本之藩阀，将复见于今日。” 但后来发生的事情，完全脱离了载泽的预测和慈禧的期望。载泽想学日本明治维新，搞“日式立宪”来强化皇权；地方督抚希望搞“英式立宪”，将自己手里的财权、人事权和兵权合法化。双方都打着“立宪”的旗号，按照自己的需要来解释何为“立宪”。载泽心目中的“日式立宪”，与真正的“君主立宪”的宗旨，亦即“限制君权、保障民权”背道而驰，很自然地在与地方督抚的论战中长期居于不利地位，慈禧寄予厚望的“丙午官制改革”，也因为理与势均落于下风而告流产。此后直到清廷覆灭，“立宪”始终都是地方督抚拿来对付朝廷的一柄利剑。时代变了，老太后的知识更新，已不足以支撑她的权谋。慈禧入宫前并不识字。垂帘听政之初，他曾晓谕大臣，将历代帝王政治及垂帘事迹，汇纂成一部《治平宝鉴》（书名也是慈禧所拟）进呈，由大臣轮班为自己讲解。这部“帝王术宝典”，选录了汉、唐以来帝王政治及母后临朝事迹，共计一百零八人，每人一至二十三条不等，总计三百一十四条。更早一些时候，她还阅读过一本《帝鉴图说》，那是明朝内阁首辅张居正，为了向只有十岁的明神宗朱翊钧传授帝王术，而编写的一部配图故事集。正是这些权谋之术，帮助慈禧在波诡云谲的内廷政治中屹立数十年而不倒。但帝王术是无助于引领清廷走出危机的。时代的转型需要权谋，更需要知识。而老太后的知识结构，仍停留在相信义和团大师兄的“神术”的程度。 1900年7月16日，八国联军威逼天津之际，她曾下达两道谕旨，要直隶总督裕禄和军机大臣，去找一位“戒律精严，深通佛法”、“有六甲神兵”的五台山神僧普济来解救国难。据任职军机处的高树所闻，这位神僧最后“携青龙刀一柄，《春秋》一部，骑赤兔马往攻，入阵便中炮亡，惟马逃归”。老太后“善权谋而无知识”若此，清末新政之毫无希望，自是可想而知。

