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帅东江123 毛帅东江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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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朝的财政危机 正如历史学家黄仁宇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明代的税制是一种内敛的税收政策,洪武年间帝国的税收达到二千七百万担,从此就将此作为一个定额确定下来,即使是新开垦的田地也不再起科。我们的帝国只想保持一种自耕农经济的模式,一种简省的社会管理方式,它并没有考虑到人口会增加,也并无兴趣将这个社会推到更高的模式。 不仅如此,朱元璋还制定了对商业征收及其低廉的税收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僵硬的税收政策越来越不适合帝国管理的需要,大量的农业人口转成工商业人口,田地被抛芜,以及大量的耕地转种经济作物,这些都使得农业上获得的税收越来越低,而占经济比重日益增大的商业税却没有提升,这的确是一种奇怪的现象。 对于这种奇怪的现象黄仁宇和杜车别分别进行了解释。黄仁宇认为一是由于后世严格执行了朱元璋制定下来的政策,二是传统儒家社会抵制征税;杜车别认为是由于知识分子通过科举以柔性的方式获得了政权,而代表士绅利益的士大夫阶层在税收上采取了抵制的政策。应该说他们的观点都有一定道理。 朱元璋制定的大部分政策都得到了严格的执行,这是因为洪武的政策自然有先见之明,二是因为存在于我们社会中的巨大惯性阻碍了变革,但这始终不是明代税制无力的原因。对于朱元璋的不合理政策在后世得到纠正是正常的,并非不可更改。我们的传统社会是个重农抑商的社会,因为地理、气候、河流决定了我们适合进行农业,不像欧洲以商业为主,天朝的富饶又使得我们是个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对外界发生不了兴趣,这些都决定了我们必须以农业为主。一旦农业生产不稳定,帝国就会动荡不安,所以为了限制农业人口转入非农导致粮食减产,我们的社会对商业压抑到了极点,帝国从来没有征收商业税的概念,如果商业税支撑了这个帝国,那么这是可怕的,因为它意味着重农抑商的国策开始摇摇欲坠。
严嵩之死 对于严嵩我们无意于从传统儒家道德方面来进行评价,因为这种评价对于我们来说是无益的,从嘉靖二十七年他担任首辅起,他在这个位置上一直呆了十四年,这并不是他有多大的能耐,而是他懂得如何跟皇帝保持合作。前任的教训已经表明,若想生存下去,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或者治国抱负,只有跟这位乖鸷的皇帝合作。皇帝在一定程度上是在教这些臣僚们怎样做人,如何成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严嵩第二次担任内阁首辅后他变得乖巧起来,虽然斗倒了夏言,但是他没有感到任何轻松,反而是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他吸取了前面几任首辅的教训,大龘事情从不拿主意,都交给皇帝圣裁,他也从不做僭越之事,而且更加努力、积极的写青词。嘉靖是个专制的皇帝,内阁的票拟必须按照他的意思来,如果不符合他的心意,他便打回去让重新拟票,他是个深藏不露的人,他喜欢让别人猜他的心思,而不是将自己的心思清晰的表达出来。严嵩猜不透嘉靖的心思,所以拟的票通常不符合嘉靖的心意,但是他的儿子严世蕃善于揣摩嘉靖的心思,这样一来严嵩经常将奏章拿回家拟票。这样一来这个障碍也解决了,严嵩与皇帝之间似乎再也无障碍。嘉靖将一切政事都委托严嵩,自己在西苑一意玄修,群臣与皇帝之间的交流必须通过严嵩,严嵩开始独揽朝政,政以贿成,朝臣们纷纷起来攻击严嵩。