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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田制度和地主的成长 名田制度和地主的成长  名田制度是从军功赏田逐渐形成的。春秋末年晋国已开始有军功赏田,公元前四九三年赵简子讨伐范氏、中行氏,誓师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左传》哀公二年)“士田十万”是军功赏田的性质。公元前三六二年,魏将公孙痤战胜赵、韩,魏惠王赏以田百万,公孙痤辞谢,认为这是由于“吴起余教”,于是魏王赏吴起的后代田二十万,巴宁、晏襄各田十万,并增赏给公孙痤田四十万,共赏田一百四十万(《战国策·魏策一》)。秦国商鞅变法,以爵位和田宅赏赐军功,规定“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史记·商君列传》)。所谓“以率受上爵”,就是按军功的等级授与爵位和田宅。《商君书·境内篇》说:“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赏田一顷,益宅九亩。”所谓“名田宅”,就是准许受赏者可以个人名义占有田宅。这种赏得的田宅是可以传给子孙的。秦将王翦在奉命出征前,多次向秦始皇请赏“田宅为子孙业”(《史记·王翦列传》)。这就是西汉名田制度的开端。  以爵位和田宅赏赐军功,魏国早就实行。吴起为西河郡守,为攻克秦的小亭,曾悬赏“有能先登者,仕之国大夫,赐之上田、上宅”(《韩非子·内储说上篇》)。“国大夫”,《吕氏春秋·慎小篇》作“长大夫”,这是魏的爵位。商鞅在秦变法,以爵位和田宅赏赐军功,是从魏国那里学来的。名田制度可能魏国也早已开始推行了。
井田制度的逐步瓦解和臼地逐步私有化 井田制度的逐步瓦解和臼地逐步私有化  西周后期井田制已开始瓦解,周宣王就不举行王畿的公田的籍礼,废止集体耕作的籍田,即所谓“不籍千亩”(《国语·周语上》)。到春秋时代,中原各诸侯国“民不肯尽力于公田”(《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例如春秋初期,齐国的“甫田”(大田)上已经野草丛生,《诗经·齐风·甫田》描写当时齐国“甫田”上“维莠(野草)骄骄”,“维莠桀桀”,“骄骄”和“桀桀”,都是形容野草丛生。陈国的情况同样如此,当周定王派单襄公去宋国,路过陈国的时候,看到那里“垦田若蓻(“蓻”是野草丛生的意思),“田在草间,功成而不收”,“野有庾积,场功未毕”(《国语·周语中》)。秦国经济发展迟缓,到战国时代农田上“公作”和“私作”还并存,《商君书·垦令篇》讲到:“农民不饥,行不饰则公作必疾,而私作不荒则农事必胜。”但是“公作”必然要被“私作”代替,《吕氏春秋·审分篇》说:“今以众地者,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其力也。”  井田制的瓦解,一方面表现为“公田不治”,“公田”上的农业生产逐渐没落;另一方面表现为井田以外开垦的私田不断增多。这种井田以外开垦的私田,性质就不同于井田制的所谓私田。公元前六四五年,秦在韩原(今山西河津东)大败晋军,晋惠公被秦军俘虏。晋国为了挽救战败的局势,采取了“作爱田”和“作州兵”两项措施。作爱田,就是承认国人已经开垦的私田为合法,承认他们为了开垦私田而新变动的田地疆界。“州”是指国和野的中间地带。原来国人都住在国中,野人都住在野里,这时为了开垦私田,有些国人和一部分野人就到州里去开垦荒地。作州兵就是既然承认民众在州里开垦荒田的合法性,又要他们同国人一样负担军赋,其目的就是使“甲兵益多”(《左传》僖公十五年、《国语·晋语三》)。晋国当时所以会采用这两种措施来挽救战败局势,就是因为在井田以外开垦的私田数量不少,用这两种措施可以调动开垦私田的民众的力量,来增强晋国的实力。