这是真的假的？1360个亿？？？朋友圈都在刷这新闻，从不买彩票的我想问问买彩票的吧友：这是真的假的？1360个亿？？？

避无可避的敏感词好不容易有写作的欲望和灵感码了一篇帖子准备发表，要么发不出，要么系统提示有敏感词，要么发出了就秒删，其中有几个词变成了省略号，原来以为可能文章的内容不够正能量，讨论的话题思想不纯洁，不让通过。后来有专业人士告诉我，你的文章有敏感词，文章有敏感词就无法发表，既使发表了，文章也会自动被屏蔽了。于是就想知道哪些字或词是敏感词，省得辛苦了半天，最后发不出去。只是这敏感词既找不到有哪个权威部门颁布，也不知道哪些词是，更买不到一本敏感词字典。总之，感觉就像空气，让你看不见摸不着，但它肯定存在。其实敏感词古以有之，如果你不懂敏感词的规则，你是看不懂古籍的，某一个你看不懂的意思，实际就是因为遇到了敏感词。看《山海经》有个夏后开，这开字就是一个敏感词，实际是启，写的是夏后启，因为汉景帝名启，这个字就改成开了。不过明以前的敏感词，还是有规律可循的。只要记住这三条，基本就不会犯禁。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写文章的只要记住这三条，就知道文章怎么可以通过了。读文章的也明白某些莫名其妙的字，背后是什么意思。举几个例：杜甫写过那么多诗，你找不到一个“闲”字，因为他老爸名闲。因为唐太宗李世民的原因，唐人只能把观世音写成观音。苏轼，他爷爷名“序”，所以苏洵遇到要写序的时候都写成引，苏轼要写序的时候都写成叙。只是朱元璋做皇帝以后，这敏感词就找不到规律了，只要他觉得有忌讳，轻则打屁股，重则杀头甚至灭族。刚开始的时候，有许多人一上表，就被朱元璋杀了，不管正经写一篇奏疏，还是写一篇拍马屁的文章，只要老朱觉得这字看了有问题，是敏感词，那就杀。你能猜到这里面的哪个词是敏感词，严重到要被砍脑袋吗？僧人来复本来以为自己的同行当皇帝了，想写首诗拍一下朱元璋的马屁。其中有这么几句： “金盘苏合来殊域，...自惭无德颂陶唐” 你找一下，这哪个字是敏感词，要被砍脑袋的？朱元璋时候的读书人，是通过朱元璋的不断杀人中，才找出了敏感词的规律。这可都是敏感词换来的血的教训，不过老朱的那些敏感词，现在基本已经不敏感了，前面那些被杀的人，用生命也没给我们有一点教训的意义。清朝进入康熙、雍正、乾隆的时代，这敏感词比朱元璋有过之而无不及。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文字狱，整的读书人再不敢胡说八道了。从康熙开始，再没出现像王阳明、湛若水这样的思想家。韩愈挑起的道统问题，终于在这个时候因为敏感词被整合到了一起，从那以后，皇帝不只是权力的垄断者，也是思想的垄断者。在明清，敏感词如果生僻一点，似乎对老百姓的生活影响也不大，如果这个词很常用，那麻烦就来了。 “福”是个常用字，刚巧清朝第一个皇帝顺治叫福临。这字怎么避呢？幸亏顺治皇帝皇恩浩荡，特地为此下了道圣旨，诏曰：不可为朕一人，致使天下之人无福。于是老百姓才不用避讳，可以直接在大门口写个福字了。这皇恩甘霖，怎么不让老百姓感激涕淋呢？现在毕竟已经不是以前了，尽管你不知道都有哪些是敏感词，至少杀头的事是不会再有了，最多不过是发不出去而已。最后公布一下刚才的那个答案，朱元璋为什么要把那个和尚杀了，因为那诗里有“殊”字，这字看不出犯禁吧。这说明你的想象力不够，你把这“殊”拆开，就成了歹朱，这歹朱不就是在骂我朱元璋的朱吗？好，拉出去砍了！

网海拾贝每个人都要死去，并不是每个人都真正的活过。 ——摘自《勇敢的心》

我发表了一篇视频贴，大伙来看看吧~

就提个醒快接近年底了，最近楼道抢劫的多，要注意安全，特别是女同志。现在社会都比较冷漠，你要半夜在楼道里遇到坏人，不要喊 “救命啊！抢劫啊！” 不一定有人出来帮你，你就喊 “着火了！着火了！ ”整楼的人都能出来，切记！！！

仅以此曲《沧海一声笑》悼念金庸先生：笑傲江山成绝响，人间再无侠客行！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飞—《飞狐外传》清乾隆雪—《飞雪连天射白鹿, 笑书神侠倚碧鸳！飞—《飞狐外传》清乾隆雪—《雪山飞狐》清乾隆连—《连城诀》晚清天—《天龙八部》北宋后期射—《射雕英雄传》南宋白—《白马啸西风》清朝鹿—《鹿鼎记》清康熙笑—《笑傲江湖》明中书——《书剑恩仇录》清乾隆神—《神雕侠侣》南宋末侠—《侠客行》明中倚—《倚天屠龙记》元末碧—《碧血剑》明末鸳—《鸳鸯刀》清朝

