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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作业 盘古开天辟地和女娲补天的故事带给我们人什么样的信息?盘古开天辟地的故事,1、反映了人类在“童年时代”,由于生产力的水平很低,对于自然界和社会生活的各种现象,他们只能凭主观的想象力,用拟人的手法编出有趣的神话,来解释天地的形成和人类的起源等问题,显得很荒诞。但是,也说明一些道理,我们的祖先很早就相信人的力量是伟大的。2、了我国古代人民一种朴素的天体演化思想。古人所设想的天地未开之前的混沌状态,与今天人们认识的宇宙早期状态是异曲同工啊。3、现在能见到的宇宙开辟大神,绝大多数是独一无二,至高无上的男神。仅此,也是以证明,从总体上看,开天地神话产生较晚,父系氏族的传说占优势。首先,原始人的整体观念很强,把宇宙万物神为一个巨大的整体。这个大整体应该跟人一样,四肢齐全,五官灵活,有喜怒哀乐。他们把自然人化以后,又进一步想象,整个宇宙空间就是一位巨神——巨人。其次,通常把盘古作为男性神,可见至少是父系社会的作品。 女娲补天的故事:其实古书的描写是有隐含的意思的,从这个描写我们可以获得如下认识:1、在星系演化的同时,有相生命就有了,数量繁多。生命的认识能力不受距离的影响,形象的比喻整个星系就跟人一样是一个大的生命体。人跟宇宙其实是同一的生命形式。2、推测在距今4千年-5千年前的某时,这里曾发生过一场规模巨大的陨石雨。陨石雨的撞击造成了巨大的天文—地质灾害,种种迹象表明这一灾害就是神话女娲补天的来源。
三星堆 新华社广汉12月16日电 (记者杨全新 熊艳 苑坚)四川省文物考古所专家陈德安在今天举行的三星堆发掘新闻发布会上说,经过20年的考古发掘,三星堆遗址的文化面貌、内涵和特征已基本确定。 陈德安说,三星堆遗址是一处距今5000年至3000年左右的古蜀文化遗址,遗址内存在三种面貌不同但又连续发展的三期考古学文化,即以成都平原龙山时代至夏代遗址群为代表的一期文化,又称“宝墩文化”;以商代三星堆规模宏大的古城和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为代表的二期文化;以商末至西周早期三星堆废弃古城时期为代表的三期文化,即成都“十二桥文化”。 在龙山至夏代(5000年至3700年)的成都平原,三星堆的发展已超过周围其它城邑,并成为成都平原的中心城邑。目前在这一时期还未发现青铜器,但已出现独具地方特色且加工技术高超的玉器,其中具有良渚文化风格的玉锥形器和具有石家河文化风格的陶器出土,说明三星堆一期文化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已有文化交流。 在商代,三星堆已发展成为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中心,即早期蜀国,这是三星堆文明的鼎盛时期,也是2000多年的古蜀国历史进程中最辉煌的时期,代表了长江流域商代文明的最高成就。 陈德安说,这一最高成就可从很多方面体现出来,如规模超过周围城邑、具有政治中心性质的古城的出现,高度发达的青铜冶铸技术和黄金冶炼加工技术,规模可观的玉石器加工作坊和高超的玉石器加工技术,较为完善的宗教礼仪祭祀制度,自然水系与人工水系互相结合进行合理利用与治理等。 陈德安说,在三星堆二期文化中,青铜文明的自身文化特点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其影响范围也超出了传统的古蜀国分布的成都平原,扩散到陕南地区和江汉平原等地。同时,青铜文明也受到了中原夏商文明及长江中游地区、陕南地区的方国文明的强烈影响,表现出古蜀文明强烈的内聚和外衍的两面性。 陈德安表示,三星堆古蜀国作为“高于氏族部落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是中国古代中原周边地区具有典型意义的“古国”之一。三星堆文明作为长江上游地区中华古代文明的杰出代表,再次雄辩地证明了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一体的。 新华社 2000年12月16日