夜遇女鬼 夜遇女鬼   夜已经很深了,一位出租车司机决定再拉一位乘客就回家,可是路上已经没多少人了。   司机没有目的的开着,发现前面一个白影晃动,在向他招手,本来宁静的夜一下子有了人反倒不自然了,而且,这样的情况不得不让人想起了一种,人不想想起的东西,那就是鬼!   可最后司机还是决定要拉她了,那人上了车,用凄惨而沙哑的声音说:“请到火葬厂。”司机激灵打了一个冷颤。难道她真是……他不能再往下想,也不敢再往下想了。他很后悔,但现在只有竟快地把她送到。那女人面目清秀,一脸惨白,一路无话,让人毛骨悚然。司机真无法继续开下去,距离她要去的地方很近的时候,他找了个借口,结结巴巴地说:“小姐,真不好意思,前面不好调头,你自己走过去吧,已经很近了。”那女人点点头,问:“那多少钱?”司机赶紧说:“算了,算了,你一个女人,这么晚可,来这里也不容易,算了!”“那怎么好意思。”“就这样吧!”司机坚持着。   那女人拗不过,“那,谢谢了!”说完,打开了车门……   司机转过身要发动车,可是没听到车门关上的声音,于是回过了头……   那女人怎么那么快就没了?他看了看后坐,没有!车的前边、左边、右边、后面都没有! 难道她就这样消失了?   司机的好奇心使他就想弄个明白,他下了车,来到了没有关上的车门旁,“那个女人难道就这么快的走掉了,还是她就是……”他要崩溃了,刚要离开这里,一只血淋淋的手拍了他的肩膀,他回过头,那女人满脸是血的站在他的面前开口说话了。     “师傅!请你下次停车的时候不要停在沟的旁边……”
韩信亡楚归汉浅议(转) 韩信亡楚归汉浅议   重读《史记·淮阴侯列传》,增长许多见识,特别是淮阴侯韩信亡楚归汉的步迹,宛若灼灼火炬,引领我用深沉而凝重的历史反思,去观照现在、眺望未来。  太史公用如椽大笔活现了淮阴侯韩信一生沉雄悲壮的历史。在楚汉相争的历史大决战中,能够叱咤风云、纵横捭阖,决定鹿死谁手者,非淮阴侯韩信莫属。然而正是这位赫赫大将军,曾几何时命运多舛,历经坎坷,险些为历史大潮淹没、吞噬。且不说“始为布衣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遭受“胯下之辱,人多厌之”;即使事楚之际,归汉之初,依然未能运交华盖,名位低浅,碌碌无为乃至始而亡楚归汉,继之归而复亡……  同是韩信,他的价值与地位,他的作用与贡献,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历史中显现出迥然不同、天渊有别的层面。而亡、归二字恰恰铸成了韩信历史命运剧变的楚河汉界。为何亡复再亡?他原本是一位帅才,胸怀大志,身负奇能,却怀才不遇,能不得逞。在楚,尽管“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但他“位卑未敢忘忧国”,曾“数以策干项羽”,偏不为羽所用;初归汉,仍“未得知名”,仅仅当一名“治粟都尉” 管理粮饷的军官,未得到应有的珍重,以至“上不我用,即亡”。后来,又为何复归?有萧何月下追韩信,有汉王刘邦礼贤下士,“择良日,斋戒,设坛具礼”拜他为大将军,而且相见恨晚,对他言听计用……一句话,历史和汉王刘邦为韩信建构一座蔚为壮观的人生舞台,任其自由驰骋,由是,韩信才得以一展帅才雄风,运筹帏幄,决胜千里,玉成刘邦一统大业,“挟不赏之功”、“名高于天下”,谱就辉煌历史篇章。