回味柿饼

皇帝真的痛恨官员贪腐吗？自打有了官僚制，爵位就是可以拿钱来换的。秦国就可以纳粟拜爵，到秦统一之后，依旧如此。汉朝初年，晁错建议汉文帝卖爵，让朝廷财政宽裕点。于是又开始卖，这样的买卖，一直到清末，还在继续。好些边远地方的农民，只要有钱，都会买个低等爵位，死后在墓碑上标明，风光一点。海外华人，出于同样的目的，也特别热衷买爵位，在南洋的华人墓地，充斥着云骑尉这样的头衔。能卖爵位，就能卖官。汉朝自打武帝起，就开始卖官，此后也是一直延续到清末，卖官的事儿，从来没断过，有时是朝廷缺钱了才卖，后来不缺钱也卖。卖爵位，只卖一个虚衔，不怎么打紧，卖官可是麻烦，尤其是亲民之官，人家买了，将本求利，是要捞回来的。朝廷明知道这样不好，但还是卖。说明在本质上，皇帝们对于官员贪腐，并不像他们自己说的那样痛恨。王亚南先生认为，在官僚制度里，贪腐本是皇帝欲求官员效忠的一种代价，让你做官，就默许了你贪腐的权力。贪腐的官员，大抵就不会反叛。这个判断，虽说是受了国民党统治的现实的影响，但也是有道理的。尽管在大厦将倾之时，贪腐的官员，可能反叛得更厉害。但是，皇帝给人官做，连带默许了一定程度的贪腐，绝对是可能的。当然，官员贪腐，多数皇帝是不会乐意的。但是，你的地方和百姓要交给人家替你打理，在一个人治而非法治的社会里，又没有有效的监控机制，怎么可能禁绝人家利用手里的治民之权，为自己捞好处呢？尽管官员都有俸禄，但只要染指公事，就会有好处。弄多了，当然有麻烦，但顺手弄点，是多数官员都会干的。老百姓讲，千里做官只为钱。这个道理，颠扑不破。不为自家的荣华富贵，哪个肯出来做官？尽管清官之类的道德楷模，一直被皇帝提倡，但皇帝也明白，真的日子过得连平民百姓都不如，官员也就没人干了。所以，宋朝最明白，不仅官员俸禄高，补贴多，而且只要沾公事，就默许你弄好处。所以，宋朝养官养得很辛苦，冗官问题，一直解决不了。元朝的蒙古人，干脆就不给官员俸禄了，让你自己“打谷草”，弄多少算多少。明太祖朱元璋长在元朝，对官员弄钱很恼火，但他的办法却很奇葩。给官员定一个仅仅可以勉强过活的薪粮标准，然后用严刑峻法来禁止他们贪污。结果尽管剥了好些人的皮，明朝官员的贪腐，却非常厉害。清朝的满人稍微明白一点了，尽管俸禄还是很低，但对地方官在征粮征税的手续上做文章，多刮耗羡，睁眼闭眼。雍正之后，耗羡归公，另发养廉银，但实际上后来地方官还在耗羡上下手。京官没有地皮可刮，就让地方官进京公干时孝敬。所以，清朝的清官最多，被当成劳模一样表彰得罪勤，但从上到下，大多数官吏弄钱一点都不耽误。到晚清新政朝廷才发现，只要把征粮征税过程中的跑冒滴漏管一管，财政收入就会大增。事实上，只有权力系统内外有效的制衡机制，以及健全的法治环境，才能遏制贪腐。而前提，必须是一个不那么庞大的官僚机构，而且这个机构中人，都可以靠俸禄过得不错。在这样的体系建立之前，无论皇帝怎样三令五申，怎样整肃吏治，贪腐都可能是普遍的，只有特别过分的贪腐，或者在权力斗争中的失败者，才有可能因贪腐被追究。显然，在皇帝心目中，官员的贪腐，必须限制在一定程度之上，否则，就可能引发社会的动荡，也就是说，不能导致官逼民反。所以皇帝也明镜的，无论对贪腐多么恼火，也只能睁只眼闭只眼。更要紧的，不是官员的贪腐，而是他们的忠诚。所谓的御史，在盯防反叛方面，显然要比盯防贪腐更上心。

