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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特科本的遗书 致巴达: 这是一个饱经沧桑的傻子发出的声音,他其实更愿做个柔弱而孩子气的诉苦人。这张条子应该很容易理解。所有的警告都来自于这些年来的‘朋克摇滚101’,自从我第一次介入那包含着独立性、应当称为道德原则的东西之后,你们团结一致的拥戴已证明是非常真实的。我已经好多年都不能从听音乐,写音乐以及读和写东西中感到激奋了。对于这些事我感到了一种难以形诸文字的负罪感。比如说,但我们来到后台,灯火熄灭,人们狂躁的咆哮响起,这一切对我的影响就远不如对Freddy Mercury(“QUEEN”乐队主唱,1991年因艾滋病辞世。)影响那么大,,他似乎喜欢而且把玩那些从人群中而来的爱与赞美——那正是我赞赏与嫉妒的一切。 事实上我无法欺骗你们,无法欺骗你们中的任何一人。那对你对我都不公平。我能想起的最大罪恶便是欺骗人们,装模作样,做出一副我100%地快乐的样子。 有时候我似乎应当在出场之前有台打卡机。我尽了我全部的力量去喜欢这一切,我的确也喜欢。但这还不够。我喜欢这一事实,即我和我们乐队感染和款待了不少人。我太敏感了。我必须清度麻醉才能重获我在孩提时代曾有过的热情。在我们最后的三次巡演中,我对所结识的所有的人和我们音乐的歌迷都有了更多的欣赏,但我还是无法克服我对每个人都抱有挫折感、负罪感和同情。在我们所有人中都有善意,我就是太爱人们了!爱的太多以至于让我感到真的太他妈忧郁,一个略为忧郁的、敏感的、不领情的、双鱼座的耶稣式的人物! 我有一个女神般的妻子,她为理想和打动人而拼命努力,我还有个女儿,她让我回忆起我的很多过去,她对那些她遇到的人致以全部的爱和快乐的吻,因为每个人都那么好,而且不会对她有任何伤害。这也让我惊恐万分,以至于我只会瞠目结舌。我没法容忍那种想法,就是弗兰西丝将变成象我这样自我毁灭、走向绝路的摇滚歌手。 我快乐的拥有一切,非常快乐。我充满感激。可自打我7岁以来,我总的来说就对人类充满了仇视,仅仅因为人们似乎太过容易地友好相处,而且还会同情,同情!仅仅因为我觉得自己对人们有太多的爱与同情。从我那燃烧而令人欲呕的胃之深处感激你们所有的人,感激你们在过去岁月里所有的来信和关心。我是个太过反常和抑郁的小子!我已经没有任何激情了,所以要记住“与其苟延残喘,不如从容燃烧!” 和平,爱,同情。 Kurt Cobain Frances 和 Courtney, 我会伴你们到老 Courtney 请继续前行, 为了 Frances ,为了她的生活 没有我她的生活会快乐许多。我爱你们!爱你们!!