皇帝知道,群臣们弹劾严嵩就是弹劾自己,正所谓打严嵩就是打自己,因为严嵩是自己的挡剑牌。过去言官们总是对着自己来的,现在自己退居幕后,让严嵩在前面冲,御史、给事中有事情去找严嵩吧,不要来烦朕了,朕可以专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即使出了事,也由严嵩抗着,而不会出现令人尴尬和下不了台的局面。现在群臣纠住严嵩不放,且声势越来越大,这明显就是对着朕来的,严嵩一旦顶不住了,朕将要独自面对这滔滔而来的洪水,朕一定要让严嵩顶住。这是嘉靖的真实想法,为此他开始命令严嵩处理这些官员,其中处死杨继盛、沈链是这场斗争中的典型事例。杨继盛出身贫寒,凭借自身努力中了进士,在他任兵部员外郎的时候上书反对跟蒙古开马市议和,因此被贬,后来在任兵部武选司郎中的时候上奏《请诛贼臣疏》,尽数严嵩“五奸十大罪”,并将矛头直指嘉靖。谁都知道严嵩做的一切都是皇帝授意的,现如今杨继盛上这样的奏书,皇帝会怎么想?杨继盛其人的确比较偏激,一不能提出针对时事具备可行性的建议,二没有洞悉政局的能力,只是在那里一味喊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不排除朝中有一些人专门找这样的人当枪使。严嵩一直认为诸如此类的事情一定是徐阶在背后操纵,但他找不到证据,尽管受尽酷刑,杨继盛也不愿意把事情往徐阶身上扯,后来跟张经等人一起被处死。嘉靖主政期间,一些被处死的人在南北问题上基本上都是主战派,比如夏言、张经、王忬、杨继盛,从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出围绕着对外的政策问题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天然的两派。除了杨继盛,还有锦衣卫沈链。沈链是个嫉恶如仇的人,嘉靖二十九年,蒙古人兵临北京城下要求议和的时候,沈链跳出来表示反对,后来沈链上了一道劾严嵩十大罪状的奏书而被关进诏狱,之后被发配边疆,沈链在发配地每日骂严嵩不绝,后来严嵩指使当地的官员将沈链处死。
袁崇焕到底是不是将才 考察袁崇焕在辽东的战绩 (凤凰网历史频道专栏作者王者不臣供稿)至此,整个“考辩”的步骤便相当明晰了,即通过考察袁崇焕在辽东所有事迹而确认其能力,再结合对“反间计”的考证,以及在厘清一系列事件的来龙去脉后的基础上,彻底弄清楚袁崇焕杀毛文龙的真正原因。当以上步骤完成之后,我们自然能得出比较客观的评断。但是,在深入探讨问题之前,我们需要确立一些讨论的规范。在历史问题的考证上最注重的无疑是史料,但史料又分为很多种类型,这些史料的真实性和参考价值有着相当大差异,所以在引用的时候必须谨慎甚至苛刻。这里所提到的史料主要分为“历史评述”、“历史文献”、“原始文本”三种。 “历史评述”主要是历史研究者根据自己手中的资料,对历史事件进行转述,并对其做出自己主观评价而形成的资料。这种史料的参考价值最弱,因为它是带有主观意见的二手资料,对于还原历史真相的帮助不大,但由于原始的资料太过缺乏,所以在缺乏其他史料的情况下对于一些事件的细节可以通过这些转述来参考,不过某些叙述的真实性值得商榷。这类史料主要是官方或民间编纂的一些史书,如《明史》、《东华录》、《国榷》、《枣林杂俎》、《明季北略》、《烈皇小识》、《石匮书后集》、《明史纪事本末》、《辽海丹忠录》、《东江遗事》、《表忠录》、《东江客问》、《玉堂荃记》、《边事小纪》、《辽西入卫纪事》、《剖肝录》、《白冤疏》等。 “历史文献”是当时记录历史的官员以《实录》形式留存下来的历史记录,这些记录内容是有两方面,首先是奏章、疏议、上谕、往来信件之类的原始文本,其次是官方对这些历史事件的态度,这些记录有的是直接抄录、摘录原始文本然后加以简略的评述,有的则是以转述的形式简略的记录历史事件以及官方的态度,如《清太祖实录》、《清太宗实录》、《明熹宗实录》、《崇祯实录》等。这种史料的价值比“历史评述”要高很多,因为大多的“历史评述”都是依据《实录》来编辑。 “原始文件”则是第一手资料,一般指奏章、疏议、上谕、往来信件等的原件,这些原件为历史人物以第一人称亲自书写,史料价值极高。