【转】日本对华ODA援助，总量究竟有多少？日本对华ODA援助，总量究竟有多少？ | 问答原创：谌旭彬问：安倍晋三最近宣布要终止对华ODA援助。请问编辑，日本对华ODA援助，总量究竟有多少？有人说这种援助是“出于对中国放弃战争赔偿的感激”，这是真的吗？文 | 谌旭彬所谓对华ODA援助，即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这种援助，是日本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符合经合组织(OECD)援助标准的政府援助资金，以低息、长期偿还的日元贷款为主，以无偿援助和技术合作为辅。对华ODA援助概况日本对华ODA援助，始于1979年，也包括对华日元贷款、无偿援助和技术合作三个部分。一、对华日元贷款第一批日元贷款，实施于1979年~1984年，贷款协议金额3309亿日元，共计援助了7个项目。第二批日元贷款，实施于1984年~1989年，贷款协议金额5400亿日元(还包括700亿日元的其他性质的贷款)，共计援助了17个项目。这些贷款主要用于交通、通讯、水力发电等基础设施建设。比如，北京至秦皇岛的铁路扩建，秦皇岛煤炭码头扩建，衡阳至广州铁路扩建，连云港与青岛港扩建，天津、上海、广州程控电话项目，天生桥水电站，五强溪水电站、北京市地铁工程，北京市高碑店污水处理厂，北京、天津、西安、重庆等地的城市供水和供气项目。第三批日元贷款实施于1990~1995年，共计援助了52个项目，贷款协议金额为8100亿日元。这些贷款，一部分用于继续满足第一、二批贷款中的相关项目的需要，一部分用于建设陕西渭河、内蒙、云南、广西鹿寨、江西九江、贵州瓮福等六个化肥厂，武汉、黄石、铜陵及重庆四座长江大桥，民航管制系统，北京市地铁，北京首都机场及武汉天河机场等项目。第四批日元贷款实施于1996~2000年。其中，（1）1996~1998年间，共计援助了51个项目，贷款协议金额为5800亿日元。除继续用于第一、第二、第三批贷款中相关项目外，还援助了贵阳至新寨，杭州至衢州，重庆万县至梁平高速公路，广州-昆明-成都、兰州-西宁-拉萨两个光缆项目，黑龙江三江平原农业开发项目，重庆电网项目，兰州、沈阳、柳州、本溪、呼和浩特、包头等六城市大气污染以及河南淮河、湖南湘江、黑龙江松花江、吉林松花江等环境综合治理项目。（2）1999~2000年间，共计援助了42个项目，贷款金额3898.34亿日元。（以上统计引自：施用海，《探索：从日本经济到贸易与环境问题》，中国商务出版社，2009，第157~158页。）二、无偿援助日本对华无偿援助始于1981年，迄今已遍及所有省份。主要集中在医疗、环保、农业、水利、饮用水、教育等领域。比如，1989年启动的“草根无偿资金合作”（中国称之为“利民工程无偿援助”），自1990年至2004年，总共进行了699项、约51亿日元（约合3.7亿元人民币）的援助。受益者主要集中在教育研究（占项目总数的42.4%）、医疗保健（32%）和民生环境（19.4%）部门，三者合计约占援助项目总数的94%。其他的受益部门还有农林水产（2%）和通讯运输（2%）等。就项目受惠对象的行政级别而言，44.7%为乡镇一级，34.8%为县一级，两者合计约占80%。（张光，《日本对华利民工程无偿援助地区分布实证分析》，《日本学刊》，2008年第2期。）其他代表性项目，还包括中日友好医院、中日青年交流中心、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等。三、技术合作这种援助包括日方接受中方进修人员、向中国派遣专家、向中国提供器材等多种方式。援助领域包括医疗、饮用水、计算机技术乃至于法律制度。比如，1993年11月10日，人民日报曾报道称，“日本政府及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为帮助我国开展消灭脊髓灰质炎活动，今天向我国赠送了价值2.77亿日元的脊髓灰质炎疫苗。”1998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又报道称，“自一九九○年起，日本通过技术合作形式，建立了中国控制脊髓灰质炎对策合作项目。从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七年，JICA共向我国提供了价值八百多万美元的脊灰疫苗一亿四千多万人份。”自1990年至1999年，“日本派来长期专家40多人次，短期专家100余人次，同时，通过技术与无偿资金援助形式共提供了价值2500万美元的脊灰疫苗、冷链、流行病学监测和实验室设备，其中脊灰疫苗达1.8亿多人份。”（《日本向中国无偿捐赠小儿**症疫苗，达1.8亿多人份》，短史记2018年7月31日。）日本对华ODA援助的总额，可参考下表（2008年之后，对华ODA援助仍有继续，但总体上已经停滞）注：表格转引自《日本经济与中日经贸关系发展报告》，201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432页。与战争赔偿的关系日本对华ODA援助，是否“出于对中国放弃战争赔偿的感激”，是一个很纠结的问题。首先，对华ODA援助与“对中国放弃战争赔偿的感激”，不能说毫无关系。日本外务省官员曾承认，“对华ODA的提供以及日元贷款的优惠程度较高，都带有对中国政府放弃战争赔款的宽宏大量给与回报的性质和意义”（朝日新闻1998年11月5日）。不少致力于推动中日友好的日本人士，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也都有过把ODA 和日本侵华赔偿联系起来的言论。比如，神户大学教授五百旗头真，曾称ODA 是“准赔偿”；1978年，日中经济合作协会会长稻山嘉宽曾表示：“由于中国没有从日本获取赔偿，日本政府应该在诸如贷款利率等方面做出特殊的例外安排。”1979年，日本政府酝酿对中国提供第一批日元贷款时，日本国内也出现了对中国放弃战争赔偿要“知恩图报”的舆论氛围，日本财界中不少人认为，中国放弃了战争赔偿要求，日本理应提供优惠的日元贷款以加强日中经济关系；针对那些批评对华贷款超过对东盟援助的意见，日本通产省也曾解释称：应该对放弃战争赔偿要求的中国给予积极的合作。1983年，在讨论第二次日元贷款计划时，外相安倍晋太郎曾提醒国会预算委员会成员：中国放弃赔偿使双边关系正常化成为可能，日本出于对过去的反省，要与中国的建设事业积极合作。（朱凤岚，《日本对华官方发展援助的定位与评价》，《当代亚太》 2004年12期）图：上世纪80年代发行的中日青年友好邮票其次，日本政府从未承认“对华ODA援助带有战争赔偿性质”。早在1972年9月29日，时任日本外相的大平正芳，在回答记者有关‘对放弃要求赔偿权的中国是否将予以援助’的提问时，就曾表示： “中国方面尽管处于可以提出任何要求的地位，但中国放弃了要求赔偿的权利，因此，日本应采取对此进行坦率地评价的立场。今后，两国将按照各自国家的计划自主地进行经济建设。我们将理所当然地站在平等互惠的立场上，相互进行经济交流。这与第五条（放弃战争赔偿——作者）没有直接的联系。” 曾任驻华大使的国广道彦，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被问及“日本对中国的经济援助，是日本国民对中国人感情上的补偿还是日本国家利益的选择？”时，则是如此回答的： ”对中国的经济援助，有些人会认为它是日本的一种道歉形式。其实也有一些日本人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中国放弃了战争索赔，我们作为日本人是非常感激的，我们也应该为中国的发展作出贡献。但如果把经济援助当成战争赔款的一种表现形式的话，我想大部分日本人是会反对这种说法的。因为中日当时已经建交，战争赔偿的问题因中国的放弃也已解决。” 再次，日本对华ODA援助的核心目的，并不是“出于对中国放弃战争赔偿的感激” 在2003年8月新修订的《政府开发援助大纲》中，日本政府曾明言： “对中国ODA的目的是贡献于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同时也有助于中国的安全与繁荣。”“在国与国之间相互依赖关系不断深化的过程中，中国享受国际贸易的恩惠，在资源、能源、粮食等方面很大程度依赖于海外，中国将通过ODA为发展中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做出贡献。这对确保中国的安全与繁荣、增进国民利益有着很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对增进与中国关系紧密的亚洲各国开展经济合作、活跃交流是必不可少的。” 简言之，“日本提供ODA的目的之一就在于为日本经济的发展营造一个稳定的、良好的周边环境。日本对华ODA，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使中国的潜在市场变为巨大的现实市场，这一点正是日本提供对华ODA的战略初衷。”（金熙德，《21世纪的中日关系》，重庆出版社，2007，第314页。）