什么是DOGMA95 1995年,一个被称为“丹麦的恐怖小孩”的拉斯•冯•特里尔发出了Dogma 95宣言,在世界影坛掀起了一个Dogma 95电影运动。  一个初出茅庐的电影新人,一出道就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不仅使世界电影界为之一震,也使他国内的同行和师长感到惊奇。到底什么是Dogma 95?  丹麦王国地处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也许是由于这里过于漫长的寒冬,这里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严谨而朴实,甚至有些呆板。  回看历史,似乎这个国家的人们特别擅长写悲剧,就连安徒生的童话也是如此。这里的文学家和艺术家似乎都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为平民呐喊呼吁似乎成了他们义不容辞的使命。  丹麦的优秀电影人也具有同样的个性。1995年,几个从丹麦国家电影学院毕业不久的年轻电影人发起了一个名为Dogma 95的电影运动,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Dogma 95是什么意思呢?要想了解它,我们就先要认识这样两个人。  他叫拉斯•冯•特里尔,是Dogma 95宣言的起草人,1985年毕业于丹麦国家电影学院。他的很多电影作品,如《破浪》和《黑暗中德舞者》,多次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托马斯·文特博格是Dogma 95的另一位发起人。他1993年毕业于丹麦国家电影学院。在世界电影圈内,他的才华与他的形象有着同等的美名。严格按照dogma 95原则拍摄的第一部电影《Dogma 95—1》及《庆典》就出自他手。  他们两个人有着非常类似的背景,只是在年龄上相差了一轮。他们都毕业于这所丹麦国家电影学院。据他们的前辈和师长们介绍,在校时,两人都属于那种比较叛逆、比较标新立异的类型。  在访问丹麦电影学院时,所有电影学院的前辈都坚信:Dogma 95原则是源于该学院的教学。Dogma译成中文就是“规则”的意思。据了解,丹麦点影学院的教学有一个非常独特地方:在每个教学单元内,老师都要给学生们制定几条规则,学生必须在规定的范围和条件下完成作业。  这与Dogma 95原则非常类似。据了解,拉斯•冯•特里尔和托马斯·文特博格都很擅长在限定的范围内编出好故事。  1995年春天,这两个人起草了一个Dogma 95宣言,并且要求所有其追随者都必须发誓遵守这个规则。Dogma 95原则共有10条,将所有电影制作中附加的表现手段和特技删去。比如要求:完全使用自然音效、照明,场景;摄影机必须手提,绝对不能使用三脚架;电影的内容都不能是肤浅的动作片;反对流派电影等等。在宣言最后,他们还慷慨陈辞地说:“从今以后我们不再是艺术家,我们发誓要让我的作品再现真理。”  听上去,这些条款的确有点像学校里的教学单元,在当今电影科技如此先进发达的时代,要想完全放弃这些手段真有些不可思议,甚至在很多人看来不太可能。所以,当这个宣言刚发表的时候,丹麦电影界内一片哗然,没人对此认真对待。  但没过多久,这些笑声就平息了。虽然早在1996年,拉斯•冯•特里尔拍摄的《破浪》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运用了Dogma 95的拍摄原则。该片在法国戛纳电影节上倍受青睐,获得了当年的金棕榈大奖。严格按照Dogma 95原则拍摄的影片直到1998年才问世。这年,温特伯格的《Dogma 95—1》(《庆典》)和封·特里尔的《Dogma 95—2》(《白痴》)同时完成,双双入围当年的戛纳电影节,并双双获得评审团特殊大奖。立时间,人们开始对Dogma 95刮目相看。  托马斯·文特博格是位看上去有些许叛逆的电影人,说出的每句话都让你感受到他对电影执著的热忱。他对电影的态度是如此严肃,让你不能对电影有丝毫的亵渎。早在学生时代,他的电影天赋就已显露无疑,他在电影学院的毕业作品《最后一圈》曾获得多部国际奖项,还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短片提名。  从这部电影中你可以看到他以后作品的影子。Dogma 95电影看上去就像家庭录影带。摇摇晃晃的镜头,稍显昏暗的场景,面对的是没有化妆的演员。但不知为何,有种内在的力量吸引着你要看下去。尽管在看dogma 95电影时你可能感到有些头晕目眩,但从这粗糙的质感中渗透出的真实却沉重得令人无法承受。