虽然某些历史事件相距今天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但是有了这些原始文本以后,在探求某个事件真相时,它能让我们如同身临其境般的还原在某个历史场景之中聆听当事人的原始对话,这对于探求某个事件的历史真相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收藏这些原始文本的史料主要有《崇祯长编》、《三朝辽事实录》、《两朝从信录》、《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度支奏议》、《满文老档》等,另外还有各种《实录》中抄录、摘录作为《实录》依据的原始文本,以及其他一些历史研究者单独抄录的相关奏章、题本。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清晰的脉络,那就是“历史评述”以“历史文献”和“原始文本”为依据,而“历史文献”又是根据“原始文本”为依据的。根据这样一个脉络我们可以制定如下探讨规范:第一,在现存的“原始文本”中寻找史料依据,若有则以此为准;第二,在没有“原始文本”支持的情况下则以“历史文献”为依据;第三,实在没有其他资料可寻的情况下才参考“历史评述”;第四,如果“历史评述”与另外两种史料矛盾则以另两种史料为准,若“历史文献”与“原始文本”冲突则以“原始文本”为准。
王者不臣:阎鸣泰的莫逆之交——袁崇焕 第一章 阎鸣泰的莫逆之交 上文提到,这位刚到任的“蓟辽总督”阎大人是辽东的老人;早在广宁大败之前,他就在辽东干过兵备;王在晋被会推为辽东经略以后,阎大人又被人推荐到去了辽东,那时候他是监军的身份。后来孙阁老撵走了王经略,阎大人还发达过一段时期,当上了辽东巡抚。可是,阎巡抚没当多久,因为孙大人看不上他,所以很快就让他打包袱走人了。 不过,阎大人虽然暂时离开了辽东,但是他的靠山却很硬,所以就算暂时被撵出了辽东,可官阶后来反倒还往上窜了,到兵部去当上了侍郎,并协理京营。 宁远大战结束之后,阎大人终于又找到机会蹦回了辽东。这次他混到的职位算得上是他职业生涯中最高的——“蓟辽总督”。而阎大人之所以能混到这个位阶,却并不仅仅是因为他有久在辽东的资历,能保他一路走到总督级别的靠山不是别人,正是那位鼎鼎大名的九千岁魏公公。 阎鸣泰心术本来就不正,在担任辽东巡抚期间,就有过分的表现。他乘孙阁老初来乍到,且不懂业务之际,搞了一次戏份十足的点兵秀。 开始的时候,阎巡抚扯着嗓门大喊彻查虚兵冒饷,并且声称一定要杜绝所谓“左支右吾,神出鬼没”的伎俩,也就是要避免那些虚报人数的将领把一拨士卒多次轮番使用,以冒充虚报的兵员。可是,阎巡抚虽然嘴上说要杜绝这种现象,可行动上却是每天只去几个营盘清点人数,搞了十几天才“清点完毕”,正好给了将领们绝好的机会大演“左支右吾,神出鬼没”的伎俩。这种劣迹足以诠释阎大人的人品,而他投靠魏公公,实属物以类聚。 阎大人在跟随九千岁的人中算是比较谄媚的,因此也扶摇直上得很快,此刻赫然当上了总督也不奇怪。或许是吃到的甜头比较足,于是阎大人便玩得更为过火了。为了表达对魏忠贤的敬仰之情如滔滔江水,阉党众人纷纷大修魏忠贤的生祠,而别人修老魏的生祠,每人修个二三座也就算多了,可老阎一人就修了七座[i]!实在太虔诚了,在阉党里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了,所以想说他不是阉党都不行,因此崇祯查办阉党之时,阎大人榜上有名那是肯定的。 阎鸣泰纵容贪墨、献媚讨好的嘴脸可谓龌龊、谄媚,这幅德行确实够得上奸滑,绝对不是个好人,这种品行根本上不了台面,若是陡然与阎崇年老先生笔下那位集浩然正气、民族灵髓于一身的袁崇焕相比,想必肯定是格格不入,且无法企及的: [i]【《崇祯长编》卷十“戊戌四川道御史梁子璠疏:紏原任督理辽饷户部尚书黄运泰、兵部尚书阎鸣泰媚璫诸臣皆建祠而止,而运泰则计及于守祠之人,媚璫诸臣皆建二三祠而止,鸣泰则独有七祠之建……”】