侠客的踪影但凡是个中国人，大抵差不多都喜欢侠客。行侠仗义，除暴安良，专门抱打不平之人，想想都令人神往。侠客梦，是一种古老的梦，一今天流行武侠小说，不过这侠客梦爆棚的结果。说什么千古文人侠客梦，老百姓一样有侠客梦。有了不平之事，如果真有侠客的话，求他出面，比打官司，上访似乎都靠谱。还真有人付诸实践，在人世间找侠客，但找到的，往往是侠客面目的流氓，一旦被缠上，麻烦一辈子。但是，如果真有武侠小说中的大侠，就生活在我们中间，具体在张庄李庄，或者哪个街道，门牌号若干，大家有事，就去找他，能行吗？不行。我们喜欢的侠客，应该是来无影去无踪的神人，不食人间烟火，也不在人间居住，在大山里，悬崖边，云雾中倒也没问题，就是不能成为我们的街坊邻居。道理很简单，就算人世间真有传说中的大侠，哪怕他武艺高强，能飞檐走壁，也免不了要被官府追杀。如果他们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的邻居或者相识的朋友，那么，他被官府追捕之时，我们要不要帮忙呢？不帮吧，说不过去，帮吧，要被牵连。牢饭不好吃，脑袋还是长在自己脑袋上的好。所以，大侠尽管行侠仗义，但理应来无影去无踪，不用吃饭，无需喝水，不牵扯任何人。受了伤，不用治，就能自愈。这种事儿，无需多想，想想我们单位里那些喜欢打抱不平的人的下场，就都明白了。所以，古人比较聪明，知道汉代朱家、郭解之辈的下场。更知道官府最恨最头痛的，不是盗贼，恰是侠客，绝对不能相容。因此，写《七侠五义》的人，想来想去，还是把这些侠客，都派给了清官，让他们做清官的走卒，在清官的指挥刀下，干点小规模的行侠仗义的事儿，比如拿个采花大盗什么的。更要紧的，他们可以去拿那些不听话，不顺从的侠客或者绿林山贼。这样一来，他们心目中的侠客就可以好好地活着了，让不喜欢悲剧的国人，有了安稳。但是，另外一些具有反叛精神的读者，就不满意了。所以，今天流行的武侠小说，从梁羽生金庸到古龙，他们不好意思这样安排侠客，他们笔下的侠客，大抵不食人间烟火，在天上飘着，干一票仗义事儿，然后就飘走了，由于武艺特别高强，一伸巴掌，就能打死一队人，官府一般都拿他们没办法。不消说，他们一般不需要俗人的相助，所以，喜欢武侠的俗人，也就得到了充分的满足。尽管无限量地吹所喜欢的侠客的光辉事迹，但却不用担丁点的风险。严格地说，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喜欢侠客，爱侠客，不过是叶公好龙。意淫一下，也就罢了。真碰上了不平事儿，倒霉事儿，真正指望的，还是清官。所以，清官戏和清官小说，永远都会比武侠小说和武侠戏长命。当然，在现实中，真正靠谱的办法，还是通过贿赂法官，给自己出口气。但是，到了这种时候，正义也就不知道哪儿去了。