附:克林顿时代副总统阿尔·戈尔为此书做的再版前言 前 言总统阿尔·戈尔   作为一位被选出来的政府官员,给《寂静的春天》作序有一种自卑的感觉,因为它是一座丰碑,它为思想的力量比政治家的力量更强大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1962年,当《寂静的春天》第一次出版时,公众政策中还没有“环境”这一款项。在一些城市,尤其是洛杉矶,烟雾已经成为一些事件的起因,虽然表面上看起来还没有对公众的健康构成太大的威胁。资源保护--环境主义的前身——在1960年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的辩论中就涉及到了,但只是目前才在有关国家公园和自然资源的法律条文中大量出现。过去,除了在一些很难看到的科技期刊中,事实上没有关于DDT及其他杀虫剂和化学药品的正在增长的、看不见的危险性的讨论。《寂静的春天》犹如旷野中的一声呐喊,用它深切的感受、全面的研究和雄辩的论点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如果没有这本书,环境运动也许会被延误很长时间,或者现在还没有开始。   本书的作者是一位研究鱼类和野生资源的海洋生物学家,所以,你也就不必为本书和它的作者受到从环境污染中获利的人的抵制而感到吃惊。大多数化工公司企图禁止《寂静的春天》的发行。当它的片段在《纽约人》中出现时,马上有一群人指责书的作者卡逊是歇斯底里的、极端的。即使现在,当向那些以环境为代价获取经济利益的人问起此类问题时,你依然能够听见这种谩骂(在1992年的竞选中我被贴上了“臭氧人” 的标签,当然,起这个名字不是为了赞扬,而我,则把它作为荣誉的象征,我晓得提出这些问题永远会激发凶猛的--有时是愚蠢的——反抗)。当这本书开始广为传颂时,反抗的力量曾是很可怕的。   对蕾切尔·卡逊的攻击绝对比得上当年出版《物种起源》时对达尔文的攻击。况且,卡逊是一位妇女,很多冷嘲热讽直接指向了她的性别,把她称作“歇斯底里的”。《时代》杂志甚至还指责她“煽情”。她被当做“大自然的女祭司”而摒弃了,她作为科学家的荣誉也被攻击,而对手们资助了那些预料会否定她的研究工作的宣传品。那完全是一场激烈的、有财政保障的反击战,不是对一位政治候选人,而是针对一本书和它的作者。   卡逊在论战中具有两个决定性的力量:尊重事实和非凡的个人勇气。她反复地推敲过《寂静的春天》中的每一段话。现实已经证明,她的警言是言简意赅的。她的勇气、她的远见卓识,已经远远超过了她要动摇那些牢固的,获利颇丰的产业的意愿。当写作《寂静的春天》的时候,她强忍着切除乳房的痛苦,同时还接受着放射治疗。书出版两年后,她逝世于乳腺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的研究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疾病与有毒化学品的暴露有着必然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卡逊确确实实是在为她的生命而写作。   在她的著作中,她还反对科学革命早期遗留下来的陈腐观念。人(当然是指人类中的男性)是万物的中心和主宰者,科学史就是男人的统治史——最终,达到了一个近乎绝对的状态。当一位妇女敢于向传统挑战的时候,它的杰出护卫者之一罗伯特·怀特·史帝文斯语气傲慢、离奇有如地球扁平理论那样地回答说:“争论的关键主要在于卡逊坚持自然的平衡是人类生存的主要力量。然而,当代化学家、生物学家和科学家坚信人类正稳稳地控制着大自然。”   正是今日眼光所看出的这种世界观的荒谬性,表明了许多年前卡逊的观点多么地具有革命性。来自获利的企业集团的谴责是可以估计到的,但是甚至美国医学协会也站在了化工公司一边。而且,发现DDT的杀虫性的人还获得了诺贝尔奖。   但《寂静的春天》不可能被窒息,虽然它提出的问题不能马上解决,但这本书本身受到了人民大众的热烈欢迎和广泛支持。顺便提及一下,卡逊已经靠以前的两本畅销书得到了经济上的自立和公众的信誉,它们是《我们周围的海》和《海的边缘》。如果《寂静的春天》早十年出版,它定会很寂静,在这十年中,美国人对环境问题有了心理准备,听说或注意到过书中提到的信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位妇女是与这场运动一起到来的。