王者不臣:神出鬼没的点兵法——兼论袁崇焕贪污军饷疑点 第八章 神出鬼没的点兵法 这个点兵法第一次施行是在天启二年十二月,此时王在晋刚卸任离职,而孙阁老已走马上任,点兵是由阎鸣泰、袁崇焕、万有孚三人具体负责。 点兵之前,关上士卒共有7万多人,后来经过查点,士卒是69452人,马11743匹,清汰的弱卒有10461人,不堪用的战马484匹,另外觉华岛有水师1276人,以及祖天寿手下辽兵875人[i]。 为了极力说明点兵的工作是扎实可靠的,阎巡抚一再的声称,他在辽东也算是老人了(曾为辽东兵备),营伍里的江湖门道他是一清二楚,因此对于那帮老油条是知根知底,而那些所谓“左支右吾,神出鬼没”(拆东墙补西墙)的伎俩,更是了如指掌,且深恶痛绝。阎大人此番说辞的言下之意,自然是想表明这次点兵绝不是豆腐渣工程。 阎鸣泰的话说得很满,办事也显得很尽力。点兵之时,阎大人让士卒在城郊列队,然后照册一一清点,搞得有模有样的。而在清点过程中,阎巡抚还大开了杀戒,接连处决了五个下级军官(一个哨官、两个百总、两个队长),而其他敢呲牙咧嘴的士卒,也一并惩治了不少。 另外,山海关关上的营盘,阎巡抚是挨个跑了个遍,历经十几天熬更守夜、披星戴月的马拉松式排查,人数是点出来了,可阎大人却给折腾病了[ii]。 应该说,阎巡抚这一番张罗动静确实不小,而成绩也似乎斐然,在孙老师这种外行眼里,那一定是兢兢业业、恪尽职守的形象。可是在内行看来,他阎巡抚简直就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典型,王同学看到阎大人的这番表演之后,气得差点摔了杯子。 王在晋一针见血地指出,关城不过是个巴掌大的地方,你阎大人要点兵,只要把队伍拉出来,同一时间,划定区域,再委任部、司、道、府等处的官员,同时去清点,彼此不能移动,各营人员不能交替,一天之内搞定,这样才能查清楚,也只有这样才可以杜绝所谓“左支右吾,神出鬼没”的把戏。可是你阎大巡抚却从初六一直点到十七,每天去一些营盘,这不正好给拆东墙补西墙创造完美的条件吗?[iii] 如果辽东镇都像这样点兵,那2万点出5万也不稀罕,倘若加上群众演员,点出6、7万的也非难事(马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在这种“神出鬼没”的点兵法护佑下,马总兵自然就有恃无恐了。 [i]【《明熹宗实录》卷二十九 “巡抚辽东右佥都御史阎鸣泰陈选兵实数……言关上原数新旧官兵共七万九千六十九员名,新旧马匹共一万二千七百六十匹。除革巡三等官兵共一万四百六十一名,不堪马匹四百八十四匹外,通计健在主客官兵匠役共六万九千四百五十二员名,马共一万一千七百四十三匹,然调拨分防各有信地。此外觉华岛游击金冠水兵一千二百七十六名员,参将祖天寿辽兵八百七十五员名,此选兵之实数也。”[吉林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编《明实录东北史料辑(二)》熹宗 24/29-30]】 [ii]【《三朝辽事实录》卷十一 “辽东巡抚阎鸣泰题……职拜命以来夙夜焦劳,寝食俱废。兵马虚实之数,营伍欺诳之习,与夫左支右吾神出鬼没,不可方物之情状,职夙习之、痛之,而岂异人任也。于是先时布令不惮力申,遂督同镇。道列营南郊,按册逐队一一清查。其最虚冒如游击宋鸿儒营者,职为之戮一哨官,一百总、一队长。复虚冒如都司田应宿营者,职为之戮其一百总,一队长。而禁令始行,至余将士之捆打雇役之枭耳不计焉。自十月初六日起,戴星出入至十七日止,共点过在关客兵、宦军四万三千九百一十员名,马七千二百……尚有副总兵杜应魁并驻防一片石及前屯、中前所等处未点。而职以多语伤气,多怒损心,心气虚怯,几不能语,不能食。于是分委山海道臣袁崇焕、广宁到臣万有孚代出点之。”[李澍田 编《先清史料(四集)》吉林文史出版社 298-299页]】 [iii]【《三朝辽事实录》卷十一 “关城斗大聚兵五、六万,点兵之法扎营列队,画地站立,同日同时委部司道府分行查点,彼此不能移动,不能更替,虚实才见分明。初六点至十七,移动就西,左支右吾,出神没鬼,何所不至……欲祛弊而弊乃滋甚焉,此关上虚兵耗饷之所自始也。”[李澍田 编《先清史料(四集)》吉林文史出版社 299页]】
