麽之🌝 沈视不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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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入选G50走廊,不知有啥子用。。。 要说 G50绿色发展走廊受益最大的省份,无疑是长三角城市群的新成员安徽,因为绿色发展走廊8个城市中,安徽就是占据了5个,超过了半数。G50绿色发展走廊经过安徽的第一个城市就是宣城。宣城市是安徽与浙江交流的门户城市,地理位置优越,前面G60科创走廊也被纳入其中,未来发展潜力巨大。G50绿色发展走廊进入安徽的第二城市是芜湖市。芜湖是安徽的省域副中心城市,同时也是安徽最大的港口城市;而且它的地理位置也不错,位于合肥与杭州两个长三角省会城市的中点线上,是安徽与江浙沪之间重要的衔接性节点城市,被纳入G50绿色发展走廊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安徽省第三个纳入g50绿色发展走廊的城市铜陵。铜陵也是一座滨江城市,而且是老工业城市,脸型绿色发展,进行产业转型升级是铜陵的必由之路。安徽省第四个纳入G50绿色发展走廊的是池州市,一个体量比较小,而且并不出名的滨江城市(可能还不如境内的九华山名气大),作为沿江城市,这次被纳入绿色发展走廊中。G50绿色发展走廊最西端的一个城市就是安庆。安庆,曾经是安徽省的省会,长江沿岸重要的港口城市;但是这些年经济衰退比较严重,不复昔日盛名,这次被纳入G50绿色发展走廊,对于安庆来说是一个重新崛起的契机!前面红叶了长三角城市群的三大经济走廊,即G42高端智能制造走廊、G60科创走廊和G50绿色发展走廊,这其中G42主要定位高端制造业,是高质量发展的客观需求;G60侧重于科技创新功能,是长三角城市群经济;而今天的G50绿色发展走廊沿线经过太湖和长江两大区域,因此侧重于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是践行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重要措施,同时也是加速长三角三省一市均衡发展和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保障!
皖江五市,无一幸免 马鞍山、安庆等地环境保护、水利等部门对市级饮用水水源地内违法项目排查“走过场”,整改“留尾巴”,多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仍存在码头等设施;东至县对园区河沟水质超标问题整改放松要求,明知地下水污染是导致水质超标的重要原因,需持续治理,仍于2018年7月上报销号。 马鞍山市慈湖高新区黑臭水体整治推进缓慢,园区通向长江一级支流慈湖河的两条主要排涝沟渠尖担沟和昭明沟水污染问题依然突出;淮南市黑臭水体整治工作严重滞后,截至“回头看”时,全市6条黑臭水体无一完成整治;阜阳、滁州等地生活垃圾污染严重,长期将渗滤液违规运至污水处理厂处理,阜阳市部分填埋区将属于危险**的生活垃圾焚烧飞灰与生活垃圾混合填埋,存在严重环境隐患;滁州市定远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配套渗滤液处理设施无法正常运行,环境风险突出。 三是表面整改问题多,一些地方和部门落实整改不严不实,验收销号流于形式,整改工作未落到实处。