介子推守志焚绵上 再说晋文公欲行复国之赏,乃大会群臣,分为三等,以从亡为首功,送款者次之,迎降者又次之。三等之中,又各别其劳之轻重,而上下其赏。  第一等从亡中,以赵衰、狐偃为最,其他狐毛、胥臣、魏犨、狐射姑、先轸、颠颉,以次而叙。第二等送款者,以栾枝、郤溱为最,其他士会、舟之侨、孙伯纠、祁满等,以次而叙。第三等迎降者,郤步扬、韩简为最,其他梁繇靡、家仆徒、郤乞、先蔑、屠击等,以次而叙。无采地者赐地,有采地者益封。  别以白璧五双赐狐偃曰:“向者投璧于河,以此为报。”  又念狐突冤死,立庙于晋阳之马鞍山,后人因名其山曰狐突山。又出诏令于国门:“倘有遗下功劳未叙者,许其自言。”  小臣壶叔进曰:“臣自蒲城相从主公,奔走四方,足踵俱裂。居则侍寝食,出则戒车马,未尝顷刻离左右也。今主公行从亡之赏,而不及于臣,意者臣有罪乎?”  文公曰:“汝来前,寡人为汝明之。夫导我以仁义,使我肺腑开通者,此受上赏;辅我以谋议,使我不辱诸侯者,此受次赏;冒矢石,犯锋镝,以身卫寡人者,此复受次赏。故上赏赏德,其次赏才,又其次赏功。若夫奔走之劳,匹夫之力,又在其次。三赏之后,行且及汝矣。”  壶叔愧服而退。  文公乃大出金帛,遍赏舆儓、仆隶之辈,受赏者无不感悦。  惟魏犨、颠颉二人,自恃才勇,见赵衰、狐偃都是文臣,以辞令为事,其赏却在己上,心中不悦,口内稍有怨言。文公念其功劳,全不计较。  又有介子推,原是从亡人数,他为人狷介无比,因济河之时,见狐偃有居功之语,心怀鄙薄,耻居其列,自随班朝贺一次以后,托病居家,甘守清贫,躬自织屦,以侍奉其老母。  晋侯大会群臣,论功行赏,不见子推,偶尔忘怀,竟置不问了。  邻人解张,见子推无赏,心怀不平。又见国门之上,悬有诏令:“倘有遗下功劳未叙,许其自言。”特地叩子推之门,报此消息,子推笑而不答。老母在厨下闻之,谓子推曰:“汝效劳十九年,且曾割股救君,劳苦不小,今日何不自言。亦可冀数锺之粟米,共朝夕之饔飧,岂不胜于织屦乎。”  子推对曰:“献公之子九人,惟主公最贤。惠、怀不德,天夺其助,以国属于主公。诸臣不知天意,争据其功,吾方耻之。吾宁终身织屦,不敢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也。”  老母曰:“汝虽不求禄,亦宜入朝一见,庶不没汝割股之劳。”  子推曰:“孩儿既无求于君,何以见为。”  老母曰:“汝能为廉士,吾岂不能为廉士之母。吾母子当隐于深山,毋溷于市井中也。”  子推大喜曰:“孩儿素爱绵上,高山深谷,今当归此。”乃负其母奔绵上,结庐于深谷之中,草衣木食,将终其身焉。  邻舍无知其去迹者,惟解张知之,乃作书夜悬于朝门。文公设朝,近臣收得此书,献于文公。文公读之,其词曰:  有龙矫矫,悲失其所;  数蛇从之,周流天下。  龙饥乏食,一蛇割股,   龙返于渊,安其壤土;  数蛇入穴,皆有宁宇,  一蛇无穴,号于中野。  文公览毕,大惊曰:“此介子推之怨词也。昔寡人过卫乏食,子推割股以进。今寡人大赏功臣,而独遗子推,寡人之过何辞?”即使人往召子推,子推已不在矣。文公拘其邻舍,诘问子推去处。“有能言者,寡人并官之。”  解张进曰:“此书亦非子推之书,乃小人所代也。子推耻于求赏,负其母隐于绵上深谷之中,小人恐其功劳泯没,是以悬书代为白之。”  文公曰:“若非汝悬书,寡人几忘子推之功矣。”遂拜解张为下大夫,即日驾车,用解张为前导,亲往绵山,访求子推。只见  峰峦叠叠,草树萋萋,  流水潺潺,行云片片,  林鸟群噪,山谷应声,   竟不得子推踪迹。