代表症有天，我顺道去精神病医院看望一位在那里当医生的同学。当他领我穿过院子时，住院的病人正在自由活动。一个高亢带着拖腔的声音立即吸引了我的注意： “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全国各族人民来看望大家，希望你们放下包袱，积极配合治疗……” 只见讲话的这人穿着病号服，微微仰头，目光发直但饱含热情，一句一个“我代表”，有几个病人在他身边痴痴地听着。同学走过去，轻轻拍拍他肩膀：“别讲了，该回病房吃药了。” 他听话地点点头：“好，我代表全院患者向您保证，坚决完成吃药任务。”然后背起手，迈着方步走了。我很好奇，就问同学：“他得的这叫什么病？” “代表症。” 看我一脸疑惑，同学解释道：“这是精神病学领域的一个新病症，叫代表症。全世界只有少数几个地方发现过病例，不过最近我国发病率较高。主要表现就是总想代表谁，不说‘代表’俩字不会说话。” “真新鲜。” “不新鲜，在我们这儿什么样的病人都能遇到。” 我望着那代表症病人走远的背影，问：“他是怎么被发现有病的呢？” “这种病潜伏期较长，开始一般不易察觉。尤其是那些在单位当个啥的，经常在开会时或其他正式非正式场合讲自己代表什么什么，大家习惯了，不会多想。但他回到家里也这么莫名其妙地说话。老婆做好了饭，他说代表战斗在工作第一线的同志们表示感谢；孩子考试得了个好分数，他说代表离退休的老一辈表示鼓励。最初家人也没想就医，因为他这样除了有些烦人以外，并未对生活造成大碍。” “后来怎么来这儿了？” “谁知情况越来越严重。直到有天夜里，他在床上对老婆郑重宣布，他要代表全体男人和她睡觉，就被送这儿来了。”

神回复网友用四位作家名字概括了当下某些社会现象：非常茅盾，一切巴金，千万莫言，早已冰心…… 网友神回复：拆你老舍，打你田汉，刮起胡风，删你从文。网友神跟帖：总之路遥，难以作人！（评：文人多了要亡国呀！---太斗）

哦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