芜湖市及无为县对境内铜陵淡水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排查清理不彻底,仅对第一轮督察指出的违建项目进行取缔,而对侵占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约1000亩的五洲农业生态园没有清理;督察还发现,缓冲区无为县境内长江夹江凤凰颈段建成过江水泥路,阻断豚类游动,无为县一直未进行清理整治。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淮南市以及寿县未按要求严厉查处八公山风景名胜区违法风电项目,反而纵容放任违法行为。 滁州市凤阳县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仅对第一轮督察期间群众投诉提到的武店镇周边石英砂矿山开采、水泥企业、石灰窑和石料加工企业进行整治,对同在该区域的大量非法石英砂加工企业则视而不见。督察发现,该区域内存在273家石英砂加工企业,其中172家违规建设,长期违法生产。 四是假装整改依然存在。 芜湖、亳州一些地方不在整改中下功夫,而是通过弄虚作假等手段,隐瞒问题。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弄虚作假,于2017年8月上报称群众举报的芜湖市华诚混凝土公司西南侧池塘内有倾倒填埋的飞灰炉渣等工业固体**信访件已整改完成,实际直到2018年8月才启动整改工作。为应对督察,甚至在督察人员进驻前直接对填埋场覆土掩埋,性质恶劣。亳州市谯城区少数领导干部与企业串通一气,弄虚作假,不仅未对群众投诉问题认真排查,也未落实“对亳州市亚珠碳素有限公司及周边地区金刚石企业开展明查暗访”的相关承诺。督察人员随机抽查8家人造金刚石生产企业,均存在废水废气直排、非法处置危险**等严重环境违法问题。为应对督察,谯城区少数领导干部甚至与企业串通一气,通过微信群向企业通风报信,并直接指使、授意企业采取伪造危险**处置合同、冲洗被污染的雨水沟、临时停产等方式敷衍应付,性质恶劣。 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组在亳州市检查发现企业私设暗管排放生产废水。 专项督察指出,安徽省大力推进长江及巢湖生态环境治理修复工作,但一些地区和部门对“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认识还不够到位,措施还不够有力。 城市生活污染治理推进不力。芜湖等沿江各市对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设施建设重视不够,大量生活污水直接进河入江;马鞍山市中铁水务有限公司处理能力不足,2018年以来,平均每天约有1.3万吨污水溢流排入长江一级支流雨山河;城市污水处理设施提标改造工作滞后,安徽省长江干流及主要支流沿线25座应于2017年底前完成提标改造的城市污水处理厂无一按期完成。 港口码头水污染防治设施不完善。全省境内长江干流和主要支流已投入运营的生产性普货码头203座,其中未建成地面冲洗水、初期雨水收集处理设施的占比47.3%;化工码头40座,未建成地面冲洗水、初期雨水收集处理设施的29座,未安装事故废水收集处置系统的19座。督察发现,芜湖融汇化工有限公司液体化工码头及散货码头均未建设地面冲洗水及初期雨水收集设施,散货码头积存大量电石渣粉,雨水冲刷后呈强碱性,直接排入长江;马鞍山市长江港口有限公司码头及散货堆场均未建设地面冲洗水及初期雨水收集处理设施,地面积存大量强碱性淋溶液,直排长江一级支流慈湖河。 长江江豚栖息地保护不力。安庆市对保护区缺乏监督管理,还违反国务院《关于做好自然保护区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于2015年11月至2017年6月期间,3次违规对安庆市江豚自然保护区进行调整,为开发建设让路,导致江豚栖息地不断“瘦身”。 