王者不臣:关于孙,王二人策略的分析 明朝末年,天降灾变,小冰河期,北方干旱,大规模减产,引发了许多问题,边患也频频发作,后金还在辽东叛乱,这些都是明朝必须解决的问题。当然,大家都知道,这些问题最后非但没有解决,而且还越发严重,因此最终导致了明朝灭亡。 此前,关于明朝灭亡有许多观点,比如崇祯的问题、三饷的问题,李自成的问题,后金的问题,其实都错了,最根本的问题是财政问题,是策略问题。 所谓策略问题,主要是明朝在辽东战场上的策略问题。 当时,关于辽东问题,明朝采取了长期消耗的策略,就是在关外大兴土木,在宁远、锦州这些地方修筑城池,打造所谓的“关宁锦”防线,并大搞所谓“以辽人守辽土”,以图保卫京师不受后金威胁。 这个策略的主导者是孙承宗,以下是他对设置整个防线以及策略的理解: “故随辽人之便安插于两卫三所二十七堡间,以土屯土。曰以辽人守辽土养辽人,使关外之备稍足,则关内之防稍减。况守在关以内则备浅薄,守在宁远则山海已在重关,神京遂在千里之外,今天下亦尝计及此乎。” 然而这个策略是全盘错误的!这个致命的错误导致了最终大明王朝的崩溃。 这个错误的根本是因为孙承宗根本不懂军事,也不懂经济。首先是不懂军事,孙承宗的策略在军事上犯的是常识性的错误。 当时要剿灭后金,先决条件是在野战能击溃后金军,这个条件首先就没有达到,而在不具备这个条件的前提下,聚集再多的军队都是没有意义的,只能采取守势,可是孙承宗却一上来就叫嚣要出击,要战: “大学士孙承宗题,奴未抵镇武,而我自烧宁前……更望经臣于虚活之著,提缀道将之精神,使其人人在战,事事在战,勿令跼足于十六里之内,乃为善守关也。盖不能战决不能守,而以战失守不可,以守忘战不可也。” 此时的孙承宗完全理解不了王在晋为何只稳守山海关的策略,所以他很书生气的叫嚣要战,还要“人人在战,事事在战”,但当时的情况是五万多溃军能守住山海关就不错了。 后来撵走王在晋之后,叫嚣要战的孙大人却又总是不出战,可人马依然不减,这就让人不理解了。
《三朝要典》(残本) 按:敲字时候发现居然建末人方浚师的《蕉轩随录》记载他在琉璃厂买到此书,还抄录了整篇序言。建州的禁毁真是无力啊。还是自己打完了。感觉阉党虽然手段激进,但给三案下的结论还是比较妥善的,特别是阐明了东林的善于无事生非。此篇虽属于胜利宣言,但结尾已显出对东林反扑隐忧。两年之后,竟不幸言中。 御制《三朝要典》序 朕惟自古君王,莫不有徽猷钜训,以迪众庶而信来兹。矧纲常万古为昭,故父慈子孝,君令臣共。其道光明,无织芥可疑之隐;其事平实,无非常可喜之功。其行之为一时赏罚,定之为万世是非,则确然直截,无依违可借之影响。循此则忠良,悖此则奸贼。独奈何使奸贼得窃忠良之号哉?诚折纷而定论,当据事以直书。亦觐扬陟降之善物也。 本朝家法,炳如日星。仰惟我皇祖神宗显皇帝,建元良以系海寓之心,真慈夙注;我皇考光宗贞皇帝,体先志而舒云雨之泽,纯孝丕彰。迨龙驭之上宾,肆冲人其续绪。名正言顺,猜忖曷庸。不意群奸巧于构疑也。疑梃击,则托护东宫者进矣;疑红丸,则援不尝药者进矣;疑移宫,则造为垂帘者进矣。总三案之奸凶,皆一堂之衣钵。将使皇祖、皇考抱疑不白,而朕躬亦几陷于不孝,深用痛心。 幸正论时闻,业已区分陟斥。犹虑遐方耳目,缘簧鼓而渐致沦胥;来祀汗青,杂狐疑而罔知断案。又以事历三朝,或多挂漏,特降手谕,俾史臣仿《明伦大典》故事,将前后明旨章奏,编辑成书。其总裁、副总裁及纂修等各官,俱朕慎简。自兹岁丙寅春正月开馆纂修,迄今编成。爰定期名为《三朝要典》,以其专为三朝慈孝作也。 斯编行且颁行天下矣,朕复自序其首曰:嗟乎!小人之祸人国甚矣。指宫闱为攘功之地,则翼戴莫出其先;诬君父以不美之名,则定策肯居于后?且事极常而故张之,踪本杳而故文之。或十余年,或五六年,几成蜩螗沸羹之世宙。藉非皇祖、皇考默牗朕衷,则真是真非,其何结局之有? 当我世祖肃皇帝时,虑统嗣混而不得尊其亲,故其书主于定大统;在朕今日,虑负邪淆而将不免于诬其亲,故是书主于剖大疑。令天下万世睹是书而悟曰:“前星立矣,藩封遣矣,即有风癫,立付市曹,于国本无恙也,其无容疑者一。鼎湖之悼,实慕缘孝笃,疾以慕深,孰得以一月天子,掩其为千秋圣人哉!其无容疑者二。茕疚集蓼,此何时也,遗言未往,封号在心,宫自当移,宁俟逼而后移?其无容疑者三。”朕中兴之业,不敢望与世宗媲美,或庶几可免于戾乎。 然朕览斯编,愈惕然于阴阳消长之际也。方三案之鸣也,其时邪与正互犄。今心术各揭于青编,断案亦章于白日。讵非阳长阴消之一会?第邪虽芟而能保无伏莽,正虽显而能保无遗珠?万一倚伏贞胜之几,稍不审而至于误用,将奚以为先德光继?自今尚赖尔诸臣,靖乃志以佐澄清,竭股肱而襄祗遹。庶在天之灵,于兹降格,而斯编亦不徒诸空言矣。 是为序。