附:克林顿时代副总统阿尔·戈尔对此书的书评 作为一位被选出来的政府官员,给《寂静的春天》作序有一种自卑的感觉,因为它是一座丰碑,它为思想的力量比政治家的力量更强大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1962年,当《寂静的春天》第一次出版时,公众政策中还没有“环境”这一款项。在一些城市,尤其是洛杉矶,烟雾已经成为一些事件的起因,虽然表面上看起来还没有对公众的健康构成太大的威胁。资源保护--环境主义的前身——在1960年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的辩论中就涉及到了,但只是目前才在有关国家公园和自然资源的法律条文中大量出现。过去,除了在一些很难看到的科技期刊中,事实上没有关于DDT及其他杀虫剂和化学药品的正在增长的、看不见的危险性的讨论。《寂静的春天》犹如旷野中的一声呐喊,用它深切的感受、全面的研究和雄辩的论点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如果没有这本书,环境运动也许会被延误很长时间,或者现在还没有开始。   本书的作者是一位研究鱼类和野生资源的海洋生物学家,所以,你也就不必为本书和它的作者受到从环境污染中获利的人的抵制而感到吃惊。大多数化工公司企图禁止《寂静的春天》的发行。当它的片段在《纽约人》中出现时,马上有一群人指责书的作者卡逊是歇斯底里的、极端的。即使现在,当向那些以环境为代价获取经济利益的人问起此类问题时,你依然能够听见这种谩骂(在1992年的竞选中我被贴上了“臭氧人” 的标签,当然,起这个名字不是为了赞扬,而我,则把它作为荣誉的象征,我晓得提出这些问题永远会激发凶猛的--有时是愚蠢的——反抗)。当这本书开始广为传颂时,反抗的力量曾是很可怕的。   对蕾切尔·卡逊的攻击绝对比得上当年出版《物种起源》时对达尔文的攻击。况且,卡逊是一位妇女,很多冷嘲热讽直接指向了她的性别,把她称作“歇斯底里的”。《时代》杂志甚至还指责她“煽情”。她被当做“大自然的女祭司”而摒弃了,她作为科学家的荣誉也被攻击,而对手们资助了那些预料会否定她的研究工作的宣传品。那完全是一场激烈的、有财政保障的反击战,不是对一位政治候选人,而是针对一本书和它的作者。   卡逊在论战中具有两个决定性的力量:尊重事实和非凡的个人勇气。她反复地推敲过《寂静的春天》中的每一段话。现实已经证明,她的警言是言简意赅的。她的勇气、她的远见卓识,已经远远超过了她要动摇那些牢固的,获利颇丰的产业的意愿。当写作《寂静的春天》的时候,她强忍着切除乳房的痛苦,同时还接受着放射治疗。书出版两年后,她逝世于乳腺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的研究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疾病与有毒化学品的暴露有着必然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卡逊确确实实是在为她的生命而写作。   在她的著作中,她还反对科学革命早期遗留下来的陈腐观念。人(当然是指人类中的男性)是万物的中心和主宰者,科学史就是男人的统治史——最终,达到了一个近乎绝对的状态。当一位妇女敢于向传统挑战的时候,它的杰出护卫者之一罗伯特·怀特·史帝文斯语气傲慢、离奇有如地球扁平理论那样地回答说:“争论的关键主要在于卡逊坚持自然的平衡是人类生存的主要力量。然而,当代化学家、生物学家和科学家坚信人类正稳稳地控制着大自然。”   正是今日眼光所看出的这种世界观的荒谬性,表明了许多年前卡逊的观点多么地具有革命性。来自获利的企业集团的谴责是可以估计到的,但是甚至美国医学协会也站在了化工公司一边。而且,发现DDT的杀虫性的人还获得了诺贝尔奖。   但《寂静的春天》不可能被窒息,虽然它提出的问题不能马上解决,但这本书本身受到了人民大众的热烈欢迎和广泛支持。顺便提及一下,卡逊已经靠以前的两本畅销书得到了经济上的自立和公众的信誉,它们是《我们周围的海》和《海的边缘》。如果《寂静的春天》早十年出版,它定会很寂静,在这十年中,美国人对环境问题有了心理准备,听说或注意到过书中提到的信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位妇女是与这场运动一起到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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