侵占沿江湿地问题多发。安庆、池州等市林业、水利、国土等部门对非法侵占沿江湿地行为监管不严、制止不力。2017年3月,安庆市经济开发区违法填占湖面建设园区道路,至2018年9月,累计填占湖面约450亩;池州升化碳酸钙有限公司自2010年起,将强碱性废渣倾倒至厂区附近的江滩湿地,并填土建设原料仓库,违规填占江滩湿地约11亩。 另外,马鞍山市工业固体**排查整治不全面、整治不彻底。慈湖高新区原林里养殖场地块露天堆存约10万吨钢渣,安徽金星钛白(集团)有限公司在马鞍山市堆存约40万吨钛石膏,环境风险隐患突出;铜陵市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堆存磷石膏约300万吨,对长江及周边环境安全造成威胁。督察要求要坚守阵地,巩固成果,切实推动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突出问题整改;要切实解决巢湖一级保护区及风景名胜区内违法建设问题,下大气力清理整治违规侵占长江岸线及江滩湿地问题;要坚决打击违法排污和非法处置危险**等违法行为,加快推进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要依纪依法严肃责任追究,对失职失责问题,要责成有关部门进一步深入调查,厘清责任,并按有关规定严肃、精准、有效问责。 督察强调,安徽省委、省政府应根据督察反馈意见,抓紧研究制定整改方案,在30个工作日内报送国务院。整改方案和整改落实情况要按照有关规定向社会公开。 督察组还对发现的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进行了梳理,已按有关规定移交安徽省委、省政府处理。
人民日报整版聚焦铜陵市的艰苦转型之路 “改革大潮澎湃。历史不允许我们再躺在产品经济上酣睡了……醒来,铜陵!” 时隔28年,再读这段文字,洪哲燮仍然激动难抑。那是1991年11月14日,铜陵报头版头条刊发长文《醒来,铜陵!》。洪哲燮当时任铜陵报总编辑。 彼时,位于安徽省中南部的铜陵困境待解:经济结构单一,污染问题伴生,资源枯竭弊病显露;一些干部改革意识不浓,企业经营机制不活、效益不高。《醒来,铜陵!》如石击水,激起波澜。舆论疾呼“醒来,不只是铜陵”,将铜陵思想解放大讨论引向全国。 在洪哲燮看来,这只是铜陵思“变”的前奏。近30年来,资源枯竭的压力与日俱增,铜陵人的神经日益紧绷,城市转型的探索从未松懈。2009年,铜陵被列为全国第二批资源枯竭城市。 从记忆里时常下起的酸雨、冶炼厂飘向云端的黑烟,到眼前的水清岸绿,年过七旬的洪哲燮一路见证铜陵之变,“不断解放思想、自我唤醒,一次次成长、涅盘”。 走进铜陵,记者探寻到几个转型中的“断面”,还原“铜都”在观念更新与实践探索互相促进中熔旧铸新的道道履痕。 啤酒厂高开低走,冶炼厂后来居上,迥异的命运,折射有定力才有竞争力的产业转型之路 一铜独大,有“铜都”之称的铜陵经历过辉煌。铜陵市发改委副主任方永杰回忆,上世纪90年代,铜产业产值一度撑起全市九成的经济总量。 但亮眼的数据背后,隐忧已经浮现。矿山相继枯竭,“资源饭”不再那么好吃了。比如当时超期服役多年的铜官山铜矿,年产铜矿石从巅峰时的1.4万吨降至不足2000吨,效益骤减,却迟迟无法关停。 “5000多名工人加上家属,近1万人的生计从何而来?”在方永杰看来,企业盈利的能力弱了,负担却重了,“寻找替代产业的转型之思,当时已经萌芽,但到底往哪转,都在摸索,方向尚不明晰。” 最典型的案例,是铜陵当地最大的国有铜业企业——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下称“铜陵有色”)。