“人之贤不肖譬如鼠,在所不同耳” 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这两句充满哲理、言简意赅的名言,为我儿时所熟诵。但对它的作者李斯的了解,却是最近的事。   说来真有趣,甚至有点令人难以置信,这个名垂青史的李斯,在他的人生观形成的过程中,竟然与老鼠这种小动物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李斯年少为郡小吏时,看见房舍厕所中的老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而粮仓中的老鼠则“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这两种老鼠截然不同的生活和命运,相当深刻地刺激了他的心灵,并影响了他的一生。“厕中鼠”和“仓中鼠”使李斯得出了“人之贤不肖譬如鼠,在所不同耳”的人生哲学:贤人与小人其实就象老鼠一样,就看你处在什么位置;达官贵人与贫民奴隶的本质区别仅在于所处的地位不同罢了。   在这种人生哲学的支配下,李斯奋发图强,决然要由一个“厕中鼠”变为“仓中鼠”,以混迹上流社会,出人头地,有所作为。于是他拜在当时在楚国开办私学的儒学大师荀子的门下,专习其“帝王之术”,以仕途作为进身之阶。在学得了荀子的“帝王之术”后,李斯离开了处于较弱地位的楚国,前往秦国去寻找实践这些思想和他的人生目标的门径。   李斯的这次“出国”目的性很强,就是想走入上流社会。因此,他审时度势,投靠到有秦国“仲父”之称的吕不韦门下。这时正是秦国力量日益鼎盛,秦庄王死去,秦始皇年幼(仅13岁),吕氏权倾朝野,无以复加的时候。正是由于选对了进身之地和进身之阶,李斯的仕途十分顺利,由舍人到郎,到长吏,再到客卿,成为一只衣食无愁且舒适安全的“仓中之鼠”。到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由于李斯以中央集权为中心的“帝王之术”深合秦王之意,情真意切、言辞犀利、富于思辩的《谏逐客书》深动秦王之心,所以他红极一时,赢得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地位,连他的儿子、女婿都沾了不少光,地位显赫,福禄旺盛。真可谓“一人做官,鸡犬升天”。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始皇英年驾崩,秦二世废兄篡位。此时的李斯,由于经历了由“厕中鼠”到“仓中鼠”的突变,深深体会到人生“诟(污辱)莫大于卑贱,悲莫甚于穷困”。为了不失去高官厚禄,重爵望名,他屈服于谄臣赵高,向二世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但昏庸的二世和惨狠的赵高终究还是放不过他,终以谋反罪将其“腰斩于市,夷灭三族”。李斯的下场,似乎连“厕中鼠”都不如。   与李斯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战国时期越国的范蠡。   范蠡和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发奋图强的故事,流传甚广,世人皆知。但在兴越灭吴,称霸中原,范蠡被勾践封为“上将军”后,他认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且勾践之为人,可与同患,难与处安”。于是辞官别越,悄悄的乘一叶扁舟,带着绝色佳人西施逃往齐国定陶,改名换姓,号称“朱公”,以经商为生,“资累巨万”,成为中国商人的“鼻祖”。后人对富翁以“陶朱公”相称,即由范蠡而来。去年仲秋,我有幸到无锡蠡园一游,想起范蠡的这些故事,心中好是一阵感慨。   《淮南子》曰:“仁鄙在时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从李斯和范蠡这两个人来看,其实也不尽然。范蠡在逃往齐国时,写信给他的朋友,与他一起卧薪尝胆苦心戮力,兴越灭吴的“开国元勋”文仲说:“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让他也离开勾践,另谋出路,但文仲没有听。当时文仲是否也有和李斯相类似的害怕失去高官厚禄而沦为“厕中鼠”的心意已不得而知,但最终的下场却与李斯如此的相象——被越王勾践搬掉了脑袋。论“时”,李斯、范蠡、文仲三人都不错,只是“行”所不同,“智”思不一,“命”大相径庭。   往事越千年。司马迁说:“夫月满则亏,物盛则衰,天地之常也。知进而不知退,久乘富贵,祸积为祟。”细细玩味李斯和范蠡这两个人物和他们的人生哲学,仍然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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