正是:“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左右拘得农夫数人到来,文公亲自问之。农夫曰:“数日前,曾有人见一汉子,负一老妪,息于此山之足,汲水饮之,复负之登山而去,今则不知所之也。”  文公命停车于山下,使人遍访,数日不得。文公面有愠色,谓解张曰:“子推何恨寡人之深耶。吾闻子推甚孝,若举火焚林,必当负其母而出矣。”  魏犨进曰:“从亡之日,众人皆有功劳,岂独子推哉。今子推隐身以要君,逗遛车驾,虚费时日,待其避火而出,臣当羞之。”乃使军士于山前山后,周围放火,火烈风猛,延烧数里,三日方息。  子推终不肯出,子母相抱,死于枯柳之下。军士寻得其骸骨,文公见之,为之流涕,命葬于绵山之下,立祠祀之,环山一境之田,皆作祠田,使农夫掌其岁祀:“改绵山曰介山,以志寡人之过。”后世于绵上立县,谓之介休,言介子推休息于此也。焚林之日,乃三月五日清明之候,国人思慕子推,以其死于火,不忍举火,为之冷食一月,后渐减至三日。至今太原、上党、西河、雁门各处,每岁冬至后一百五日,预作干糒,以冷水食之,谓之“禁火”,亦曰“禁烟”。因以清明前一日为寒食节,遇节,家家插柳于门,以招子推之魂。或设野祭,焚纸钱,皆为子推也。胡曾有诗云:   羁绁从游十九年,天涯奔走备颠连。   食君刳股心何赤。辞禄焚躯志甚坚。   绵上烟高标气节。介山祠壮表忠贤。   只今禁火悲寒食。胜却年年挂纸钱。
介子推割股啖君(东周原文) 却说惠公原限寺人勃鞮三日内起身,往翟干事,如何次日便行?  那勃鞮原是个寺人,专以献勤取宠为事,前番献公差他伐蒲,失了公子重耳,仅割取衣袂而回,料想重耳必然衔恨,今番又奉惠公之差,若能够杀却重耳,不惟与惠公立功,兼可除自己之患,故此纠合力士数人,先期疾走,正要公子不知防备,好去结果他性命,谁知老国舅两番送信,漏泄其情,比及勃鞮到翟,访问公子消息,公子已不在了,翟君亦为公子面上,吩咐关津,凡过往之人,加意盘诘,十分严紧。  勃鞮在晋国,还是个近侍的宦者,今日为杀重耳而来,做了奸人刺客之流,若被盘诘,如何答应?因此过不得翟国,只得怏怏而回,复命于惠公。惠公没法,只得暂时搁起。  再说公子重耳一心要往齐邦,却先要经繇卫国,这是“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迩”。重耳离了翟境,一路穷苦之状,自不必说。数日,至于卫界,关吏叩其来历,赵衰曰:“吾主乃晋公子重耳,避难在外,今欲往齐,假道于上国耳。”  吏开关延入,飞报卫侯,上卿宁速,请迎之入城。  卫文公曰:“寡人立国楚丘,并不曾借晋人半臂之力,卫、晋虽为同姓,未通盟好,况出亡之人,何关轻重?若迎之,必当设宴赠贿,费多少事,不如逐之。”乃吩咐守门阍者,不许放晋公子入城,重耳乃从城外而行。魏犨、颠颉进曰:“卫毁无礼,公子宜临城责之。”  赵衰曰:“蛟龙失势,比于蚯蚓,公子且宜含忍,无徒责礼于他人也,”  犨、颉曰:“既彼不尽主人之礼,剽掠村落,以助朝夕,彼亦难怪我矣。”  重耳曰:“剽掠者谓之盗,吾宁忍饿,岂可行盗贼之事乎?”  是日,公子君臣尚未早餐,忍饥而行。看看过午,到一处地名五鹿,见一伙田夫,同饭于陇上,重耳令狐偃问之求食。田夫问:“客从何来?”  偃曰:“吾乃晋客,车上者乃吾主也。远行无粮,愿求一餐。”  田夫笑曰:“堂堂男子,不能自资,而问吾求食耶?吾等乃村农,饱食方能荷锄,焉有余食及于他人?”   偃曰:“纵不得食,乞赐一食器,”  田夫乃戏以土块与之曰:“此土可以器也。”   魏犨大骂:“村夫焉敢辱吾!”夺其食器,掷而碎之。  重耳亦大怒,将加鞭扑。  