其下属的集体企业,由80年代中期的十几家发展到90年代中期的100多家,产品涵盖水泥、编织袋等方方面面。 更让人费解的是,一个铜业企业,在当时竟生产起了与主业无关的啤酒。铜陵有色工会副主席、2000年出任啤酒厂董事长的王列才直言,“做啤酒门槛低,短平快,技术工艺不难;啤酒厂依附铜官山矿山,水、电等费用全免。那时外地企业尚未进入,本地又无大品牌,产品销售火爆……” 市场起初确实如此,这款被称为“白鱀豚”的啤酒名噪一时,企业获利颇丰,人员安置的巨大压力也得到缓冲。王列才形容,“啤酒厂在当时就像一个可以兜底的蓄水池,懂行不懂行的都能进,安置了1000多人就业。” 而就在同一时期,引进高新技术、与国外合资的新冶炼项目——金隆铜业有限公司于1993年筹建。项目初创者之一、金隆铜业公司党委书记梁海卫回忆,“公司的做法在当时有些另类。” 另类在哪?金隆公司冶炼厂运行所需维修、物流等配套服务,全部向第三方购买,不安置一名无关人员;员工还得出资:筹建期间所有员工根据工资基数,每人每月扣除数十元到200元不等的工资,作为企业向员工借款以支持项目上马。 新项目看准的是冶炼产业升级的前景,但因引进技术的吸收消化尚需时日,加之彼时铜产品市场萎靡,公司投产后连年亏损。梁海卫说:“很多人不解,相比啤酒厂的高回报,大伙倒贴工资搞了个赔本项目,图啥?” 时间是最客观的记录者:咬定目标抓攻关,21世纪初,金隆公司开始盈利,电解铜年产量由投产时的10万吨跃升至如今的45万吨,2018年盈利7亿多元;曾经风光无限的“白鱀豚”啤酒,则因人才、技术储备不足和市场冲击等原因,这时被迫停产。与此同时,此前上马的一大批短平快项目,也纷纷改制、关停。 “不能只图眼前,更不能盲目跟风,否则如同饮鸩止渴。”王列才感同身受,“转型面临方方面面的阻碍,必须有定力,眼前难题要考虑,但更要顾及长远效益。” 2007年,铜陵有色第一冶炼厂关停,时任厂长的王列才为它设计了新的替代产业——铜阳极泥和铜熔炼渣综合利用。从以往废弃的阳极泥、炼炉渣里筛选金、银等,加大资源循环利用。原厂大量人员通过转岗、技能培训等,加入新项目建设。去年,该项目实现盈利约5000万元。 在企业转型的迥异命运中不断摸索,铜陵人逐渐明晰了城市转型的路径:立足厚重的历史积淀,抓住铜产业,做足铜文章,把目光瞄向铜深加工、铜冶炼升级或半导体等与铜相关的产业。 生产设备,一个是利用国外先进技术,一个是纯粹国产;盈利,却是另一番景象。实践证明:从产业链低端迈向高端,不只是引进技术、升级硬件,更要注重制度创新、软件提质 10多年前,从电解铜到铜箔、铜杆、铜管,一大批铜深加工企业在铜陵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没过几年,一个个成了霜打的茄子,蔫了。 铜冠黄铜棒材有限公司便是其中一个。走进生产车间,熔铸设备、挤压机等整齐排列,清一色的德国制造,年可产黄铜棒材7.5万吨。论硬件一点不差,可从2008年建厂开始,企业连续10年亏损。问题出在哪? 车间工人孙辉军原是矿山维修工,经选拔转岗进入公司,可面对新设备,他还是蒙了,“不会用啊,突然让摆弄这些宝贝,手心直淌汗。” 到职业学院培训,回到厂里又跟着设备厂家的技术人员学操作,前后忙活了3年,才把设备玩转。可这时,又没了用武之地。 “设计年产能7.5万吨,订单量却只有约1.5万吨。”看着锃亮的设备闲置,孙辉军感慨,延伸铜产业链,发展铜深加工,方向没错,可不能照搬采矿、冶炼的模式来做。“采矿、冶炼产粗铜、电解铜,要求大规模、标准化,铜深加工却是小批量、差异化,要根据客户需求量身定制。” 与黄铜棒公司相隔不远,生产铜管的海亮(安徽)铜业有限公司却是另一番景象。 2010年,海亮公司经招商落户铜陵。初来乍到,副总经理陈磊考察了周边包括黄铜棒公司在内的不少铜深加工企业。看着别人一水的德国制造,再看看自家的国产货,他心里直痒痒。 