转:西方,你的启蒙老师叫中华! 有一段世界历史是已经“大学毕业”的西方人一直羞于提及的,那就是中华文明对西方的启蒙作用,他们这样做是不符合历史真相的,繁多而准确的历史的证据摆在面前也由不得他们不承认,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帮他们回忆一下这段历史,也提醒一下那些一惯高傲的西方人,让他们记住:你们的启蒙老师是中华。   在这里,我们挂一漏万的将中华文明对西方文明的启蒙的过程,进行一下简单的梳理。   1275年,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并在元政府任职。他在华二十余年,回国后大力宣传中国文明,激起了强烈反响,从此西方人知道了在东方存在了一个强盛繁荣的中国(西方称为契丹),这也拉开了中华文明向西方传播的序幕。   1582年(明万历十年),传教士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 Ricci)来到中国,在中国生活了二十七年,他认为《四书》、《五经》是为着国家未来的美好和发展而集道德教诫之大成,《四书》“是着眼于个人、家庭、及整个国家的道德行为,而在人类理性的光芒下对正当的道德活动加以指导”,是所有想要成为学者的人必须背熟的书”。基于这种认识,他于1598年完成了用拉丁文注释《四书》的工作,并且用拉丁文翻译过去,寄回本国,于1687年在法国巴黎出版,其后有西文的《论语》在西方流传,“国人读而悦之,知中国古书,能识真源。” 他1610年去世,留下了一本《出访中国记》,称誉中国人勤奋,“几无游手好闲之徒”,《利玛窦日记》第一次向欧洲全面介绍了中国的道德和宗教思想;欧洲人也是第一次从此书中知道中国圣人——孔子和中国文化的精粹——儒家经典。
太震惊了,明代居然就有了工业革命 林仁川在《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一书中写道: 缫丝的缫车比元代更精良和完善,已研制成功一人执,二人专打丝头,二人主缫的大缫车。《天工开物》记载的花机高一丈六尺,由两人共同操作,提花小厮坐在花楼上提花,织工门楼下织丝,两人配合可织出各种花纹的丝织品。福建织工林洪创造出一种新型的织机,叫作改机,把五层经丝改为四层经丝,从而织成比过去更细薄耐用的新品种。而棉纺织工具如搅车、纺车、织机也均有改进。元代搅车二人掉轴,一人喂上棉英,用工多、效率低。明代各种新型搅车,乃句容式,一人可当四人;太仓式,两人可当八人。有的地方还使用水力纺纱车。 我们知道第一次工业**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而第二次工业**以电的发明应用为标志,第一次工业**发生在18世纪,第二次发生在19世纪,都是由于海外市场的扩大带来对产品需求增大引起的。但是第一次工业**的开端却是以珍妮机和水利纺纱机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这都是18世纪的事情,但是在16世纪的明王朝所发明的缫丝车不知道比8倍纱锭的珍妮机先进了多少倍,而且由两人上下手脚并用的花机更是具备现代机器的雏形。最令人震惊的是16世纪的明王朝已经出现了纺纱机,而生产工具的革新是伴随着城市化和海外市场扩大引起的,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城市化的进一步推动和海外贸易的进一步扩大,日益庞大的产品需求必定会在17世纪将明王朝带到蒸汽时代,而这一切都会导致自然经济的解体和纺与耕的日益分离,所谓中国产生不了技术**完全是一个伪命题。