偃急止之曰:“得饭易,得土难,土地国之基也,天假手野人,以土地授公子,此乃得国之兆,又何怒焉?公子可降拜受之!”重耳果依其言,下车拜受,田夫不解其意,乃群聚而笑曰:“此诚痴人耳!”后人有诗曰:  土地应为国本基,皇天假手慰艰危。   高明子犯窥先兆,田野愚民反笑痴。  再行约十余里,从者饥不能行,乃休于树下。  耳饥困,枕狐毛之膝而卧。狐毛曰:“子余尚携有壶餐,其行在后,可俟之。”  魏犨曰:“虽有壶餐,不够子余一人之食,料无存矣。”众人争采蕨薇煮食,重耳不能下咽,忽见介子推捧肉汤一盂以进,重耳食之而美,食毕,问:“此处何从得肉?”  介子推曰:“臣之股肉也。臣闻:‘孝子杀身以事其亲,忠臣杀身以事其君。’今公子乏食,臣故割股以饱公子之腹。”  重耳垂泪曰:“亡人累子甚矣!将何以报?”   子推曰:“但愿公子早归晋国,以成臣等股肱之义,臣岂望报哉?”  髯仙有诗赞云:  孝子重归全,亏体谓亲辱。   嗟嗟介子推,割股充君腹。   委质称股肱,腹心同祸福。   岂不念亲遗,忠孝难兼局?   彼哉私身家,何以食君禄。  良久,赵衰始至。众人问其行迟之故,衰曰:“被棘刺损足胫,故不能前。”  乃出竹笥中壶餐,以献于重耳。  重耳曰:“子余不苦饥耶;何不自食?”  衰对曰:“臣虽饥,岂敢背君而自食耶?”  狐毛戏魏犨曰:“此浆若落子手,在腹中且化矣。”魏犨惭而退。  重耳即以壶浆赐赵衰,衰汲水调之,遍食从者,重耳叹服。  重耳君臣一路觅食,半饥半饱,至于齐国。
书法的起源 书法的起源  本来我国文字在殷周时代就具有艺术风味。殷代的甲骨文除了刀刻的“刻辞”以外,还有用笔写的“书辞”。西周的金文(铜器铭文)在铸造之前,先要写好字迹。其中有好些作品字体美观,可以说出于当时无名的书法家之手。但是,有意识地把文字作为艺术品,使文字艺术化,是从春秋末期开始的。春秋末年吴、越、蔡、楚等国往往在作为仪仗用的兵器上,镌刻(或者错金银)美术字体。它和当时的草率字体正好相反,力求工整美观,或者在笔画上加些圆点,或者故作波折,或者在应有的笔画之外附加鸟形的装饰。这就是“鸟篆”、“虫篆”或“缪篆”的起源。一九六五年湖北江陵楚墓发现的越王勾践剑,整个剑身满饰菱形暗纹,有铭文作“越王鸠浅自作用”八字;一九七七年湖南益阳县赫石庙战国墓中发现的一把铜剑,上下两面都铸有“越王州句(即朱句)自作用剑”的铭文,都是这种鸟篆字体。  战国时代除了广泛应用的草篆以外,许多重要铜器铭文都用工整的篆书,讲究美观。例如战国初期韩国制作的“氏编钟”,所有铭文都先划好方格,在方格内写着工整的篆书,很是精美。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铜器铭文也都是工整的篆书。这就是书法的起源。后来秦始皇统一全国文字也还沿用这个办法,除了广泛应用隶书以外,许多刻石和重要铜器上的文字都用小篆,也都写得工整美观。相传李斯就是个书法家,“号为工篆”,许多刻石和十二“钟鐻金人”的铭文都出于他的手笔(《水经·河水注》引卫恒《叙篆》)。从这时起,作为书法艺术的文字和作为应用工具的文字,分别遵循着各自的道路而向前发展。