不承想,几年后,黄铜棒公司平均年亏损上千万元,海亮盈利上亿元。 为何反差如此明显?陈磊坦言,一个机制灵活,一个机制僵化。“我们的员工按绩效考核多劳多得,部门设置、运转完全按市场需要配置。” 而反观黄铜棒公司,曾在这里做了10年行政的钱庆华坦言,2016年以前,公司机构设置过度行政化,各唱各的调。“员工也没积极性,按级别、学历等拿定岗工资,效益好坏事不关己。” “‘外来户’是市场思维,本地国有深加工企业仍然存在计划管理色彩。”方永杰看得透彻,“从产业链低端迈向高端,不能只是引进技术、升级硬件、上规模,更要注重推进企业管理现代化,实现软件提质。” 技术、市场,缺啥补啥。铜陵连续8年组织铜深加工企业负责人到国内知名高校培训,每两年举办一届铜基新材料产业发展论坛,推动企业间技术交流、市场合作。 制度管理创新突破。铜陵一方面以体制机制改革优化营商环境,近年来建成市县全覆盖的联合审批系统和“多规合一”综合服务大厅等,以更便利的政务服务吸引更多企业投资;另一方面推动本地铜产品深加工企业试行“模拟职业经理人”等制度,探索“国有的体制,民营的机制”,以制度创新激发转型动力。 多措并举之下,黄铜棒公司2018年实现盈利50万元,建厂10年后首次扭亏为盈。 对环保的重视程度,决定了发展的高度。咬定“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铜陵铜、硫、石灰石等产业总产值翻了一番,但主要污染物排放减少近一半 2009年,始建于70年代的金昌冶炼厂启动改造升级,项目分两部分进行:老厂区就地改造,同时异地新建一家工艺先进的现代化冶炼厂。 不料几年之后,随着城区扩张,周边居民区与老厂区相互交织,因污染排放导致的矛盾纠纷时有发生。2013年出任厂长的赵荣升也伤脑筋,“生产中‘跑冒滴漏’反反复复,时不时就会收到环保罚单。” 当初为何不整体搬迁?上任之初,赵荣升抱着继续实施就地改造的想法,带队做了8次可行性研究,最终虽然放弃了这个念头,但也充分体会到过往的抉择之难:撇下周边交通、水电气等配套和人员安置压力不说,单是老厂区五六亿元的固定资产,就不是说舍弃就能舍弃的。 2017年4月,金昌冶炼厂老厂区最终还是被关停,但它所经历的困扰,是铜陵转型曲折的一个缩影。2005年,铜陵市开始筹建循环经济工业试验园,努力把污染治理、**利用等当作产业来抓。 过去,铜陵冬瓜山矿山每年选矿过程中会伴生110多万吨硫、铁精矿等废弃物。直接丢入尾砂库,会产生污染且有安全隐患;卖给制酸企业,焙烧脱硫后产生的大量废渣,依然难处理。 现在咋解决?硫精矿回收后用于制作硫酸,焙烧脱硫后的废渣混入一定比例的铁精矿用于生产铁球团,产生的二氧化硫烟气通过有机胺吸收系统清洁处理后,再返回制酸车间制作硫酸。整个过程产生的烟气、热量等回收后,用于发电、供热。 如今,原先被弃若敝屣的硫、铁精矿变成了宝。当地一家企业的负责人左永伟介绍,该企业年产硫酸70万吨、铁球团110万吨,带来年均1亿元以上的利润;生产过程中的废气、热量等,经回收用于园区生产供热和供电。 这样的转变,表面看是技术进步,背后则是理念驱动。2014年,因脱硫系统不稳定造成烟气跑冒、设备腐蚀,该公司收到5万元环保罚单。随后,公司投入4000万元改进脱硫技术,成功研发出有机胺脱硫等相关工艺,解决了行业内高浓度二氧化硫烟气的回收利用难题,获得2017年度安徽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对环保的重视程度,决定了发展的高度。去年6月,金昌冶炼厂异地搬迁后新上马的“奥炉”冶炼项目投产,与周边冶化企业等组成循环经济“组团”。各企业生产中产生的蒸汽等热能,通过“蒸汽联网”循环使用,减少污染,成本也远低于烧工业锅炉。赵荣升说:“截至去年底,半年时间盈利超8000万元!” 