明代首辅列表 洪武朝  1、黄淮 洪武三十五年八月进,十一月降。1402年   2、解缙 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进,永乐五年二月罢。1402年-1407年 永乐朝  3、胡广 永乐五年二月进,十六年五月卒。1407年-1418年   4、杨荣 永乐十六年五月进,二十二年八月降。1418年-1424年   5、杨士奇 永乐二十二年八月进,正统九年三月卒。1424年-1444年 正统朝  6、杨溥 正统九年三月进,十一年七月卒。1444年-1446年   7、曹鼐 正统十一年七月进,十四年八月卒。1446年-1449年   8、陈循 正统十四年八月进,天顺元年正月罢。1449年-1457年 天顺朝  高榖 天顺元年正月代,二月致仕。1457年   9、徐有贞 天顺元年二月进,六月罢。1457年   10、许彬 天顺元年六月进,七月罢。1457年   11、李贤 天顺元年七月进,成化二年三月丁忧。1457年-1466年 成化朝  12、陈文 成化二年三月进,五月降。1466年   13、李贤 成化二年五月复,十二月卒。1466年   14、陈文 成化二年十二月进,四年四月卒。1466年-1468年   15、彭时 成化四年四月进,十一年三月卒。1468年-1475年   16、商辂 成化十一年三月进,十三年六月致仕。1475年-1477年   17、万安 成化十三年六月进,二十三年十月罢。1477年-1487年   18、刘吉 成化二十三年十月进,弘治五年八月致仕。1487年-1492年 弘治朝  19、徐溥 弘治五年八月进,十一年七月致仕。1492年-1498年   20、刘健 弘治十一年七月进,正德元年十月致仕。1498年-1506年 正德朝  21、李东阳 正德元年十月进,七年十二月致仕。1506年-1512年   22、杨廷和 正德七年十二月进,十年三月丁忧。1512年-1515年   23、梁储 正德十年三月进,十二年十一月降。1515年-1517年   24、杨廷和 正德十二年十一月复,嘉靖三年二月致仕。1517年-1524年
从死于德军的人数看苏军战斗力 作者:杜车别 提交日期:2004-5-14 12:27:00 夸大苏联在战争中死亡的人口数字,不过是赫鲁晓夫这个丧心病狂的人为了贬低斯大林的攻击,而有意识的撒谎而已,某些可怜人居然相信这种畜生说的话,也真是令人费解 关于苏联人口在二战中的损失,最权威,最科学的方法,是把战争前后的人口数字加以对照,并扣除战争中由于卫生,营养状况,居住条件恶化导致的死亡率增高的因素,以及在战争中人口出生率急剧下降的因素,然后就能得出真正死于战火的人的数字 1940年苏联版图内的人口(苏联当时新增加了一些国土)为1.941亿人 以1940年的苏联人口自然增长率为标准,可以计算出到1946年的人口应该为2.13亿,而实际人口为1.67亿 绝对减少的数字为2700万,相对减少的数字为4600万,在苏联的三十年代后半期,人口死亡率为千分之18左右(这个死亡率和西方发达国家同期的水平差不多),也就是说每年的正常的死亡人口在360万左右(也就是老死病死的人口)   按照常理来推断,战争年代由于医疗,食品状况比和平年差,人口死亡率应该增加一倍,所以在战争年代排除死于战火后的人口死亡率应该为千分之36(象中国印度这样的国家,在和平年代的死亡率都在这个水平以上),正常死亡的人口应该在720万左右 苏联在1940年的人口出生率为千分之31,在战争年代,人口出生率应该急剧降低,(大量成年男子当兵,妇女怀孕的几率应该急剧降低,再加上战争年代流产率的增加),所以战争年代的人口出生率应该降低到千分之10左右(这是我自己推想的,但应该是符合事实的,欢迎有苏联在二战中人口出生率的数据的网友补充),所以每年新出生的人口应该为200万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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