文字的变革 文字的变革  战国时代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商品交换的发展,文字的应用日益频繁而广泛。文字在民间频繁而广泛的应用中,就不能不讲求简易速成,因而简化的、草率的字体大量流行。不但字形的变化十分显著,不同地区之间文字异形的现象也很突出。当时印玺、货币、陶器上的文字,铜兵器上的刻款,铜器上所刻工名,以及近年出土的竹简、帛书,都是草率的字体,它和青铜礼器上工整的铭文显然不同。大体上当时重要的青铜器上工整字体,还是沿用着西周以来传统的写法,而在一般日用器物上的草率字体,是出于当时各地民间的自由创造。正因为出于各地民间的自由创造,字的写法很不一致,连偏旁也有不同,出现了汉代许慎所说七国“文字异形”的现象(《说文解字叙》)。但是这种民间的“俗体”,代表了文字发展趋势,富有生命力,它们将促使原来贵族化的文字走下舞台,并取而代之。  战国时代还没有字体的专名,但是在实际使用中已形成工整和草率两种字体。工整的一种就是篆书的起源;草率的一种可以称为“草篆”,也可称为“古隶”,它正是从篆书到隶书的过渡。我们以秦国为例,当商鞅变法时,所制造的“商鞅方升”上的铭文写得工整,是西周以来传统的篆书;但是“大良造镦”上的刻款就很草率,是属于草篆的字体。秦昭王时的两颗玉印(江陵凤凰山秦墓出土),都作“泠贤”两字,一个是小篆,另一个是草篆,近于隶书,“泠”字的偏旁已不从“水”而作“三点水”。战国后期秦“高奴禾石铜权”的铭文,已是隶书字体,“奴”字的“女”旁和“造”字的“辵”旁都已同于隶书。在秦始皇没有完成统一以前,实际上小篆和隶书两种字体都早已存在,“新郪虎符”的铭文是小篆,而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帛书《为吏之道》则近于隶书。隶 书和小篆最大的区别,就是变圆笔为方笔,变弧线为直线,这样写的速度就可以加快。后来秦始皇统一全国文字,就是顺应了这个历史潮流,更广泛地把隶书加以推广。秦代庄重的石刻之类采用小篆,小篆可以说是象形文字的结束。同时大量官文书采用隶书,隶书可以说是改象形为笔画化的新文字的开始。
北魏石造像 石造像是指用石材雕刻的宗教偶像,可分为个体石造像和造像碑两种。前者直接以石造像,主像多为圆雕,大多数像身背部、台座或碑面铭记两旁,左右侧和整个碑阴,都刻满了清信士的姓名以及造像年月,据此可以判断其时代。后者是在碑形石或柱状石上凿拿各种造像,雕刻手法以浮雕为主;碑石高广不一,厚度常为20厘米上下;碑的正面上方刻佛拿和佛像供养人像;佛拿上方是碑额地位,上圆下方,刻满了纹饰。现存最早的石造像是五胡十六国时期的遗物。北朝是石造像的鼎盛期,造像数量极多,题材以弥勒最常见。北魏早期还出现了佛道混合的造像碑。南朝石造像的数量较少,但雕工精致。隋唐石造像主要有弥勒、观音,阿弥陀佛、释迹多宝并坐等,双身佛、菩萨并立、双身思维菩萨等尤为多见,三尊像、五尊像也常可看到;造像碑常见维摩话等经变故事的内容。唐宋以后,石造像趋于衰微。现存的石造像以河北曲阳修德寺石造像,河南荣阳大海寺石造像,甘肃酒泉文殊山石窟的北凉造像碑等较为著称。 石造像出现的时间,大体在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之后。魏晋以来,在北方盛行的石窟造像的影响下,小型可移动的石造像也趋于流行。它们的风格特征与同时代的石窟造像和金铜佛像基本一致,可用石窟造像和金铜佛像作参照。如北魏早期,佛像的头部出现水波纹发譬,多是身着广袖通肩大衣,其中年代较早的纹摺稀疏,线条较硬;稍晚的则纹摺密而柔软。许多伪刻的石造像,很难与相应的时代风格特征相符。此外,传世石造像的表面有风化侵蚀所形成的锈色,表面发白,且有状似根须又似流质自内淌出的"石筋"锈痕,很难仿造,可作为鉴别石造像的依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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