铜陵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郭忠感慨:“资源枯竭城市转型,关键是要绷紧‘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弦不松劲。” 曲折探索中,铜陵完善铜、硫、石灰石资源循环产业链,开展尾矿等产业**综合利用,推动工业开发区开展循环化改造,踏上“在保护中发展、发展中保护”的转型新路。“十一五”以来,铜陵铜、硫、石灰石等产业总产值翻了一番,但主要污染物排放减少近50%,单位产品能耗下降约20%。 抓住铜,延伸铜;不唯铜,超越铜。在风雨砥砺中转型发展 转型发展,阵痛没少挨,弯路没少走,但不断地“吃一堑长一智”,铜陵收获的是成长。 “抓住铜,延伸铜;不唯铜,超越铜。”铜陵市委书记李猛总结,铜陵转型贵在不见异思迁、五花八门都想弄,而是心无旁骛做好铜主业,推动产业链升级;也不好高骛远,什么领域都去碰,而是把重点放在半导体、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上。 思路清晰,还要保持发展的耐心。比如,从铜深加工产业有一定基础,到引进汽车发动机生产,再到去年底首批2000辆“铜陵造”新能源汽车进入国内市场,新能源汽车产业在铜陵从无到有,走过13个年头。铜陵经开区副主任程军感触颇深,“哪一步尝试,不得好几年沉淀?” 好在铜陵十余年来虽历经坎坷,但一直在前行:以培育壮大新动能为路径,锻造城市转型的“硬脊梁”,当地非铜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由2012年的31%提高到去年的45%;以“水清岸绿产业优”为目标,刷新城市“颜值”,全力控煤、控气、控尘、控燃,去年PM2.5、PM10平均浓度同比分别下降17.4%和15.1%;以体制机制革新为抓手,激发城市转型原动力,在安徽率先建立政府权力清单,工业项目审批时限压缩至40个工作日。 新能源汽车产业虽然还处于成长期,但清晰的发展规划,清亮的营商环境,清新的绿色发展理念,让程军有了底气,“市里正研究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政策,培育市场,扶持龙头企业,我们期待它尽快长大成人。” “还会有很多困难,还要不断摸索、总结。”铜陵市市长胡启生认为,资源枯竭城市转型绝非一日之功,但这座城市不折不挠的那份勇气与笃定令人期待。 “醒来,铜陵”之后,这座城市又相继开展了“起来,铜陵”“崛起,铜陵”“转型,铜陵”为主题的解放思想大讨论。 “古朴厚重,熔旧铸新,自强不息,敢为人先”,这16字的“铜都”精神,被镌刻在当地铜文化广场的浮雕上,激励更警醒着一代代铜陵人砥砺前行。
一条长江路,一条火车道,一条黑沙河,两个大烟囱的铜陵发展真不易 自三十而立时离开家乡,深圳大学原校长章必功虽然回铜次数不多,但对家乡的感情从未改变。现在,章必功每年都要回铜小住几天,从曾经来往的不容易到如今通过飞机、高铁和高速当天可达,每每和亲友聚在一起,言谈中,他都禁不住感叹家乡铜陵的变化。他说:“我现在回来没有导航连路都不认识了,你说这变化多大!” 工矿城市的记忆 章必功出生于1949年,是土生土长的铜陵人。从铜陵县城关小学、兴隆小学,到市二中,再到市一中,章必功的小学和初高中都是在铜陵度过。 1968年,章必功到九华山下的酉华公社当知青,干了8个月就因乒乓球特长被招工回城,到铜官山选矿厂干钳工,后来因为出色的文学素养被调至科委工作。 1977年高考恢复,章必功报名参加。最终,他接到一张“安徽师范大学安庆教学点”(现安庆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1981年,北京大学古代文学专业招收了5名研究生,章必功是其中之一。在当时,他一时间成为铜陵小城的新闻人物。 1984年章必功研究生毕业,正赶上新创办的深圳大学到北大延揽人才,他便来到这座位于特区的大学,开始在深圳大学任教。 “严格来说,我33岁之前的求学和工作岁月都是在铜陵度过的。”在章必功的记忆中,这座城,与很多城市不同,具有典型的工矿城市特点,“可以用几句话概括:一条长江路、一条火车道、一条黑砂河、两个大烟囱。” “当时铜陵唯一一条像模像样的,能形成商业氛围的街道就是长江路了,和长江路平行有一条火车道穿城而过。”章必功说,这是有色铁路线,由天鹅抱蛋山的脚下,一直延伸到横港地区。这条铁路除了用于将铜官山铜矿选矿厂生产出来的铜精砂、铁精砂、硫精砂、水泥等产品装运到“山下地区”进行加工再生产,还是居民的“公交线”。 铜陵是先有小铁路,后有公共汽车,铁路交通车是从市内穿行而过,公交车是经郊区通往横港地区。章必功回忆说:“老百姓当时编了一个顺口溜:铜陵山城真奇怪,‘山上’‘山下’分两块。火车城里来回跑,汽车无奈跑城外。” 对章必功来说,这条小铁道充满了童年的回忆,“那时上学路上,我们几个小伙伴就在铁轨上滚铁环,比赛谁滚得远,听到火车鸣笛就赶紧跑开。”章必功眯眼笑道。 在选矿厂上班后,城中的小火车成了他上下班的交通车。上下班的路上,选矿厂的尾砂顺着小河往下流,河水呈黑色,紧挨着长江路一路平行向西,望着这条黑砂河,章必功总是紧皱眉头,“河的两边是土坡,长满了杂草,河除了排放黑水之外,还成了周边市民倾倒生活垃圾的地方,臭不可闻。”由于河水中含有大量的黑砂和垃圾,河床不断地升高,河道经常堵塞。在章必功的记忆里,每逢下大雨,河水便会漫出河道,顺着马路到处淌,因而还被称为铜陵的“龙须沟”。 作为一座工矿城市,“硫磺烟”的味道伴随着章必功在铜陵的那些年。章必功说,“这刺鼻的‘硫磺烟’来自于两个大烟囱,如果两个烟囱冒黑烟那就特别糟糕,呛人得厉害,不戴口罩不敢出门。” 感叹家乡美丽蝶变 自前往北大求学,再到深圳大学任教定居,工作繁忙的章必功很少有机会回铜陵,而每次的返乡,他都会有着相同的感受:变化。 2005年8月,章必功回铜探亲,第一次深刻地感受到家乡的变化。“我去曾经的学校、住的地方看看,那里的建筑物早已经随着城市的发展或搬迁或消失不见,记忆中的长江路也变得高楼林立、商业繁华,一些地方都已经不认识了。”那次的回乡,章必功感受到,城市的格局在慢慢拉开了。 2012年再次回乡,家乡的变化让章必功吃了一惊,“我开车时完全不认识路了,没有导航根本分不清东南西北,没法走。”城中的小铁路被拆除,改造为长江二路。 章必功每次的回乡,铜陵都会给他惊喜,他也将家乡的发展变化写进了自己的书里。 1992年,章必功编撰了中国第一本《中国旅游史》,该书是旅游专业基础课教材,详细介绍了中国旅游发展的历史线索。2014年,他进行重修,将铜陵的生态环境保护写进了《中国旅游通史》这本教材里,天井湖、滨江生态公园作为案例被纳入了进去。 “天井湖公园过去就只有一条埂,连像样的路都没有,更不要说亭台楼阁了,现在满眼风光皆画卷,未必逊于姑苏。”章必功还喜欢去滨江生态公园散步,“环境非常好,现在城市都美化到长江边上了。” 去年,在一群老友的陪伴下,章必功又第一次泛舟西湖湿地公园,秀美的湿地风光让他流连忘返,“铜陵是矿山城市,能建设一个国家级湿地公园不容易,说明政府有构思。” 这几年,家乡生态环境的改善让章必功感到欣慰,“不知从何时起,家乡慢慢从一座工矿城市变成了一座宜居的山水之城。” 铜陵有年少的玩伴,有萦绕心头的故土情结,虽然远在他乡,但是章必功一直关心着家乡的发展变化,“这些年铜陵的声音越来越多,获得了很多国家级荣誉,作为铜陵人,我感到非常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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